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傳統

第三节三大命案的冲击

一、林宅血案

在美麗岛事件发生後，政府逮捕了相关的人员。却在政府完成起诉准备进行审理时，却爆发了林义雄家人遭到殺害的血案（一般均称林宅血案）。1980 年 2 月 28 日，警总军法处召开第一次的公开调查庭，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到军法处旁听。中午休息，方素敏打电话回家没人接听，便请林义雄的秘书田秋堇回家了解情形。结果田秋堇发现林义雄长女，十岁的林奂均被人砍殺倒卧客厅的血泊之中。赶紧聯络附近的《八十年代》编辑部帮忙，江春男与田秋堇赶紧将林奂均送往仁爱医院，经过抢救後才脱離险境。林义雄六十岁的母亲林游阿妹与林义雄七岁的双胞胎幼女林亭均、林亮均的屍体到傍晚才被发现在地下室。林义雄也由军法处让其交保、延期审理。^{^[1]}^{^[2]}

这起命案引起社会极大的震撼，因为林义雄正在军法处接受叛亂案的调查，

家人被殺害的动机很难不被聯想到政治因素。《聯合报》甚至认为凶手是个企图影响社会人心、狠毒可耻的的「国民公敌」。^{^[3]}警政署长孔令晟成立专案小组，并且整合情治系统办案，专案小组成员有警备总部副參谋长、刑事警察局、调查局负责人等。孔令晟认为以现场的犯案手法以及找无任何直接证据研判，这件事情由国际组织派遣职业殺手來犯案的可能性很高。犯案动机是为了要让朝野对立，进行政治性的挑拨。^{^[4]}

警总怀疑是熟人所为，并且从提供的线报中研判，和林义雄家熟識的美国籍学者家博（Bruce Jacobs）涉有重嫌，认为殺手是国外來的，而家博是來验收成果的，凶手犯案完便立即離开现场。可是却一直找不到直接证据显示，家博有在现场出现过，因此加以释放。^{^[5]}孔令晟并且询问过林义雄，但是仍然没有获得结果。^{^[6]}

家博自己在後來的回忆錄中也提起命案，命案发生当天，他到林义雄家探望是晚上，因为他中午有打过电话到林家，是双胞胎姊妹接的电话，因此有跟警方主动提起。但是後來却没有警察找他做笔錄，反而是报纸依据附近住户的說法，影射他就是殺手。家博於是主动找上刑警局。专案小组制作笔錄，并且还派警力保护他，因为家博担心会有人对他不利。案情陷入胶着，3 月 26 日检察官传唤他到庭应讯，家博在接受应讯前召开记者会澄清自己与案情无关，报纸与电视都有报导，後來也因为查无实证，家博才在 5 月底被允许離开台湾。但是此後直到 1992 年才又回到台湾，依然受到监视，直到 1995 年才能自由往來台湾。家博推测，可能是治安单位的人下的手，原因可能是觉得林义雄不听话，上面的人想教训一下，结果底下的人却失手殺了三个人。^{^[7]}

党外阵营则普遍相信是情治单位做的，更相信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有牵涉在

其中。所持的理由是，当时的情治单位对於美麗岛事件被告的家都全天候监视，如果不是情治单位默许甚至主导的话，怎麽会在光天化日、受监视的情况下犯下这起殺人案件？^{^[8]}但是汪敬煦则觉得林家的人应该自己知道真相，只是没有勇气說出來，因为特务「再蠢也不致於蠢到这种地步」。^{^[9]}

党外人士在蒋经国死後甚至民进党执政後都试图重起调查，但是仍未能找出凶手。林宅血案至今仍未破案，但是这件案子对於当时党外阵营带來的是更多的震撼，也影响社会对情治单位观感更加惡劣与畏惧。二、陈文成命案

陈文成是旅美博士，在 1978 年应聘於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陈文成积极參与海外的台湾人团体，希望推动台湾的民主政治，在美麗岛事件後，因为在美国当众烧毁蒋经国的肖像，加上捐款给给岛内的《美麗岛》杂志，因此被列为国民党的黑名单之一。1981 年 5 月，陈文成申请回台湾探亲获得批准，回到台湾後在 7 月 2 日上午，警总派人将陈文成带離家中进行约谈。但是隔天 7 月 3 日清晨，陈文成被发现陈屍在台湾大学研究图书馆与综合教室大樓间的草坪，检察官相验後，发现背部肋骨折断，似乎遭受重击，同时皮带被扣在胸前的香港衫外，令警方感到奇怪。^{^[10]}

