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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海想写这封信已经很多年了。2015年3月23日凌晨，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翻涌的情绪，写下了这封给总理的信，并放到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

这番话在他心中已经酝酿了许多年，写起来几乎是一气呵成，五千多字的公开信他一个多小时就写完了。起初他拟了一个标题，叫《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然而在他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发布之前，吴海重新加了个标题，《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他担心的是，如果用原标题发出来，文章可能通不过微信的审查，会被屏蔽掉。

3月23日凌晨三点，吴海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发表了这封信，长舒一口气，和北京道了晚安。一觉醒来，吴海发现自己火了。这封信在他自己的公众号里的阅读量超过了4万，是他16篇文章中阅读量最大的。许多微信公号和网站也纷纷转载了这封公开信。在百度里搜索“吴海”，第一页几乎全是他的新闻。

许多企业家看到吴海的信后，觉得吴海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而这也不是吴海第一次站出来发声。2012年，吴海在博客里发表了近3000字的《讨贼檄文》，把行为不端的住店客人称为“贼”，并在文中细数了不讲理客人对酒店从业人员的各种凌辱和不法行为，明确宣布他的“三不”原则：取消打不还手的规定，可以不接待很过分的客人，可以不保护涉嫌犯罪客人的隐私。这篇文章当年在行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吴海是一个性情中人，非常敢说话。

但吴海对自己的评价却不一样。“我其实是一个封闭的人，甚至有点自闭症。”吴海说，“我很不擅长闲聊天，沟通能力是我的短板。”

而这个封闭内向的人，却在20年中多次创业。

1987年吴海从江西老家考入中央财经大学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毕业之后，他去了化工部下属的科学技术研究院做出纳，留在了北京。一年半之后，有一家做机票预订系统的外国公司招人，而且提供出国培训的机会。凭借出色的英语，他通过了面试。在国外培训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当时国内不让外资企业参与国内的机票预订，这家公司就关闭了在中国的业务。离开这家公司后，吴海做过很多事，包括在柜台上卖计算机。后来，这家公司与海航在国内组建了合资公司，还是做机票预订系统。吴海就重新加入，一直在合资公司里做到北方区总经理。

但是吴海一直想做点自己的事。1997年他创办中国第一家提供酒店预订服务并最早实行会员制的商旅管理公司——商之行集团有限公司。2000年3月，将公司卖掉之后，吴海投身携程，完成了携程的转型。一年半以后，吴海离开携程，创建财富之旅，又在2004年将财富之旅卖给新浪，新浪又在2005年将其转卖给艺龙，而艺龙买下财富之旅的条件就是连吴海本人一起买进来。2005年6月，吴海加入艺龙。10个月之后，他以VP(副总裁)的身份离开艺龙，开始了新的创业。2006年，在投资人和朋友们的共同帮助下，吴海创立了桔子水晶酒店，尽管起初做酒店并不是他的本意，从一开始他就觉得传统行业非常辛苦，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获得凯雷的投资之后，桔子水晶酒店越做越大，目前已在国内近30个城市有近一百家酒店。他给自己在桔子水晶酒店的职业定位是：服务员，大管家。

“很多事情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是命运在推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吴海说。

尽管吴海认为自己内向封闭、不善沟通，他在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里发表的文章却措辞犀利。“不善于说的人，写的时候就会比较激烈。”吴海说。

二

目前吴海的所有文章和言论中，没有一篇像《致总理的信》激起了这般反响。

《致总理的信》的反馈首先来自他的朋友和家人。公开信发表当天，吴海接到了来自朋友们的问候，包括很多企业家和东城区政协的委员们。一些企业家给吴海打电话，说看到这篇文章泪流满面，吴海所说的正是他们自己在经历的。尽管大部分人都站在吴海一边，但大家一致关心的，就是发表公开信的风险。吴海的弟弟在微信里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风险有多大？

