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这把火

龙应台

　　是的，《野火集》出版成书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毫无渊源的中国时报；原是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的《野火集》来。

　　燎原，因为往往文章一出现--譬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不会'闹事'的一代》--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者师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我的邮箱里一把一把读者来信......短短的一年中，这个专栏确实像一缕一缕野火向四方奔窜燃烧起来。

　　可是，《野火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温良恭俭让"等等，写出来的批评就比较客气缓和，或者点到为止。谈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说"三十年来台湾教育突飞猛晋"。指责行政错误之前，先要婉转地说，"三十年来，安和乐利，国泰民安，领导英明......"。行文中间不能忘记强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定立场，强调自己虽然批评，却不是恶意攻讦，"别有用心"；最后，还要解释"良药苦口"，请大家"包涵包涵"。

　　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赞美"野火"的人说它"过瘾"--不怕得罪人，"敢讲话"。我没有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说"无欲则刚"吗？既然没有作官的欲，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至于"敢讲话"三个字，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为什么"敢讲话"是一个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吗？

　　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什么激烈的反应。相反的，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痉挛。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勇敢"也只是众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肿块，"野火"才显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对立"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危险"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

　　许多人用"拍案叫好"这个辞来描述读《野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出毛病"的风险，难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

　　不，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力的众。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

　　写"野火"有沮丧的时候，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当一些报纸宣称要"围剿"龙应台，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你是卖国叛徒！中华文化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帽子"......沮丧之后，又不禁莞尔：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容异己的守旧势力，"野火"才有写的必要？

　　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野火"所引发的问题，当号称"保守"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野火"所激起的观念，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自称"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尤其是，当退伍军人写着：对，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当一个眼里既热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你没有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

　　我怎么会有答案呢？即使有，我会给你吗？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难道说，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给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

　　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黑色的底，红色的、火焰似的，董阳孜题的字："野火"。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

　　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

　　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火"的支柱。一九八六年，台湾龙应台茄萣乡

　　一九六五年，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辆塞满破旧家具的卡车里，我们来到了海滨的茄萣乡。道路上有很多坑，从跌跌撞撞的车中望出去，右边是荒草丛生的坟场，左边是漾着水光的鱼塭。

　　只有这么长长的一条街，街上大概还没有路灯。晚上推着没有灯的脚踏车出门，感觉到头上一点暗暗的月光。车轮突然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挡在路中央，原来是头黑毛母猪，正在呼呼大睡。我牵着车子绕道而过。她当然累了，白天，母猪带着群小猪到处游荡，在阴沟里搅和一下，浑身脏泥地又晃进卫生所和派出所里去。

　　简陋的木头造的家就在大路边，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马路上没有两样；街坊邻居的谈笑声、咒骂声就在耳边。黄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少年家嚼着槟榔，足登日本木展，咔啦咔啦地踩过街头，往上茄萣去；那儿有乡里唯一的戏院，戏院中放着一排一排板凳，角落里散着刺鼻的尿味。周末的时候，常常有脱衣舞的插放。

　　台风一来，海水跟着倒灌，年年闹水灾。有一回在倾盆大雨中搭客运车从学校里回来，下车时，车门一开，习惯性地蹬脚下去，扑通一声，人却大半个泡在水里。板凳、竹篓、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着及腰的水回家，丢了书包就赶到街心去摸鱼。

　　茄萣人讲话声音特别大；是因为在广邈的沙滩上、在呼啸的海风中对话，需要扯着喉咙喊叫吧！乡人的台语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和中北部农村里的人非常不一样，听起来很刚硬朴直，三句两句间夹着"猴"的口头禅，好像是茄萣渔民的标记。当我说台语时，卖鸭子的妇人会笑得很开心：

　　"你的台语有一个腔，真好听呢！这个查某婴仔真有人缘。"然后一刀霍下，把血淋淋的鸭头斩下。

　　卖鸭子的妇人叫做"驼背嫂"，她的丈夫叫"阔嘴的"，长着很阔的一张嘴，像唐老鸭。一年到头我见他背着鱼篓，赤着脚，脚板又大又扁又黑，踩在地上，紧紧地扣着地面，两只脚板竟然像两只鞋子。"阔嘴"的兄弟叫"黑鼻仔"，鼻子上有块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欢卖弄成语，有一次，他生气地对"驼背嫂"说："你不要'指鸡骂狗'，你在说谁'烂蕃薯充数'？"

