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文武北洋》是一本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着作。

　　这本书写了“北洋”时期的九位名人，五“武”（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四“文”（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文武北洋”的书名由此得来。

　　正如作者所感喟的：“在政治运动阴影里生活过太长时间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固定讲述，谁还有心思与机会去自己翻阅或求证一下事实的真相？”（第２６２页）这是国人的不幸，长期的偏执教育使得历史真相被无情地严实地遮蔽，公众对历史的认知完全附着于主流话语的诱导。“北洋”并非遥不可及的时代，这本书所描述的某些人士，离去的时间甚至只有三十余年，可是，不独如今的青年人，即便是中老年人，绝大多数也已对那段历史以及演绎那段历史的重要人物感到遥远、隔膜、恍惚，脑海中的印象仅仅是各类教科书中的政治定论，空洞，干瘪，峻言厉色。提起“北洋”，除了由简单、粗暴的教科书结论所形成的空荡荡的恶感，谁还会有活生生的具体感悟呢？

　　《文武北洋》用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让大众经受了一次剧烈的冲击，与“定论”迥异，北洋历史的诸多景观全翻了一个个儿，其全貌也由此凸现出前所未有的别样状态。读完这本书，我愣是半天没醒过神儿来……

　　作者努力于“寻找与发现”，通过寻访北洋时代一些巨子的遗迹（如故居、主要政治活动场所、墓地等），“以他们的遗迹为平台”，倾吐他对近代史的独特思考与体悟。

　　作者的“发现”令人耳目一新。这里既有性质比较平常的“发现”，如：袁世凯的老家是项城，他为什么不愿安葬在原籍，临终遗嘱非要选择安阳？袁世凯、张作霖的墓园为什么叫“袁林”、“元帅林”，而不是“袁陵”、“元帅陵”？“四任内阁总理、一任国家元首”的段祺瑞居然是“无房户”？蒋介石为什么对晚年段祺瑞优待有加？吴佩孚突然去世之后，国民政府为什么追赠他一级上将，蒋介石的唁电为什么赞其“大义炳耀”、“流芳万古”？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居然是模仿张作霖的奉军的《大帅练兵歌》；章士钊预言：“党人不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章士钊与李大钊是密友，因为章士钊的推荐，年轻的李大钊才得以接任章氏的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务；“总理无奈书生何”，“北洋时代，智识阶级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国民党审判陈独秀，陈在自我辩护时不仅阐明反对国民党并非等同于反对国家，因而要求法庭宣告自己无罪，而且还要求赔偿自己在押期间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更多的则是具有翻案性质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良史笔法：“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指袁世凯）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视野的根本原因”；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忍辱签定“议决各条”以后，他命人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段祺瑞任“临时总执政”以后，“立即主持草拟新宪法，召集各路诸侯参与善后会议”，恢复国会，整顿政治，遣散军队，改革税制，增加教育经费，查禁鸦片；段祺瑞向日本人借款，打的主意却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三一八”事件背后有苏联人的阴谋；“反动军阀”吴佩孚竟然是一个民族气节极重的硬汉子，一生坚守“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苏联人在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代理人居然是吴佩孚，李大钊奉命与吴佩孚联络以洽谈合作；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当着日本人的面，张作霖笑骂：“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孙中山与张作霖关系良好；病危之际的孙中山满怀忧虑地告诉张学良：“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中共的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们秘密带来的；大革命失败，中共领袖陈独秀一点错都没有，“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了‘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类似这样的精彩“发现”，不胜枚举。

　　我们拣几个重大问题来看。

　　其一，袁世凯是否“窃国大盗”？

　　武昌首义之后，不独清政府、外国势力看中了袁世凯的能耐，就连湖北军政府也瞄上了袁世凯，认为他是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选，黎元洪亲自致信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致电，促袁“回旗北上，犁扫虏廷”，并许以归心：“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很明显，时人深知袁氏的能量，并充分认识到推翻清廷绝非指顾间事，非袁氏出来大显身手，“革命”成功必然大费周章。

　　袁世凯出山以后，果然一切顺遂。革命党人也信守承诺，在选举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时，代表十七个省的十七位议员无一例外地投了袁世凯的票。袁氏以全票当选，其受信任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孙中山——此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才得了十六票！怪不得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向袁氏如此祝贺：“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唯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后来，孙中山、黄兴应袁氏之邀，分别到北京与袁氏共商国是。多次晤谈以后，孙中山感慨不已：“今日之中国，唯有交项城治理。”黄兴也认为袁氏“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孙、黄可不是轻易许人的，既然他们如此论断，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袁世凯获得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呢？

　　其二，黎元洪是个怎样的人？

　　按照现行历史教科书的描述和权威工具书《辞海》的记载，黎元洪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因缘时会，他莫名其妙就成了辛亥革命领导人，继而一再侥幸，由鄂军大都督而副总统、而总统，然后又因“府院之争”而不敌段祺瑞，灰溜溜地下台。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大致就是这些。

　　果真如此简单？黎元洪只是一个概念化的符码么？

　　出身军人家庭的黎元洪，十九岁时投考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海战，三十岁的黎元洪不仅参加了，而且在“广甲”号军舰被日舰击沉之际死里逃生，侥幸生还；随后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进入张氏创办的“延才馆”，其治军才干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军事，眼界大开；十年奋斗，跃升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彰德秋操”与太湖对抗赛，他统率的“南军”两度战胜袁世凯的爱将段祺瑞统率的“北军”；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不屑于趋炎附势、投机钻营，自张之洞离开湖北，他就一直耗在“协统”职位上，却能一次性拿出半年的薪水救济汉口灾民；对上级不卑不亢，对部下却关爱有加；《辞海》指斥他“在新军中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他多次宽容参与革命党活动的护兵、学兵……在湖北军政界，他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对下属的宽厚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才首先想到让他来主持大局。

