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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方面亦十分显着。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自觉的有意识的转变是从本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史学革命、主张建设新史学开始的。1900年前后，在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日本史学着作和理论的影响下，进步士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史学，对旧的封建学术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史学展开了批判。梁启超更是高举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把以各个皇朝为中心记载的二十四部正史称之为“二十四姓的家谱”，称为帝王之间的“相斫书”，由此引发了一场批判旧史学的新史学潮流，拉开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序幕。现代史学的内容与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出现于封建社会思想文化为基础的时代。它的存在需要有一个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的氛围。以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出现创造了这样一个氛围，从而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宣传，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建设新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并很快形成了一种思潮。这次史学思潮是一个全面求新、广采博纳、以追赶世界近现代史学最高水平为目标的思潮。它因对旧史学进行质疑和批判性思考，从史学观念、功能和作用、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和阐述，成为直接促成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标志。它与本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潮流相比，在新史学的建设方面显得更为全面和彻底，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由旧向新的转变。
　　　　　　一、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
　　思想观念的改变对于学术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思想观念上的更新，学术进步和发展就难以实现。进入近代以来，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原因之一，就是史家的思想观念仍囿于封建专制政治的窠臼。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在解放人们思想，批判旧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对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孔子学说的批判方面，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封建专制时代，孔子等圣贤经典被传统史家奉为“圭臬”，是他们治史的重要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史家只有信从，没有自己的思想，更不敢有丝毫怀疑。旧的封建文化极大地限制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制约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对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即儒家思想学说展开了批判。陈独秀明确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陈独秀文章选编》，1版，上册，103页，北京， 三联书店，1984。）也就是说，在儒家学说支配下，整个社会除了君王一人之外，其他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是君、父、夫等他人的附属品，更不用说有自己的思想了。这种伦理思想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与共和民主制度是相对立的。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就必须在伦理上铲除“纲常”学说。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反对孔子学说的目的所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只是要推倒孔子的圣人地位，更重要的是清除国民头脑中固有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借助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武器，对孔教、礼法等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在破除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人们对孔子等先圣先贤的盲目崇拜和信从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旧有的思想观念都是对的吗？这是一种怀疑观念，它诱发了“重新估定”中国传统中一切文化思想价值的评判态度，在史学领域则催生了具有现代学术特点的疑古史学。
　　现代疑古史学的先声可以说是胡适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在这本书里对没有可靠材料证实的远古时代采取了质疑的态度，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书中第一次把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圣人来研究。他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1版，第1册，上编，22页，北京，朴社，1926。）胡适以积极的怀疑精神为史学界树立了解放思想、用现代学术观念研究历史的榜样。
　　在这种怀疑和求真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下，青年学者顾颉刚对中国历史中“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有着完整序列的古史系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旧古史系统记载的并不是真实的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是后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伪造的。旧的古史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徵，知道的古史越多”。（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1版，第1册，中编，65页，北京，朴社，1926。）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点一问世，便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它使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三皇五帝”的古史观发生了动摇，使人们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撼，也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第一次关于中国古史的大讨论。这次讨论虽涉及了许多具体的古史问题，但反映出的中心问题则是：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讨论中，顾颉刚等人提倡的没有证据只可存疑，不可盲从盲信的研究态度，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在此次讨论中逐渐形成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成为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推动了中国古史的研究。
　　顾颉刚曾谈到新文化运动对他古史研究的影响。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编，第80页。）
　　“古史辨派”的出现及其影响，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新的思想观念和治史态度被中国史学界所接受，也标志着中国史学冲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开始走上现代史学的道路。
　　　　　　二、五四民主思潮的发展演变，促进了学者在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认识的现代化
　　传统史学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其研究目的和功能的偏颇，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狭隘。传统史学的这些弊病是与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因而在封建专制时代是不能克服的。只有在民主思想成为时代主流的情况下，才能改变传统史学而使其在研究目的、功能和研究对象、范围上具有新的内容。
　　民主的宣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民主的思想为其作基础。从陈独秀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具有自主意识的人格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宣传民主观念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造就独立自主的新国民，以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象征自由平等和民主精神的协约国的胜利，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民主思潮的高涨，也为中国民主思潮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主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但有很大发展，也发生了演变。民主，在时人的眼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而成为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个方面的生活原则、价值观念和人类精神。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在思想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得更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人民群众，促进了民主思想向民众化方面的发展。于是，普通民众的权利受到了重视，平民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兴起。一时间，“平民政治”、“平民经济”、“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口号广为流传，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建设“平民史学”也就成为时代对史学发展的要求。
