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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新课程改革运动。这场课程改革主要是通过制定全国性和各地方的课程标准来引导全国中小学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促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就对中小学教育质量严重下滑现状深表担忧。当时，美国教育部曾组织一个“教育质量委员会”，对全国境内的中小学教育现状作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研究。随后发表的题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指出：在日常读、写、理解的最简单的测验中，其中2300万美国成年人是半文盲。全美17岁青年中大约有13％可以视为半文盲。在少数民族青年中，这一比例高达40％。另一项调查也表明，80年代美国社会大概有1400万成年人不能用任何一种语言有效从事阅读和写作。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在他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报告中声称：今天，将近70％的城区四年级学生在国家测验中未达到基本的阅读水平。他告诫全国人民说：“我们国家正在逐渐地被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阅读能力，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一个‘国家’的公民心怀理想，而另一个‘国家’的国民则没有理想。”于是，课程改革运动便应运而生。以语文学科为例，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建议性的全国性语文学科的标准已经出台；各州级课程标准修订正在加紧进行。在新课程标准运动中，美国50个州的语文课程标准至少已经完成一轮修订，其中多数州近年已完成二次修订工作。
　　课程标准修订热度的攀升，引发了对课程标准的解读及实施热潮。于是针对课程标准的众多理论研究纷起，有关修订标准的实践意义更是探讨的热点。通过制定及推广新课程标准，各州开始以全国及州课程标准为参照，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致力于语文教育质量的提高。托马斯B.福德海姆基金会（Taomas B.Fordham Foundation）统计指出，在全国教育进展评估委员会（NAEP）调查中，近十个州的学生阅读熟练程度有较显着的进步，其语文课程标准均超过考察标准的平均水平。[1]
　　课程标准是有关课程的规约，它是衡量课程质量的重要标尺。就美国语文课程而言，各州所制定的标准既有很大差异，其形式又多样。大致地说，全美课程标准可分为两类：一类明确列出内容标准，以内容标准（content standards）为指导，采用课程框架（curriculum framework）予以详述，如加州、新泽西州。此课程标准特点如下：采用课堂实例讲解方式，提供详细教学策略，将内容标准的含义分化为具体的学习预期结果；另一种通过表现性目标列出各年级语文发展水平，以提纲式或列表式呈现。该模式的特点在于结构简洁、清晰。相比而言，前者实例解析虽有利于标准解读及实施，但所提供的范例易造成教师思维定式，受模式限制，而后者赋予教师诠释标准的宽阔空间，但不利于操作。
　　课程标准的具体形式虽各异，但基本构成主要包括听、说、读、写和实际运用能力。听说读写基础能力是构成语文素养的基本元素。至于实际运用能力，有些州的课程标准将其独立于听说读写能力之外予以强调，有些则融其于四项基础能力中综合描述。当然，不同州的课程标准关于实际能力的阐述不尽相同。综合而言，批判能力和创造性等在各州语文课程标准中高频出现，在语文课程标准中还出现信息能力、媒体素养等。如新泽西的语言艺术素养标准规定，所有学生都应学会观看、解读和应用非文本视觉信息。[2] 此外，有些州的课程标准还涉及选修课程内容以及针对特殊群体的适应性措施等等。密西西比州教育部门可谓独具匠心，开设了开发阅读、媒体新闻入门、媒体实践（上中下）、密西西比作家等特有选修课程，并在标准中加以详尽说明。
　　课程标准是课程实施的前提保障，符合什么标准的课程标准可以称为优质标准？美国教育部门并未就此做出统一规定。不同组织，如福德海姆基金会、美国教师联盟、基础教育委员会等都有各自的标准。[3] 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共识，强调标准语言表达清晰、标准组织方式及结构明了；标准要求具体，富有针对性；可测量、可管理等等。总体而言，所有标准偏向于从科学严谨角度对课程标准加以要求。
　　上述的评判标准多就所有学科而言，不具有针对性。具体到语文课程来说，它除符合上述普遍标准外，还应体现民族特征、学科特性和时代特色。这与语文课程的自身特点紧密相关。因为语文是民族的共有的记忆，是传递给后代的民族文化精华，是个体自咿呀学语便浸染其中并受其文化内核影响的文化载体。其次，语文是一门人文学科。文化和文明是人文学科的两个根本层面，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能力的规定应体现时代文化进步、科学文明发展的意蕴和价值。
　　二
　　（一）民主文化：语文课程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
　　美国语文课程标准的多元化体现在课程标准制定主体和课程适应对象的多样性上。由于美国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教育行政管理权力主要分属各州政府，因而美国历来无全国性课程标准。课程主体为各州教育部门，许多教育委员会或协会机构参与标准制定部分内容。随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行，美国政府通过《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全国性课程标准制定条件逐渐成熟。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目标的多层次化加速了课程主体的多元化进程。1991年全国教育目的的正式提出，迫切要求相应的全国性课程标准。1996年，全国英语教师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联合制定英语课程的全国性标准——《英语语言艺术的标准》。[4] 课程主体从单一的州教育部门转变为州教育部门与教育委员会或协会并存，教育委员会完成了协助角色到独立者的转变。课程制定参与群体的扩大折射出美国民族的民主文化。民主意味着相对意义上的人人参与。课程主体从政府部门扩大至非官方组织，民主意识进一步深化，民主的触角延伸至政府部门之外。当然，民主还意味着执行标准的自主性。全国性课程标准是指导性而不是指令性的文件，各州教育部门、各学区可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
