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傳統

第二节党外势力的挑战

国民党政府在对日抗战时，於 1942 年 2 月 10 日公布了〈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見附錄四），作为人民团体管理、成立的依据；而台湾在 1949 年 5 月 20 日宣布戒严，将人民的集会自由加以剥夺。在国民党政府來到台湾之後，便扩大解释〈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的第八条：「人民团体在同一区域内，除法令另有规定外，其同性质同级者以一个为限。」并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戒严令〉（見附錄二）中的第三条第五项：「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作为限制新政党成立的依据。而跟随国民党來到台湾的另外兩个政党：青年党与民社党，因为陷於分裂与派系冲突之中，因此并不能扮演制衡的在野党角色，而让中国国民党一直维持着一党专政的优势。^{^[1]}

而「党外」这个名词的起源，李敖认为在 1928 年国民党完成北伐後到对日抗战前的这段时间即已出现。^{^[2]}而在 1959 年中国国民党第八届二中全会时，在工作报告中就以将当选台中县议会正副议长的非国民党人士，称之为「党外人士」。^{^[3]}^{^[4]}1970 年代末期，「党外」一词成为带有反对国民党意識色彩的名词，并且自认为「党外」的人士，已有政团的雏形，并且在 1979 年後加入「筹组政党」的目标。至於「党外运动」，则是指 1970 年代中期後，有组织、有目标地集体反对国民党，在选举活动中与国民党候选人竞争。「党外运动」的目标则是要求政府实施民主宪政、维护人权、针砭国是，以及赢得选举。^{^[5]} 一、中坜事件

1977 年底，台湾地区举行县市长、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等五项地方公职选举。因为这次的选举，逐渐形成一股新的在野势力，黄信介与 1972 年当选增额立委的康寧祥，成为新势力崛起初期的兩位代表性人物。康寧祥在选前透过调查了解，与黄信介兩人巡回全省，为需要党外势力支持的各候选人演讲助选，等同串連起全省的党外人士。^{^[6]}而这次的选举也对後來的民主运动发展有重大意义：1.党外領导人陸续登场就位。1976 年为郭雨新打台湾史上第一场选举官司的律师林义雄，在家乡宜蘭县竞选台湾省议员；许信良脱離国民党參加桃园县长的选举；积极參与《大学》杂志运作的张俊宏回故乡南投县參选台湾省议员；甫出狱的政治犯施明德，为另一位政治犯苏东启的太太苏洪月娇參选台湾省议员助选。2.中坜事件的发生。许信良在桃园县长选战中的竞选模式成为日後党外人士在选战的典范，同时連带桃园县长选举而发生的中坜事件成为党外民众口中的一次重大胜利。^{^[7]}

许信良原是国民党籍，在 1972 年当选台湾省议员，但是因为在省议员任期间和国民党的省党部在民众议题上发生许多冲突，因此认清国民党的歷史包袱太重，无法真正反映民意，因此决定在 1977 年的县市长选举脱党參选。在选举过程中，以「新精神、新人物、新桃园」作为竞选的诉求，并且让许多年轻人加入竞选团队，发挥创意，并以轻松、欢樂的选举基调，冲淡政治恐怖的气氛。许信良的脱党參选，自然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以强大的社会操控方式，动员党员、农会、工会系统等企图影响许信良的选情。但是国民党的作法引來民众的反弹，政見发表会上有许多民众前來聆听，许信良的宣传車队更是受到热烈欢迎，因此许信良阵营对於选举的胜利结果信心满满，唯独对国民党惯用的「作票」手法感到忧心。因此在中坜市的竞选总部外贴出大字报：「只有共产党才作票，发现作票立即喊打，打死共产党！」^{^[8]}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支持者协助防止国民党藉机作票的工作。

1977 年 11 月 19 日，五项公职选举的投票日，在桃园中坜即爆发了因作票而产生的「中坜事件」。《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记錄了事件的导火线：

上午十点半，有兩位老人家锺顺玉、郭涂菊夫妇到位於中坜国小的 213 投票所投票，由於年事已高行动缓慢，进入圈票处後久久未出來，投票所的主任监察员，也就是中坜国小校长范姜新林主动进入圈票处询问。

此时，旁边投票的兩位选民林火鍊和邱奕彬机警的注意范姜新林的一举一动，他们看見范姜新林很技巧的将这兩位老人家投给许信良的票涂抹成废票。

走出投票所後，林、邱兩人告诉兩位老人家他们的县长选票已成为废票了，於是这兩位老人家走回投票所向范姜新林要求补发选票，范姜新林当然拒绝，双方争吵了起來，引起投票群众聚集。

中坜国小对面正是中坜分局，坐镇的检察官获报後赶赴现场，他只把兩位老人家及证人带回分局，被指控的涉嫌人范姜新林却留在投票所继续执行工作。检察官明显的偏袒行为迅速传遍中坜市，群众的情绪更为燥怒不满。下午兩点半左右，有四、五名群众冲进投票所把范姜新林推出來，这些人指着校长破口大骂，维护秩序的數位警察过去想解救校长，却引來更多的群众包围。

没多久桃园县警局局长带了二、三十位警察來救援，但包围的群众已达上百名，警察只能挥舞着警棍保护校长和自己，一路撤退至中坜分局内。不到十分钟的光景，分局外马路上已聚集了四、五百名群众，切断了南北纵贯大道。^{^[9]}

