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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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1)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创办，是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10万人誓师北伐。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此时，武汉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孙中山生前制定的北伐计划，准备分两步完成，先是“会师武汉”，后是“直捣幽燕”。武汉三镇被攻克，标志着第一次北伐的目的已经达到。打下武汉之后，国民政府即着手准备第二次北伐，以期再打到北京，消灭奉系军阀。因此，为了实现第二次北伐，需要培养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尤其是女军事干部。北伐战争的胜利，使不少地方军阀部队依附了国民革命军，为了改造这些旧军阀，也需要培养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为养成党的军事人才，必须于克复各省逐渐设立军事政治学校，以便各省革命分子就近入学，各省军事领袖，亦更可就近指导，以养成合于需要的人才。”
　　武汉分校开学典礼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方鼎英致电在前线的校长蒋介石：“现在我方局面进展，粤东偏处一隅，招人才不易，似宜及时于武昌或长沙开设分校，一面为扩充之准备，一面为延揽人才之方法，关系颇为重要。”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并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此时黄埔军校已由“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以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学府，训练储备革命的军事政治人才。10月12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武昌另设分校，原有校内政治科，移设武昌，再加扩充，以便多方造就人才。”武汉分校应运而生，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11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在开办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时，招收女生入学。这是自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入学后不久，就开始争吵不休的话题。为此，如前节所述，李之龙、金慧淑、潘慧勤等人，还使广州的舆论界好生热闹了一番。
　　当时，高涨的革命浪潮，激励了许多青年男女奔向革命的道路。其中不少女青年，希望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参加实际工作，进革命学校，使自己得到充实和锻炼。如原武汉分校女生队学生吕儒贞在《1927年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一文中回忆道：“那时我也觉悟到，妇女要在革命的政府领导下，有了参政权，有了职业，经济独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国民革命胜利，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无限欢欣鼓舞，盼望能参加工作，进革命学校，充实和锻炼自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在军校中培训妇女骨干。
　　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女生大队合影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于1926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在武汉和全国各省、市陆续招生。武汉分校筹备成立时，积极促进招收部分女生。招生的办法是采取公开登报和秘密招考相结合；考生的条件，规定必须具有中学文化程度；报名后，要经过初试和复试以及体格检查，最后登榜录取。初试6000余人，复试4000余人。考试的科目：初试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有国文、党的常识及政治常识，检查身体。先后初试复试各5次，由此可见考试之严格。
　　这次招生中的女生队，原打算只招40多人，但报名的太多，国共两党大员写条子的太多，实际录取远远超出了预定数额。1927年2月，被录取的新生开始报到，正式入学的女生183人，后湖南学兵团刚招收的30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队从而扩大为213人。这是黄埔军校史上首批女生，被列为黄埔军校第6期。黄埔军校以往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两湖书院旧址而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破天荒地招收了女生。
　　招生复试那几天，武昌寒风刺骨，可来自全国的数千名年轻人，把武昌城闹得热气腾腾。蛇山矶头、奥略楼等地，到处都可看到这些青年才俊指点江山、豪气冲天的身影。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2)