　　美国语文课程标准呈现多元化还源于其种族多样性。美国被称为世界的“民族熔炉”，国民中有来自世界各地区及民族的移民。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估算，2000年学校的少数族群学生数量为30％，2001年增加到38％，2002年为46％，且增长速率仍在加大。此类移民学生大部分进入美国学校时，已经习惯于原母语的思维方式。他们迥异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个人学习风格，需要学校教育提供适应性条件。许多课程标准将适应英语不纯熟的移民学生作为重要内容。如新泽西州英语课程标准第七章第二部分提供了针对英语能力有限的移民学生的教学策略：了解学生文化背景，保证课堂内容文化和语言的适宜度；根据教学需要以学生个人兴趣和文化为基点分小组活动；活动或提问前，给与清晰、简短的指示；教授复杂学习任务时，提供“脚手架”支持；必要时使用学生母语作解释；提供双语教学材料等等。[5] 课程标准适应对象的多样性是美国民主文化的另一个体现。民主是延伸至政府之外的民主，更是面向全体的民主。面向全体的平等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国历来崇尚民主，从其英语课程标准中也可窥见一斑。“全体”学生应包括准备进入大学的学生、以就业为导向的学生、身具禀赋的学生、学习困难生、母语非英语的学生以及残疾学生。加州2007年英语课程标准对“全体”进行完整阐释，该标准独辟一张详细说明针对不同类型学生的教学策略和计划。[6]
　　（二）媒体素养：作为语文课程学习与生活批判的必要工具
　　美国语文课程标准充分体现课程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以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为基点，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不过，在媒体文化发达的美国，语文的课程标准对语文语言运用能力提出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媒体能力。媒体，又译媒介，最早由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距今仅短短数十载。然而作为个体交流、文化传播的工具的媒介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时产生。媒介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前印刷时代、印刷时代和后印刷时代。前印刷时代，文化传播主要依靠面对面的口头交流、文字记载等方式；印刷时代文化传播依靠文学及文本，它大大扩大了传播的范围；电子媒介的出现宣告了后印刷时代的来临，非线性信息处理方式逐渐替代线性文本阅读。媒介时代，文本以“能指”符号的书面形式呈现，舍弃了“所指”的内涵，舍弃了字符的读音。文本字符，尤其是英语等非象形文字，最大限度地抹平了能指与所指的空间痕迹。[7] 广播、电视、电影及因特网等电子媒介以声音、图像或声像混融的方式替代单纯的文字呈现，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甚至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换言之，媒体文化的诞生，对人们的文化观念、固有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媒体文化是诸种媒介系统的组合：从报纸杂志等文本媒体，唱片、广播、录音机等声音传播媒介，一直到包括居于媒体文化中心的电视在内的声像媒介。复杂多样的信息媒介载体创造出媒体文化环境，生存于信息充斥的社会的现代人类时刻面临识别信息、解读信息以及信息价值判断的困境，人类的媒体素养受到挑战。
　　美国各州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培养学生的媒体素养作为重要内容。各州标准对媒体素养的称谓各异，如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解读能力（viewing）或视觉交流能力（visual communication）等。如阿肯色州于2003年修订的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框架对各年级的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明确要求如下：学生必须熟悉媒体，并视之为一种交流模式。此项媒体能力的标准下另有三条具体标准：（1）利用媒体获取信息增进理解；（2）将媒体作为个人回应和表现的方式；（3）利用媒体作批判性分析和评价。标准对9—12年级的学生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还必须具备分析媒体的能力；在分析的基础上对媒体可信度进行评价。[8] 又如1998年新泽西语言艺术素养课程框架将解读能力（viewing）与听、说、读、写四项能力并列，并详细列出其累积性进步指标：调动听说读写辅助解读；从各种媒体中析取信息；指出不同媒体形式的区别及其对交流的影响等等。[9]