民众包围警局後，投掷石块将分局的玻璃砸破。检察官已先行带着范姜新林離开中坜分局。中坜民众包围分局的消息传开後，各乡镇的支持民众纷纷涌向中坜，傍晚时甚至开始有民众翻倒警車，并和使用催淚弹驱逐民众的警察发生冲突。冲突中传出有民众被警方开枪射伤，愤怒的民众开始放火烧車，并且捣毁分局内公物。半夜更有民众放火烧警察局，火势波及到一旁的六间警察宿舍。到了半夜三点後，民众才逐渐散去。

政府对於这次的暴动，为何没有采取强力镇压的态度？反而让民众纵火烧毁

警車甚至警察局？当时担任警政署长的孔令晟回忆道：

中坜事件发生前，经国先生曾经找我去谈如何处理群众运动的问题。我提到当时尚未订颁游行示威法，并且缺乏科学的、不流血的驱散群众的能力；根据以往的经验，万一发生流血事件，势必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如今之计，只能忍一时之痛，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经国先生同意我的看法，并明确指示，万一发生群众运动，警察遇到袭击时，只能以盾牌挡住，绝对不能还手，免得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实在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不得已的应急措施罢了。^{^[10]}

发生中坜事件当时，孔令晟除了下令桃园县警察局长王善旺不得还击外，也不能发生流血事件。後來中坜分局被焚烧，亦由王善旺局长听从指示将警员撤離至辖区内的其他派出所待命。孔令晟於隔天來到中坜分局，指挥警员回到岗位执行勤务，并将分局外观整修恢復。^{^[11]}

蒋经国在发生事件的当晚接到报告後，便亲自到中央党部处理，他决定了几项原则：1.此事只能由警察机关处理，不能动用军队；2.虽然民众包围警局并且纵火，但是警察绝不能伤害民众；3.此案应交由司法机关处理。^{^[12]}由此可知，蒋经国当时极力避免军队的介入，并且禁止警察进行还击，将这起事件尽力平息下來。^{^[13]}而选举的结果，不意外地许信良以 23 万多票击败了 14 多万票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欧宪瑜。

中坜事件後來移交台北地检署审理，对於范姜新林妨碍投票的案子决定不起诉；检举人邱奕彬则以伪证罪起诉，判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而当晚的滋事者，林益生、曾金富、潘堂煌等八人则判处兩年四个月到十二年不等的刑期。^{^[14]}中坜事件的爆发，显示民众长期以來对选举公正性的怀疑，以及许信良阵营不断地宣传国民党作票的可能性，於是在当天的偶然机会上爆发开來。

而这次的地方选举，无党籍人士囊括县市长 4 席、省议员 21 席，台北市议员 8 席、县市议员 146 席，乡镇市长 21 席，得票率是 35％。这样的成果为党外人士带來鼓舞的效果，黄信介有意在 1978 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时结合党外力量助选。^{^[15]}在布署之後，於 1978 年 10 月 6 日在国宾大饭店为王拓举行的竞选募款餐会上宣布，要组织「全省巡回助选团」，巡回各地，为「真正的」党外人士助选。为台湾的民主选举展开了新页。二、美麗岛事件

国民党政府來到台湾之後，为了让自己在表面上保有民主的形象，也为了争取国际间的同情，容许有限度的批评，因此《公論报》、《自由中国》成为知識份子追求民主政治理想的园地。但是经营者李万居、雷震等人在 1960 的组党行动，超越了国民党容忍的底线，因此让兩家媒体自此消失，出版品成为国民党严加管控的对象。^{^[16]}国民党亦「利用党政合一的力量，掌握政策的制订、消息的散布、新闻的呈现和新闻从业人员的精神训練，有效地控制舆論，让批评的言論难有伸展的空间。我们可以說，透过党政的运作，国民党已建立起一套足以控制新闻舆

論的机制。」^{^[17]}

1970 年代，国际情势对台湾不利，国民党政府开始加强在法令上紧缩新闻的空间，例如；在 1970 年修订〈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以及在 1972 年修订〈台湾地区省市──县（市）文化工作处理要点〉，都将刊物的管制以法令加以扩大限制。^{^[18]}另一方面，党外运动者加强在办理杂志上的工作，⁴¹使得当时许多游走国民党容许边缘的刊物受到民众的热爱，希望获得不同於国民党政府 ^{^[19]}官方說法的报导及言論。1979 年，《八十年代》、《美麗岛》杂志创办，代表党外运动兩大路线的分離。前者系由康寧祥等人於 1979 年 5 月创办，代表温和自由派；後者系由黄信介等人於 1979 年 8 月创办，代表激进行动派。

《美麗岛》杂志社带有政治运动的色彩，姚嘉文认为包含了理念、组织与运动三个部分，因此设立有社务委员会、基金管理委员会及编辑委员会。^{^[20]}基金管理委员会为实际决策核心，社务委员为全台主要的党外人士，编辑委员则包含统独兩方的编务人才，成员诉求多样，可以說是在反国民党的共同目标下共同合作。杂志社的总社设立在台北市，各县市则设立服务处及县市基金管理委员会，举办各种座谈会、聯谊会、演讲，促使民众在选举时支持党外人士。施明德說，整个组织架构就如同一个「没有党名的党」。^{^[21]}^{^[22]}这也代表在「桥头事件」⁴⁴，党外人士第一次主动、公开挑战政治禁忌之後，党外的反国民党运动有了组织。而美麗岛杂志的发行量，姚嘉文回忆：「第一期七万份，第二期九万份，第三期十一万份，第四期印了十四万份，但未及发行出去」^{^[23]}便发生美麗岛事件（亦称高雄事件）。可見当时的《美麗岛》杂志非常受到欢迎，也代表了潜在的民众支持力量。