“风险我其实是评估过的。”吴海说，“其实发文之前我也有很多顾虑。企业与个人不同，个人对什么不满喊出来，也不会有人拿你怎么样。但是企业需要长期经营，尽管有些不合理的东西长期存在，但毕竟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影响，这样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对企业有影响。”

思来想去，吴海还是决定在微信上发出这封信。

“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大环境比较好，总理讲话也是说要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简政放权，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这是总理最近一直在说的。总理都支持，那我就说吧。第二个原因，是我没有私心，实话实说，我一直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毕竟企业到了现在这个程度，比小企业强多了，抗风险能力比较强，我不是在这里为自己的企业喊冤，因为我们自身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解决营商环境的问题，但成长中的小企业没有我们这样的资源，我实际上是想帮助全国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说出来呢，最坏的打算也就那样了，无非是有些酒店有人来找麻烦。”吴海说。

而写这封信的起因，正好是3月22日吴海在网上浏览新闻时，看到3月20日李克强总理视察工商总局的视频。克强总理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提到，工商部门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联接点，要抓紧推进“三证合一”等改革，年内力争实现“一证一号”，切实降低企业注册场所要求，继续简化企业登记和注销流程。依托大数据完善监管平台，探索建立统一监管机制，加快推进综合执法，坚决防止弹性执法、选择性执法，提升执法公信力。这对政府是自我革命，要从全局出发“忍痛”前行，也是打掉寻租空间。各部门都要主动谋划，形成合力，把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好菜”、“新菜”端出来，共同营造便民利企的良好环境。

正是这些激发了吴海想把自己对国家的建议喊出来的想法，其实他在2014年东城区的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就是这个主题，得到了委员和领导的一致肯定。李克强总理对国家工商总局提出的要求，正是他创业几十年来碰到过的问题。他担心的是，总理提到的改革目标非常好，政府的出发点也非常好，但这些要求地方能执行吗？政策很好，能落地吗？

“首先一个问题是政策制定者的问题，很多政策都是相关部门自己制定的，这有一个革自己命的问题；其次，虽然可能有专家参与制定，可是专家们毕竟没有实际做过公司，虽然他们可能接触过一些公司，但有多少公司敢真的对他们说出具体问题？”

“另外，虽然中央有了统一的要求，到了地方往往会各自解释并缩小放开的范围，因为这样出错的概率低，自己比较安全。我写这封信的出发点可能有点幼稚，我其实是想让总理看到这些问题和我的建议，万一这封信总理看到了呢？”吴海说。

三

在吴海创办桔子水晶酒店的这些年里，他遭遇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各个部门之间对政策解读不一，变相揽权，管理部门的权力交叉、口径不一致，存在执法弹性。

一般说来，在一个城市开设一家酒店的流程是这样的：找到合适的物业、当地建委审批、消防审批、公安审批、卫生审批、工商审批、环评，如果装修完成之后审批全部通过并拿到不同的证照之后才可以开业。除去设计和装修的时间，正常按部就班走流程，完成这一套审批流程正常需要两三个月，而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对于酒店而言就可能是要交200多万的房租，这还不包括在这两三个月无法开业的损失。

在签完物业合同之后，吴海首先要和建委打交道，建委审查是否符合安全标准。理论上建委的工作是鉴定所选建筑是否符合标准，然后审核符合国家资质要求的设计院出的装修设计图纸，再找到具备资质的施工队进行施工装修。

作为设计师酒店，桔子水晶酒店的装修比较复杂，公司有一些自己熟悉的工程队，吴海一般都使用这些工程队施工。但按照建委的规定，施工队的选择必须经过招投标，而且招投标必须通过第三方招投标公司做，必须由几家建筑工程队来参加竞标，否则酒店就拿不到施工许可证。一旦招投标，就意味着选择工程队的过程需要一个多月，而每个月酒店的房租就得七八十万。如果希望选择自己熟悉信任的工程队，吴海还需要跟招投标公司商量，让招投标公司去操作。而且一旦招投标，各种招标费用以及其他费用最起码也要十几万，高的得要几十万。