　　"驼背嫂"的女儿书读得很好，但是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针织厂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读册有什么落用！"她劝告我的母亲，"现在让伊去打拼赚钱，廿岁出嫁时，金银首饰嫁妆都赚到了。查某的读册，再读也是别人的！"

　　"驼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几个女儿；每一个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卖到高雄的茶室里去。没几年，阿珠就起了楼房。

　　而我们，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学校的家庭调查表上总有"家庭经济"一栏，不晓得谁先想的，我们总是填上"小康"两字。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画。下雨天，到处漏水；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每次填"小康"之前，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

　　有一年，一个警员拿了把执勤的枪射杀了他刚考上初中的十三岁女儿，然后用枪对准额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岁。据说是因为四处借不到女儿的学费，一时想不开。

　　另外一个警员用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在冈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车，人倒过来让头插进松软的稻田里。儿子的身体夹在铁轮里被拖得老远。

　　十五岁的我，觉得茄萣很陌生，可是还蛮好玩的。

　　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滩上堆着每天两万人所排泄、制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发着恶臭的小山。海风一吹，垃圾满天弥盖，擦过什么的卫生纸会"啪"一声贴在脸上。黝黑的孩子们在垃圾山之间追追打打，玩躲蒙蒙的游戏。

　　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过了午夜，"我的苦命儿哟"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塞着耳朵深夜读书，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这哪儿是文化呢？

　　台风年年来，海水倒灌年年来，咸死了椰子树，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街来。浮浮肿肿的，眼睛陷进腐肉里，只剩一条缝。"死猫挂树头，死狗任水流"，防风林里木麻黄枝上，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死狗和死猪三三两两地点缀着海滩，太阳一出来，尸肉开始蒸腾，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清洁队员在街上掏阴沟，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倒在沟的两边；说是台风过后，沟中必须喷消毒剂。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一天又一天地搁着，似乎谁也不在意。

　　"阔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来。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

　　有一天，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

　　有一天，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草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冻。表叔把铁门一拴，就把她搂抱起来，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在我的窗外对驼背嫂哭诉。

　　利用课余时间看罗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运到学校上课。客运车驶过千疮百补的路面，经过湾里的南定桥，颠颠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当时我当然不知道，南定桥下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着臭烟的垃圾，就是在制造戴奥辛；也不知道，与我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几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廿岁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

　　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茄萣。

　　旅居异国的几年，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虽然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司法当局为了"杀鸡儆猴"，将他判了死刑。

　　在遥远的、下雪的纽约，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久久止不住的眼泪。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肉的警察，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想起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拥挤的、成群的幼小子女，还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泪眼中，我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人的命，再贱也不过如此吧？那一两干块钱，是为儿子缴学费的吗？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而事实上只是因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不知道"贫贱不能移"的艰难，而"杀鸡儆猴"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

　　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

　　从前是一大片鱼塭的地方，现在新开了一条大路，路很干净，很有都市的气派；拐进一条巷子，却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条臭沟上搭着一座又一座的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一个坑，粪便就落在沟里，沟就在路边，路边就是人家的厨房。外销的鱼翅、鱼干，就铺在沟边让太阳晒。

　　转一个角，又是一座戏台。上好装的演员正在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绕到后台，蓦然看见一个满脸大红大紫的年轻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着戏台的柱子，正在给怀里的幼儿喂奶。

　　她长得很丰腴，穿着短裤，露出两条大腿晃呀晃的。涂得鲜红的嘴唇圆起来，正在哼着歌仔戏词，一副悠游自在、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坦然。孩子有一张圆润的脸，长长的睫毛，满足地吸着奶，在女人的怀里轻轻晃着。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着她，看着她抱着婴儿，像看一幅永恒的图画；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的感受还来得深刻，来得真实。鄙俗吗？是的。肮脏吗？仍旧。落后丑陋吗？怎么可能呢？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更深沉？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啊，这样的生命力！苏黎世