　　“平民史学”意味着对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学的否定。一些学者指出：旧史学太不平等，贵族、英雄、豪杰长篇累牍，及至当时平民的状况一字不登，这怎么能算是群众的历史呢？只可说是一个阶级独享的权利品。要研究新历史，非有平等的精神不可，何况在这“德谟克拉西”的世界呢？他们主张在民主时代，研究新历史就要清除在此之前养成的“贵族观念、阶级思想之历史”，以使历史研究符合“平民”的精神，亦即普遍平等的精神。
　　“平民史学”还体现了对史学功能的一种新认识。以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学，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垂训”、“资治”和“传世”三个方面，在其功能的作用方向上多侧重于统治阶级。“垂训”是要通过历史为后人树立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榜样，达到规范百姓、教化民风、以便统治的作用。五四时期的学者认为，史学不应是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的工具，而应该为所有的人，包括为普通百姓服务。历史不是“贵族阶级、知识阶级的装饰品”，而是人们认识现在、预测将来的工具，了解历史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同胞；明白人类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希望”。
　　史学功能价值取向的偏颇，也造成了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狭隘。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史学，关注的是“帝王之更迁，国势之兴衰，战争之胜负”，其他与国家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一概忽略。五四时期的学者批判了旧史学以英雄、帝王为记载中心的作法。他们认为，史学不应以统治阶级为中心，以往记载帝王、伟人的历史缺乏平等观念，是一个阶级的专利品，不符合民主的精神。新的历史就是要打破历史记载上的不平等，应把平民百姓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写出以平民百姓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来。
　　把史学作用方向由为封建帝王服务转变到为平民百姓、为普通人服务的结果，使史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扩大。新历史所研究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政治和外交等与政治统治有关的方面，而是扩展到“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也就是说，凡与人类事业和生活有关的史事都在研究范围之内。由于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展是以民众为其出发点的，所以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经济”和“思想文化”也因而备受人们的重视。他们认为，经济史讨论的是“一般人的自由幸福之发达”，比讨论“某种属地之存亡，某种权威之升降”的政治史显得“更合人道，更合平民主义”，解放的作用也更大些。而思想史的研究则可以为人们预备一种思想的工具，培养人们认识和应付现实的能力。
　　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认识，虽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新史学理论，但当时民主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无疑有助于史学界对新史学内容的接受。而且五四时期这种关注民众、为平民百姓服务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历史记载的中心不再是一朝一代的帝王将相，人民群众受到了充分的重视，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又正是现代史学有别于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潮为中国史学的新旧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
　　　　　　三、科学精神和方法的提倡，使史学研究渐趋于现代客观和规范的要求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概念。新文化运动中所宣传的科学，含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多种内容。但作为反封建的一种武器，科学更主要的是被视为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相对于封建迷信、盲从盲信的思想方法加以提倡的。陈独秀认为：“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这就是科学。他所说的“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梁启超把科学解释为一种精神和一种“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无论如何理解科学的含义，新文化运动宣传和提倡的科学及其精神，的确在反对封建专制、启迪人们的思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了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就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思想方法，对事物的认识不再是盲目地信从，而是要采取科学态度，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和判断，注重证据，根据证据来说话。随着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它成为时人推崇的新的思想方法，并被充分被运用到学术研究方面。
　　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科学，无疑为中国史学的进步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在中国史学由旧向新的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学者把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领域，以期为史学研究的客观真实性增添方法上的保证。他们认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下判断”。在研究中要以科学为标准，既不盲从他人，也不固守己见，真正做到择善而从。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促使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和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在这方面，胡适、梁启超等人作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他们对史学研究的最基础性的工作，也就是史料的搜集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他们认为，西洋史学近百年来的进步，大半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导言》中详细论述了史料的整理。他指出，史料工作的第一步是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伪。没有审定的史料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作为史料使用的。“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这种证据可分五种：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经过审定的史料还要进一步整理考证，“先把本子校勘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加以“贯通”。在经过这样系统的审视之后，搜集到的史料才可以使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从总结传统治史方法的角度，对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作了专门论述。他说：“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往往有“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他把史料分为“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两大类，并详论了鉴别伪书和伪事的辨伪方法。
　　其次，他们直接引入一些科学的方法，以追求历史研究的客观真实，增强史学方法的严密性和可靠性。如胡适特别推重的“实验的方法”或“科学试验室的态度”。此方法强调：“（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入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载《民国日报·副刊》，1921—07—13。）后来，胡适又把这一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这一方法在当时的史学界影响很大。顾颉刚认为假设求证的方法对历史研究很有用，“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假设）自可日益近真”。（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编，第95页。）又如以演绎和归纳为基础的科学方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传统史家也曾运用过归纳的方法研究历史，只是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自觉的明确的总结。五四时期的学者提出运用“反行的演绎法”来研究历史，也就是“以归纳为主，演绎为辅，用以寻出因果的关系，求出公理公例。转用公理公例，作人类的向导，以解释别的事实”。具体的步骤是：“（一）搜集的确的事实，越多越好；（二）观察不同的事实，提出其中相同的要点；（三）以假设作为经验的公理；（四）用假设的公理，说明别的事实，看公理是否适用，及有无存在的价值”。（梁绳筠：《历史谈》，载《史地丛刊》，1卷2期， 1921。）
