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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谈判：莫斯科施加影响的缓和手段
　　然而，就在中苏政府代表团忙于就中苏同盟条约进行谈判的时候，新疆发生了一场更大的风暴。“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按预定计划，于7月下旬发动了全线进攻。到9月初，民族军在北线占领了塔城和阿山地区，在南线越过天山冰大坂，并在南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而在中线则攻陷了精河和乌苏，直达玛纳斯河西岸，距乌鲁木齐只有140多公里。面对如此局面，朱绍良、吴忠信走投无路，心急如焚，急电重庆政府说：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1]
　　然而，蒋介石却另有考虑。1945年8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2]以后，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北的接收问题上，认为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首要目的是以此干扰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至于“助长哈匪多占地盘”，实现其“侵新之野心”，“尚在其次”。故决定对新疆问题不可以武力解决，“即使沦陷，只可暂时忍耐”，外交和宣传也作低调处理，同时积极准备在新疆进行政治和宗教改革。他一方面表示允许边疆民族自治，一方面派张治中赴新疆考察，提出解决问题的报告。[3]
　　如前所说，新疆果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苏联实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当苏联在华的根本利益已经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这对莫斯科来说可谓一举三得：一则在世界舆论面前表现出苏联的和平形象及遵守中苏条约的姿态，二则可以免除新疆独立给苏联本身带来的后顾之忧，三则通过充当调解人巩固和加强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斯大林何乐而不为？
　　于是，苏联政府在9月6日即向中国政府表示：只要让各民族参加新疆省政府，特务工作放宽些，新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9月14日，苏联代总领事叶谢也夫会见前来迪化的张治中时也建议，新疆冲突最好设法和平解决，并表示愿意帮助从中疏通和联系。张治中遂电告蒋介石，建议请驻苏大使傅秉常直接向苏联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并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4]9月15日，出席伦敦外长会议的王世杰与莫洛托夫谈话，请苏联调查最近的新疆事件。莫洛托夫友好地表示，此事件只是“过渡现象”，请不必放在心上。[5]同一天，彼得洛夫即向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准备对新疆事件进行调解，并于第二天送来了正式备忘录。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希望“事变分子代表”来迪化与张治中洽商，请苏联伊犁领事代为通知。[6]
　　作为调解人，苏联领事馆始终掌握着整个和平谈判的进程和节奏。和谈伊始遇到的障碍即是苏联领事排除的。三区谈判代表于10月初来到迪化时，都佩带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声称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谈判的，届时将出示证明文件，中国政府代表也须交验相应证件。对此，张治中坚决反对，并拒绝与其见面。最后，经张治中亲自与叶谢也夫交涉，确定由苏联方面从中斡旋。在叶谢也夫的劝告下，伊犁代表才放弃了原先的主张，使谈判得以启动。[7]
　　在谈判桌外，苏联各部门也积极予以配合。1945年10月15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报告说，乌斯满与伊犁起义者协同配合“从中国人手中解放了阿尔泰地区”后，无意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政府”，想使阿尔泰成为独立国家，并说这是乔巴山在1944年就允诺的，他只接受乔巴山的指示。鉴于目前正在举行和平谈判，贝利亚建议，请乔巴山给乌斯满下达指示：“停止积极反对中国的武装活动，转入防御，协助伊犁起义者谈判，和平解决与中国的冲突。”[8]
　　和谈期间，张治中经常与苏联领事馆保持接触。凡有新的提案，首先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并请苏联领事人员从中斡旋和疏解，如此才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特别是当谈判陷入僵局时，苏联领馆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三区代表第三次来到迪化后，节外生枝地提出了撤销政治警察、事变后调来的政府军队撤出新疆、新疆警察由回教徒充任等三项新要求。对此，张治中态度强硬，表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最后还是经请苏联领事出面进行说服，三区代表才同意暂时把这些要求搁置下来。1946年1月2日，和平条款及附文（一）签字。[9]
　　此期，甚至斯大林本人也对新疆和平谈判起了推动作用。为了促进战后中苏关系中诸多问题的解决，蒋介石于1945年底派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正如苏联外交部事先对蒋经国来访目的估计的那样，在12月30日的谈话中，蒋经国要求斯大林对新疆谈判代表施加影响。蒋经国说，新疆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但现在三区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苏联政府出面调停。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并十分有把握地说，三区方面“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10]果然，1946年4月初第二阶段谈判一开始，三区代表便轻易放弃了前次谈判搁置的三条补充要求。当谈判在新疆民族军整编后的数量和驻地问题上历时两个月而争执不下时，也是苏联新任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和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出面，多次与双方接触，居间调解。到6月6日，附文（二）终于正式签字，和平解决伊宁事变的工作全部告成。[11]
　　不过，莫斯科放弃对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支持，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而只是在国际格局和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调整了策略和方法。通过在幕后导演和平谈判，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
　　武装割据：苏联对新疆三区的全面控制
　　和平条款的签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1947年2月25日迪化发生了民族冲突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在各地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政策，新疆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地武装冲突再次出现。以至张治中不得不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民族人士麦斯武德，参加联合省政府的三区代表也陆续回到伊宁。新疆形成了三区武装割据，与地方当局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已无法实现通过维持联合政府及和平局面来保证对新疆进行控制的策略，便暂时把目标转向以加强对三区的控制为主，静观全局变化。
