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对“天人合一”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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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人合一”的一些思考
原载《文汇报》1997/05/13
　　文汇报编者按：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之先生今年４月份在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与西方对话”会上的发言。“天人合一”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它跨越了哲学、伦理学、史学、艺术、环境科学等许多领域，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八十年代初，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天人合一”又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其争论的内容大致有：“天人合一”命题的含义和演变、“天人合一”是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命题的现代意义等等。本文作者曾积极参加这场争论。今天，本刊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对“天人合一”，如什么是“天”，什么是“人”以及讨论“天人合一”的现实意义等问题继续提出的一系列见解。
　　
　　“天人合一”（Tian Ren He Yi）是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广泛的概念。它不但是中国国家哲学（也不妨称之为国家宗教）的儒家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切其他的思想体系，不论是属于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如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近代以来，中国大传统中的“天人合一”说已经大大式微，但是在小传统中近年却不但重新抬头，而且日见流行，但是，我们在这里只能讨论大传统中的“天人合一”。
　　儒家的“天人合一”之说起源应在孔子以前，亦即应在巫术时代或万物有灵论的时代。“天人合一”，何谓“天”？何谓“人”？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如天，即有所谓主宰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自然之天、人格之天的分类法，还有与此大同小异的分类法。其实在大传统的文献中，这些概念的界限未必清楚，古人用“天”这个词的时候，也未必有那么多讲究，我现在只想从其历史的发展，由带有极端的迷信色彩到脱去迷信而只意味着宇宙或大全的过程来区分为四类。
　　根据史学与考古学，中国在周以前，天的概念并不发达，发达的倒是“帝”或“天帝”的概念，大体上就是祖先神或其扩大。部落酋长或者巫师可以直接与之对话。人间一切事情都要通过占卜，得到能降人祸福、决人休咎的“帝”的旨意以后才能决定。商朝的最后一个君王纣，在死到临头的形势下，仍然说什么“我生不有命在天？！”这个天还是迷信色彩极其浓厚的主宰的天与命运的天。后来到了周朝，“帝”的概念为“天”所替代。天虽然似乎还执掌人的命运，但是迷信色彩已大为减少，到孔子、孟子与老子、庄子，天的意义已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哲学色彩，到荀子甚至遭到完全的否定，但是在墨子，特别是阴阳家那里还有相当浓厚的迷信色彩，这方面的影响一直遗留到三千年后的今天。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种天。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一方面民间流行十分迷信的纤纬学说，一方面大儒董仲舒又提出一个完备的“天人感应论”，把天的一切都与人的一切相比附，比如说“人有三百六十节，象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有四肢，副四时数也……”。由此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确认皇帝应当“法天而治”的理论。这是第二种天。它一方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地位，一方面也对之提出一点警告，强调他上面还有天，因此不可违逆天的意志，否则必有祸殃。这个理论发生在孔孟老庄对“天”已经讲了许多出于理性的话以后，其粗陋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汉以后就逐渐衰落。但是，也有长远影响的一面，比如皇宫的建筑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北京的故宫就是“象天设都”的最后代表。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与天上的紫微垣相对应的。这个理论影响之大，还可以从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司马迁写的《史记》上面看出来。他为了“凡举事无逆天数”而因“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纪；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书；……”。
　　第三种天是对宇宙及其运行规律最彻底的抽象。老子的着名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中间的天就是这么个宇宙万有最高抽象的天。
　　这个天的概念当然一直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始终是虽然已经是宇宙的最高抽象但是仍然带有某种道德意志以至目的论含义的天。这是第四种天，也就是儒家，尤其是宋朝以后的新儒家，所发展的天人合一学说中所说的天。它是人世间一切价值的源头的天，正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天。
　　这个天的概念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就是所谓“自然之天”。他又说过“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这就是所谓命运之天，但是孔子又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有人说这是义理之天。把这三句话再加上孔子说过的有关天的话合起来一看，就可以明显地看得出，孔子心目中的天是一个有着道德倾向的天，与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天。但是，真正开辟了儒家天人合一学说的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他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子思的学生的学生孟子进一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寿天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先秦古典《礼记》的《礼运》篇有言：“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句话把天与人的关系明确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哲学意味至今令人咀嚼无穷。以后到宋儒张载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为以后对这一命题的发展开了先河。以后的学说之繁富已经可以不用介绍了。
　　至于“何谓人？”古来的争论是说，有资格与天合一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圣王。在古代，这种解释看来符合原义，但是，自从孟子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学的教化越来越向群众普及以后，人的意义也就越来越普遍化。再考虑到小传统中医、农、卜、筮、星、相中的人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才是指王者或是圣人，因此可以说“天人合一”中的“人”还是指一般的人。
