目前的语文课本均由若干不同文体的范文及相关知识短文构成。语文教学,就是要求学生通过对形形色色的课文加以分析、理解、感悟,从而达到提高语文运用能力的目的。许多教师为了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对课堂教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获得了一定的收效。然而,更多的教师却只是依着感觉给学生增加一些诵读课文的时间,抑或是变过去的“串讲”为“串问”,以此来显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学生们则或者面对一篇新课文无从措手,或者面对被一个教师“分析”得支离破碎的课文而趣味索然。因此,宏观地整体性地把握语文教学,正确引导学生自主读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让学生能够自主读书,关键在于探寻讲授语文课文的突破口,即选择学生与教材之间的契合点。而这一个“点”应具备将课文总领起来,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兴趣的作用,就如同磨砺一把万能的钥匙,去开启万锁千门。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千古名篇,千年悲怆,可圈可点,可讲可评之处触目即是。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沉入诗境中,抒发怀古之幽想,评述悼今之感慨,或许学生们也能情驰神往,但是,却并非符合教学要求,也会耗费过多的课时。那么,选择怎样一个突破点,能使学生进入学习课文的最佳状态呢?笔者认为应该选择那个“别”字,因为全诗都是围绕一个分别的“别”字展开情节的。刘兰芝是清醒地同相恋的爱人、相依的亲人,最后同她所挚爱的生活告别,去完善心中一个美好的梦;焦仲卿是先由朦胧而后明白地同家庭、家人和人世缓缓告别,去追求同爱妻的长久相聚。课堂上可先用“别”字让学生理清线索,继而通过“别”字分析男女主人公对待聚散的不同态度,再围绕这个“别”字,去体会“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举手长劳劳,两情同依依”以及“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家别—路别—死别的深层意蕴。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去理解导致这一对青年人不得不别的原因,去认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如此,篇幅尽管庞大,寓意尽管丰富,但只要选好了突破点,教材在学生眼里也就变得易学易解了。
选择“突破点”,实际上是设置高质量的问题,让学生带着这些既能统辖全文,又能激发起兴趣的问题去自主读书,让他们感受到学有所获的欣慰。一篇课文,可设置的问题很多,教师的作用就是要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基础上,依据学生的实际选择最佳突破点。如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几十年来,曾使多少尊师辩客着书立说已难尽数,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而从语文教学的角度说,可供选择作为突破点的地方确实太多了,可从孔乙己的名字入手,亦可从孔乙己的“好喝懒做”入手,还可从众人对孔乙己的嘲笑入手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最佳的突破点。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注意到了孔乙己的“手”很有代表意义,于是,上课伊始,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孔乙己的手都有什么作用?”让学生带着这一问题,仔细阅读课文。学生们在阅读的基础上,大都能顺利归纳出,孔乙己的手是“代人抄书的手”,是“偷东西的手”,是“端酒的手”,是“摸钱的手”,是“蘸酒写字的手”,是“代脚‘走’路的手”……在学生逐步回答的基础上,教师要即时帮助他们理清线索,正确排序,以此牵引全文。然后,再与学生共同讨论孔乙己的手的作用及其本身的深刻含义。通过阅读和讨论,学生渐次明白,孔乙己既是文人,却从不独立创作,而是把知识用在混日子方面——“代人抄书”、偷东西、炫耀学识(写“回”字)。如此一个不务正业、好酒恶劳的人是注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在其腿被打折之后,他的“手”的作用可谓利用到了极致,即“代脚‘走’路”。作品讨论分析到这里,学生们大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像孔乙己这样的人“不配有好命运”,他注定要在社会中被淘汰。
在对小说的基本情节、人物性格和命运有了初步掌握之后,便可以选择第二个突破点:“造成孔乙己悲剧的原因是什么?”进而引导学生深入讨论。这次引导,要着重提示小说的社会环境和作者创作时的写作背景。故事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新旧交替并新旧交错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开始接触到新的思想,更多的人(贫苦人)懂得以自己勤奋的劳动求得生存的道理。而孔乙己却死抱着旧有的思维,沉溺于自己虚构的“唯我独优”的晕圈里,既嫌怨劳动,又嗜好酒食,对社会的发展,人事的变迁浑然不察,最终成为生活的落伍者。更可悲的是他明知自己远离了社会,却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蔑视社会,不去利用自身的诸如身材魁梧、擅长写字、有点文化等条件去求生存,而是甘于做一个社会的寄生虫。学生们在讨论中渐次明白了这一切,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懂得了:是新旧不可调合的社会矛盾和孔乙己的性格缺陷构成了他的悲剧。由此也可以见出,正是那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成为《孔乙己》这篇课文的突破点,使得教与学能够巧妙地契合,和谐地演进,顺利地实现教学目标。