　　武汉分校招收的这批女学生，多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四川等地。她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未婚者占多数，也有的已经结婚并做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脚；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也有在校大学生，有的还是教师。总的看，从江西、湖南、湖北来的学生，文化程度比四川来的要高一些；有的学习过哲学，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有的却连这个名词还未听说过；有的参加了党派，多数人无党无派；有的接受革命影响较早，在抵制洋货等爱国运动中，已经多次参加革命活动，还有多数人是“爱国有心，知识不足”。这些女学生，无论从出身、年龄、文化程度看，还是从政治面貌、社会经历看，大都参差不齐。但她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当时，大革命的浪潮对封建势力虽然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在一般人的思想里，封建意识还非常浓厚，因此，女子要当兵，不说别的，仅就家庭这一关就很难通过。投考军校的女生，许多人都经过了各种斗争。吕儒贞回忆说：“看到最后一次榜上我被录取了，心里很激动，就到同学家里把头发剪了。那时候，革命新潮流进了武汉，可是一般人的封建思想还非常浓厚，我不敢在家里剪头发，惟恐家中阻拦我进军校。过后家中知道我剪了发，无法阻止，我终于进了女生队。”黄杰也回忆说：“女生队从一成立就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诬蔑和诽谤，被一切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被一切旧势力视为大逆不道。到军校后，我照了一张照片寄回家中，我伯父看了大骂，说是‘家族的败类’，‘太伤风化’。我的一个叔伯姐夫在沙市开钱庄，有一次来看我，说‘你们这样，今后怎么见人’。我听后义正词严地说：‘有什么见不得人，我们就是要革你们的命。’他恼羞成怒，回去后，我的那个叔伯二姐让人带信给我，今后不准我走她家门前那条街。其他姐妹也有同样的遭遇。但我们不气馁、不低头，敢于向旧势力挑战，决意在黑暗中冲杀出一条光明的路。”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女学生在旧势力面前，极为勇敢，她们在当时投考军校，克服了很大的阻力。
　　在投考军校的女生中，有的已经深受革命熏陶，是抱着献身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而从军的。如女学生游曦，就是其中一个。原第6期政治科学生冼大启在《武汉分校始末——兼忆战友游曦》一文中回忆说：“重庆当地报考的男女生，多来自重庆中法大学和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这两个学校。中法大学系吴老（吴玉章先生）所办，省立女师，受萧楚女、恽代英两先生的革命熏陶甚深……游曦同志就读省二女师，她以一女生毅然从军，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主要是由于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再如胡筠、赵一曼等，在投考军校前，都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
　　那时，女生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寻找自己的出路。吕儒贞回忆说：“有的同学是反对包办婚姻；有的是不堪丈夫虐待；还有的是经济困难不能升学”，但“大多数女同学都是为真正的人类解放来女生队的，她们恨透了那个社会桎梏妇女。”她们渴望自由、独立，立志要做一个有出息的女子。
　　此外，这些年轻女子还怀着许多美妙的幻想，如想学古代从军的妇女。原女生队学生胡兰畦回忆说：“过去大家都羡慕古代从军的妇女，曾经有过很多幻想，很多希望，但结果却总是一场空梦。今天，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打垮了直系军阀，军校招收女生终于成了事实。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军人生活了，心里那股高兴劲，简直别提多美了！”（《胡兰畦回忆录》）当时30名四川籍女子参加复试，有两人落榜，其中名叫柯银珠的，因落榜竟活活气死了。
　　这批20年代初期的青年妇女，虽然投考军校的动机不尽相同，但她们在当时能脱去罗裙，走出闺阁，换上戎装，背枪当兵，仅就这一行动本身来说，就非常了不起。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3)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兰陵街两湖书院（现解放七道中段）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等出席大会。全校学生及入伍生共6000余人到会，除引人注目的女生队外，还有从黄埔本校迁来的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科3个大队和分校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队。次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场之上首设台一座”，“学生千余人，整队分列台前”。200多名女生，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皮腰带，带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站立。她们是中国第一批军事院校的女兵。长期封建积习的影响，中国少女一般不抛头露面，离家上学已少见，入伍当兵和男兵一样跌爬滚打、刺刀见红更是开启社会风气的创举。恽代英赞扬她们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榜样”。
　　新生入校后首先需要受3个月的入伍教育，被编为1个大队的女生，与新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黄埔六期生张瑞华在北京家中队统属第6期入伍生总队。女生队下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在黄埔本校第1至第5期时，没有设指导员。武汉军校第6期学生入校时，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长郑奠邦，中队长杨伯珩、张麟书等，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唐维淑等。
　　女生队和分校本部同住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全体学生住在这个大书院东部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女生队的宿舍、饭堂、课堂和操场是单独的，除此之外，女学生与男学生穿一样的服装，过一样紧张的军事生活，没有特殊的地方。军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根本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节课，4节学科，4节术科。
　　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女生拿的步枪，有的比她们的个子还要高。有些裹过小脚的女兵，跑起步来，要比别人付出多倍的辛苦。她们接受军校的一切严格训练，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当年的武昌街头，经常可见一群头剪短发，身着军装，腰扎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英姿飒爽地行进。