　　到了老子的时代，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抽象的程度，此时之所谓“天”就是对宇宙万物在物质方面的抽象，不但如此，还有了对宇宙万物及其运行机制的精神方面的抽象，也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道”（到宋以后又往往为“理”的概念所取代）。中国古人是不分什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所以天与道往往是不必区分的概念，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不过哲学上的道一直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现实生活中正确的行为或方法。如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又说“吾道一以贯之”，前者是指好的治理，后者是指好的品德。至于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则完全是宇宙运行规律的最高抽象。在哲学上的涵义是不同的。这里要讨论的只是后一种道。同时，从上面的引语中还可以看出，到孟子的时代，另外一些概念也已水到渠成地抽象出来，那就是“性”（人所得于天的本质）、心（人的感知与认识的能力）、命（从个人的遭遇到宇宙运转所不得不然的规律）。另外，还有上面提到的“仁”与“诚”的概念，以后再加说明。
　　大家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三教合一”的文化。中国哲学成熟于宋的道学（后来多被称为理学），即所谓新儒学，而新儒学之所以能集大成又得益于中国原来就有的道家学说，因此中国学术界有人认为，是道家而不是儒家，为宋朝的新儒学准备了形而上学的基础。这话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他们所低估的是，新儒学心目中的天始终是有道德倾向的天，而人则始终是有天性善性的人。
　　除了天人合一的理论以外，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也有它的对立面，即主张天人相分的学派，如战国末期的荀子就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唐朝的刘禹锡主张“天人交相胜”，天与人不但不能合一而且相互对立。当代有学者指出，就辩证法的观点看，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是互为条件的。说天人合一，其前提必然是天与人实际上有所不同，故而要以合一的观点来看待之。同理，说天人相分，也正因为人本来是宇宙进化的产物，而且还要受宇宙大化流行的支配，正因为如此，人在许多情况下必须以改造自然（天）来利用自然以便于生存，这是为人类几百万年进化的历史所证明的。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所以大谈天人合一，理由是伦理道德上的。二十年极左路线，再继之近二十年出现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国需要重振道德。
　　中国民族道德的根基是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儒学，是从孔、孟起到宋明的新儒学。在宋以后，知识分子要做官就必须熟读所谓《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通过国家考试。国家着为功令，垂千年之久。流风所及，其中有许多思想甚至文句，连不识字的农夫农妇都耳熟能详，琅琅上口。这样深入的影响，世界上恐怕只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可比。现代知识分子要研究流传二千五百年的儒学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就无法避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如果不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唤醒他们濡染已久的道德意识，那么中国人就将退化为从来没有受过人文教化的穴居野人。
　　再总结一下，正统儒家相信的是虽然脱去迷信，却有着强烈的价值观念的天。正统的儒家是不相信一切迷信的，孔子从来不说“怪力乱神”。到我小时候还能见到正统儒家就是如此，虽然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确实是看见偶像就拜的。正因为如此，今天中国文化的各种各样小传统不但复活而且泛滥，这是中国在重振道德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的。正统儒家不但相信天是有善德的，而且相信人作为“天地之心”是天生有善性的。这就是孟子开创的性善说，他认为人生而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里孟子不但提出了为人的基本道德，而且还提出能够辩明这些道德的“心”，是“天之所以与我者”，这样天就成了人的价值的源头。他还提出人天生就可以“不学而能”的“良知”与“不虑而知”的“良能”，后来群众中流行更广的是他所创造的另外一个概念——意义与良知良能相当的“良心”。孟子甚至认为，只要做到上面所说的“尽性知天”，那就“人人可以为尧舜”、孔门后学宋明新儒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山大师陆九渊说“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与他同一派但比他晚了三百年的王阳明说“良知即是天理”，把天人合一说推到了极致。这样儒学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绳绳相继，代有传人，就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道统，到今天，一句“天理良心”（或曰“天地良心”）仍然流行在千百万人的口头上，多少能够唤起他们内心的道德意识，虽然，遗憾的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当然，人性是不是本来就是善的，是一个大可争论的问题，比如孟子提出性善说时与之辩论的告子就认为“生之谓性”，人性本来无所谓善与恶，其为善为恶完全看后天的教育与环境的影响而定。后孟子一百年的荀子则明确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过他也认为，经过教化“涂之人皆可为禹。”这三派学说争论两千多年不绝。但是孟子性善论的正统地位始终没有被推翻，这一方面是因为儒学一直与政权相结合的缘故，一方面也是因为后儒不断以越讲越精致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加以补充和加强的缘故。为了证明人性是善的，必须证明天道，也就是天的本性是善的，这样即使是不讲性善性恶的道家，也因为老子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还说过“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的话而因此被认为可以为性善论效劳。《周易》有一句话叫做“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即使从宇宙学最新的成就来看也挑不出错来的。因此，天地的“生生之德”被认为是一切善的起源。不久前才过世的台湾新儒家牟宗三因此而把天之善与人之善统统归结为“创造性本身”，这种学说与当代最新的科学发现，如大爆炸的宇宙生成论，遗传基因的发现与破译等，以及科学界目的论思想的回潮，可以相互呼应。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说比较完整，是因为它实际上还是有漏洞。上面提到过的老子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不容易推翻的一句话。比如说，宋儒有喜欢养几条鱼“以观万物生意”的，其用意是按照天人合一的学说来涵养自己的善性。但是现代生态学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生物界存在着残酷的生存斗争。中国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生物链之所以得以维护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把眼光扩大到天地境界，他究竟是同情吃小鱼的大鱼还是学被大鱼吃掉的小鱼呢？《周易》的另外一句话：“阴阳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讲的也就是在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中并没有圣人关心的道德律。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了西方政治学以后，又对性善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质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由于长期忽视人性中恶的方面，而忽视了在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中对人性恶的防范。这被认为是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所以没能走上民主政治的一个原因。有人甚至说，美国宪法的起草人根据基督教的“原罪说”的传统相信人性是恶的，所以在制订宪法时特别强调处处设防，规定各种制衡机制因而得以成就历两百年而未衰的民主政治，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最后假设却是性善，结果造成十年动乱，其遗毒至今也未能肃清。这些意见都足以引起当代中国人反思的，是中国今后发展新文化新道德时必须考虑的。