　　圣诞节的前晚，大雪覆盖了大地，厚厚的一层白雪，像条温柔的毛毯，无声地覆盖。

　　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我突然听见歌声。打开门，赤脚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手里捧着一点烛光，在安静的街上，唱歌。藉着雪光与烛光，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胡子上沾满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人合唱起来。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带着祈求，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烛光在雪地里闪着。

　　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野火"那样的作品来。我给过不同的答案，却从来不曾想过"野火"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在陌生的苏黎世、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卖到茶室的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啊，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我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

　　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一九八六年，台湾

　　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吞声、苟且懦弱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人已经很多。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注重环保等等都是执政者面对"生气"的社会所作的因应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觉醒永远落在民众觉醒的后头，如果改革永远来在民众"生气"之后，这个政府是吃力又不讨好的，因为它一切的革新努力都显得被动、被迫、勉强。聪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变的前头，主动地改造环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野火的告别"。人既然已经在欧洲，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刺激，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时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野火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支持者为什么支持？反对者为什么反对？"集外集"，更是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声"--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特别的沉重。

　　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那个脸颊丰润、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一个冷冷的声音戴小华

　　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她清脆又略显焦灼的嗓音："看顾孩手的保姆刚离开，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岁半，如果找不到帮手，我真担心去不成。"

　　想不到，这位勇敢又洒脱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样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地点：新加坡

　　人物：龙应台、戴小华

　　龙应台终于顺利成行。这天，我俩结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闲逛。她对所见的一切都觉得新鲜、好奇，不时摸摸这儿，看看那儿。

　　眼前的她，一点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湾"兴风作浪"的龙教授，而更像位天真快乐的少女。

　　她兴奋地说："这是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全汇聚在这块土地上。"

　　我想如果她来到马来西亚感受定会更加强烈。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

　　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马来西亚中国报摄影记者

　　一袭轻便的套装裹住龙应台纤细瘦小的身躯，显得楚楚动人。唯一能将她流动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羁的性格泄露出来的是，她那头鬈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长发。

　　虽有许多人仍怀念过往她所发射出的尖锐锋芒，然而，人到欧洲后，似乎让人觉得她已不再对这个混乱中充满生机的时代怀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关切？还是另有所属？从以下的对话中，她会为我们道明因由。

　　戴：到了欧洲后，你的关切面似乎已不在台湾，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合乎理想？还是你扩大了视野？

　　龙：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

　　第三，近几年，欧洲发生了划时代的剧变，刚好我在，难免会从原本局限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社会的关切面，扩展到整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戴：这两年，你一直住在德国，请问东西德统一后，整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

　　龙：非常的复杂。现在的东德人，不是，应该称"德东人"。他们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围墙倒下前，心里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附带的梦想，就是认为当自由获得时。也就会享受到和"德西人"一样的物质水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觉？

　　龙：德西人一样不高兴，因为他们的损失已经够大了；七月一日为止开始加税，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有今日的物质享受是他们四十年来努力的结果，现在却凭空让穷兄弟来分享，可是德东人还觉不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绪是不太和谐的。

　　戴：难道说统一后的德国反而不如以前？

　　龙：那也不是。

　　德国统一后，单看现状是问题丛生，人们怨声载道，德东人每两家就有一家失业，可是我个人仍觉得乐观，因为在那层很薄的怨声载道下，有非常浓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础。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戴：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

　　龙：这是人的悲剧。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相，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最大问题。

　　龙：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长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训练一个人敏锐的观察力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龙：这需要培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譬如过去给我们的作文题是："台湾是大有为的政府"。，如果要训练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作文题应是："什么的政府才是大有为的政府"。我们不应先给结论，而是训练孩子自己去寻找结论。

　　戴：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

　　龙：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

　　戴：学院的训练，使你有缜密的思维，看好的文学作品，让你懂得剖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样教育、看同样书的人，未必就有你这种凡事掀开锅盖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长环境也对你有所影响？