“如果是国家的项目，那确实需要通过招投标来保证项目的安全和预算透明，降低违规操作的可能性。但我们是私营企业，其实不存在这些问题。按说我们是可以直接确定符合国家资质要求的工程队，建委关心的是安全，我有符合要求的图纸，符合标准的施工队，施工过程中他们按照常规来监管应该就可以了。但还是要求必须招标。”吴海说，“如果不招投标就拿不到开工证，可能面临处罚，最怕的就是让我们停工。所以这几年除了一些管理松的地方我们都通过招投标公司来找施工队，然后才拿到开工证。”

下一道手续是消防。消防有很多规范，但各个城市、乃至一个城市的各个区对国家规范的解释不太一样。“国家有大的规范，但我们到全国各地去做酒店，就要适应各地的小规范。不同地方对规范解读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就比较辛苦。”吴海说，“有时候消防窗口的人对业务不是那么熟，我们的消防设计是甲级设计院做的，经常出现设计院的人说行，消防的人说不行，没办法只能来回折腾，因为有些规范的解读确实不那么懂或者不那么明确。”

公安是下一个需要打交道的部门，需要对酒店进行“特行许可”。公安系统要检查的主要是安全监控和登记上传，比如说装多少个摄像头，装什么样的监控系统等。“特行对于这些技术性的管理本身没有特别细致标准，没有说摄像头多少米一个，而是说两个摄像头能同时照见一个人。这个要求就比较模糊。没有明确的标准时，负责发证的现场检查人员说我们的安防符合规定就符合，不符合就不符合。”吴海说，“甚至有的城市有些技防办也要对我们进行管理，我们必须采购他们指定的计算机，外面的计算机3000块，他的计算机7000块，整个城市都得用他的计算机，包括身份证扫描仪也得买指定公司的，否则不给安装公安上传系统，酒店就没法开业。”

在吴海看来，国家对于安防的要求非常应该，问题在于，国家制定的政策比较宽泛，到了地方解释不一样。当然对地方来说，越卡得细出错的概率就越低，不过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解释，对企业来说就比较麻烦。

四

酒店开业之后，又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相关部门日常检查监管时的不规范问题，个别城市甚至出现所谓的“特种税”。

每到“端午、中秋、春节”三节期间，在个别城市就要面临着必须给一些相关部门相关办事人员送礼打点，吴海称之为“特种税”，因为这是每个企业都要面对的成本，对所有企业都公平。“有的时候就跟看病一样，不塞点红包心里不踏实。另一种情况，他们这么多年形成习惯，不给就觉得别扭。我总结就是，过三节你去看他，他可能记不住你，你不去看他，他一定能记住你。这是多少年形成的氛围。”吴海说，“基层的收入比较低，我也能理解，但有时候很过分的确实有点不合适。”

有一次“特种税”的纳税经历让吴海印象深刻。某市的某部门把它片区内的所有相关企业都找来开会，说这个机构要做点事情，在该片区里哪些企业分别给了多少赞助，那么其他企业应该给多少，根据公司的大小来指派。

如果不交呢？

“像酒店、宾馆、娱乐业等做开门生意的很多部门都可以管，如果企业做得让他们不满意，他们也不直说，但他们可能以合法的常规骚扰性检查等手段让你无法正常经营，查处一点小毛病可以高限罚款，甚至可以让你停业整顿。”吴海说。

对于能够管理他们的部门，吴海觉得，跟市区级领导都非常好沟通，各委办局领导也很好，但具体到每天面对企业执行层面的部门就容易出问题，越往下问题越多。“政策制定的没问题，具体到执行层面，就出问题。一个原因是基层人员素质比较低，咱们实话实说。”