美国方面则对於台湾警方曾公开宣称已获得陈文成在美国活动的錄音带，而有意就各校内国外组织的侦察行动进行调查。^{^[11]}台北时间 1981 年 7 月 30 日，众议员索拉姿召开公听会，使此案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台湾政府的案件。公听会中索拉姿认为：「陈文成之死不应视为单独事件，台北官方报告难以取信，此一事件对人身自由及美国法律似均有抵触，听证目的在探讨是否需要新立法保障外籍居留美国人士之安全与自由，台湾政府在美国校园之情报监视及骚扰活动不能容忍。」^{^[12]}会中提议停售台湾军事武器，以促使台湾遵守〈台湾关系法〉中人权的保障，停止在美国的情报监视及骚扰。而在 10 月 7 日，众议院再次召开公听会，就陈文成命案调查一事进行讨論，但是自外交部获得的电文中发现，索拉姿本人对此案的兴趣已到此为止，将「对我军售将考虑以人权为由，提修正案。」^{^[13]}

警方对外公布调查的结果，陈文成是自殺身亡。警总更在一开始对外表示，

陈文成是接受约谈後「畏罪跳樓自殺」。^{^[14]}党外阵营一片譁然，认为这是情治单位的一次政治谋殺。而陈文成妻子返回美国後，卡内基美隆大学校长派了该校统计系主任狄格魯（Morris DeGroot）和法医魏契（Cyril H. Wecht）來台验屍。^{^[15]}兩人返回美国後於 1981 年 10 月 30 日发表报告，他们的发现是：

台湾的验屍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陈文成身上所有的伤痕，验屍报告中都提到了，似乎并无有意遗漏或掩饰的企图。
我们没有发现曾受刑求的迹象。
这些生理证据及各处可見的伤痕，均显示陈文成系因从研究图书館的太平梯坠地致死。
至於死亡的原因，有三种可能性：自殺、意外死亡或他殺。……屍体的位置与伤痕的型态都不能佐证自殺或意外致死的解释。……另一方面，屍体的位置与伤痕的型态却与陈文成平躺着被人从太平梯欄杆上抛落地面的解释符合。……他可能是在无意識或昏迷的狀态下被人抛下的，而且在抛下前後脑遭受重击，或被人施加「可樂疯」［英文原文报告为

chloroform］或「乙醚」之類的药物。这些药物不会留在死後的屍体上。

我们的结論是：陈文成系遭他殺的被害人，在处於无知觉的狀况下，被人从防火梯高处抛下而致死。^{^[16]}

由於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系情治单位所为，也没有证据显示为他殺，因此此案在台湾目前仍以自殺或意外身亡作为暂时结果，等到有新的证据再继续侦办。美国方面对此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党外人士虽然在当选监委或立委後，均曾提起重新审理案件的建议，但是仍然未能有更新的结果。^{^[17]}汪敬煦则在回忆錄中认为，陈文成是因为意外坠樓身亡，而且应该有同行的一位女子，只是警方无法查到这位女子的身份。还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見到这名女子出來澄清事实。^{^[18]}

三、江南案

华裔美国籍作家劉宜良，1949 年十八岁时自大陸來到台湾，曾就讀国防部政治干部训練班和政工干校。几经困顿时，遇上被劉宜良视为恩师的夏晓华，夏晓华延揽他到正声广播公司，後來劉宜良又随夏晓华到《台湾日报》任职。1967 年，劉宜良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到美国攻讀硕士及博士学位。^{^[19]}他在美国时常用不同的笔名发表文章，後來以「江南」打开了华人圈的名号。