　　龙：我倒从未仔细想过这样的问题......（陷入沉思）嗯......我想母亲确实影响了我。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亲有何相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也没有她的强悍，可能因为我生活比较好，不需要强悍就能生存。但在母亲那个时代，她就必须强悍才能撑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现出她比丈夫能干。

　　她的痛苦在于很多事她能处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现，因为她是女人，为了这个，她一辈子受苦。

　　如果将表层面剥开，可能母亲的强悍及叛逆性影响了我，使我不愿意轻易接受现实的摆布。

　　戴：这又激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假设当初你用胡美丽或王阿香的名字发表社会评论，读者又知道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想，文章发表出来产生的效果会是一样吗？

　　龙：当初我的社会批评，不仅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而且也受到知识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讲的这种情形，我想一开始就会受排斥，所以，从《野火集》可以看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所流露的心态是，只有男人可以写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见解，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认定是一种成见。

　　戴：像你这类作家的出现，在扭转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了一种教育的作用。

　　龙：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偏差还存在。既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们就想，这种女人一定声音极大，人极凶，极不可爱的半女人，总之，谈论多半是负面的。

　　而写这类文章的若是男性，他们就认为这个男人很有见解，成熟、有勇气......

　　戴：这次你差点因不能解决托儿问题而来不成新加坡，就你认为政府及企业应在这方面尽什么样的责任来协助妇女参与社会事务？

　　龙：我觉得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是提供妇女有选择的机会。想工作的妇女，政府和企业有完善的托儿制度及设备。使妇女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家里专心育儿的妇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会不致于歧视她没有外出工作的能力。社会必须了解，持家育儿是一个价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这次你的讲题是"作家的使命感"，就这点你有何观察？

　　龙：我想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告诉作家应该有这个那个使命感。不过，我觉得一个越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会，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强；在一些已经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所有的轮子都运转得很顺畅，作家的使命感就不强烈。

　　戴：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学有时又不能避免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原因何在？

　　龙：文学和政治"结合"是与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脱不了节的。我就以东、西德为例：

　　柏林围墙倒下来之前的东德，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代议政治，也就是说人们没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创作主题不容易脱离政治的现实，读者与作者间也似乎有种完美的默契。东德读者很擅长读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东德作家像是走钢索的艺人，他小心地在表演，然后在步步危机中寻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为文字跌下来而摔死。读者像是看着高空表演的知音，他们仰头寻找那个作家故意踏空一步，然后在最适切的时候，发出最大的赞叹和惊讶！

　　戴：现在柏林围墙倒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变了？

　　龙：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们已找到自己的声音。人们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学慰藉的时候才会去找寻文学，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以西德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个作品出来，好像一个小水滴掉进大海里，连声都没，更不要说泡沫。作家创作的主题逐渐走入内宇宙的世界，读者成了社会的少数人。

　　戴：最后我想请问：作家是否应具有使命感？

　　龙：当然使命感可以成为作家主要创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点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学评论者的立场，并不赞成将使命感做成一个唯一的文学艺术的衡量尺度。

　　我们让有使命的作家去拥抱人民，让没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拥抱自己，各尽所能，各给所有，各取所需，文学社会自然而然会是一个蓬勃的文学社会。

　　我相信，一个困苦、压抑的社会对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环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学有一个最爱，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原载马来西亚《中国报》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柏杨

　　三十年前，便有人呼吁：台湾需要严正的文学批评！而且也曾有人看上了我，要我写一点书评。我当时就誓死不从，盖中国人的自卑感奇重，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评，一旦被批评，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评他的创作，他却连自己也塞了进去。所以，我虽然也知道文学批评重要，却绝对不肯提笔上阵。老鼠虽然知道给猫脖子上挂铜铃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谁也不敢去挂。于是书评的专集虽然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后，一本严正的文学批评，终于问世，那就是龙应台女士写的《龙应台评小说》。她是第一位用文学的观点，来检查台湾小说创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无顾忌。结果，场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来好评如风，一方面也招来破口大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她曾指出无名氏先生的小说："冗长罗嗦得令人疲倦！""除了滥情外，一无所有。只是一个爱情公式加上昏了头的呓语和咖啡屋里的故作深沉。"无名氏先生的反击可是森林式的，他发表在他老弟主编的"展望杂志"上，为自己盖世名着声嘶力竭地辩护后，还画龙点睛地攻击她性冷感。