　　对天人合一的又一种批评是，它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神秘主义”不是中国原有的语词，是在本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倾心于科学与民主的时候从西方引进的。对绝大多数没有钻研过哲学的人来说，它几乎就是“迷信”的同义语，因此这种批评也是相当严重的。其实无论是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还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本来就是十足的神秘主义。对于一种哲学来说，神秘主义不但说不上是一种批评，而且是说明它已达到最高境界的一种夸奖。兼通中西哲学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就明白告诉中国人，康德的不可知论就是一种神秘主义。古今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无一不在自己的体系的顶点冠以神秘主义的大帽子，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里都是如此。冯友兰还认为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优于西方哲学的神秘主义，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神秘主义大都讲上帝与人的合一，但是上帝既是全知全能，实质上就是一个理智观念，而中国哲学则是经过彻底的推理，最后彻底否定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理智观念，才达到“与天为一”或者“同天”的境界，而同天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也就是神秘主义的。它是理性思维的最高成就，而不是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冯友兰还说：“在我看来，未来的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只有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
　　在今后的中国思想界，还有一个对天人合一由于望文生义而产生的一个极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今天世界的环境污染是西方人主张与自然对立，力求征服自然的“天人两分”的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只有中国的天人合一说才能救治西方思想的弊端。但是，第一、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一些保护环境的思想与措施，在丰富的中国传统典籍中几乎不占什么重要的地位。第二、这种思想完全没有进入中国哲学的主流。当然中国能以相对少量的土地养活大量的人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伟大成绩。事实上，造成环境的破坏，确立保护环境的意识，最后真正改善环境，完全是一个科学与技术的问题。当然，它也不难同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联系起来。因为改善环境正是所谓“赞化育、参天地”。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决不能像今天有些人认为只要把“天”解释成“自然”，就能乱吹起什么“向东方生态智慧回归”那样简单。天人合一的道德学说是经过千百年的思想家锤炼而成的，要树立几乎毫无根底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当然不必也不允许花那么长的时期，然而投入的智力劳动却是省力不得的。
　　“文化”这个词在中国也是外来语，中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人文教化”，确实也是文化多种定义中最精的一个定义。而要接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现代化的新文化就不能不唤起中国人心底积淀的天人合一的意识。在这方面关键的有两个词：一个是仁，一个是诚。
　　“仁”最初的意思就是“仁者爱人”，本来是比较简单的爱的观念。但是后来一直发展到“仁者混然与物同体”，这个仁也就成了“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完全成了“天人合一”的自觉，而且成了沟通天人的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诚”最初的意思也无非是真实无妄。但是后来就发展到了张载所谓：“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里说的诚就是人用以知天、同天的功夫，也成了沟通天人的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要重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必须在这两个词上下功夫。在这里，仁是更广泛使用的概念。《论语·学而》载有子的话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以，仁的养成首先要从亲亲做起。这样，虽然仁的概念有似乎基督教的博爱，但是却要从家庭开始，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与基督教要求人爱上帝甚至不惜断绝父母、子女之爱是大不相同的。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我们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的办法要合理得多。鉴于道德败坏是世界性的问题，而西方人一再提出“家庭价值”作为重振道德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不知道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最后，我要讲一个说明“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的典型例子，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文天祥是宋朝的最后一名丞相，他因为抗元失败被囚禁在北京的一个水牢里，但是就在他因为拒绝投降而被处决的前夕，他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诗篇。全文太长，只能举其首尾。他一上来就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然后他举了一批中国古代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表现，然后又说到他自己虽然兵败被俘，处境困苦，但是他的态度仍然是“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最后高唱“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我不希望这世界上再发生战争，但是我衷心地祝祷这以天为价值源头的道德精神，这种以苦为乐的品格能够回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