他在就讀美利坚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时，刚好遇到 1970 年 4 月的刺蒋案，加上他就讀政工干校时与蒋经国有直接印象，因此对他产生浓厚兴趣，蒐集的资料相当丰富，後來攻讀博士班便以蒋经国的生平作为他的論文主题。後來因为生计关系，学业暂停下來，开始经商。1972 年事业上轨道後，便陸续发表跟蒋经国有关的文章在香港《南北极》杂志上。1974 年，劉宜良宣誓成为美国公民，自此在写作上便显得更直接，因为他自认既然已是美国公民，便可以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1975 年 4 月，蒋中正逝世，香港的《南北极》月刊集结劉宜良的連载文章，出版了《蒋经国传》。而劉宜良则在这一年 7 月到了大陸一趟，大陸方面对他十分禮遇。回美国後，美国聯邦调查局（FBI）找上他，调查员原本是例行性地想了解大陸行的情况，却觉得劉宜良虽然因为话太多不适合当特务，却可以提供中共及华人的情报，因此劉宜良成为替聯邦调查局工作的「内线」。^{^[20]}

劉宜良写的《蒋经国传》，因为内容「有系统地，利用图书館或口述的各个片断史料，加以条陈组合，分析解說，使它出现在讀者面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看到他的本來面目。」^{^[21]}^{^[22]}因此在台湾被视为禁书，台湾社会未因此有太大的波澜，反而是海外华人圈引起很大的回响。当时台湾高层的看法是，「对政府及領导人的负面形象报导，会损及海外侨胞对国家的向心力及支持。」¹⁰⁷因此从各种方面希望他不要再写。1977 年，时任国家安全局驻美特派员的汪希苓曾与劉宜良接触，希望他停止写《蒋经国传》，但是显然并没有达成目标。

1983 年 7 月 24 日，美国《加州論坛报》开始連载劉宜良修改的《蒋经国传》。台湾方面为此动用关系，请台湾《中央日报》前发行人阮毅成给身为《加州論坛报》发行人的儿子阮大方聯络，请他不要再連载《蒋经国传》。但是阮大方以他只是十个股东之一，无法自行决定为由拒绝了。於是又找到了被劉宜良视为恩师的夏晓华，请他去劝劉宜良。夏晓华到美国後，跟劉宜良讨論《蒋经国传》，最後同意修改最後的四章，但是需要一笔改版的费用，於是当时已经担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汪希苓，决定提供八千美元的改版费，并且同意吸收劉宜良为国防部情报局工作，以一年为期，每月一千美元，作为情报蒐集的酬勞，每三个月汇款一次。劉宜良成为情报局收集有关大陸地区以及美国台独组织的消息來源，化名

劉向真，代号 0325。^{^[23]}

劉宜良虽然收了国防报情报局的津贴，也提供了相当的情报给予台湾当局，

但是劉宜良却在 1984 年 5 月底，在《台湾与世界》月刊的六月号，发表了他访问吴国桢所写的〈吴国桢八十忆往〉的上篇，七月号则刊出下篇。裡面写的虽是吴国桢回忆的往事，但是因为吴国桢和蒋经国在国民党政府迁台後便处於竞争的局面，後來吴国桢会來到美国，便是被蒋中正与蒋经国聯手斗争下的结果，因此内容对蒋经国有负面的评价。而且，劉宜良打算写《吴国桢传》。这看在国防报情报局长汪希苓的眼裡自然不是滋味，好不容易花钱改版了《蒋经国传》，难不成这次又要花钱要他改？同时，劉宜良已经被国防报情报局吸收，自当受情报局节制，不应该还在写蒋经国的负面文章。另外，在策反中共民航官员崔阵的事件中，因为台湾派往美国的兩名情报人员在安排見面的地点被疑似中共情报人员拍照，回到台湾做的报告中，认定劉宜良被中共吸收，背叛情报局，同时还设陷阱陷害他们。因此，情报局长汪希苓决定加以惩戒。他选择执行任务的人选是黑道竹聯帮的領导人陈启禮。