作为北京市东城区的政协委员，吴海也会通过正规渠道来提看法。2014年1月北京市东城区两会期间，吴海就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把他遇到的这些问题讲了出来，并提出解决方案。他觉得东城区做得非常好，一是本身做得就非常规范，而且经常看到一些企业问题有人反映之后，政府真的会改，但东城区毕竟只是北京市的一个区，声音比较小。

桔子水晶酒店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含在建工程)有一百家左右的酒店，不是每个酒店所在区域的管理部门都很规范。“往往大城市会规范很多。”吴海说，“而在所有的部门中，工商局是最规范的，因为所有企业都和工商局打交道，大家都会关注工商局。其他部门不是所有企业都要打交道，所以出问题相对多的就是这些部门。总理也可能不会注意这些部门，这些部门也缺少相应的监督。”

在这封信放在微信上的头两天，吴海已经收到来自其他城市大区经理的反映，说已经有相关部门来找他们问，公开信中说到的部门是不是说他们。“我跟大区经理们说，不要害怕，首先我没有指具体哪个部门哪个人，而是说整个国家的事情，另外我们企业现在也比较大了，抗风险能力比较强，青岛我们投资400万的一家酒店让有后台的奸商给骗了，直到现在还在停业我都不怕，如果来了罚点款就给，真太过分了我就真嚷嚷了，反正我已经这样了。”吴海说。

不过，对目前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企业家和政协委员的吴海有着自己的建议。

“就像我在东城政协里的发言一样，首先要明确企业地位，政府相关部门要确立自己的服务和监督位置，不能光是监督没有服务，在守法的企业面前他们应该是公仆；另外，我希望过时法规该清理的清理，该更明确的明确，该细化的细化，不要给相关部门无限解释和弹性执法的空间；同时，我希望国家能把该集中的权力集中，该放的放。”吴海说。

“对于涉及到某个行业全国性、通用性的管理政策，中央要有统一并且明确的规定，避免地方进行过度解读，或者各地解读的不一致。比如说，可以住酒店的有效证件，是不是包括护照和驾驶证。目前各个城市乃至不同的区，对此的规定都不一样。”吴海说。“另外，最好是能让各个管理部门的口径一致，而且各管各的，不要揽权。不要让公安来查房屋鉴定，这是建委的事；也不要让消防来查房产性质，那是工商局的事。各部门应该统一口径，这些比坐在一起办公的行政大厅，对我们来说更实用。”

这封信的影响可能还会继续发酵，尽管已经超出了吴海本人的预期。

“做传统行业太辛苦了，遇到的事情太多。我确实希望环境能有一些改变，让那些中小企业不用经历我们曾经的遭遇。”吴海说，“如果将来有机会，我最想做的是当一名老师，不用这么累，而且那才是我最擅长的。”

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桔子水晶酒店集团的CEO吴海，没有根基的做企业的公民，也是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

对企业不好就是对人民不好

我觉得一个政府如果对企业（指守法企业）不好，实际上就是对人民不好，先拿我们企业举个例子：

1）我和我几千名同事都是人民，如果政府对我们不好，我就没法照顾好我的几千同事以及他们的父母、子女，换句话说加上员工家属就是对几万人民不好；

2）我的企业服务于人民，如果政府对我们不好，我们的成本就会变相地增加，我们就会把成本转嫁给客户，每年有上百万的人住我们酒店，他们和他们家里人可能上千万，他们家里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就是对上千万人民不好。

我觉得政府对企业不够好

我觉得政府对企业不够好，原因如下：

1）地位问题：企业是个不敢反抗的奴才，公仆是爷不是仆

如果按地位排的话，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婊子生的，虽然都是国家的亲骨肉，但是大太太的孩子管着我们，偏房生的也怕大太太生的，但是他们敢找亲爹撑腰，而我们这群婊子样的只能被大哥打完左脸再主动地把右脸转过来让打。