《美麗岛》杂志社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申请在 1979 年 12 月 10 日，於高雄市扶輪公园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演讲大会，预计将发动三万名民众參加。计画送至台湾南部警备司令部（以下简称南警部），却被以不合法令规定为由而被驳回，但是施明德等人仍坚持照原计画进行。由於在演讲大会前一天才发生「鼓山事件」⁴⁶^{^[24]}，因此有许多民众加入了这次的活动。12 月 10 日当晚六时十分，《美麗岛》高雄服务处前已聚集兩百余人，於六时半由施明德等人手持火把引导，沿中山一路向新兴分局前的大圆环前进，原订计画是要在圆环绕一圈便返回服务处。进入圆环後，黄信介等党外人士开始演讲，却被镇暴警察围在圆环。过程中施明德向南警部副司令张墨林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长要求让封锁圈外的民众进入未果，於是民众开始突破封锁线，继续游行回到服务处。游行队伍在中正四路与南台路口遭遇宪兵组成的人墙，宣传車驾驶不敢冲向人墙，却被民众往前推挤而突破人墙，继续游行。突破的过程中便已有零星的冲突，这个区域的宪兵人墙只有十余人，因此被民众攻击的伤势较为严重。回到服务处後，游行队伍与原先被档在圆环封锁线外的民众会合，继续演讲。当晚十点，呂秀蓮演讲时，宪警人员开始施放烟幕及催淚瓦斯驱散民众，现场民众与宪警人员再度爆发冲突，安全岛上的欄杆、石块、棍棒成为攻击的武器，直到半夜群众才散去，但是现场的宪警人员并没有直接逮捕相关人士。^{^[25]}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回忆，在突破人墙造成的第一次冲突後，就全部平静下來，若不是军方又进一步攻击，演讲早就结束，并不一定会在十点发生更大的冲突。^{^[26]}当时游行示威的相关法令尚未制订，对於警民冲突的场面，最高指导原则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并没有使用枪械，仅以盾牌加以阻挡。^{^[27]}

至於当晚參与游行的群众，汪敬煦回忆为六、七百名，回到服务处後參与暴动的群众则有兩百余名，而受伤的宪警人數为 183 人。^{^[28]}周平德则回忆当天看报纸为十多人受伤，但是之後陸续增加到四、五十人，到开庭时已经变成一百八十几人。^{^[29]}对於当晚不采取强力镇压甚至以戒严令相关规定将滋事者直接逮捕，蒋经国在 12 月 14 日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届四中全会闭幕时的說法是：

蒋主席强调了一点，他要求同志们能了解；那就是他有时作成决定後，没有解释原因。他說：「对一件事，我过去没有解释原因，今天不解释原因，甚至永远也不解释原因。这就像总裁說过的：我不能說，我不忍說，我虽然不說，但可以向各位明白表示的是：我作的一切决定，都是以国家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

在这样的原则下，昨天蒋主席向大家解释了政府处理高雄「美麗岛杂志社」引发暴力事件起初要容忍的原因。他說：对在高雄发生的事，无論对与不对，我们都是非常的痛心，一百多位宪警受了轻重伤，如果受伤的不是警察，而是一般百姓，又如果宪警在当时身佩武器，镇压暴力，殺死了几个百姓，今天的情势又变成什麽样子？

蒋主席以沉重的语调說：「我们当时为什麽要那样做，因为我们绝对不能让骚亂扩大，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苦心，但我们还是

这样做了。」^{^[30]} 而在《蒋经国先生全集》裡收錄蒋经国的說法是：

当时我们听到有一百多位宪警受了轻重伤，我们当然非常痛心，但请各位想一想……在那种情况下，宪警如果用武器反击时死了几个人，将变成一个什麽局势？为什麽政府要这样容忍？就因为政府绝对不愿意骚亂的扩大，民众更希望生活秩序的安定。而那一批人，就是希望愈亂愈好，你今天毁了，他们更高兴。因此，我可以說，我们这样做，出发点就是要免除

此數字与判决书上记錄數字相同台湾的骚亂，尤其是要保障我们一千七百万善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个苦心一时之间很多人不会了解，甚至也不会原諒，但是我们这样做了。^{^[31]}

由以上的言谈可以得知，蒋经国对於群众运动的处理方式，在中坜事件之前即已不同於以往白色恐怖时期。为了国内的安定秩序，他以警察做为处理群众运动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军队。这除了是为了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外，也是因应国际环境的改变，希望台湾能作为中国的模范，继续带往民主化、法治化的目标。

国民党政府在事件後，於 12 月 11 日，由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及警政署长孔令晟在台北妇女之家召开记者会說明处理过程。《美麗岛》杂志社则在 12 月 12 日下午七点，於台北总社召开记者招待会，由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施明德对高雄事件展开說明。蒋经国则召开特别小组，决定在 12 月 14 日展开逮捕行动。这样的作法符合他在四中全会开幕时所說：

