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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作文的“雷同”与目前作文教学中存在的思想教育任务有密切的关系。我试图从文化现代化变迁的角度对思想教育背景下的作文教学进行反思和分析。
　　　　雷同的写作
　　目前学生写作出现的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雷同，学生在作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一律，结构相似，甚至语言本身都没有多大的差别，而且多少年来这种情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以至于每年高考阅卷后的作文情况通报本身也都有些雷同。
　　从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深刻地看到人们不仅仅在作文，更是在有意无意地“汇报”自己所受到的“思想教育”的成绩，尤其是在表明政治上或者道德上的立场、态度等。人们并不单纯地为提高写作水平而进行作文教学的“教”和“学”，人们更是在为贯彻思想教育的要求而进行作文的“教”与“学”，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在作文中育人”或者被称为“将思想教育渗透在作文教学中”。
　　　　具有教育性的写作
　　写作从来就不单纯是写作能力的培养或者单纯的技术训练，而是历来被看作有“教育性”的活动。所谓“教育性”就是在写作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特定思想内容的教育，这也是语文教学中思想教育的组成部分。
　　中国自古及今都很强调写所谓的“道德文章”，延伸到作文教学中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要求学生在作文产品中将其表达出来，再进一步地以此来判断学生是否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综观我们若干年来作文教学研究中关于“作文教育性”的论述，一直就停留在“主张”和“如何实行这一主张”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审视”过思想教育要求对于学生写作能力的影响问题。
　　事实上，要研究这一问题，局限于作文教学本身的研究范畴是不能揭示问题症结所在的，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到更为广阔的研究背景中去，必须把“作文”与写作文的人，与某一具体的社会文化对于其中的“人”（写作者）的规范联系在一起考虑。如果说过去我们习惯于按照既定的视角看待作文并构建作文教学理论和从事作文教学实践，很少或者不能对“作文何以成为可能”的“文化前提”进行研究和反思，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研究和反思“作文何以成为可能”的“文化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合该文化关于“人”的规范要求的作文教学理论。因为语文（包括作文）具有特殊的文化品质，通过“文化视角”来看看我们过去的作文以及作文教学就是一个适宜的角度。在这里，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写作教学的教育性问题，也就是作文教学中思想教育问题。
　　在作文教学中，思想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该文化中规范特征的部分和被先定为正确的“思想”。在语文教学（包括写作教学）中所进行的这种“思想教育”，从文化角度来看，是社会对未完全社会化成员进行教化、规劝、训诫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教育对人实施精神上的影响、控制，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的一种手段。这种思想教育使得接受该教育的人能相对地分享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并且通过这种“思想教育”使得生活在该文化中的人有精神上的归宿感和依赖感，从而维护了社会现有的秩序和稳定，保证社会有序地生存和发展。任何文化、任何文化阶段都需要这种“思想教育”。事实上，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试图通过母语教学将学生纳入到社会生活规范中去，而能够进入教科书和课堂里的“思想”，是经过社会主导力量精心选择的，那些符合统治要求的被选中，另外一些则被闲置和批判。这些思想往往被表述为真理，被认为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反映。如此说来，思想教育问题在文化中也是一个社会控制的问题。任何文化都要通过国家机器以及风俗、习惯和道德教诲等方式将个人的行为、言语纳入社会模式中去，借以维护社会存在和发展。教育就是有效的、通行的社会控制形式之一。语文教学因为其特殊的文化品质，从来是社会控制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语文教学理论话语中，这种“社会控制”是以“思想教育”或者“教育性”来指称的。
　　一般说来，写作教学具有教育性是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具有普适特点。但是，在具体文化环境中，人们通过写作教学所进行的思想教育的目的、具体内容以及实施方式都是有所指的。简单地说，在中古文化环境中以“代圣人立言”为主要标志，到现代文化环境中就是“吾手写吾心”，以“创造”为终极指向。这也就是说写作教学与思想教育的关系是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化的。一方面，在中国文化向世俗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教育的分科体系的确立，使写作教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独特的任务，叶圣陶说：“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事实上，思想教育是属于道德、政治信念等文化规范特征的部分，与旨在培养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写作教学是两个领域的内容。把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过程变成思想教育的过程，应当说是前现代社会的通行做法，在文化向世俗化方向发展的环境中，仍旧这么做，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思考的非理性的传统跟随行为，也与文化发展的实际不相一致。最直接地说，就是写作教学培养言语表达能力的目的根本不能达到。若干年来的作文教学成绩可以为之证明。另外一方面，写作教学的本身又具有天然的“教育性”，或者说具有“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文化环境里以培养写作能力为目的写作教学中，这种教育性是定位在其附带功能上的，而且思想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与过去一元化的、同质的思想教育迥然不同。