国民党政府在 1984 年 5 月 26 日到 9 月 25 日，办理不良帮派份子的自首，打击黑帮的动作隐然成形。竹聯帮份子电影制片帅狱峰希望能够自首，却又担心名单曝光会让他深处危险。於是帅岳峰找导演白景瑞与情报局长汪希苓搭上线。汪希苓和帅岳峰見面後，提到希望能将帮派的力量延伸到大陸去，让帮派能为国家所用，以行一时二鸟之计。於是帅岳峰便介绍竹聯帮的領导人陈启禮与汪希苓見面。陈启禮回忆当天的情形，谈到汪希苓的构想是「要以帮会人物身份进入大陸蒐集情报，并且发展据点，还要我发挥海外关系，吸收高干子弟及赴大陸商人套取情报，问我愿不愿意參加情报局工作。」^{^[24]}^{^[25]}接着，汪希苓便向陈启禮谈起劉宜良的事情：「美国有一个叛徒，国家培养他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着了一本《蒋经国传》，惡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亂写攻击政府，……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容又多不利元首的地方，如果美国方面可以的话，应该教训或警告他。」¹¹⁰因此陈启禮接下了这个任务，汪希苓则安排他与帅岳峰在 8 月 14 日接受情报训練，陈启禮化名郑泰成，编号「基 6217」，直属情报局长。并由副局长胡仪敏处理这项任务，第三处第二副处长陈虎门作为陈启禮的聯络人。

汪希苓选择陈启禮的原因，系因劉宜良是美国公民，情报局派人殺害劉宜良

的事情若被查出，会演变成为外交事件，对中华民国形象有很大的伤害。再者，竹聯帮在美国、香港都有组织，执行任务较为便利。只是这项决定为何没有事先通报上级督导单位国家安全局，汪希苓的說法是：「除了担心节外生枝之外，这件事既然是非做不可，如果出了狀况的话，就到我为止。」^{^[26]}

陈启禮夫妇和帅岳峰在 1984 年 9 月 14 日启程赴美，而劉宜良则在完成大陸之行後，於 9 月 24 日返回美国。陈启禮抵达美国後，原本要由当地竹聯帮份子执行任务，9 月 17 日决定由台湾派吴敦來美国协助。在旧金山西南的大理市（Daly City），陈、吴兩人和竹聯帮份子不断思考如何完成暗殺的任务，并且进行实地勘查。10 月 13 日陈启禮找了美国竹聯帮的忠堂堂主董桂森，一同做最後的计画。

1984 年 10 月 15 日早上，吴敦和董桂森兩人潜入劉宜良家中車库，趁劉宜良下樓至車库时，兩人連开三枪，将劉宜良殺害後逃逸。劉宜良的妻子崔蓉芝赶紧叫救护車，却已回天乏术。陈启禮等人逃往洛杉矶，并且打电话给陈虎门报告任务已经完成。汪希苓要三人立即回台，而三人在殺害劉宜良後，亦担心回台後会被情报局殺人灭口，於是留下兩卷錄音带叙述案发过程，要吴、董兩人交给信任的人。

江南案爆发後，台湾岛内因为对劉宜良不熟悉而没有太大的波澜。但是美国华人界十分震惊，纷纷怀疑台湾当局涉入凶殺案。为此美国国务院在 10 月 20 日对外表示：「我们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台湾当局卷入了这个案件。」^{^[27]}台湾对当时华人圈的传言的官方說法是：「这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刑事案件，美国的治安当局正积极调查中，大家应静待调查结果，在此之前如果有人蓄意破坏我国声誉者，我政府当思考於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28]}1984 年 10 月 22 日，陈启禮三人回到台湾，陈启禮在飞机上写下此次行动的报告书，预备日後转交给汪希苓。汪希苓则表示当天他就到上级单位国家安全局向汪敬煦报告江南案的过程，但是汪敬煦接受汪士淳访问时表示他在陈启禮被捕前後均毫无所悉。^{^[29]}^{^[30]}10 月 24 日，汪希苓约了陈启禮、帅岳峰等人見面，并且拿了兩万美金要给陈启禮，陈启禮没有收下，只表示他不是职业殺手，纯粹出於爱国心，这笔钱後來缴回情报局。