　　将科学的思想方法引入史学领域，的确使史学研究有了一定的规范，减少了对历史解释的随意性和人为曲解的机会，使之更加接近客观和真实，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向现代的转化，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实证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曾经积极参与了新文化运动的傅斯年20年代末在中国建立起的第一所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及后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把对史料的科学的整理作为研究的中心和主旨。这样一种以科学方法为指导，把史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来进行研究的思想，所体现出的无疑是一种现代史学的精神。
　　　　　　四、在新史学观的影响下，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产生现代解释史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开放的思想运动，它从西方引进的大量新的思想和理论学说，在推进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积极推进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其时在学术界广为流传的进化史观、文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以及西方新史学流派的思想和理论等，都对中国史学由旧向新的转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要求对历史的发生、发展作出合理的符合实际的说明与解释，以寻求其历史发展变化的“所以然”方面，即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中国传统史学也有“通古今之变”，探讨一治一乱原因的思想，但更为注重的是对史事的客观描述和忠实记载，对历史发展作规律性的探索则相对薄弱。这是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西方新史学理论和学说的影响下，五四时期的学者也明确地认识到：研究历史固不能舍却事实，但了解事实并不是最终目的，“详究事实不过为求达目的之手段”，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即在明白一时代之状况”，也就是要对一个时代的发展状况从整体上进行说明和加以把握。
　　这种力求探索历史规律性的研究，仅仅靠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不够的，它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观和认识历史的理论作指导。而五四时期传播很广的进化史观、文化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解释历史的理论帮助。进化史观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套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即历史是发展的，是不间断地连续进化的，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因果关系的。历史研究应循着这样一种思路，研究历史的进化过程，把历史看作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去探索历史发展的真相，寻找出历史进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史观，亦称综合史观。这种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繁复无常，无所不在，故必受多方面的影响，断非任何单纯原因所能解决，而主张“思以广大之精神，综合各方之长，而纳之于群体之心理，以解释历史”。文化史观因其主张从更全面的角度对历史加以考察，力求更完整地解释历史，而代表了本世纪初年世界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在文化史观的影响下，北京大学改革了史学系的史学课程，本着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当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思想，开设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课程，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生物学等知识，以此作为综合研究历史的基础。这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是有其深远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随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传入，经李大钊、胡汉民等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其二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通过译介西方新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评论而间接被国内史界所了解的。唯物史观在当时人的理解中，是一种注重社会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新历史观，用李大钊的话来说，它的核心内容在于认为“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李大钊文集》，1版，下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唯物史观引入史学界后，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一系列文章，认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主张从经济变化入手去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把道德等精神的变化与物质的变化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胡汉民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研究中国哲学史。他认为，中国哲学之所以“独盛于古代”，是因为晚周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组织的根本变动，牵连到社会一切关系，是空前绝后的时代，思想家受了这个影响，所以学术上有空前绝后的建设”。秦汉以后的哲学不能与这时的哲学相媲美，是因为“社会物质的变化平平无奇”。还有李荫清在《史地丛刊》上发表的《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一文，论述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运用与建立科学的历史观的关系。他认为，唯物史观的问世为说明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唯物史观“以社会组织的变迁由于经济构造的变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决定。物质的经济结构一变，其他以他为基础的种种精神的构造都随之而变”。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历史上纷如乱丝的现象，就若网在纲，有领可挈了。历史上从前不能说明的，至此也可以说明；从前没有普遍的原则的，至此也有了普遍的原则。于是科学的历史遂于此成立”。
　　无论是文化史观，还是唯物史观，它们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是一种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给中国学者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研究历史的思路，丰富了他们的史学思想。经过30年代初年社会史和社会性质的论战之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渐渐形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派别，1949年以后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教学与研究3京23～28K1历史学刘俐娜20002000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扫清了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民主思潮的发展演变促进了学者在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认识上的现代化；科学精神与方法的宣传和提倡，为史学的客观化和规范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新思想、新理论的输入为现代解释史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并直接催生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刘俐娜，1958年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政编码：100006。 作者：教学与研究3京23～28K1历史学刘俐娜20002000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扫清了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民主思潮的发展演变促进了学者在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认识上的现代化；科学精神与方法的宣传和提倡，为史学的客观化和规范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新思想、新理论的输入为现代解释史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并直接催生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网载 2013-09-10 20: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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