　　　　思想教育与雷同化写作
　　在写作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应该说比语文教学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环节都来得严格和隐蔽。我认为，这对学生作文能力培养的影响也最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目前这种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的要求使得学生作文出现雷同化倾向。
　　现实当中，人们常常特别强调作文内容和主题的“积极健康”，并把它作为作文最重要的规定，也是作文考核的第一条标准；从具体的写作过程来说，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写作指导中把“审题”作为写作第一道关键性的程序，因为所谓“审题”事实上就是对命题者思想要求、价值取向的揣摩，从而保证自己的写作与命题者既定的“思想”要求保持同步，这与古人写作“代圣人立言”首先要把握圣人之“道”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为社会对于它的成员的“思想”进行控制的手段了，所以学生作文最怕“跑题”。在这样的作文教学中，“教”就是将已经规定好的“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从而通过写作教学将预定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政治思想内化到社会成员的言行中，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学”就是将已经规定好的“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等外在要求内化的过程。
　　在作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这是中古文化形态社会（圣化社会）的通行做法，因为在中古形态的社会中，作文的目的在于“教化”，在于“代圣人立言”。过分强调“思想感情积极健康”的作文教学，在本质上与“代圣人立言”的作文教学没有差别，也是泯灭“小我”成为“代社会立言”的“大我”的实践过程。目前学生普遍“不喜欢学语文，害怕写作文”，其实就是对这种一元化、同质“思想”和负载这种一元化、同质“思想”载体文字以及试图通过语文教学培养这种思想“复制能力”的厌倦，在这样的作文教学中求创造性的作品，无疑是痴人说梦。这也就是圣化社会的情形，也可以说是圣化社会的常态，现在中国社会文化向世俗化变迁，个体权益和世俗情怀受到尊重，人存在的差异性得到强调，个性成为文化追求的品质，再让大家用不同的头脑来想一样的东西，按一样的程序思想已不可能；如果一定要如此，大家就只有编造相同的假话、空话、套话来应付。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小学生作文就是应付的产物。
　　可以这么说，学生写作中这种或者出于真心或者出于编造的“雷同”和“一律”现象，也是国家对人才的政治方面的简单、一元的要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自建国以来，国家为所有的成员设计的思想是“红”，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有所变化，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一元的、取向单一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没有什么不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对于人才的总体设计才有了变化，但是在教育尤其语文教育中，这种变化并没有体现出来，语文教学仍旧在旧有的轨道上因循前行。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多元、思想多元的时期，还想将一元的思想通过写作教学涵化到学生的言行中去，那么就会搞不下去，就会有不满和批评，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之声甚至达到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最激烈的程度，所谓“误尽苍生是语文”。
　　写作教学中的这种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作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学生作文能力的培养也就只能停留在空喊口号之中了。如果对此缺乏认识，则对于大家辛辛苦苦教作文而结果作文总是没有成绩这一现象只有困惑不解了。事实上，一方面，写作教学中的思想教育（是整个社会思想教育的组成部分）在培养具有一样、单一、同质思想的人，另一方面却要求具有一样、单一、同质思想的人（“千人一面”）写出不是“千篇一律”的文章，岂不正是自相矛盾。所以，我认为：学生作文雷同化的根源在于这种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的过度要求，在于思想教育对写作教学的控制、压制、利用、改造和遮蔽。
　　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个小小的声明：我并不反对在作文教学中让学生受到思想教育以及“做人”的熏陶。但是我反对在作文教学中以“思想教育”“做人”的名义来规定学生“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借以达到涵化社会规范的目的，而忘记了作文教学本身目的在于培养言语表达的能力。
教师之友南昌G31中学语文教与学唐锋卢20032003 作者：教师之友南昌G31中学语文教与学唐锋卢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0: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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