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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梦话

　　弘历（乾隆）在位后期，“文治武功”的眩目外衣，包裹着官吏腐败、国库空虚和其它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长期思想文化的极端专制主义，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贻害不会与弘历一起进棺材。较之经过文艺复兴进而开始产业革命的欧洲诸国，中国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目益落后。颐琰（嘉庆）掌权，想要在经济和吏治方面有所改良。但他和近臣只能着眼于一些表层问题，而且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到了旻宁（道光），积弊屡甚，许多国内问题日趋激化。帝国主义也就开始公然的侵略，国势衰颓日益暴露。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看出了一些痼疾，思考着改革。鸦片战争给了中国朝野当头一棒。原来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魏源，进而提出培养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建立近代化工业，以抵抗外国侵略。这些主张，切合时宜，影响很大。为形势所迫和事实的教训，清朝当局从自身的利害考虑，完全有可能半推半就，逐渐采纳和实行一些维新建议的。只要官府不禁止，民间的工厂，也会自发地逐渐开办起来。如果科技和工商业走向近代化，必然会对其它领域产生带动和促进作用。太平军造反，鹿死谁手，吸引了全国上下的注意，人们没有心思去探讨实行近代化的大小方案。更何况，清朝当局和太平军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拼个你死我活，仅仅“师夷长技”一项。也没有大规模实行的条件。

　　生产力落后，人口压力，官吏腐败，鸦片流毒，财政枯竭，已经使清政府非常虚弱。连续不断的外国侵略，损兵折将，割地赔款，丧失权益，外交问题困扰不已，更是对这个虚弱的巨人的多方面打击。于是，太平军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从广西桂平打到南京。从造反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很好的时机，才会那么快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对于洪秀全、杨秀清来说，他们一门心思就是要造反成功，登上权力顶峰。至于在外国侵略频繁的情况下造反，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会产生什么作用，会使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去冷静想一想的。然而，从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冷静地看待外患日甚的中国处境，在各种可能性之中，最不利的事是：长期、大规模的内部战乱。当时许多人就看到这个关系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拉开时间距离，只要没有偏见，这一点更是清楚不过。

　　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洪、杨建立一个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体制。当然，这是一个局部的占领和割据，远非控制了全国。如果他们能攻下并控制北方的更多地方，那就必将“天京”这一套推广，顶多作些次要的修补和调整，根本体制是不会改变的。洪秀全在“天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他既要当天王，又要当教主，对臣民进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他深居不出，神秘兮兮，不但是忙于“安享天福”，也是制造教主的高高在上的架势。杨秀清既巳掌握了军政实权，还更加抓紧“天父附身”的神权．这既是准备时机成熟时代供自立，也是为了从精神上、心理上统治部下和百姓。

　　中国历代皇帝都自称“受命于天”。这个老调子到清朝也照唱不误，但它的欺骗性与控制力已越来越受削弱。洪秀全不同之处在于，不但“受命于天”，还要成为唯一正统宗教的教主。这宗教实际上是土洋混合的洪氏宗教。对其它一切宗教神道，统统称之为“妖”，加以排斥和镇压。所以就不只是借“天”之名维护或强化君权，而是君权统治之外再加上神权统治。借迷信宣传造反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使洪秀全更热衷于神权统治。要是杨秀清取代洪秀全．也会继续用“天父附身”，统治臣民心灵的。

　　当欧洲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张扬人文主义，冲破教会枷锁，继而在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步，产业革命使不少国家在工业、商业、军事、教育诸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在中国的洪秀全及其太平军，却要建立一种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专制主义统治，注定中国必须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专制主义，必然排斥文化与科学。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历代典籍一律斥之为“妖书”。尽毁不成，仍不甘心。统统要经他自己抓的机构删改后才可再用，可是到死也未删改出一部。其实他的皇权思想和享乐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鸦片战争的洋舰、洋枪、洋炮，并没有引起他对近代工业的重视。他连南京城内都不准开店，遑论发展商业。作为连秀才也考不上的小知识者，他对有文化而未参加造反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敌视心理，以致他的部下将这些人视之为“妖”而格杀勿论。他当然意识到没有文化、日不识丁的人，更易于接受他的一套。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统治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作为工具，于是进南京不久便开科考试。然而，他们的反文化、仇视知识者的作为，加上他们在外国侵略加剧之际造反，为有识之士所痛恨，即使发告示，说逃避考试的斩首无赦，应考的仍寥寥无几。这样的强迫应试，说明很多问题。当时有人就看出：“无读书练达之人”是一大缺憾，“盖天之所不与也”。这个“天”如果作客观规律理解，就有道理。朱元璋造反时比洪秀全更没有文化，但他肯用知识分子，于是打了天下，并且坐稳宝座。然而，他做了皇帝之后，一心只为家天下，搞极端皇权主义，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大杀功臣，使中国没能得到可能的进步。进八十九世纪，在人类文明处于急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洪秀全此种思想态度，他所占领的地盘越大，在位的时间越久，中国与近代化国家的落差必然越来越大。

　　清朝政府为了与太平军作战，使尽了力气，用尽了办法。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你死我活的搏斗。其它一切，都顾不上或虽顾而乏力了。给汉人兵权，是极其忌讳的。不得已之时，也就给了。最后。主要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高文化的汉族官员，打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在造反过程中，造就了石达开、李秀成等一些善于征战的将领，可惜他们走错了路，只能成为洪秀全的殉葬。