今後当更积极致力於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而同时并进，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於放纵，民主不致流於暴亂，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32]}

蒋经国要让台湾民众知道，他有决心继续民主改革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是有计画、有进度的，超越政府的尺度，便是危害到国家社会的安全，他必须以强硬的态度面对，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蒋经国的特别小组列出一张逮捕的名单，蒋经国一再要求再缩小，只抓带头的領导份子。^{^[33]}但是陸续的逮捕行动仍抓了一百多名党外人士与暴亂的滋事份子，蒋经国同时下令《八十年代》、《美麗岛》停刊一年。^{^[34]}

逮捕行动过後，党外人士开始寻求国外的支援。透过国外媒体与国际人权组织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在审判开始前的国内媒体与舆論，大都偏向政府，除了因为媒体是由国民党所操纵之外，在照片与现场的报导，都是呈现出宪警人员为了维持秩序被殴打的画面。看不到的部分，自然无法影响到舆論的发展。艾琳达和施明德 1978 年 10 月 15 日举行结婚典禮，希望藉此让艾琳达可以继续留在台湾而不会因为政府不续给签证而離开，施明德也能藉着与美国人结婚而比较不会被情治机关抓走。艾琳达在逮捕行动开始後，於 1979 年 12 月 15 日被驱逐出境，她立即到香港寻求国际媒体的支持，因为台美断交後，国际媒体都搬到香港去。而艾琳达也在美国召开公听会，让更多人知道美麗岛事件的真相，希望能影响国民党的作法。而施明德在逮捕行动开始时就逃亡，国民党政府一直要到 1980 年 1 月 8 日才抓到他。艾琳达认为，一般政治案件都会被迅速结案，但是因为主谋施明德的逃亡 26 天，反而让外界越來越清楚美麗岛事件的本质。同时也因为国际媒体开始注意到美麗岛事件，让国民党政府内部发生争执，新闻局和外交部希望能多注意国外的观感，但是情治单位与军方却希望一网打尽。^{^[35]}

党外人士都希望能够让这件案子公开审理，而「国民党内的学者改革派以及楚崧秋等温和派主张军事法庭公开审理高雄事件。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樂士也力促台北当局让全世界及台湾人民看清政府对被告指控。」^{^[36]}同时基於美国方面的媒体与国际人权组织均将美麗岛事件中的領导人塑造成受害人，并强调是因政府「先镇」民众才「後暴」的传闻，蒋经国於是决定，军法审判过程公开，被告在庭上的声明也准许报纸报导发表。^{^[37]}这是戒严法实施後首次将审理过程呈现在大众面前。

1980 年 2 月 1 日，警备总部让 50 名遭扣押者交保释放，40 名交保候传，另外 61 名继续由警备总部军法处羁押。^{^[38]}军法处在 2 月 20 日提起公诉，依军法叛亂罪起诉者：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呂秀蓮、陈菊等 8 人。其他因为涉嫌叛亂罪证不足而移转司法机关侦办的计 45 人。^{^[39]}1980 年 3 月 18 日，叛亂罪开庭审理，审理过程一切公开，共有国内外记者 60 名到庭采访，国际人权组织代表 6 名、国内人民团体 9 名代表及个人、民意代表、机关、被告家属等旁听。^{^[40]}

表 2-12 美麗岛事件依军法叛亂罪起诉者与辩护律师对照表

被起诉人	辩护人
黄信介	郑庆隆陈水扁
施明德	郑胜助尤清
姚嘉文	苏贞昌谢长廷
张俊宏	尤清郭吉仁
林义雄	江鹏坚张政雄
林弘宣	张俊雄李胜雄
呂秀蓮	呂传胜. 郑冠禮
陈菊	张火源高瑞铮

资料來源：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判决书，六十九年障判字第○一四号。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判

决书〉，国家档案局藏《美麗岛事件档案》，档案号：0069/3132163/163。

在审理庭上，律师团「直攻戒严令的违法，质疑自白书的可信度，要求调查侦讯人员刑求之事。」^{^[41]}而被告的最後陈述，更成为法庭审理的高潮。「他们的最後陈述就像是即将告别人世的遗言。……被告有的是对理想的坚持，对民主体制的热情，对土地人民的大爱。」⁶⁴对台湾的民主政治來說，审判带來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公开审判，所以国内各媒体都会逐日将当天审理的情形登载在报纸上，同时国际媒体的报导，也让世界知道台湾的政治情形。因此被告将自己的理想、对党禁、报禁的不满，台湾独立的主张，陈述出來时，不仅仅是对法庭内的人所說，也是让台湾人民了解不同於官方的說法。虽然民众在国内媒体上看到的会是报社或记者对被告的陈诉加以丑化或批判，但是完整的思想陈诉，是在选举时也无法提供的舞台，这对台湾民众在政治的參与度与视野都有很大的提升。

1980 年 4 月 18 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进行判决。黄信介有期徒刑 14 年，褫夺公权 10 年。施明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呂秀蓮、陈菊各有期徒刑 12 年，褫夺公权 10 年。各全部财产及犯罪所用之物没收。^{^[42]}对於原本是唯一死刑的叛亂罪主谋施明德，因为蒋经国有死刑的执行裁量权，他经过考量，决定改为无期徒刑。^{^[43]}他曾說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44]}

