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孫子》第四講　作戰第二作戰第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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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第二（3）
    舟师，后世叫水师，西方叫海军。西方的海军，前身是北欧海盗，不是希腊、罗马的海军。地中海沿岸，很多国家都有海军，都有大船。如腓尼基战船，就是当时很有名的战船。但恩格斯说，腓尼基、迦太基、希腊、罗马的船，都是平底船，帆比较小，难扛海上风暴，西方的海军并非来源于此。欧洲海军的真正诞生地是北海（即北冰洋地区），弗里西安人、萨克森人、盎格鲁人、丹麦人、斯堪地那维亚人的航海，是用龙骨突起、两端尖削的帆船（尖底船），这种高帆大船，才是现代舰船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很自卑，非说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国一直都闭关自守。其实，中国和欧洲一样，只要靠海，就有航海的传统。我国一直都有河、海并用的舟师或水师，特别是郑和舰队，船很大，也很多，航行海域很广，水平一点不差。我们不能把中国历史上偶尔实行的海禁（如明初和明晚期）当作中国航海史的全部。欧洲也有海禁。我国的水战，南方比北方发达。春秋晚期，楚、吴、越三国，常用舟师作战，见于《左传》、《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书。如公元前485年，吴国派徐承帅舟师自海入齐（《左传》哀公二年），就属于渡海作战（可能是登陆作战）。南人近水，好舟楫，常以船棺为葬。《越绝书》卷八说，越王允常的王陵是由楼船卒2800人，伐松柏为桴（也就是船），叫木客大冢。1996年发现的印山大墓，学者认为就是这座墓。它是凿山为墓，内藏两面坡的木构墓室，四面环壕。墓中的棺，是刳木为舟，长6.9米，直径1.15米。它让我想起我在奥斯陆看到的维京船。维京人也是以船为葬，甲板上的船舱，有一种就是两面坡，和印山大墓的墓室很像。古代战船，种类很多。我国也有多层的大船，如汉征南越，杨仆拜楼船将军，楼船就是这种船（图一八），郑和舰队的大船也是如此，而且学者推测，肯定是尖底船。《孙子》没有提到舟师，但它提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九地》）。
    中国古代的兵种，见于《孙子》，主要是车兵和步兵。
    下文特别提到“车战”。
    秦汉以来，作战以步、骑为主，但车并未废止，还有它的用处。一是可以环车为营，阻挡骑兵奔突，以静制动；二是可以运载军需物品，作辎重车（现代的马车就是货车）。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四说：车战，三代用之，秦汉而下，寝以骑兵为便，故车制湮灭，世莫得详。至汉卫青击胡，以武刚车自环为营，纵骑兵出击，单于于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与虏遇，众寡不敌，陵以（大军）〔大车〕为营，引士于外，千弩俱发，虏乃解去。晋马隆讨树机能，贼乘险设伏，遏截隆前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以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遂平羌众。唐马遂亦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本朝咸平中，吴淑上议，复谓平原广野，胡骑焱至，苟非连车以制之，则何以御其奔突？故用车战为便。此数者，皆谓以车为卫，则非三代驰车击战之法，然自足以御敌制胜也。惟唐房琯击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夹以马、步，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琯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时，而用有利害也。则知车战之法，所以躏轹强阵，止御奔冲，行则负载粮械，止则环作营卫，其用一也，其制则不必尽同。取地之所利，与敌之人所害，或因或改，便于施用而已。“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是讲战车和兵员的数量。驷，音sì，四马驾一辆车，叫一驷。春秋时期的战争有多大规模？大国和小国不一样，早期和晚期不一样。其中用作指标的东西，主要是战车的数量和兵员的数量。如果现在，就是看有多少核弹、多少军队；二次大战，就是看有多少飞机、坦克和军队。传说，武王克商，是用“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300辆战车配3000名战士，规模很小。春秋时期，一般诸侯国，都有1000辆战车，比如鲁国初封于曲阜，就是“革车千乘”（《诗·鲁颂·宫》、《礼记·明堂位》）。当时，够格的大国，如齐、秦、晋、楚，都有上千辆兵车，习惯上叫“千乘之国”（《左传》哀公十四年）。但实际作战，真正出动的兵车，大概只有几百乘，最高记录，也就是800乘。如城濮之战，晋军出动过700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成公二年）；鞌之战，晋军出动过800乘（《左传》成公二年）；艾陵之战，齐军出动过800乘（《左传》哀公十一年）；子产伐陈，郑军出动过700乘（《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当时，战车配战士，即所谓乘法，多半是十人制，一车配甲士10人，“千乘之国”，只有甲士1万，即使照《司马法》佚文的规定（详下），再加上两倍的徒，也只有3万人。西周军制，师是最高一级（当时有殷八师、西六师）。春秋，最高一级是军。《周礼·夏官·叙官》说：“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千乘”与“三军”，是大体匹配的概念。研究春秋军制，大家经常举晋国的例子。晋，前678年（曲沃并晋之初），武公只有一军（《左传》庄公十六年）；前661年，献公作上下二军（《左传》闵公元年）；前632年，文公已有上中下三军；前588年，景公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另外，晋国的建制步兵，也出现最早，城濮之战以前就有（《左传》僖公十年已提到“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城濮之战后，增加为上中下三行。三军加三行，乃有六军，拟于天子之制。如果按《周礼》12500人为一军来计算，六军就是75000人。前人估计，春秋时期，战争规模只有几万人，大体可信。但春秋晚期，变化较大。当时的两强，战车增多。如晋国有49县，每县出长毂百乘，共有战车4900乘（《左传》昭公五年）；楚国更多，光是四个边邑大县：陈、蔡、东不羹、西不羹，就“赋各千乘”（《左传》昭公十三年），加起来，也有4000辆。楚国的兵车数量，绝不在晋国之下。
    这里讲的规模，应是常数。它反映的是春秋晚期的战争规模：兵车分两种，各1000辆；士兵皆带甲，有10万人。这个数字，比起春秋早、中期的车千乘、人三军（约37500人），当然要大，车翻番，兵员增加更多。过去，辨伪学家说，春秋不可能有车两千、士十万，恐怕是低估了当时的水平。《孙子》的话，不一定是夸大。
    讲兵法，这个背景知识很重要，我想多说几句。
    研究中国古代战争，战争规模很重要。我们都知道，18世纪以前的欧洲，很少有10万人以上参战。我国不一样，早在春秋晚期，10万就不算啥，只是平均水平。战国时期，规模更大。当时的子书，常有“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说法（见《庄子·渔父》、《韩非子》的《爱臣》、《备内》）。战国早期，我们不太清楚，估计与春秋晚期接近，很多国家，兵力还在10万以下。比如三家分晋后的魏国，战国早期是第一强国，名将吴起，事魏文侯、魏武侯，他的理想，就是“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吴子·励士》）。但战国中期，特别是晚期，情况大变。前303—前301年，齐、魏、韩攻楚，败楚于垂沙。前300—前296年，赵攻中山，灭中山。这两次战役，都出动了20万人。当时，七大国都有几十万军队，秦国甚至有上百万的军队。伊阙之战（前293年），白起破韩、魏，斩首24万；鄢之战（前279年），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华阳之战（前273年），白起破赵、魏，斩首15万；长平之战（前260年），白起坑赵降卒40万。光是这四大战役，就杀人上百万人之多。我们估计，山东六国，兵力不如秦国，平均水平也在50万左右。全部加起来，约有400万。当时，国土没现在大，人口没现在多，军队却如此庞大，死伤却如此惨烈，完全是“世界大战”的水平。我国兵法发达，这是基本背景。
    兵法是用流血的经验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