　　然而，文学批评招来的反击，比起社会批评招来的反击，又轻得多。前者不过想象她性冷感，后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后，以《青年日报》，《台湾日报》两家军方报纸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先生说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开场白："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这就有点不妙，因为杀手的"自由心证"就要出笼。李正寰先生还把台湾当作他被窝里的私产，警告龙应台女士，如果不满意，"为什么待在这里！"又认为杀江南不过小事一桩，他问龙应台女士："你可知道美国有多少总统是被人暗杀的？"龙应台女士当然不知道，因为她好像从没有干过这种勾当。余怀麟先生却直截了当地指龙应台是"假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断言，如果龙应台到她的"祖国"去做"良民"："我敢保证，连个屁也不敢放！"打手终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们的特质，在飞帽之余，粗野下流的举动，忍不住爆发。

　　以上的场景，呈献出的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攻击龙应台女士的人，很少讨论事实，而只一味地作情绪性的人身辱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死不认错，第一：我根本没错。一旦被逼得紧啦，把证据挂到鼻子上，第二步的行动则是：老羞成怒。

　　不过，到底是时代不同，人心大变。我于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然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禁止出国期间，有一天，龙应台女士拨电话给我，五分钟的电话，竟中断了四五次，她大惊问："有没有录音？"然后叹息："我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利害。"其实，不准出国以及搞搞电话，不过是小动作，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碰上过大动作的。所以龙应台女士应该开心才对，虽然被鲨鱼群咬得遍体鳞伤，但距大动作还有十万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纪录片，我还是为龙应台女士祝福，无论如何，趁着这个没有大动作的黄金排档，再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这个将被鲨鱼群、马屁精、颟顸头葬送的地区，需要你跟其他几位有爱心的人，如孙观汉先生、马森先生、杨青矗先生一样，伸手拯救。缘马森

　　我交朋友，全凭一个缘字。

　　跟应台的交往，也是起于一种缘分。

　　生于同一个时代，又有幸在某一个空间相遇，自然是一种缘。然而时地的缘具备了以后，如双方有一方觉得对方面目可憎，言谈无味，仍然无法成为朋友。有人说决定人间善感或恶感的是人体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另一说则是由于人体所发射的电波或磁力。我没有能力做这种科学性的分析，所依赖的不过是一种不由己的主观印象罢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直觉到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朋友。如果对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经表示了他没有跟你接交的意愿。如果对方的眼光是讽讥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种形态的怪物，你又何必去自讨无趣呢？要是对方的眼光一接触到你的，就像有一袭帘幕似地刷地拉了下来，使你无法透视他眼光后面的心思，这表示他不是对你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极深，这样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对方的眼光在热切中含有阿谀的神采，则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种可资利用的价值。当你具有的这种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愿意做你的朋友吗？就很难说了！

　　应台的眼光给我的感觉却是坦荡亲切的。她思维缜密，却不具城府；她词锋犀利，并不含恶意。她对朋友有弹有赞，正是一个诤友和挚友所应具备的条件。

　　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浓来"周浩正邀请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时候浩正还正在编《新书月刊》。他说最近有一位在《新书月刊》上撰写书评的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并说那位作者已经写好了一篇评《夜游》的文章，预备下期发表，不过发表以前碍难给我事先过目。当然我并不曾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这样说来堵我的嘴的。

　　那晚应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还有也是初次见面的席慕蓉。慕蓉也是那种慧而不黠，言谈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觉得一见如故。那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编者、有专门挑眼的文评者，说起来颇有针锋相对之势，但事实上交谈却十分融洽、投机。

　　应台评《夜游》的文章发表以后，我觉得她读得十分仔细，评得很有章法，对文学的鉴赏力和洞察力均属上乘。她挑眼剔刺之处，常常发作者之未见，使作者获益匪浅。当然我们也有不尽同意之处，但那只是普通两个个人在观点或口味上应有的歧异，不足为怪。为了感谢她的批评，我特意约她在罗斯福路一家牛排馆便餐。那晚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谈了些美加两国的生活吧！