另外，被以刑法暴行胁迫罪起诉的周平德、杨青矗等 33 名，在 6 月 2 日被台北地方法院分别判处 6 年、5 年、4 年等有期徒刑以及褫夺公权 5 年、4 年、3 年等。^{^[45]}至於藏匿施明德而被以藏匿叛徒罪名提起公诉的高俊明、林文珍等 10 名，则在 6 月 2 日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判处 7 年、5 年、2 年等有期徒刑，褫夺公权 5 年、3 年、2 年等。^{^[46]}这对党外运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也因此影响了当年底的选举。

1980 年 12 月 6 日，原本应该於 1978 年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恢復举行，除了代表政府有意在台美断交後恢復民主常态之外，也展现蒋经国的改革路线并未因此改变。美麗岛受刑人的家属有三位投入了这次的选举：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张俊宏的妻子许蓉淑以及黄信介的弟弟黄天福。而以党外名义參选的候选人另外还有 16 名。这次的选举成为美麗岛事件後，测试台湾民众是否继续支持党外运动者的试金石。结果，三位受刑人家属都当选，周清玉当选台北市国大代表，许荣淑当选台中县市、彰化县、南投县的立委，黄天福当选台北市立委。而其他的党外运动者也有康寧祥、张德铭、黄煌雄、黄余秀鸞和王兆钏当选立委或国代。这显示台湾民众仍愿意支持党外运动。而美麗岛事件以及因它而起的公开审判，对於受刑人、受刑人家属、辩护律师，都成为後來參与政治时吸收支持群众的资本。甚至在後來的台湾政治发展上，是否坐过“政治犯＂的牢成为民众衡量支持与否的指标之一。三、民进党成立

1980 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後，党外运动份子渐渐了解到，必须要有真正的组织才能与国民党一较高下。在 1981 年的地方公职选举，党外组成了「推荐团」，提出了「制衡」的竞选口号，并且统一用綠色系统，书写有「党外」字样的綠底白字竞选旗帜，同时采用推荐的制度來提名候选人。这已经有了政党的雏形。^{^[47]}现任的总统陈水扁、民进党籍 2008 年总统參选人谢长廷，便是在这次的选举中以美麗岛辩护律师的身份，当选台北市议员。党外人士最後当选的结果：县市长 3 人，当选率 42.9％；省市议员 11 人，当选率 13.1％；台北市议员 8 人，当选率 88.8％，高雄市议员 0 人，当选率 0％。^{^[48]}

然而党外在这次选举後却陷入了分裂的麻烦之中。党外公职人员的「议会问政路线」渐渐成为主流，但是党外人士之中坚持理想的份子，在再度开放的党外杂志中掀起了「改革体制与体制改革」、「群众路线与议会路线」等路线对立的笔战，康寧祥等人在议会的妥协行为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49]}为了 1983 年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党外人士组成了「党外中央後援会」（简称为後援会）、「党外编辑作家聯谊会」（简称为编聯会）等组织，前者以康寧祥为首；後者系针对前者章程中的保障现任党外立委条款而成立，成员包含所有党外杂志的负责人，及新生代统独各派人马。最後在编聯会的要求下，後援会将保障条款删除，编聯会转为党外团体内部的监督力量。党外在这次选举中积极表态參选的人很多，除了後援会推荐的人选外，还有报备与徵召的情形，结果「後援会」的组织力量不再，票源分散，立委席次下降，由原先 9 席变为 6 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结合美麗岛受刑人家属、长老教会人士及美麗岛事件辩护律师等人的「美麗岛連线」，7 人中有 4 人当选立委，名单是辩护律师的张俊雄、江鹏坚，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等 4 人，结合了监察委员尤清与省市议员的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成为党外新的势力。^{^[50]}

1984 年 5 月 11 日，党外的公职人员组成「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国民党不愿党外运动发展成有组织的团体，因此在 1984 年 11 月 21 日，内政部长吴伯雄答覆国民党籍立委蔡友士的质询时，指出公政会系非法组织，因为依据〈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的第八条规定，「人民团体在同一区域内，除法令另有规定外，其同性质同级者以一个为限。」^{^[51]}而早在 1984 年 1 月 18 日，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曹伯一等就已经先向内政部登记成立「中华民国公共政策学会」，因此公政会系非法组织，要求公政会解散或是更名後登记。党外立委立刻提出书面质询，询问该法是否合宪。1984 年 12 月 6 日，公政会理事长费希平致函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表示愿意沟通公政会问题，此举引发党外人士内部的反弹与批判，在批判声中，费希平下台，公政会改组。「不登记，但继续存在」。^{^[52]}

1985 年 9 月 28 日，为了年底的县市长及省市议员选举，原本呈现紧张关系的党工与公职间暂释前嫌，党外公政会与编聯会再次组成「1985 年党外选举後援会」。媒体在报导这项消息时，不使用国民党规定的无党人士，直接使用「党外後援会」，并且将推荐的名单刊登出來。^{^[53]}「後援会」统一候选人的政見，并打出共同的口号「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并且委托欧秀雄设计共同的旗帜，这面旗後來成为民主进步党的党旗。这样的共同政見、口号与旗帜，代表党外已经朝准政党迈进，同时，「组织新政党」、「住民自决」成为当时党外的共同诉求。不过部分候选人并不特别强调这些口号，而是强调政绩与地方议题，有往中间选