　　美国媒体素养教育的课程实施形式多样。以独立程度为区分线，媒体素养教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其他课程的一部分，比如语文课程中的报纸出版发行、年鉴编辑出版、新闻媒体入门及实践、摄影等课程；另一类为独立媒体素养教育课程，比如爱阿华市东南初中设置的媒体素养教育选修科目：（1）摄影：教学生使用相机、冲洗胶卷、印照片；摄影取景；书写摄影报告；拍摄电视节目。（2）电脑：让学生初步了解电脑，学会使用电脑。主要内容是：电脑的历史，电脑职业，电脑的类型，制图法，文字加工，道德问题，数据处理，基本程序。（3）传播工具：教给学生有关电影、广播、印刷工具的基本原理，着重培养口头和书面表达的技能，要求学生习作和表演多种电视和广播电台的节目。主要学习内容有，写作，说话，无线电广播，报纸，杂志，电视。[10] 也可将媒体素养教育分为“媒体研究”（media study）和“媒体制作”（media doing）两种形式。前者让学生阅读文本、观看电子媒介而后对其分析解读，而后者让学生通过实践操作了解各种媒体的本质特征。
　　对学生而言，媒体文化意味着生活和学习环境中媒体渗入的深化。媒体的高渗入及“媒体即信息”的本质对学生的能力提出新挑战。鉴于近几十年来儿童媒体环境的剧变，欧洲学者组织了一项比较研究，探讨分析12个欧洲国家及以色列的儿童在家庭生活、学校学习和社会交流中的媒体使用情况。研究表明，新旧媒体的各国家庭占有率各不相同。各国的电视、录像机等旧式媒体的占有率几乎相同，90％以上家庭拥有电视，70％—90％拥有录像机。相对而言，个人电脑、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拥有率在各国间区别甚大。最高为八至九成，而最低的国家只有37％覆盖率。尽管各国媒体使用情况大相径庭，总体上当代儿童的接触媒体机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国的媒体使用平均值便是有力证据：电视、书籍、杂志、电子游戏、报纸、漫画、个人电脑、网络等媒体的使用平均值分别为99％、79％、78％、74％、67％、63％、60％、32％。[11] 笔者手头没有美国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家庭媒体占有率可能不会低于欧洲国家。可以说，信息时代，媒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体即信息”，这意味着全新的环境创造出来了。电子时代学校的学习环境是靠分类的信息组织起来的。[12] 再者，媒体可以作为学习内容的载体、学习的内容，甚至学生表现学习结果的工具。因此，对学校而言，培养学生的媒体能力势在必行。
　　（三）消费文化与语文课程话语及结构的转换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日常生活”便是消费地点。他还认为，消费社会是财富生产和关系加速生产的社会，而后一方面才是它的特点。[13] 这种社会形态生产的是“消费关系”，人从而丧失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丰满关系，甚至成为全面异化的膜拜商品的信徒。当然，财富积累是消费社会的物质基础，但是商品和消费逻辑超越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
　　商品化是社会话语秩序的殖民化。教育话语实践了商品化，尤其是课程标准或框架的商品化的两个变化体现：词汇和文本类型。[14] 消费文化使商品化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教育领域，包括课程标准也不例外。在课程标准的制定上，其话语充满着商品化。它首先表现在其技能话语支配着课程标准。技能词汇不单指“技能”（skill）一词，还包括相关的语词表达。如2006年密西西比州语言艺术课程标准中高频出现的“能力”（competence）和“目标”（objective）。标准引言将“能力”定义为“文件要求必须传授给所有学生的技能内容”，认为“目标”指代“使能力实现的技能”。[15] 技能词汇高频出现在教育领域，可视为消费社会文化的缩影。马克思称人为工业背景下的“手”。作为机器化、商品化的人，学习者的技能是“人”商品的功能表征。迎合社会需求而生的新旧技能要求，不论基本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还是新媒体素养，都是尽可能为雇佣“人”——具体化的劳动力——的公司、单位等消费者服务。机器大生产令人异化成“机器”，而消费社会中人的物化程度加深，降格为可消费的“商品”。
　　教育话语商品化还涉及文类问题，即语文课程中文本类型的增生。新闻广告文类的增生深化了教育话语商品化。美国语文课程被新闻广告文类殖民化现象十分突出。密西西比州语言艺术课程标准将新闻传媒列入选修课程，包括新闻媒体入门（Introduction of Journalism）和新闻媒体实践上、中、下（Journalism Laboratory ⅠⅡⅢ）。课程内容涉及广告各个层面，如广告营销、广告设计宏观层面，摄影、艺术和传媒设计等微观层面。快餐式消费文化的幔帐一时遮蔽了即时新闻报道、以宣传为导向的广告对美国语文教育的侵蚀。各州英语语言课程标准竞相吸纳，将其列为语文教学重要内容。然而新闻以简精为准，广告多以视觉图像辅以片言只语，主要借助图像语言表达，这一文类的侵入必然削弱语文的传统文学价值，从而导致语文教学工具性膨胀。
　　消费文化侵入教育领域是不可抵抗的。消费已经替代生产支撑整个社会经济。作为社会子系统，教育必然也应该反映社会文化转型。媒体文化和消费文化正逐步强大，传统文化边缘化的趋势不断增强。语文课程作为文化传递的重要途径，在吸收新兴文化反映时代文化的同时，应为传统文化保留一定的空间。因为只求更新、缺失文化积淀的语文称不上真正的语文。
　　语文课程承担着文化传播和延续的重要使命，应把握语文课程中媒体文化、消费文化等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新兴文化方面，美国各州英语课程标准逐步实现全面引入媒体文化、消费文化等，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我国语文课程的改革应引以为鉴。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西安3～5G311中学语文教与学（初中读本）章秀花/刘正伟20082008
章秀花，刘正伟，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作者：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西安3～5G311中学语文教与学（初中读本）章秀花/刘正伟20082008

网载 2013-09-10 20: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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