　　军校为了使男女学生在服装外表上有所区别，原决定让女生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字母“W”标记，并发短枪。许多女生表示坚决反对，她们说：“我们都是革命战士，男女应该平等，但是我们在革命政府之下，如果连穿衣服都得不到平等，还要拿一个字母来表示区别，这又算什么呢？”军校最后只好决定取消这一提案。如此统一服装，女学生除了留有短发之外，男女生在外表上很难看出区别。特别是戴上军帽后，几乎分不出男女。军校为了照顾女生生理特点，女生有例假时，只要戴上一个袖章就可以不用出操，不用参加军训。但是女生坚决不戴，她们凭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参加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有许多女生发出这样的呼声：“试问革命军人是受人怜念的吗？我们要拿出百折不挠的精神来，我们要接受学校的一切严格训练，我们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养，是军校女学生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占有重要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而使得大多数女学生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武汉分校成立时，中共中央即派出许多人到军校工作，如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叶镛、陆更夫在政治部担任重要工作，政治教官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珩等，也多系共产党员。分校中的中、下级军事和政治干部大半是共产党员，如徐向前任政治大队第1队队长，彭漪兰、钟复光任女生队指导员，李鸣珂任党的联络员，陈毅表面上当文书，实际上是校中的中共党委书记。当时的分校校长由邓演达代理，蒋介石只是挂名校长。军校校长制改为委员制以后，恽代英是三常委之一，军校日常工作由恽代英实际主持。特别是在校一级领导人中，由恽代英专门分管女生队。中共党的方针政策在分校中得到了积极地贯彻，充分体现了党对分校的直接领导。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4)
　　武汉分校女生大队指导员钟复光，
　　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女生队隶属于政治大队，学习以政治课为主。在恽代英等领导下，学校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开设的政治课有：《社会主义史》、《社会发展史》、《妇女解放运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世界妇女运动史》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这些课程分别由许德珩、吴文祺、沈雁冰等讲授。恽代英经常给学生上课，组织编写辅导材料，有时还和学生一起参加听课，以考察教学效果，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他还邀请当时的革命领袖和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进步人士来校作政治讲演，如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萧楚女、陈潭秋、郭沫若、吴玉章、瞿秋白、宋庆龄、何香凝等，都曾应邀来校作过报告或讲过课。从而提高了分校学生的政治素质，使其自觉地忠诚于革命事业。
　　中共党在抓好政治教育的同时，从组织上注意在女生队中发展党员，并注意做好对女生党员的教育。恽代英特别指示女生队党支部，做好组织和发展工作，他在校务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亲自到女生队参加党的生活会。陈毅在同女学生胡兰畦谈话时，特地问她入党了没有，并为她的入党问题，向军校党组织作了介绍。党的联络员，经常到女生队党支部联系工作，传达党的重要指示。
　　为办好女生队，中共党派到军校的领导人在认识上是明确的，因而对于女生队的建设，在各个方面都予以关注。恽代英对女生队的负责人说：“军校成立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军20年代初期的陈毅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维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他又特别关照说：“女生的身体比较弱，她们不仅在校内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还要到校外去进行革命活动，体力消耗大，要注意她们的饮食和作息时间。”据原武汉分校部分女学生回忆，当时按照恽代英的指示，女生队的伙食办得很好，除早餐外，中午和晚间都是大米饭，四菜一汤，节日还加菜。
　　武汉分校依旧本着黄埔本校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女学生在校中所学的课程主要分军事、政治两种，每天基本上是半天上军事课，半天上政治课。课余时间（主要是晚上）有时自习，有时开展文娱活动，有时召开政治讨论会。她们如饥似渴地钻研理论，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坚定了为之献身的决心。在进行紧张的学习和训练同时，女学生们还经常参加校外政治活动。
　　1927年“三八”妇女节，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汉口举行的庆祝会，她们结合收回汉口英国租界的意义，向武汉三镇市民进行宣传。在卫戍武昌的过程中，她们和男同学一起，到汉阳的龟山、明月堤、晴川阁、鹦鹉洲，汉口的大智门、循礼门、玉带门、桥口、江汉关、刘家庙一带担任宣传工作。3月间，在武汉中山公园举行的武汉各界欢迎英国工会代表汤姆先生的大会上，宋庆龄致欢迎词，女生队派了20多名学生担任保卫工作。北伐军和冯玉祥在郑州会师后，一些女生自愿要求参加北伐战争的救护和宣传工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正当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时，蒋介石一方面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分三路进攻两湖，另一方面勾结反动军官为内应。