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杂说》潘旭澜 走出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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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梦话

  弘历(乾隆)在位后期,“文治武功”的眩目外衣,包裹着官吏腐败、国库空虚和其它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长期思想文化的极端专制主义,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贻害不会与弘历一起进棺材。较之经过文艺复兴进而开始产业革命的欧洲诸国,中国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目益落后。颐琰(嘉庆)掌权,想要在经济和吏治方面有所改良。但他和近臣只能着眼于一些表层问题,而且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到了旻宁(道光),积弊屡甚,许多国内问题日趋激化。帝国主义也就开始公然的侵略,国势衰颓日益暴露。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看出了一些痼疾,思考着改革。鸦片战争给了中国朝野当头一棒。原来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魏源,进而提出培养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建立近代化工业,以抵抗外国侵略。这些主张,切合时宜,影响很大。为形势所迫和事实的教训,清朝当局从自身的利害考虑,完全有可能半推半就,逐渐采纳和实行一些维新建议的。只要官府不禁止,民间的工厂,也会自发地逐渐开办起来。如果科技和工商业走向近代化,必然会对其它领域产生带动和促进作用。太平军造反,鹿死谁手,吸引了全国上下的注意,人们没有心思去探讨实行近代化的大小方案。更何况,清朝当局和太平军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拼个你死我活,仅仅“师夷长技”一项。也没有大规模实行的条件。

  生产力落后,人口压力,官吏腐败,鸦片流毒,财政枯竭,已经使清政府非常虚弱。连续不断的外国侵略,损兵折将,割地赔款,丧失权益,外交问题困扰不已,更是对这个虚弱的巨人的多方面打击。于是,太平军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从广西桂平打到南京。从造反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很好的时机,才会那么快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对于洪秀全、杨秀清来说,他们一门心思就是要造反成功,登上权力顶峰。至于在外国侵略频繁的情况下造反,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会产生什么作用,会使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去冷静想一想的。然而,从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冷静地看待外患日甚的中国处境,在各种可能性之中,最不利的事是:长期、大规模的内部战乱。当时许多人就看到这个关系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拉开时间距离,只要没有偏见,这一点更是清楚不过。

  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洪、杨建立一个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体制。当然,这是一个局部的占领和割据,远非控制了全国。如果他们能攻下并控制北方的更多地方,那就必将“天京”这一套推广,顶多作些次要的修补和调整,根本体制是不会改变的。洪秀全在“天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他既要当天王,又要当教主,对臣民进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他深居不出,神秘兮兮,不但是忙于“安享天福”,也是制造教主的高高在上的架势。杨秀清既巳掌握了军政实权,还更加抓紧“天父附身”的神权.这既是准备时机成熟时代供自立,也是为了从精神上、心理上统治部下和百姓。

  中国历代皇帝都自称“受命于天”。这个老调子到清朝也照唱不误,但它的欺骗性与控制力已越来越受削弱。洪秀全不同之处在于,不但“受命于天”,还要成为唯一正统宗教的教主。这宗教实际上是土洋混合的洪氏宗教。对其它一切宗教神道,统统称之为“妖”,加以排斥和镇压。所以就不只是借“天”之名维护或强化君权,而是君权统治之外再加上神权统治。借迷信宣传造反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使洪秀全更热衷于神权统治。要是杨秀清取代洪秀全.也会继续用“天父附身”,统治臣民心灵的。

  当欧洲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张扬人文主义,冲破教会枷锁,继而在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步,产业革命使不少国家在工业、商业、军事、教育诸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在中国的洪秀全及其太平军,却要建立一种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专制主义统治,注定中国必须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专制主义,必然排斥文化与科学。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历代典籍一律斥之为“妖书”。尽毁不成,仍不甘心。统统要经他自己抓的机构删改后才可再用,可是到死也未删改出一部。其实他的皇权思想和享乐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鸦片战争的洋舰、洋枪、洋炮,并没有引起他对近代工业的重视。他连南京城内都不准开店,遑论发展商业。作为连秀才也考不上的小知识者,他对有文化而未参加造反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敌视心理,以致他的部下将这些人视之为“妖”而格杀勿论。他当然意识到没有文化、日不识丁的人,更易于接受他的一套。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统治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作为工具,于是进南京不久便开科考试。然而,他们的反文化、仇视知识者的作为,加上他们在外国侵略加剧之际造反,为有识之士所痛恨,即使发告示,说逃避考试的斩首无赦,应考的仍寥寥无几。这样的强迫应试,说明很多问题。当时有人就看出:“无读书练达之人”是一大缺憾,“盖天之所不与也”。这个“天”如果作客观规律理解,就有道理。朱元璋造反时比洪秀全更没有文化,但他肯用知识分子,于是打了天下,并且坐稳宝座。然而,他做了皇帝之后,一心只为家天下,搞极端皇权主义,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大杀功臣,使中国没能得到可能的进步。进八十九世纪,在人类文明处于急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洪秀全此种思想态度,他所占领的地盘越大,在位的时间越久,中国与近代化国家的落差必然越来越大。

  清朝政府为了与太平军作战,使尽了力气,用尽了办法。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你死我活的搏斗。其它一切,都顾不上或虽顾而乏力了。给汉人兵权,是极其忌讳的。不得已之时,也就给了。最后。主要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高文化的汉族官员,打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在造反过程中,造就了石达开、李秀成等一些善于征战的将领,可惜他们走错了路,只能成为洪秀全的殉葬。