　　之后，她又写了一篇评《孤绝》的书评。先投给《中国时报·人间》，遭到退稿。以为《孤绝》是联经出版的，不能上时报的副刊，良有以也。后又寄给《联副》，同样遭到退稿。两报的副刊编辑都是我的朋友，没有理由因为原作者而退稿。应台书评的水准，有目共睹，当然也不是因为文评本身的问题。那么问题何在呢？原来台湾副刊的原则是不登书评的，深怕一旦破例，捧场、攻讦的文字潮涌而来，编者就难以应付了。这跟西方专刊书评的报纸副刊很为不同，可见我们素缺客观评论的习惯和训练，才会使编者如此戒惧，以致剥夺了报纸副刊读者读书评、文评的权利。

　　那篇评《孤绝》的书评，最后还是在《新书月刊》刊出的。

　　虽然应台的书评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新书月刊》停刊以后，立刻便发生了发表园地的问题；幸好主编《自立晚报》副刊的向阳只眼独具，贡献出副刊的篇幅，才使应台的书评得以继续与读者见面。《当代》杂志创刊以后，应台的书评遂移到《当代》发表。

　　应台的大部分小说评论。后来收在尔雅出版社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一书中。当时出版的时候，据说尔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隐地只是喜爱应台的评论文章，还难预知出书以后是否可销。以后的畅销，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料之外的。

　　我在艺术学院客座结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刘海北约几个朋友到龙潭去夜游，那次也有应台。另外还有张晓风、爱亚、孙春华、林贵真和隐地。在龙潭公园的草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盘月亮。第二天早上，隐地还露了一手"荷叶稀饭"。玉色的米，浸入了荷叶的颜色和清香，真正具有几分仙气了。本来吃过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该知趣启程的，无奈大家都赖着不肯走，好歹又赖了席幕蓉一顿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真是请客容易，逐客难！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众人才萌生了体谅主人的心情，起身就道。这时候席幕蓉终于松下一口气来，声言再也不请这群恶客进门。不幸她很健忘，过一段时间，忘了这次的教训，恐怕又要迎客上门了。不过她已搬离了龙潭，月下的赤足莲之夜，已不可再矣！

　　以后跟应台又见过几次面，有一次介绍她认识了主编时报"人间"的金恒炜，不意在他们两人间竟展开了一次声光俱备的合作--在"人间"推出了龙应台的《野火集》。

　　龙应台的这一把野火愈烧愈旺，社会上、人心中的一些污秽腐败的暗角，都成了野火焚烧清除的对象。经过一年多猛烈的烧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心是否干净了一些呢？这个问题得需要历史的见证人来解答了。

　　龙应台以她学院的理性与逻辑训练，加上她热爱乡土的赤诚，再加上率直的个性、敢言的勇气、善言的技巧、无畏的气魄，才能够写得出这种声光并茂、振奋人心的文章。但是如没有一个有眼光、具魄力的编者在幕后支持，再好的文章也无法与读者见面的吧！

　　我于去年暑假再度来台的时候，应台已经在待产中，有些行动不便了。应台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学的宿舍里，但在和平东路还租赁了一间房。我到台北后正无处可住，应台很慷慨地把那间空着的房子让给了我，还特意为我加装了冷气，实在令人感动。应台的弟弟龙医师就住在我的楼下，对我也有百般照顾，还分用了他的电话。在那段时间中，龙医师就成了大家的龙弟弟。好多朋友常常对我说：我请龙弟弟转告你。我也会对朋友说：如果我不在，有什么，就请告诉龙弟弟。

　　回到伦敦，在圆神出版社社长简志忠的一通长途电话中同时获知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野火集》结集出版后意外地也是意中地畅销，另一个是应台生了一个儿子。我立刻拜托志忠替我送两打最新鲜的玫瑰花给应台，以表达-个远方的朋友的祝贺之情。

　　今年春天，接到隐地的来信，他提议我们时常一同出游的一伙朋友合出一本选集，其中有席慕蓉、张晓风、爱亚、楚戈、蒋勋、隐地自己，当然也有龙应台。书名是《希望有一条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诗人的小说和小说作家的诗。