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論文，页 184-185。民靠拢的现象，这也是党外人士选举时的策略之一。^{^[54]}11 月 16 日选举结果揭晓，党外选举成绩不斐，省议员当选 11 席，当选率 61.11％；台北市议员当选 11 席，当选率 100％；高雄市议员当选 3 席，当选率 50％；县市长部分，则仅有高雄县长由余陈月瑛当选。

1985 年 12 月 26 日，公政会修改章程，为进一步扩大组织做准备。公政会更改名称为「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且非公职人员亦可加入党外公政会。同时秘书长谢长廷提案在各地设立分会，获得通过。国民党於是再度声明，若是设立分会，将考虑加以取缔。然而 1986 年 5 月 1 日，许信良、谢聪敏等人在美国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声明中有五项主张：

1.总统由全体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2.全体中央民意代表由台湾人民选出；

3.废除戒严令；

4.释放政治犯；

5.废除党禁和报禁，保障言論自由。^{^[55]}

许信良等人希望藉由组党的方式，逼迫政府接受反对党已经建立的事实。而党外公政会亦加紧成立分会的脚步。1986 年 5 月 10 日，自由派学者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邀请 7 位党外人士与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梁肃戎、萧天赞、黄光平 3 位副秘书长对谈。国民党之所以愿意跟党外会谈，系因蒋经国在 5 月 7 日於国民党中央常会中，指示中央政策会，「应本诚心诚意的态度，与社会各方面人士沟通意見」。^{^[56]}当时双方也勉强达成三点「共識」：1.參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有共識，至於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继续磋商；2.參加人士对於公政会与分会的成立咸表同意，至於「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磋商；3.參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共同为政治的和谐而努力。^{^[57]}但是这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双方做的一种妥协而已。在 5 月 10 日党外与国民党磋商这天，公政会的第一个分会：台北分会宣布成立，由陈水扁担任理事长。^{^[58]}5 月 17 日，台北市的第二个分会：「首都分会」亦宣布成立，由康寧祥当选为理事长，并提出了「民主时间表」以及组党的呼声。总计在 5 月 10 日台北分会成立，到 8 月 15 日高雄县分会成立为止，全省各地共有 14 个公政会分会成立。^{^[59]} 1986 年 5 月 19 日，郑南榕发起了「五一九綠色行动」，以「反对台湾长期以來的戒严统治」作为诉求，在台北市龍山寺举行，准备发动群众游行至总统府抗议。警方在上午十点将准备抗议游行的民众封锁在龍山寺内，并将围观民众区隔到龍山寺周边道路之外。因此，龍山寺锁上的大门内是党外公职人员静坐抗议；龍山寺外到警方封锁线之间，是部分党工手举綠色布条高喊口号绕着龍山寺游行，却无法突破封锁线。警方不采取积极作为，同意抗议民众離去，但是不得进入。最後在晚间十点群众散去而结束。这是第一次以反对戒严为诉求的群众运动。1986 年 9 月 3 日，台北市议员林正杰被以毁谤罪求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林正杰放弃上诉，改采街头运动的方式，「向市民告别」。在 9 月 4 日到 9 月 16 日这 12 天内，於全台各地不定时不定点的沿街游行演讲，掀起一阵「街头狂飙」的风潮。9 月 27 日，林正杰入监服刑。这一次次的街头运动，显示台湾社会不只是对於街头抗争已经有较高的接受度，同时，政府的处理方式，也越显得趋於保守与谨慎。蒋经国在身体出现狀况的情形下，对於推动政治改革是有必然的决心，因此不愿采取强力镇压的方式，以避免流血冲突而造成社会不安与对立。

民主进步党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下成立。1986 年 9 月 28 日，党外人士齐聚台北圆山大饭店，理由是为了针对年底举办的立法委员及国大代表选举筹组「1986 年党外选举後援会」事宜。上午九点二十分会议一开始，谢长廷及尤清立即提出臨时动议，变更议程讨論组党事宜，并且主张立即组党。与会的 123 人立即签署，成为第一批组党发起者，并推举费希平担任组党发起人会议的召集人。下午兩点四十五分，第二次「组党发起人会议」召开，讨論党名、党章，会中通过谢长廷提案之「民主进步党」名称。大会结束，由费希平、尤清、谢长廷、颜锦福、游锡堃、许荣淑、黄玉娇等人，主持「民主进步党成立」记者会，晚间六点六分，费希平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60]} 1986 年 11 月 10 日，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中央评议委员等，最後，选出江鹏坚担任民进党第一任党主席。

蒋经国得知民主进步党成立的消息後，草拟了一份声明，表示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并且指示要加强与党外人士沟通。^{^[61]}国民党与党外人士及中间的学者在 9 月 30 日进行沟通，并且发表声明，自由派学者胡佛指出：「中介人士与执政党负责沟通的三位人士都认为，『民主进步党』仍在筹备阶段，希望不要出现急躁、激烈行动，继续进行沟通，使民主政治能稳健发展。」^{^[62]}由此可知，蒋经国对於民进党的成立，仅是站在不承认的立场，但是也不会采取法律行动。原因在於，蒋经国已经成立了「十二人小组」，其中便已经包含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等事宜。现在对民进党采取法律行动，以〈人民团体组织法〉加以取缔甚至逮捕党外人士，对於蒋经国规划的时程将有很大的伤害。因此，即使国民党内的元老派大肆批评蒋经国的态度，蒋经国依旧采取不积极的作为。^{^[63]}