  1857-1860年,英、法等国,趁清政府与太平军两败俱伤之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尽人皆知的: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签订了对中国更加苛酷的《北京条约》。从此,列强更将中国视为可以借机宰割的鱼肉。

  1864年。太平军失败。四年后,它的残部和捻军的联合部队也完全被消灭。从它起事至此,历时十八年。清皇朝稳定下来了,洋务运动也见到几项成效,于是人们称之为“同光中兴”。从中国内部而言,这种说法是有些根据的。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与列强的差距还在扩大,只是停止了滑坡,落差减缓而己。

  本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历史给中国和亚洲国家提供的近代化最后机遇。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抓住了这最后机遇。它实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全面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中国呢,被内战弄得精疲力尽,财政空虚又要给外国不断增加赔款,不时受到列强侵凌,没有力量实行全面近代化。加之此时正值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日益专擅和腐败的年代,近代化未能得到应有的支持。一些学习外国技术和引进设备的努力,起起落落,成不了气候。如果没有长期的内战,哪怕是内战在几年里结束而不是迁延十几年,从五十年代开始推行近代化,即使进展不快,也有可能减轻内外交困的恶性循环,不致根本丧失最后的机遇。中日甲午战争(1894)的结局,表明抓住机遇和丧失机遇,后果是多么不同。从此以后,中国便是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国难、国耻成了家常便饭。从物质到精神,都几乎抬不起向前的脚步。太平军引起的长达十几年的内战和反文明的政策,打断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可能,并且使后来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车爬高山。

  几十年来,许多历史论着,将起于农村的造反,称为“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一概从根本上加以肯定,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了印证这一先行结论,经常不能正确对待史料。总是按这把尺子,对史料进行取舍、剪裁、加工、曲解,有时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其实.农民造反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造反者的目的和所作所为,还要看外部环境的不同。历次造反,总是提出一些口号、纲领,以鼓动人们参加、支持,争取胜利。对此,应该有分析。首先是,口号、纲领是否切中时弊,药方开得对不对。但要注意,有些口号、纲领只是为了宣传鼓动,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些口号、纲领,起初包含几分真实愿望,时过境迁便大部分放弃或当作破鞋子丢掉。所以,更重要的是看造反者做了些什么。反暴虐统治,反贪官污吏,反横征暴敛,都是正义的。然而,如果造反期间或立足之后,只是换个旗号换批角色,正义性便丧失了。如果弊害甚于所反对的政权,那是双重的罪恶。因为,百姓和社会己为你的造反付出了沉重代价,你却给了一个更难以忍受的结果。与此相关联的是,倡导、建立些什么。如果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姓的安居乐业,民族的团结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反之,便是历史前进的挡路石或地雷。农民造反的成败,打下江山后施政的得失,关键是对待先进知识者的态度。先进的知识者,不但是文明的结晶和酵母,也是社会繁荣进步的第一动力。被称为“农民革命”(或起义)领袖的张献忠,以招考为名,杀尽应考者,笔墨成了小山。一代枭雄,给中国尤其是四川造成巨大创伤。如果他更阴险一些,利用知识者帮助,占领中国大部分地盘乃至全国,再来杀尽知识者,烧尽各种图书,那将是空前的浩劫。

  几十年来,太平军被作为“农民革命”的范例。其实,前期领导集团和骨干,不少人是游民、富户、典当商乃至海盗。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原来的身份,不能用这种筒单化的机械论来确定它的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在于,它是利用宗教迷信发动起来的造反,而不是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革命;它是为极少数人建立“地上的天国”,而不是为中国创造美好的前途,不是为广大农民谋福祉。洪秀全等利用汉人对满族统治和清廷腐败的不满,以宗教迷信为外衣、工具、武器,煽动、迷惑、欺骗一些人八伙。公开造反之后,还加上很大的威胁成分。他们所到之处,没有逃跑或被杀掉的多数百姓被收编入太平军,财产充公,房屋烧掉,以绝退路,随即以洪氏教义从思想到行动严加约束。参加者无论愿不愿,通不通,只能成为带着“天国”梦的过河卒。洪秀全、杨秀清是否给广大农民利益呢,看看他们打下南京后的所作所为。便可了然。所谓“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主要是为了宣传需要。这种农业平均主义,根本不可能真正实行。由于他们的许多具体条规制度,只能造成荒谬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极其苛酷的统治与掠夺。连各级官员吃多少肉,都有明文规定,差别悬殊,这是“无处不均匀”非常生动的注释。至于实际上的惊人落差,更是对“均匀”最刻薄的嘲弄。加上动辄“斩首不留”的恐怖统治,便导致经济的严重萎缩和文明的休克。说什么推动历史前进,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一大误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当然表明那时的政权或社会存在严重问题。然而,造反并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可以有其它选择。造反的代价最大,只有取得相应的补偿,才应当肯定或赞美。认为无论怎么样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

  历史和历史论着,是很不同而却常被混淆的两个概念。历史是昨日的实有,是一切曾经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及其各种形式的运动。历史论着则是各式各样的人,以不同的意图,对历史作出的描述和评价。因此,历史与许多历史论着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只有不以预设的结论和一时功利为依归,尊重历史,客观、垒面看待历史。才可能有近于真实的描述和公正的评价,才可能成为各种经验教训的镜子,为今天和明天提供精神滋养。尊重历史的根本和出发点,是力求符合昨日的实况。只有尊重历史,才可能被历史所尊重。

  应该走出梦话,拒绝梦话。这不仅是历史研究健康前进之必需,也是一个社会扶养正气的要求。


潘旭澜 2013-08-20 16: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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