　　1857－1860年，英、法等国，趁清政府与太平军两败俱伤之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尽人皆知的：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签订了对中国更加苛酷的《北京条约》。从此，列强更将中国视为可以借机宰割的鱼肉。

　　1864年。太平军失败。四年后，它的残部和捻军的联合部队也完全被消灭。从它起事至此，历时十八年。清皇朝稳定下来了，洋务运动也见到几项成效，于是人们称之为“同光中兴”。从中国内部而言，这种说法是有些根据的。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与列强的差距还在扩大，只是停止了滑坡，落差减缓而己。

　　本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历史给中国和亚洲国家提供的近代化最后机遇。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抓住了这最后机遇。它实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全面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中国呢，被内战弄得精疲力尽，财政空虚又要给外国不断增加赔款，不时受到列强侵凌，没有力量实行全面近代化。加之此时正值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日益专擅和腐败的年代，近代化未能得到应有的支持。一些学习外国技术和引进设备的努力，起起落落，成不了气候。如果没有长期的内战，哪怕是内战在几年里结束而不是迁延十几年，从五十年代开始推行近代化，即使进展不快，也有可能减轻内外交困的恶性循环，不致根本丧失最后的机遇。中日甲午战争（1894）的结局，表明抓住机遇和丧失机遇，后果是多么不同。从此以后，中国便是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国难、国耻成了家常便饭。从物质到精神，都几乎抬不起向前的脚步。太平军引起的长达十几年的内战和反文明的政策，打断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可能，并且使后来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车爬高山。

　　几十年来，许多历史论着，将起于农村的造反，称为“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一概从根本上加以肯定，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了印证这一先行结论，经常不能正确对待史料。总是按这把尺子，对史料进行取舍、剪裁、加工、曲解，有时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其实．农民造反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造反者的目的和所作所为，还要看外部环境的不同。历次造反，总是提出一些口号、纲领，以鼓动人们参加、支持，争取胜利。对此，应该有分析。首先是，口号、纲领是否切中时弊，药方开得对不对。但要注意，有些口号、纲领只是为了宣传鼓动，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些口号、纲领，起初包含几分真实愿望，时过境迁便大部分放弃或当作破鞋子丢掉。所以，更重要的是看造反者做了些什么。反暴虐统治，反贪官污吏，反横征暴敛，都是正义的。然而，如果造反期间或立足之后，只是换个旗号换批角色，正义性便丧失了。如果弊害甚于所反对的政权，那是双重的罪恶。因为，百姓和社会己为你的造反付出了沉重代价，你却给了一个更难以忍受的结果。与此相关联的是，倡导、建立些什么。如果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姓的安居乐业，民族的团结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反之，便是历史前进的挡路石或地雷。农民造反的成败，打下江山后施政的得失，关键是对待先进知识者的态度。先进的知识者，不但是文明的结晶和酵母，也是社会繁荣进步的第一动力。被称为“农民革命”（或起义）领袖的张献忠，以招考为名，杀尽应考者，笔墨成了小山。一代枭雄，给中国尤其是四川造成巨大创伤。如果他更阴险一些，利用知识者帮助，占领中国大部分地盘乃至全国，再来杀尽知识者，烧尽各种图书，那将是空前的浩劫。

　　几十年来，太平军被作为“农民革命”的范例。其实，前期领导集团和骨干，不少人是游民、富户、典当商乃至海盗。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原来的身份，不能用这种筒单化的机械论来确定它的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在于，它是利用宗教迷信发动起来的造反，而不是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革命；它是为极少数人建立“地上的天国”，而不是为中国创造美好的前途，不是为广大农民谋福祉。洪秀全等利用汉人对满族统治和清廷腐败的不满，以宗教迷信为外衣、工具、武器，煽动、迷惑、欺骗一些人八伙。公开造反之后，还加上很大的威胁成分。他们所到之处，没有逃跑或被杀掉的多数百姓被收编入太平军，财产充公，房屋烧掉，以绝退路，随即以洪氏教义从思想到行动严加约束。参加者无论愿不愿，通不通，只能成为带着“天国”梦的过河卒。洪秀全、杨秀清是否给广大农民利益呢，看看他们打下南京后的所作所为。便可了然。所谓“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主要是为了宣传需要。这种农业平均主义，根本不可能真正实行。由于他们的许多具体条规制度，只能造成荒谬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极其苛酷的统治与掠夺。连各级官员吃多少肉，都有明文规定，差别悬殊，这是“无处不均匀”非常生动的注释。至于实际上的惊人落差，更是对“均匀”最刻薄的嘲弄。加上动辄“斩首不留”的恐怖统治，便导致经济的严重萎缩和文明的休克。说什么推动历史前进，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一大误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当然表明那时的政权或社会存在严重问题。然而，造反并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可以有其它选择。造反的代价最大，只有取得相应的补偿，才应当肯定或赞美。认为无论怎么样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

　　历史和历史论着，是很不同而却常被混淆的两个概念。历史是昨日的实有，是一切曾经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及其各种形式的运动。历史论着则是各式各样的人，以不同的意图，对历史作出的描述和评价。因此，历史与许多历史论着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只有不以预设的结论和一时功利为依归，尊重历史，客观、垒面看待历史。才可能有近于真实的描述和公正的评价，才可能成为各种经验教训的镜子，为今天和明天提供精神滋养。尊重历史的根本和出发点，是力求符合昨日的实况。只有尊重历史，才可能被历史所尊重。

　　应该走出梦话，拒绝梦话。这不仅是历史研究健康前进之必需，也是一个社会扶养正气的要求。

潘旭澜 2013-08-20 16:3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