115

1984 年 11 月 12 日，由国家安全局於 10 月底开始主导全国治安单位展开的一清专案在这天展开，打算将全国黑帮加以扫除。竹聯帮主陈启禮是关键，必须将他逮捕後，才全面逮捕其他的帮派份子。陈启禮在被逮捕时，家中搜出他在飞机上所写的报告书，当晚警政署长才知道陈启禮等人涉及江南案。汪希苓得知消息後大为震惊，认为陈启禮若将暗殺劉宜良一事公开，将会带來很大的伤害。11 月 17 日，时任驻美代表的钱復收到外交部的电报，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以下简称驻美办事处）转告美国政府，竹聯帮主陈启禮涉嫌劉宜良的枪殺案。^{^[31]}这时美国才将江南案与竹聯帮連结在一起。11 月 26 日，吴敦在台北市被捕。董桂森则在 12 月底逃往菲律宾。美国大理市警方则在 11 月 27 日逮捕开車载送陈启禮等三人的俞大钧，表示已经知道涉案者是陈启禮、吴敦、董桂森等三人。

美方在 12 月 21 日希望将涉案的陈启禮、吴敦、董桂森三人引渡至美国受审。

并且希望台湾当局正视此案可能会影响到对台湾的军售案。系因美国〈武器出口

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中的一项〈索拉姿修正案〉（Solarz Amendment）

有注明，任何外国政府倘若一再地在美国境内胁迫或骚扰美国国民，则不得对该国输出武器。^{^[32]}国民党政府则以我国引渡条款第四条为由，无法引渡，但是愿意让美方派员询问陈、吴兩人。

在美国的竹聯帮份子张安樂，因为知道陈启禮与情报局的关系，因此对陈启禮的被捕大为不满，於是将陈启禮早先錄好的犯案过程錄音带作为条件，希望换得竹聯帮份子在一清专案中的一些特权。国家安全局长汪敬煦在一月初表示不可能，於是张安樂便在 1985 年 1 月 13 日将錄音带交给美国聯邦调查局。因此汪希苓等人直接涉入江南案的证据便落入美方的手中。据钱復所回忆，1 月 9 日美方就已经知道国防报情报局明显地介入江南案，甚至出示未署名的备忘錄交给钱復，要求台湾要充分配合调查。^{^[33]}台湾则在錄音带交给美方之前，蒋经国於 1 月 12 日召見郝柏村，把汪希苓、胡敏仪及陈虎门停职、交军法侦办的决定告诉郝柏村。^{^[34]}^{^[35]}接着再由新闻局长张京育证实了有情报局人员涉及江南案，并将情报局涉案的三人停职，送交军法局调查的消息透露。^{^[36]}媒体开始密切注意这起枪殺案。美国的媒体也大肆批评台湾政府，并要求迅速处理，公开审理。索拉兹在国会召开了公听会，会中有众议员对台湾政府的作为大为不满，甚至要求停止军事武器的出售案。这已经使台湾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打击。^{^[37]} 蒋经国对此案的严重性，直比中美断交。1985 年 1 月 20 日、1 月 22 日均提到：「中美断交我处理，现在劉宜良案我亦负责处理。中美断交错在美，吾人理直，而劉案理不直，处理事难上加难、痛上加痛、苦上加苦，但决负责处理以确保国家利益。」^{^[38]}蒋经国决定了兩个处理原则：一、绝不隐瞒；二、依法严办。同时成立五人处理小组：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国防部长宋长志、參谋总长郝柏村以及国家安全局长汪敬煦，负责调查江南案，随

时向蒋经国报告。^{^[39]}

美方 1 月 22 日派了聯邦调查局兩名探员及大理市警局刑事组长李斯前來了解案情。美国的《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刊文表示劉宜良是聯邦调查局的线民，从事监视华裔美国人与传递相关的情报。合众国际社则自台北报导劉宜良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情报人员。^{^[40]}《聯合报》在 1 月 25 日刊登了劉宜良生前写给情报局的最後一封信，有原件的影本以及签名。^{^[41]}而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在 1985 年 2 月号，更是直接刊登了劉宜良写给国防部情报局的信六封及写给夏晓华的信一封，并且经由总编辑李怡确认笔迹及语调是劉宜良亲笔所写无误。^{^[42]}一下子，劉宜良的形象转变，由民主自由派，变成了台中美的三面间谍。^{^[43]}公布信件後，「这股愤怒声讨的热潮一下子冷了下來。除了少數华文报纸仍有文章怀疑七封信的真实性之外，一般舆論都承认江南事件绝不是一桩单纯的政治谋殺案。」^{^[44]}