　　今夏我又告别了对我来说越来越感到冷漠的英伦，回到了热切渴望着的台北。圆神的简志忠说好要来机场接我，但一下飞机赫然发现除了志忠外，还有同坐一条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过他们热情的臂膀在欢迎我。

　　应台是我走出机场后最后看到的一位朋友。远远见她走过来，发现她又恢复了原来窈窕的身材，亲切热情如故。我说："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龙年，不但出了两本龙书，而且生了一个龙子！"

　　她笑得很开心。但是，她就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银行的聘约，不久他们全家都要迁居瑞士。那时候距离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却远离了这两三年来她为之掬心绞脑的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觉到一种凄怆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于台北救赎马以工

　　去年的同学会是在狮头山开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错的同学表示，他要请三桌素席。几部宾士、富豪名牌车浩浩荡荡地杀上了半山的一座禅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着这群施主，说着："那么年轻的人，又没什么大事，吃什么素席！"那么轻易地，就推掉了近万元的收入。天气微暗时，我们被安排吃他们日常的素斋饭，简易的四莱一汤，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庙中没有养猪，碗中不要剩饭。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气地对我说："小姐，你们坐那几桌，这一桌是特别修行的，他们吃'剩菜'的！"一会儿，坐下了几位刚念完经的太大们，看他们穿戴，经济状况应该是十分良好，他们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饴地吃着别人的剩菜。

　　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龙应台替《烟幕》一书写的序文《弱国，你会说"不"吗？》六三禁烟节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时，弱国两个字被编辑拿掉了。《天下》杂志的殷允凡看过这篇文章后告诉我，这篇文章不太像龙应台过去的文章，后半部简直是像我在说话。

　　我把这段话告诉龙应台后，我们两人在电话中大笑起来，"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确是我所提供一连串的数据，以及一大堆我的气愤，但也经由这篇文章，使我对龙应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斗鱼

　　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龙应台开始在时报"人间"副刊上，写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年半后的中国人，很多人真的生气了。特别是环境问题从核能电厂失火、牡蛎、文蛤被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气的大题目。台中大里乡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长期忍受三晃农药厂排放出来的毒气，自组了"公害防治协会"。鹿港有十万零六千人签名连署，拒绝杜邦化工设二氧化钛厂。到车诺比尔核电厂发生熔炉意外，反对再兴建核四厂的声音升至最高。

　　当一种社会运动变得十分热门，或是竟然成为主流时，参与者的心态与组成分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

　　"搭便车"的人，在任何社会运动草创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后，成了气候之后他倒也摇身一变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专业知识丰足，谈环境问题只是想出出风头，倒也罢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讨论环境问题，或有些人纯粹以关心或爱心为出发点，却不愿意支持专家呼吁的保护方法，甚而错听了非专家的理论，造成爱之反而害之的恶果。这两类的人最容易被对立的利益团体丑化与攻击。

　　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变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鸣，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时，环境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治反对者，在他提出其他社会改革口号，过于空洞而引不起群众关注时，所剩下来最大的本钱。也有些人，以阶级仇恨的心理来看利益团体。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这几种人反对的力量可能最为猛烈，但他们反对的效果却不一定卓越，有时他们的反对，反而造成一种反效果。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我们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觉得自己像斗鱼，也许是好斗成性使我们仍坚持立场，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恶如仇外，一定还有些什么，除了做斗鱼之外，一定应该还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标。龙年

　　我也尝试看在想，什么才是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呢？我把龙应台为《烟幕》所写的序文再拿出来看，前半部是一个六岁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事，一开始拉吉夫已经被永备化工的氰酸毒气毒死，他身为洗槽工人的父亲，在泄气的当时，已先拉吉夫而亡。这样的故事与相同的感动，我曾在读《野火集》时感受到，特别是读到《不会"闹事"的一代》。这篇文章刊出时，我并不在台湾，几乎是同时，我也经历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引述自《纽约客》上的一个故事。