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还要活着，我们说了，可能让大太太的一个孩子感觉不爽、或者受了批评、或者进了牢房，大太太其他的孩子会整死我们。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抓家法 - 反腐，我们切实体会到了大太太的孩子们规矩多了，但是，您相信吗，就在习大大前年抓腐败的之时，在我们行业俗称的“三节”的时候，某城市所有下属机构几乎倾巢出动，只要属于他们管理的行业他们都会照顾检查到，并且主动按企业规模排名来做某种要求，当然，关系好的企业可以讨价还价，“特种税”也有减免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城市几千家企业没人敢做声，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出声他们的企业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我记得4、5年前，那个城市的某经济型酒店的加盟商举报了某政府部门下属机构，从此之后这个品牌的酒店在那个城市就没法获得某种批文而没法开业，直到某个品牌集团老总到这个城市来赔罪才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凯雷”投资的企业，有时候跟投资人聊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淡然地告诉他们腐败任何国家都有，只是形式不一样，这种极端的规模化的腐败行为不多，就算有我也看成是“特种税”，至少还有个标准，对谁都一样，也很公平，无非是我们把这个税负转嫁给成千上万的住酒店的客人。

对了，我们行业很怕“三节”：端午、中秋、春节，那是我们缴纳“特种税”的时段，在我说的那个城市的酒店等行业都会哆嗦

2）家规不清楚

我是中财毕业的，做会计师事务所的同学多，有一次税法专家给一群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讲课，被一些问题问急了，他公开说：“税法本来就不是给企业定清楚的，是给税务局定的，说清楚了执行时我们怎么再来灵活解释”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酒店客房里的一盒薯片过期了几天（辩解一下，我们都是快过期时拿出来同事们分着吃了，可能漏了一间房，我绝对认罚），结果被客人举报查了，最后一盒过期几天的薯片罚了我们三万，因为规定是“金额不足一万的，处以两千以上五万以下罚款”，刚开始要罚五万，后来找人说情罚了个中间值。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罚两千，什么时候罚五万？为什么不能够清楚地说十倍、二十倍产品销售额的金额罚？如果我们认识人管用的话，我一定只会被罚2千。

还记得有一条规定是“外商投资企业租用厂房等需要交纳土地使用费”，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给了各种优惠和减免，国有、集体土地经常免费给他们用，后来就开始征收了土地使用费，而当所有的房屋租赁都面向市场尤其是有了土地使用税之后，这条规定忘记取消，换句话说，内资和外资企业一样的价格租的办公室，外资就需要交纳土地使用费，而内资则不需要。我就这个问题咨询过税务总局，他们的答复是几十年前国土资源部前身（国土部？）定的，由税务局代收，后来转到地方财政还是那个部门，国土资源部也不管了，忘记改了。

这条规定虽然国家忘了取消，但只有几个城市已经取消了，绝大部分城市每年还会做要求，大太太的孩子收税完不成任务时就会来收。

3）家规为一些中间机构提供敛财机会

建委要求投资金额30万以上或面积300平米以上的装修或建设需办理开工证（注意了，家里装修花30万可能要开工证吗？没有的可能违法哦！），为了保证工程建设安全，我觉得建委审查办开工证是合理的要求，可是，为了取得开工证必须有工程队伍招投标，而招投标需要招标公司来进行。

如果是国家的项目，通过招标公司来进行是合理的，因为可能有人在报价里做手脚贪污问题，而我们作为私营企业，我为什么不能指定自己习惯使用的工程队，只要建委认定我指定的工程队和设计图纸取得有相应的资质认可就一样保证安全了。

说白了，建委怎么会去掉这个要求？要不然招投标公司没饭吃了！所以，我们最后都是由招投标公司操作，最后选定我们指定的工程队，我们多浪费几十几天时间等待招投标，多花几十万罢了。