民进党成立之後，因为政府不予承认，但是也不加以取缔，所以党外人士在 1986 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竞选活动中，开始正式使用民进党的名称。并且统一喊出「民主新希望、新党救台湾」的口号。12 月 6 日投票结果揭晓，民进党有 11 名候选人当选国大代表；12 名候选人当选立法委员。这是台湾选举史上，第一次有正式的反对党人士，以政党之姿进入中央民意代表。

蒋经国面对党外运动的冲击，不断调整策略与步骤。但是唯一不变的的是他

坚持政治民主改革的决心。他按照自己的步调，持续但有程度地开放政治禁忌；党外的挑战，蒋经国的强硬回应，最高的指导原则，便是国家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1] 谢明德，〈解严後我国政党政治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战学院政治研究所硕士論文，1991，页 56。

[2] 胡汉民在 1928 年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主张，并不承认其他政党的存在。見李敖，〈党外是谁喊出來的？〉，《民进党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页 1-4。

[3] 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训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

[4] 。

[5] 李柏泉，〈黄信介与台湾民主运动之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論文，2003，页 29-30。

[6] 李筱峰，《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1987），页 122。

[7] 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 39。

[8] 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43。

[9] 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44-45。

[10] 迟景德、林秋敏访问，林秋敏整理，《孔令晟先生访谈錄》（台北：国史馆，2002），页 283。

[11] 迟景德、林秋敏访问，林秋敏整理，《孔令晟先生访谈錄》，页 283-284。

[12] 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页 183。

[13] 许介麟判断，蒋经国当时不想扩大事端的原因是总统选举（1978 年 3 月）许介麟，《战後台湾史记》卷 3（台北：文英堂，1979），页 33-34。

[14] 《台湾日报》（台北），中华民国 67 年 1 月 25 日，版 3。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页 183。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46。

[15] 黄信介在 1977 年的助选过程中，发现有些无党籍人士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对国民党的态度与党外人士有很大的差異，因此有需要做区别。見葉柏祥，《黄信介前传：民进党的永远大老》（台北：月旦，1994），页 82-83。

[16] 萧淑玲，〈台湾党外杂志对党外运动的作用（1979～1986）—以《八十年代》系列、《美麗岛》、

《蓬莱岛》系列兩大路线为例〉，桃园：国立中央大学歷史研究所硕士論文，2006.6，页 16-17。

[17] 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台北：国立政治大学歷史研究所硕士論文，2001，页 143。

[18] 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台北：国立政治大学歷史研究所硕士論文，页 152。

[19] 办理杂志系因国民党政府以限证、限张的方式控制报纸媒体，杂志是相对來說较容易作为发声管道的媒介。

[20] 陈仪深访问，林东璟纪錄，〈姚嘉文先生访问记錄〉，收入於陈仪深编辑，《口述歷史》12── 美麗岛事件专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页 20。

[21] 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82、84。

[22] 年 1 月 21 日，调查局逮捕高雄桥头乡的余登发、余瑞言父子。理由是 1978 年 10 月被捕的匪谍吴泰安企图向余氏父子寻求合作，以暴力方式颠覆政府。虽然余氏父子不予理会，调查局仍以「知匪不报」及「为匪宣传」兩项罪名将余氏父子起诉。最後余登发判刑 8 年、余瑞言 3 年，匪谍吴泰安死刑。国民党政府逮捕余氏父子的动作，激起党外人士的不满，於是串連在 1 月 22 日於桥头乡余家门前展开游行，先在桥头乡的街道游行一圈，然後转乘游览車至凤山市区游行、发传单後再转至高雄火車站。在火車站，姚嘉文、张春男等人发表演讲，警察、情治人员加以制止，与群众发生争吵，但是并没有大冲突，演讲结束後便返回台北。路上曾心仪对施明德說：「国民党的戒严令已不再是处女了，我们已强暴这三十岁的老处女了！」虽然双方没有发生激烈冲突，但是这是戒严令实施以來的第一次示威游行，虽然围观的民众对游行仍有疑虑与恐惧而不敢參加。但是能够进行游行，已经代表国民党的处置方式在面对戒严令的规定时产生了变化。見高明辉口述，范立达整理，《情治档案──一个老调查员的自述》（台北：商周文化，1995），页 59-62。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76-80。施明德，〈国民党戒严令下第一次游行示威纪实〉，《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快讯》11，1979.3.5，收錄在国防部军法局，〈黄信介等叛亂案全案资料〉，国家档案局藏《美麗岛事件档案》，档案号：0069/3132163/163。