　　苏联控制三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大量发展苏联侨民，甚至鼓励新疆少数民族加入苏联国籍。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以及全盘集体化和驱逐富农时代，有大批俄国人自中亚流入新疆。中国当地政府向这批苏侨发放了公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作归化族。就在和谈开始后不久，1945年10月29日，布尔加宁等人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提交了政治局“关于接收旅居满洲的俄罗斯人为苏联公民”的决定草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帝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草案，及审查程序、申请书、居住证样式等相应材料。1945年11月1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这项命令。几天以后，加里宁再次签署主席团命令，宣布关于满洲俄侨的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12]1946年2月1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文告张贴后，前往登记者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对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并可免费看苏联电影。[13]
　　1946年11月，在伊犁、塔城和阿山分别成立了苏侨协会。苏联驻伊宁领事达巴申声称，苏联将通过苏侨协会向苏侨和新疆人民提供帮助。苏侨协会完全在苏联领馆的控制之下，他们经常向领事馆请示工作，并汇报情况和提供情报。苏侨协会还有自已的报纸和旗帜，在三区享有特权，被人称为“国中之国”。[14]这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期苏侨人数迅速增长，而且新发展的侨民，大多数并非原俄罗斯人，而是新疆的少数民族。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万人。[15]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即增加了13000人，1948-1949年更猛增了40000人。[16]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17]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苏侨人数如此剧增，显然是因为有大量当地居民取得了苏联国籍，除非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民族迁徙，但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
　　此外，苏联还训练了一批亲苏的华侨，并将他们送回国内。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迪化情报组报称：莫斯科、塔什干等地现有华侨1600余人请领护照回国。苏方对申请回国的华侨，有的拖延两三年不发护照，但如果华侨能接受格伯乌训练，并充当苏联间谍，则准许其搭乘苏联飞机来新疆。[18]
　　如果说苏联在侨民问题上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其控制新疆的社会基础，那么苏联此时更重视的则是在三区领导机构中肃清不忠实和不可靠分子，提拔和扶植亲苏人物主持政务。和平条款签订以后，苏联本来已经把苏联顾问团、军事指挥人员，以及在三区政府中任职的苏籍官员和顾问撤回国内，到1947年8月底，应三区方面的要求，苏联又重新派顾问团秘密来到伊宁，代号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二办公室”。同时还派出500多格伯乌秘密特工潜入伊犁，加强对三区人事和局势的控制。[19]
　　作为三区革命初期的头面人物，艾力汗·吐烈具有强烈的独立倾向。当初为了鼓动新疆起事，苏联利用了吐烈在民众中的宗教影响，支持他推翻新疆的汉人政府。但是吐烈在骨子里是反苏反共的，特别是苏联的策略改变以后，其反苏情绪更为严重。吐烈不满当时在伊犁政府和军队中任副职的苏联人掌握实权，抗议苏联人在边境收购被盗的新疆农牧民的牲畜，反对苏联在新疆大量发展苏侨，以及过多地干预三区政府的事务。最令苏联头痛的是，吐烈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伊宁事件。在和谈前夕，吐烈先后在塔城和承化主持召开了“临时政府”委员会流动会议，宣布塔城专区和阿山专区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和平条款即将签字时，吐烈又极力反对苏联顾问停止军事进攻的命令，力主继续进军，趁势解放全疆，甚至在伊宁召开大会，宣布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为正式政府。[20]对于这样的人，苏联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在联合省政府正式成立前夕，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强行将艾力汗·吐烈等民族上层人物秘密押解出境，送往阿拉木图。[21]
　　苏联选中取代吐烈的人物是阿合买提江。据1949年8月苏联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向邓力群介绍，阿合买提江是联共（布）党员，是苏联派来搞情报工作的，完全可以信任。在三区革命爆发时，阿合买提江只是一个报纸编辑，并不是当地的主要人物。后来苏联感到吐烈不可靠，才提拔阿合买提江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办公室秘书、军事厅军事科长等职。和平谈判前夕，“临时政府”通过103号决议，增补阿合买提江为“临时政府”委员。在谈判期间，张治中发现，阿合买提江虽然只有32岁，是三区代表中最年轻的，但却是和平谈判三区方面的实际负责人。[22]此后，阿合买提江便成为三区的首要领导人。
　　最能说明此期苏联强化对三区控制的，是苏联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渗透到三区，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在当时三区的领导人中，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接触的主要人物是阿巴索夫，而这位三区革命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却为此受到苏联的冷落和压制。
　　自从盛世才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将陈谭秋等中共干部逮捕下狱以后，中共在新疆有组织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1944年11月，李泰玉、陈锡华等进步青年组织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试图与中共取得联系。1946年和谈期间，他们借同学关系找到三区代表阿巴索夫，并通过阿巴索夫参加国民大会的机会，请他与南京的中共代表联系。12月5日晚，阿巴索夫秘密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见到董必武，详细汇报了新疆和三区的情况。当晚，董必武即将所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12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建议由阿巴索夫带中共代表及电台一道返回新疆，以便建立与延安的联系。阿巴索夫回到迪化后即召集李泰玉等人开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由于中央代表彭国安的电台功率太小，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经过讨论，决定把阿巴索夫秘密建立的人民革命党与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并按照中共党章的原则起草了章程。根据董必武关于在新疆的组织不要过早打出共产主义旗帜的指示，该党取名为“民主革命党”，阿巴索夫任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任副主席。1947年夏天，由于迪化形势紧迫，民主革命党领导成员及中共中央代表随同阿巴索夫撤退到伊犁。[23]