　　我的故事则发生在旧金山，站在渔夫码头附近的戏院前，挣扎着该不该进去看那部叫《龙年》的电影，看看电影的海报，中国人的形象已经有改善，不再是福满州或陈查礼之类的妖怪，然而骨子中应该仍是一部辱华电影，脑中闪过的是昨天电视新闻，此间华人抗议的画面，不看是敌忾同仇，看呢？回台湾后多一个吹牛话题，因为台湾势必是会被禁演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不看。

　　我很庆幸我的决定，而后我看到《不会"闹事"的一代》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有学生一次又一次花钱买票进场去抗议，在纽约抗议南非的种族歧视，一次又一次被观众嘘，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结尾最为感人：

　　"观众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她全身在颤抖。"

　　虽然龙应台在后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会基于自由自主的原则而反对这些学生强迫向别人推销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可以做出这样行为的人，至少先具备了关心此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不然他们大可拿这买票的五块钱去溜冰或吃掉。

　　现在想来这一番文字用来形容龙应台也是颇为恰当，她关心世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否则她一定是吃撑了，她何不挟着她现有的优越条件，和和稀泥在纽约安享荣华富贵。一九八四

　　我也曾经问过她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她并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说，有些事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只要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一天，这些东西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声势浩大。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抽样调查，知识分子的心中最大的恐惧，很可能都是不愿意生活在如欧威尔所描写的《一九八四》的生活中，龙应台写下了《欧威尔的台湾？》期盼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希望有理性及面对事实的勇气。这是《野火集》中唯一一篇没有刊登过的文章，显然现实与她所期盼的理想之间，还是有距离，这个距离本质上即是一种危机。

　　生态学上一个故事，正可以来说明这种危机：

　　假设布袋莲生长的速度是每天一倍，而有一座池塘会在三十天内长满。那么在第什五天时，布袋莲还只占了整个池塘的三十二分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根本不觉得池塘中生长着布袋莲，即使到了第二十九天，还有半池塘的水面，只是再过一天，就完全没有水面，全是布袋莲了。

　　极权的势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莲，无声无息地在那里滋长，如果没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这种恶势力铲除，它就会像布袋莲那样突然之间，不声不响满布着整个池塘。救赎

　　龙应台回台湾后没多久，我们就在一个饭桌上碰面，她正好坐在我的旁边，瘦瘦地，也不大说话。没有几个月，就看到她以胡美丽为笔名所写的文章，金恒炜说我可能是台北最后一个知道胡美丽就是龙应台的人。接着《野火集》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第一篇的题目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文章从一个反对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立法委员，在电视中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令龙应台觉得恶心开始。

　　看到了摊贩占据骑楼，半夜的喧哗吵闹、垃圾往淡水河中倒，道路上车辆争先恐后，塞成一团，瘦小的龙博士真的生气了，她还大声地问别人，为什么不一起来生气，大家一起争取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这把野火烧得的确声势浩大，据说《中国时报》刊出《野火集》的当天，报纸的零售可以增加数万份，学生把文章剪下来张贴，也有人影印了分送给大家。去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就卖了十四版，到现在，发行总数已超过十万本了。龙应台受到的支持是空前的，然而她所受到的压力却也相当巨大。

　　其实她是我看过最婉约的一位反对者，她之所以能引起广大的共鸣，除了她文字平铺直述，条理分明外，她关心的题材是非常非常生活层面的，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想更重要的是，她文章的里面，包藏了一颗救赎的心，也只有这种"真"心，才能感动所有的人。

　　如果没有关心，她大可以高高在上地继续当她的博士、教授，她有美好的家庭，与她一般聪明杰出的丈夫，可爱活泼的儿子，高收入而安定的工作，她为什么要来趟这趟浑水，遭受这么多恶毒的漫骂。

　　我又想起在禅寺中吃着剩菜的老太太们，她们曾经令我感动，而她们的救赎行为却是消极的，她们可能并不贪恋尘世的荣华富贵，却无补于尘世的苦难。

　　庆幸的是每个时代，总有些傻子，关心世界，有判断的能力，且有批判的道德勇气，不愿安享荣华富贵，却愿以自己做代价，谋求全体人类更多的幸福快乐。不论你同不同意这些人的价值观，他们都值得我们最高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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