针对课文设计问题,要注意结合课文体裁类型来探寻、设计突破点。说明文要注意其趣味,记叙文要理清其线索,议论文要沿着思路去领会其哲理,而散文则要置身文中体察其情感。忽略了文体特点,不但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兴趣,而且还将混淆语文教学的基本要求。如说明文《看云识天气》,只需抓“看”和“识”两个字,让学生通过诵读课文弄明白看什么形态的云,识怎样的天气变化,在学懂课文的同时,丰富一些气象知识。《猎户》一文,只着一个“访”字,便已理清了全文线索,而围绕这一线索或明或隐,或详或略,或可见可摹,或仅闻仅忆的三位不同年龄、活跃于不同年代的猎人便也赫然显现。这时,他们作为“这一个”也许并不重要,学生们所感觉到的应该是“猎户”这个豪放、勇猛、技艺高超且疾恶如仇的群体。再如议论文《论积贮疏》,重点要放在理清思路方面。课文共三个自然段,一段一个意思,先说存贮粮食的重要性,次讲缺乏粮食的危害性,再谈怎样促进粮食生产和增加储备。顺着这种层进式的思路,我们既领略到贾谊透过“文景盛世”而看到危机潜伏的远见卓识,亦可体察到作者忠君直谏、爱国忧民的情怀。学习散文当然要营造境界,置身其间,体味作者独运的匠心。《听潮》《黄山记》自不待言,就拿峻青的《雄关赋》来看,面对着那耸立在“万里长城的脖颈之上,高峰沧海的水山之间,进出锦西走廊的咽喉之地”的山海关,只需让学生去触摸“作者贯穿全文的是怎样一种情思”,便能感觉到作者童年时对山海关所萌发的那种庄严肃穆、慷慨激昂的情怀,以及解放后对雄关的思慕与向往,乃至亲临雄关的畅快和遐想。受作者这种饱满的爱国激情的感染,学生们自然而然能增强“对社会主义,对革命事业,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坚贞不渝的信念”。
语文教学本应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而以往的失误全在于执教者不甘于放手让学生自己较独立地解难释疑,他们似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口才或肢解文章的功夫,往往把一篇完整的文章剪裁成残绢碎帛,难以给人一个完整的美感。“串讲”实不可取,“串问”亦多弊端。一堂课中设计问题过多,难免流于浅陋和滥造。教与学的完美契合,关键在于所设计的问题宜精而不在多,宜聚而不在散。鲁迅先生的《祝福》是篇较长的作品,如要面面俱到,将教学目的与要求定得太庞杂,没有五个课时是完成不了的。而若根据单元教学要求和本课特点,只需设计两个问题,全篇重点已成掌中家珍。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说祥林嫂是个最不幸的女人?”由此理清她的身世、处境和遭遇——丧父、丧夫、丧子,被婆婆卖,遭大伯遣,受鲁家怨,遇乡邻戏,逢柳妈吓……凡此种种,涵容了一个旧中国的女人所能遇到的所有不幸。在此基础上,便可提出第二个问题:“是谁害死了祥林嫂?”通过讨论,学生们亦能懂得:杀害祥林嫂的决非某个人,而是整个封建制度和由这个陈腐温床繁衍出来的一切畸形的思想。这样一来,教师不必讲得太多,也不必问得太多,完全打破了以教师为中心,以讲台为聚焦的模式,课堂教学自能活泼、生动起来。
探寻教与学的契合点,以高质量的问题提领课文的诵读、分析和理解,并不局限在单篇课文的教学中,我们完全可以依照单元教学的特点,宏观地把握语文教学,在较大范围内选择最佳突破口,以期解决一个单元乃至一类文体众多篇目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如高中第五册课本第一单元是个文学评论单元,三篇课文尽管有的从某部作品着眼写人物和结构,有的从某种文学现象漫议其发展及规律,有的从几首小诗着意谈情节和语言,但是,它们在内在结构上却都有一个述—析—评的关系问题,从这方面设题,便可一石三鸟,较理性地把握文学评论的写法和要求。高中第三册有两个小说单元,古今中外,节选单篇,不一而足,而它们中间的一些篇目如《祝福》《药》《守财奴》《母亲》《夜》和《一碗阳春面》等,都在一定层次上反映了两代人的情感依托和交往经历。抓住这一共同点,设置有关两代人如何交往方面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探寻两代人诸多交往中的不同点,那么,洋洋万言的小说便云集在学生的胸中,供其评点、比较,而最终归附到自己的座标上。祥林嫂视阿毛为太阳,而一旦失去便周身寒彻;华氏夫妻视小栓为命根子,愚昧、落后中反送了娇儿性命;夏瑜的宏愿与母亲都无法沟通,以致母亲为他上坟时羞见外人;老葛朗台一生只为占有金钱,瞒与骗是他向欧也妮表露出的父爱;巴维尔是母亲的骄傲,妮洛芙娜甘愿为儿子所从事的事业赴汤蹈火;老妇人理解了女儿、女婿的抗争,抚养遗孤以表对革命的支持;北海亭面馆里出现的母子三人,相亲相濡,互勉互助,谱写出一曲人生的奋斗歌。如果充分利用上述切入点开展比较阅读,这些散金碎玉般的篇目便得以重新组合,进而连缀成精美的整体了。
最佳的教学契合点的确像一把万能的钥匙,而我们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这把磨砺出来的钥匙更神奇、更珍贵。语文教学是最不能囿于某种固有的模式的,尤其是在当今应试教育还在很大程度上侵害着莘莘学子的健康和兴趣时,如果我们教师不能改变旧有的讲课观念,不能高屋建瓴般地把握教材,不能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还给学生,那么,任何形式的教学都将是没有出路的。
中学语文教学京1~3G31中学语文教学薛强19981998湖北荆门石化总厂教育处 薛强 作者:中学语文教学京1~3G31中学语文教学薛强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5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