蒋介石唆使军阀夏斗寅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企图里应外合颠覆武汉国民政府，以达到其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武汉当时仅有卫戍司令叶挺1个师的兵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叛军很快到了离武昌只有10多公里的纸坊，形势危急，迫在眉睫。军校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迎击叛军的进攻，并把军校全体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军校女生队编为政治连，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分别隶属军医处和政治部，并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这200多名娘子军，要求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当时因病或在调养时期留在学校的女生，也都向校领导要求参战，有的女生还因未被批准到前线参战而痛哭。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5)
　　军校师生全副武装，除带军毯、雨衣外，米袋子中装满了子弹。胡筠在宣传队出征前夕，挥笔写下了一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必胜信念的诗篇：
　　绿阴深处无暑炎，席地看报也谈天；
　　男女穿上军装服，革命阵营意志坚。
　　保卫后方有责任，支持前线勿迟延；
　　三镇基地金汤固，快听貔貅奏凯旋。
　　这首诗歌抒发了女战士誓为革命上战场的豪情壮志。
　　5月，女生队参加了西征叛军夏斗寅的战役，这是女子队短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活动。在这次作战中，200多名女兵和男兵一样，全部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胡兰畦在《大革命时期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平叛战斗侧记》一文中回忆说：女兵的任务更重，不但要拿枪打敌人，还要做唤起民众的宣传工作，另外还要担任救护。
　　谢冰莹着《女兵自传》封面女生队的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们沿途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调查情况。有时她们将群众引到打谷场上，讲革命的道理，讲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讲反革命的新老军阀如何祸国殃民，有问有答；有时她们还到农家去拜访谈心，与老百姓相处得如同一家人。为了吸引群众，她们经常变换宣传方式，有时先唱歌或演双簧戏，尔后再开始讲述要宣传的内容。如此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咸宁是叛军夏斗寅洗劫过的地方，群众一看见武装的军队来了，吓得四处逃窜。女生队学生抓紧时机，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经过反复宣传，革命军终于受到群众的理解和爱戴。当地妇女主动给革命军送水、送饭。
　　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生队的学生们紧跟冲锋在前的男学生部队，投入紧张的抢救伤员的战斗。她们勇敢顽强，不顾子弹在头上飞过，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熟练地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
　　女生队参加这次作战，从出征到返校共34天。在此期间，女学生们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点燃了本人人生道路上的耀眼亮点。经过艰苦的战斗，革命军终于击溃了叛军，女生队也立下了战功，获得了写有“开历史新纪元”6个大字的锦旗。
　　西征历时1个多月，女生队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没有遇到惨烈的惊险场面，也没有大的伤亡。但在撤回武汉的途中，却出了大事故，两批撤回的女兵中，第一批所乘坐的轮船在武汉附近的金口失事，船上的女兵全部遇难。这是黄埔军校也是中国妇女精英的一次巨大损失，如果这一半的女生生活战斗到新中国成立时，那当有更多的巾帼英雄闻名于世。
　　参加此次西征，是女生队最大的一次实战锻炼，也是这些年轻女黄埔六期生黄杰在北京家中战士第一次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开战。因此，这次作战，不仅使她们得到了锻炼，而且给她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女学生谢冰莹在参加西征战役结束后，专门写了一本女兵的《从军日记》，记述了她们当时的战斗生活。她这样称颂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生们：“你们背着数十斤重的军人行李：饭盒、水壶、粮食、包袱、菜箱，每天在炎天烈日之下爬山越岭，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你们的汗珠润湿了你们的每根头发，由头发上如贯珠般掉下。你们的脸儿已晒得红紫发烧，白皮时脱。你们的腿儿虽跑得酸痛交加，但终无一人落后，终无一人叫苦。你们渴时便蹲下池边田里，以手代杯掏饮脏水。饿时便买几个铜板的麦粑充饥。你们的床铺是地板，是草地。你们在雨天打着赤脚，穿上草鞋。呵呵，那时你们的精神是何等令人颂扬，令人钦佩！”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凯旋班师回校后，取消了中央独立师的番号，仍恢复武汉分校的名称和建制，但是“学生中的那种激昂气概似乎消失”。1927年7月，武汉局势恶化，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一些进步的领导人脱离武汉政府，中共中央准备把共产党的力量撤往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生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生队被迫解散时，恽代英召集女兵开会，宣布凡领到毕业文凭的女生可以自由离校，可以在地方上继续上学或找工作，愿意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愿意留校的则跟部队撤离武汉。女生中有一部分被介绍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中做政治工作，有4人安置在教导团的军需处，其余的则发给5元国库券听任自由行动。表示愿意留校跟部队撤离武汉，最后到达南昌和广州的女生有2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