4）家规被滥用

为了保证治安，各级公安部门都有个特行管理部门，其中要求酒店客人必须持有效证件实名登记，访客也必须持证件实名登记

我觉得酒店是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临时落脚地，严格要求是合理的，对国家安全绝对有好处，连原来不管的美国现在也这样做了。

但问题就出在没有严格规定如何保证每个客人、访客实名登记，于是，全国各地派出所（除浙江省之外，好像是因为当年查房老外不开门，踹开了老外的门造成外交事件）都可以敲开客人房门进行核查，首先，是不是需要正当理由来敲门、是否侵犯隐私我不讨论，但至少得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查吧？于是，关系处不好的派出所半夜到酒店挨个房门敲门，酒店要做生意，那怎么受得了，于是，寻租空间自然出来了。

另外，酒店员工没有派出所干警的慧眼，有时候两个客人住，一个客人没登记悄悄溜上去了，一旦被查出，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罚款他们随便定（为什么不是几倍房费罚款呢？），自然，最厉害的就是说停业整顿！

对了，还有，什么叫有效证件？有的城市护照可以，有的城市必须身份证？不规定清楚，我们只能挨客人骂。

其实我认识公安部的朋友，有一次专门讨教了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很吃惊，因为不允许这样敲门的。不管怎样，我们没办法，规定不清楚，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搞好和每一个相关部门的关系，颤颤惊惊地看着路过的每一个穿官衣的人。

5）各自为政，自建家规，政出多门

我们这类设计师酒店经常把一些有特点的老旧建筑投巨资改造成酒店，老实说我们到今天不知道什么建筑可以做酒店，什么不可以做酒店。理论上只要符合建筑、消防安全，只要工商允许做企业的楼我们都可以做。可是，问题出在每个部门对什么楼可以做的解释不一样。

举个例子吧，酒店开业需要有如下部门的批文：工商、建委、消防、公安、卫生、税务等，但是，经常有每个部门之间互相不认对方的规定的情况。

比如说，国家一般会把一些城里的老旧厂房集中的地区改成高科技园区，按照一般合理的工作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工商：工商部门按照规定认定是否可以登记注册。工商部门相关法规明确了什么不可以用于商业注册，所以，理论上除此之外的这些地方一般是可以做的，其中，由于历史原因没有房产证的老楼由开发区管委会出具证明，为了建设科技园区配套设施，同意将老旧厂房作为配套酒店改造。

建委：符合建筑设计安全，施工队伍符合资质要求，办理开工证

消防：审核消防图纸是否符合规定，检查是否按消防图纸施工，发放消防开业检证书

公安：要求在取得消防证书的前提下，检查是否酒店按照要求安装了监控和住客登记系统，发放特行证

卫生：按照图纸要求，进行相关环评等，发放环评证书；

税务：按照要求，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是：每个部门都规定什么样的建筑可以用于商业，本来属于工商部门的事情变成了每个部门的事情，而每个部门的规定不一样，经常会造成许多企业在一些开发区里开公司颤颤惊惊，不知道是否他的行业能够取得一些相关部门的批文，这实际形成了每个部门可以就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尺度卡你一道。

这件事情说明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职责不清，或者是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或者是为了揽权，造成了许多规定形成了没有规定，企业无可适从。

解决方案

为什么现在的各级政府能够更加关注民生，关注老百姓的声音？是因为老百姓满意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而满不满意老百姓可以用各种形式表达出来（包括上网和堵高速路），老百姓说了算。而对于企业，各级政府除了关心企业的税收贡献外，为什么可以不去真正地关注企业、甚至可以去蹂躏企业？最主要这是因为企业不敢说，说了会被整死，没有有效的制衡系统（Check and Balance），对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针对问题一：明确要求面对企业的政府机关、部门的服务意识，就算是监督、管理企业的部门在守法企业面前就是公仆，就像是站在守法公民前面的警察。对于不满意的警察，守法公民可以投诉，同样，我希望对于不满意的管理部门企业可以投诉，对于基层管理人员可以像小区居民可以给社区警察一样进行打分，并且要建立保护机制，以确保企业不被报复，因为，企业不敢说的原因就是怕报复，在针对企业的管理法规不明确或者不合理的情况下，举报了相关部门的一个人，剩下的人可以用合法的手段整死你。