　　不错，黎元洪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武昌首义后，他还亲手杀死过前来报信的起义士兵（这是他在革命中的最大罪过）。在被强行推举为都督以后，他还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了，且看他的宣誓：“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被袁世凯逼迫，他不得不赴北京就任副总统以后，千方百计拒绝袁世凯的拉拢，屡次要求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参谋总长职务；入住东厂胡同以后，更是拒领副总统月薪、公费，并请求裁撤“副总统办公处”；袁世凯“称帝”以后，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他为“武义亲王”，而他却便装面对前来祝贺的权贵，口称袁氏为“大总统”，并拒绝受封：“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断不敢冒领崇封，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袁世凯命人来给他裁制“亲王”朝服，他以一句“我非亲王，何须制服”打发了事；闻知蔡锷举义旗，他击节赞叹：“松坡不愧英雄本色！”——为了维护民国政体，他执拗地扞卫着正义的尊严与个人的气节。

　　袁世凯死后，他接任大总统。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崇尚者，向往西方民主制度，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拟按美国模式在中国实行地方分治，并延请李大钊参与起草有关法案；倡导并力行“好人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

　　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被迫离开政坛后，他在天津做寓公，投身商海，经营房地产、金融、矿业等，先后投资的实业达七十多个，而且大获成功。获利之后，他仗义疏财，颇多善举，尤其热中投资教育。

　　他的临终遗言尤有意味：“……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幸免各趋极端；……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以法治范围全国……”

　　作为政治家，生当那个武人专制的时代，貌似武人而实为文人的黎元洪是玩不转的，所以，他屡屡被军事实力派逼迫得仓皇逃窜。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确实有诸多难得的禀赋与见识。当他接任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曾对他有过一句考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真是知人之言！

　　其三，李大钊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与他的威望极不相称？（第３４３～３５５页）

　　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李大钊，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享誉一时。他还协助《晨报》开设过“马克思研究”专栏。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十分向往，热情讴歌。所以，１９２０年４月，当苏联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以记者身份到达北京时，北大的一位俄籍教授介绍李大钊出面接待。李大钊随后又介绍维氏去上海会晤陈独秀。后来，他还亲自带队去过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李大钊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一大”，“南陈北李”都没有与会，但陈独秀缺席当选中央局书记，而李大钊没有任何职位。“二大”时，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而李大钊只是一名候补委员、北方区负责人之一。“三大”是李大钊参加的唯一一次党代会，他终于成为九名中执委之一。“四大”时，李大钊仍未参加。“五大”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在北京就义。

　　李大钊不仅极少参加党代会，而且在党内的地位很低，比他的学生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等人都低。为什么？

　　李大钊“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刘半农所撰碑文语），素以好脾气着称，因而颇能团结人。以他的信仰、性格、学问、身份、地位，为什么就不被信任呢？

　　他曾多次奉“远方”之命进行重大筹划：苏联人想“亲吴（佩孚）疏孙（中山）”以反段（祺瑞），他就去联络吴佩孚；等到吴佩孚弹压了“二七大罢工”，苏联人转而“联孙倒吴”时，他又忍辱负重地忠实地去推行“国共合作”，一方面劝说党内同志（包括陈独秀）遵从“远方”的指示，一方面亲往上海与孙中山结盟，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随后还在国民党内担任了显赫的职务。

　　可是，“远方”总是押错宝：“二七大罢工”的失败宣告了“联吴”的失败；１９２７年的“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则昭示了“联孙（包括随后的蒋、汪）”蜜月的结束。在“远方”的“英明领导”下，力行的李大钊劳而无功。

　　中共前六次党代会以及遵义会议以前的所有重要会议，都是在“远方”的代表的一手操纵下举行的，——没办法，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短，那时中共的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是“远方”提供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既然“远方”始终不满意李大钊，他当然无法在党代会上获得地位。加之他是社会名流，与上层社会关系复杂，更使苏联人怀有戒心。“南陈北李”这两位中共的元老、领袖最终都成了替罪羊，被“远方”抛弃。

　　“远方”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挖空心思地利用中国人为其驱驰，斯大林宣称“要利用他们（指蒋介石等），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却不料反被蒋介石所用，把他给“挤干”、“扔掉”了。冯玉祥、汪精卫也像蒋介石一样，分别玩了斯大林一把。只有那些底气足、本钱雄厚的“军阀”如吴佩孚、张作霖辈，才压根儿不吃他那一套。“英明领导”到底如何，不待赘言。

　　对于北洋时代，我们想说的太多了，而我们所知的仍嫌太少。正如有的学者所感喟的：“往往，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新闻。”（《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前言》第３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史学家固然身负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与明辨是非的道义责任，而作为一般人，我们也有责任与义务去追求澄清史实与明辨是非的历史情怀。毕竟，使用“有组织忘却”（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的方法，运用国家机器，系统地阻断、扼杀、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文武北洋》，李洁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 ２９．００元）  

赵明节 2010-07-18 06:0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