五人专案小组在 1 月 27 日决定起诉汪希苓。^{^[45]}将三人移交军法局侦察。五人小组想将政府的责任尽量减低到最轻，於是把汪希苓等人的作为定位在刑事被告，科以个人的刑责，而不是他的职务所为，於是便需要一个私人的动机。最後汪敬煦采用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林郁民写给夏晓华，提到劉宜良說汪希苓在美国做了很多狗皮倒灶的事，要蒐集资料把它写出來，汪希苓就倒楣了。以这封信作为汪希苓想要犯案的动机。^{^[46]}

汪希苓对此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若是真的因为私人因素便派人去殺了劉宜良才是真的污蔑了他。^{^[47]}但是他为了承担责任，便尽量把事情的责任归属留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向上发展，也不希望枪殺事件影响到国家的形象。陈启禮等人则是一直表示自己是受了汪希苓的指示去做的，因为有錄音带还有事後要给陈启禮的兩万美金作为证明。

1985 年 2 月 27 日，台北地检署对陈启禮、吴敦、董桂森提起公诉。法庭公开审理，《聯合报》甚且在 3 月 22 日将錄音带内容全文登载，让民众知道案发的过程。^{^[48]}4 月 9 日，法院宣判，陈启禮、吴敦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9 月 5 日上诉到最高法院，依旧维持原判定谳。

董桂森则从菲律宾逃至巴西，却因巴西与美国有引渡条款，而被美国加以起诉。1988 年 3 月 16 日裁定一级谋殺罪名成立，法官於同年 5 月 11 日宣判刑期为 27 年。^{^[49]}但是董桂森在 1991 年 2 月 21 日於牢中与牢友遭到利器刺伤，於 1991 年 4 月 1 日伤重不治。^{^[50]}

美国方面，在 1985 年 4 月 16 日，众议院通过众议员索拉姿第 110 号决议案，在会中讨論劉宜良案在台湾审理的情形，对我国友善的议员与政府官员均发言支持我国。而在驻美办事处的电文中也发现美国国会希望将涉案人员引渡美国，由美国法院审理。^{^[51]}但是美国国会议员在台湾对此案做出判决之後，便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1985 年 4 月 19 日，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审判庭宣判，汪希苓假借公务员职务上之机会共同殺人，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胡仪敏、陈虎门兩人帮助殺人，各处有期徒刑兩年六个月。而因为身为将官，依职权送请覆判，1985 年 5 月 30 日，国防部高等覆判庭仍维持原判，汪希苓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的判决确定。^{^[52]}

至於劉宜良的遗孀崔蓉芝，透过律师在 1985 年 10 月 11 日向台湾求偿。钱復在谈判过程中，将律师的专业意見传回外交部，希望能够以和解做为解决。但是因为有些保守派认为「如果政府支付和解金就是等於认错」^{^[53]}，结果进行诉讼。後來互有胜诉、败诉。1990 年，行政院终於决定以和解方式处理，最後在 9 月 27 日完成和解手续，中华民国政府给予抚慰金一百四十五万美金。^{^[54]}1991 年 1 月 21 日，由於庆祝建国八十周年，办理了全国减刑，江南案的受刑人亦适用。陈启禮、吴敦、汪希苓等人均被假释出狱。^{^[55]} 江南案的结果，有人說是加速了台湾的变动，重病缠身的蒋经国，没有能力阻止变动，只能视时务地顺应潮流，推动改革。^{^[56]}也有人认为让党外人士利用江南事件暴露国民党的腐败，而争取到了民主的空间，并且让蒋经国无法传位给蒋家第三代。^{^[57]}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江南案让蒋经国将改革的速度加快，并且将桀傲不驯的情治单位做整顿，将国防部情报局改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并且与国防部特情室合并，将范围定位在军事方面的大陸情报。同时也在年底强调，「安全局及情报局绝对不得在美从事情报活动。」^{^[58]}以修补与美国的关系。四、小结