针对问题二：明确各种监管措施，尤其是处罚措施，明确规定如何罚款，让企业明确知道违法的代价而不去违法；对于所有的和企业相关的法规、规定进行一次自查，不合理的废除，不明确的明确，尤其是处罚部分。

针对问题三：对于可能涉及官商勾结的中介机构进行梳理分析，部分中介机构有其合理性，但是是否必须使用应该明确。

针对问题四：将一部分可以由各地方、各部门、甚至基层单位制定的对企业进行监管的规定进行整理分析，如果这些监管属于全国范围，则尽量由中央相关部委制定比较详细的规定、法规而不是过去的粗线条，由各地方自己制定的细则需在中央部委制定的规定、法规之内，并报中央相关部委审批，尤其要确保没有被无限地解释或者权利扩大，因为地方有冲动将相关中央规定的解释制定的更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针对问题五：明确各企业监管相关部门的职责，对于同一件事情必须有一个主导部门，不能对同一件事情各部门有不同的规定，造成各自揽权或者不同部门政策不一。

做企业十几年，太憋屈了！

正文到此结束，也不知道写完这篇文章会不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也不知道我说的南方的某个城市我是否还能获得那个部门的批文，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想说出来，做企业十几年了，太憋屈了！

我还是想做点事的

我非常热爱我的国家，当凯雷这些投资人给我投上亿美金的时候，一些投资人提出让我移民，我拒绝了，因为，我看到了国家的不好，也看到了国家的好，我看到了我外公被打成右派住牛棚，也看到了我们这些努力的外公的子女们都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尤其是这届政府给我更大的信心。我不在政府干，也没做官商，我没有贪污，我也没什么好怕的。

我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而且连续三届是优秀政协委员，我没有写过一篇为自己企业说话的政协提案，没有求政协领导、区领导为我们企业办一件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这么干了，我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

我在政协也写过提案、写过文章，虽然确实写的水平比全国政协的有些无聊低智商提案高明多少倍，但是涉及面都太大了，估计也到不了中央的耳朵，拿其中两篇做个例子：

其中一篇实际上中心思想是“如何建立中国国家品牌”，因为我对营销比较在行，政府宣传部门可能这方面比较弱，同时我也看到一些精通营销的互联网大V为自己扬名而造谣损害中国品牌，因此我写了篇文章，并且找机会给了当时还在北京市政府任职的鲁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用上了里面的一些建立国家品牌相关的策略。

另外一篇实际上是讲“如何促进文化繁荣”，其实里面首先指出大家不懂什么叫做文化（请翻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然后才讲如何建设，其实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因为不忍国家把钱花到错误的地方，另外是因为，一些无良企业借“文化”之名，赚地产钱，或者减免税之实。

写太多了，仔细想想自己确实算有良心的商人，前年凯雷投资到我们的境外公司，部分股东转让了股份，我们居然主动要求老老实实地交了上千万的所得税，据说这是北京市第一个交这种税的企业，当时还报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因为北京市不知道该怎么收，实际上所有在境外进行企业买卖的人都应该交，比如说一些国内地产大佬在境外公司的买卖、当然包括互联网境外股份转让的公司。

还有啊，本来因为自己积极交税，区里说奖励一些给我们，当时我就跟街道说：一半的钱我捐给街道，用来帮助孤寡老人，另外一半用于扩大我们为员工子女设立的教育基金。结果去年政府财政吃紧政策变化，奖励没了，对不住了街道的马主任、还有老的白书记，我的承诺没兑现：）

夜深人静该睡了，晚安东城，晚安中国。

网载 2015-08-23 08:4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