　　当时，所有这些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的联系，阿巴索夫都是背着苏联人做的，也不敢告诉阿合买提江。到伊犁后，民主革命党又发展了100多人，主要是那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但仍是秘密组织。阿巴索夫一再要求党员保密，绝对不能让苏联人知道。后来，苏联领事馆还是听到了有关民主革命党的消息。1948年5月，苏联领事委托阿合买提江找阿巴索夫和赛福鼎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并勒令其停止活动，销毁一切文件。此后，阿巴索夫便被苏联人冷落了。协调三区统一行动的“新疆保证和平民主同盟”成立时，阿巴索夫作为三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连组织委员（相当于中央常委）都没有选上。另据邓力群回忆，当时苏联领事对李泰玉也极为不满。总之，苏联绝对不允许外人插手三区事务。[24]
　　当然，苏联并没有满足于对三区的控制，而是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准备恢复在整个新疆的影响。苏联驻迪化副领事乌里马索夫于1947年8月15日召集苏籍人士谈话时说，“勿以目前迪化市现状而灰心，不久我们苏联即可占领全新疆”。伊犁苏侨会主任吴国林（又名马力牙奴夫）也经常对苏侨讲：苏联对苏侨甚为关怀，你们前途已露曙光，一切困难即将过去。[25]
　　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1948年，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改变了对华策略，开始积极参与中国事务。当时国民党政府因关内战事紧急，已无暇顾及新疆，主持西北政务的张治中则力主撤换在新疆采取强硬政策的军政首脑宋希濂和麦斯武德，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苏联也希望趁此机会与新疆地方政府改善关系。1948年6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表示，中苏双方应先停止有碍睦邻友好的宣传，以促进新疆和平。10月10日，阿合买提江与外交部代表刘泽荣会晤，表示三区绝无脱离中国之意，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并建议张治中今后谈新疆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外交关系。[26]莫斯科的意图很明确，即通过改善与地方当局的关系，走出三区，重新控制整个新疆。
　　[1] 详见曹达诺夫·扎伊尔：《五军的革命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5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页。
　　[2] 由于准备条约文本拖延了时间，签字仪式是15日6时举行的。但日本接受投降的电文于凌晨2时已送达莫斯科，苏联为掩人耳目宣布中苏条约于14日签订。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151-153页。
　　[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第831页。转引自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页；《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98-99页；《张治中回忆录》，第418页。
　　[4]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03页；《张治中回忆录》，第419-420页。
　　[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175页。
　　[6] 详见《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第439-440页；《张治中回忆录》，第418-419页。
　　[7] 《张治中回忆录》，第422-423页。
　　[8]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4，第62-63页。
　　[9] 《张治中回忆录》，第429-441页。
　　[10]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莫洛托夫，1945年12月29日。斯大林与蒋经国谈话记录，1945年12月30日。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第106、118页。
　　[11] 《张治中回忆录》，第446-453页。
　　[12]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50-58页、第238页。
　　[13] 《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年）》，第478-480页。
　　[14]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02页；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15]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240页。
　　[16]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39。
　　[17] 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号35，页码67。
　　[19]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71、247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第7093页。
　　[20]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91、101、112、134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1册，第6784-6785页。
　　[21] 笔者1998年8月31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22] 笔者1998年8月30日采访陈锡华的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18-119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第7093页；《张治中回忆录》，第449页。
　　[23] 李泰玉：“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而献身”，徐玉圻：“毛泽东与新疆三区革命”，载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会编：《纪念新疆三区革命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05页、115-117页；1998年8月31日笔者采访陈锡华记录。
　　[24] 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号35，页码37、89-90。
　　[26]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72-273、282页。

沈志华 2013-08-28 1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