[23] 陈仪深访问，林东璟纪錄，〈姚嘉文先生访问记錄〉，收入於陈仪深编辑，《口述歷史》12── 美麗岛事件专辑，页 23。

[24] 年 12 月 9 日，美麗岛高雄市服务处宣传車，在鼓山分局附近宣传隔天的演讲活动时，遭警察拦阻，以煽惑民众參与未经核准的活动为由，制止驾驶車辆的姚国建、邱胜雄等人，结果发生冲突，警方以妨害公务逮捕姚、邱二人。据《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所载，兩人遭分局警员以脚踹至出血，押送至台湾南部警备司令部，一样遭到毒打。美麗岛服务处得知消息，陈菊等人率民众包围鼓山分局要求放人，鼓山分局警员放下铁门不予回应。半夜传出消息可以放人，始由蔡有全、苏秋镇兩位律师将姚、邱兩人具保带回服务处。消息传遍各地，反而让更多的民众决定參加隔天的演讲大会。因此有論者认为鼓山事件是美麗岛事件的导火线。見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92。劉凤翰、何智霖、陈亦荣访问，何智霖、陈亦荣记錄整理，《汪敬煦先生访谈錄》（台北：国史馆，1993），页 129-130。

[25]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判决书，六十九年障判字第○一四号。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判决书〉，国家档案局藏《美麗岛事件档案》，档案号：0069/3132163/163。张富忠、邱万兴编着，《綠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 25 年》上册，页 92-94。陈仪深访问，潘彦蓉纪錄，〈周平德先生访问记錄〉，收入於陈仪深编辑，《口述歷史》12──美麗岛事件专辑，页 85-89。劉凤翰、何智霖、陈亦荣访问，何智霖、陈亦荣记錄整理，《汪敬煦先生访谈錄》，页 130-132。至於当晚没有逮捕行动的原因，呂秀蓮推测系因国民党当时正在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应该在会後就会展开逮捕

行动。見本注前引〈周平德先生访问记錄〉一文，页 89。

[26] 陈仪深访问，周维朋纪錄，〈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女士访问记錄〉，收入於陈仪深编辑，《口述歷史》12──美麗岛事件专辑，页 63。

[27] 迟景德、林秋敏访问，林秋敏整理，《孔令晟先生访谈錄》，页 285。时任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长高明辉表示，在美麗岛事件前召开的专案会议，主持人在一开会时就告诉与会人员，上面有一项决策，就是绝对不准流血。同时南警部司令常持琇也要大家忍辱负重，要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精神來面对群众。高明辉口述，范立达整理，《情治档案──一个老调查员的自述》，页 59-62。

[28] 劉凤翰、何智霖、陈亦荣访问，何智霖、陈亦荣记錄整理，《汪敬煦先生访谈錄》，页 132、136。

[29] 陈仪深访问，潘彦蓉纪錄，〈周平德先生访问记錄〉，收入於陈仪深编辑，《口述歷史》12── 美麗岛事件专辑，页 89。报纸纪錄当晚受伤人數，聯合报的报导是南警部司令常持琇对大众說明当晚的事件时，有 16 位宪警因公受伤了，包括宪兵指挥官（笔者注：薄玉山）。見《聯合报》，中华民国 68 年 12 月 11 日，版 3。同版另一新闻更详细，内容为：在骚动事件中，宪兵有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了高雄地区的宪兵指挥官薄少将。宪兵連长吴钦裕在阻挡暴徒暴行时，被打得滚在地上，在旁观看的计程車司机林宗宪看不过去，上前抢救，也被打伤。至於其他的伤者名单，初步查出如下：何平、锺赐樓、谢安华、谢文章、司明宗、蔡來进(以上宪兵)、陈秀荣、魏学宽、陈振飞、李庆昌(以上保警)、王天靈、李麗裕、韩裕里、李光锦、蔡德财、石朝秋、温秀卿、胡春泰、蔡惠雅、鲍务本(以上市民)等十四人。分送陸军八○二总医院及市立大同医院治療。因此就本则新闻所見，受伤者为十七名。見《聯合报》，中华民国 68 年 12 月 11 日，版 3。另外在茅家琦的书中，当晚受伤人數为 183 名警员及 92 名示威群众。見茅家琦，《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页 371。

[30] 《聯合报》，中华民国 68 年 12 月 15 日。版 2。

[31]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二册，页 148。《聯合报》，中华民国 68 年 12 月 15 日，版 2。

[32] 《聯合报》，中华民国 68 年 12 月 11 日，版 5。

[33] 劉凤翰、何智霖、陈亦荣访问，何智霖、陈亦荣记錄整理，《汪敬煦先生访谈錄》，页 140、142。

[34] 《聯合报》，中华民国 68 年 12 月 20 日，版 3：中华民国 68 年 12 月 21 日，版 3。

[35] 陈仪深访问，周维朋纪錄，〈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女士访问记錄〉，收入於陈仪深编辑，

《口述歷史》12──美麗岛事件专辑，页 52-53、68-69。

[36] 陶涵着，林添贵译，《蒋经国传》，页 392。

[37] 陶涵着，林添贵译，《蒋经国传》，页 392。

[38] 《聯合报》，中华民国 69 年 2 月 1 日，版 3。

[39] 《聯合报》，中华民国 69 年 2 月 21 日，版 1。有 33 人涉及普通刑法的暴行胁迫罪、8 人涉及藏匿施明德而犯了藏匿通缉犯的罪。見姚嘉文，《景美大审判──美麗岛军法审判写真》（彰化：作者自行发行，2003.4），页 27。

[40] 見申请旁听登记清册。国防部军法局，〈黄信介等叛亂案全案资料〉，国家档案局藏《美麗岛事件档案》，档案号：0069/3132163/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