三起命案的发生，都与情治单位有关。林宅血案在光天化日且「众目睽睽」之下发生；陈文成命案发生在他结束约谈，離开警总之後；江南案更是情报局派遣殺手直接执行暗殺行动。这三起案子，都让当时已经渐渐走向开放的台湾社会感到震惊。而为了防止事情再度发生，人民势必会有所反应，那便是要求更多的政治变革。蒋经国說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这对晚年身体被病痛折磨的蒋经国來說，唯有加速进行，方能在他有生之年見到变革的发生。

[1] 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111。《聯合报》，中华民国

[2] 年 2 月 29 日，版 3。

[3] 《聯合报》，中华民国 69 年 3 月 1 日，版 2。

[4] 迟景德、林秋敏访问，林秋敏整理，《孔令晟先生访谈錄》，页 286。

[5] 劉凤翰、何智霖、陈亦荣访问，何智霖、陈亦荣记錄整理，《汪敬煦先生访谈錄》，页 159-160。

[6] 迟景德、林秋敏访问，林秋敏整理，《孔令晟先生访谈錄》，页 286。

[7] 陈仪深访问，简佳慧纪錄，〈家博（Bruce Jacobs）先生访问记錄〉，收錄於陈仪深编辑，《口述歷史》12──美麗岛事件专辑，页 301-315。

[8] 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108。

[9] 劉凤翰、何智霖、陈亦荣访问，何智霖、陈亦荣记錄整理，《汪敬煦先生访谈錄》，页 161。

[10] 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120。《聯合报》，中华民国 70 年 7 月 4 日，版 3。

[11]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於 1981 年 7 月 25 日致外交部电文。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陈文成案》，档案号：172-3／5989-2。

[12]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於 1981 年 7 月 30 日致外交部电文。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陈文成案》，档案号：172-3／5989-2。

[13]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於 1981 年 10 月 7 日致外交部电文。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陈文成案》，档案号：172-3／5989-2。

[14] 《聯合报》，中华民国 70 年 7 月 7 日，版 3。

[15] 《聯合报》，中华民国 70 年 9 月 24 日，版 3。

[16] 行政院新闻局翻译兩人报告，供相关政府机构了解。見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陈文成案》，档案号：172-3／2446。《聯合报》，中华民国 70 年 10 月 22 日，版 3。

[17] 《中国时报》（台北），中华民国 83 年 2 月 23 日，版 4。

[18] 劉凤翰、何智霖、陈亦荣访问，何智霖、陈亦荣记錄整理，《汪敬煦先生访谈錄》，页 162-173。

[19] 陸铿，〈江南不死——兼論蒋经国为什麽要殺江南〉，《传记文学》，卷 85 期 4（总期 509），（2004 年 10 月），页 46。

[20] 汪士淳，《忠与过：情治首长汪希苓的起落》（台北：天下远見，1999），页 209。

[21] 江南，〈江南遗作：我为甚麽写《蒋传》〉，收錄於《九十年代》，总期 179（1984 年 12 月），页 36。

[22] 。

[23] 汪士淳，《忠与过：情治首长汪希苓的起落》，页 216。劉宜良为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工作之证据，可以參考李怡，〈秘密档案：江南给台湾的情报信——有关七封情报信的說明〉，收錄於《九十年代》，总期 181（1985 年 2 月），页 12-13，信件内容刊载於页 13-20。有关此七封情报信的來源，是宋楚瑜一手策划提供的，动机是要将劉宜良的形象，由民主斗士转变为双面间谍。見吴盐雪，《宋楚瑜新传》（台北：月冠文化，1999），页 158-159。

[24] 汪士淳，《忠与过：情治首长汪希苓的起落》，页 236。

[25] 。

[26] 汪士淳，《忠与过：情治首长汪希苓的起落》，页 241。

[27] 《聯合报》，中华民国 73 年 10 月 20 日，版 5。

[28] 钱復，《钱復回忆錄》卷二，（台北：天下远見出版，2005），页 398。

[29] 汪士淳，《忠与过：情治首长汪希苓的起落》，页 286、287、313。

[30] 271-272。

[31] 钱復，《钱復回忆錄》卷二，页 399-400。

[32] 钱復，《钱復回忆錄》卷二，页 401。

[33] 钱復，《钱復回忆錄》卷二，页 404。

[34] 郝柏村着，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199512），页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