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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一瞬》我所见到的胡耀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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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听不得，可我非听不可。
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并不是文革中才有冤狱，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冤狱。
在胡耀邦的任期里，处理过许多重大的问题，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落实都有一个长期马拉松式的过程。
宋的到来，一定有重大的疑难问题和胡耀邦商量。
相形之下，我只好放弃。
我和宋任穷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我和他寒暄过之后就起身向胡耀邦告辞了。
在胡家的沙上顶多只坐了五分钟，唯一的印象是胡家的沙太破，沙里的弹簧顶得屁股疼。
那次见面我一言未，感到非常遗憾。
1979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言，在人民日报表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
胡耀邦看了这篇讲话，他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感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
我当然理解他的我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百万妈咪：总裁，借个娃）
仅仅一年，所《苦恋》（即《太阳和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见间，引起轩然大波。
据外电报道：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到氏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的还乡，劳动改造。
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
有些人为了胡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炮制反动电影耀《苦恋》的黑后台。
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邦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人立即敏感地联想到《清宫秘史》、《海瑞罢官》。
中国知识分子凭借历史的经验，完全能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
拍案而起者有之，投书抗辩者有之，从此躺倒者有之……已故的中央高级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一贯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予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动一次政治运动。
1981年1月10日晚，我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
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况，拒绝了我的请求。
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
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www.yacht4s.com
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
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
这次见面还是在那间小客厅里，比上次多了一个电视机和一张藤椅。
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
真的很遗憾，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都卷入了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事件，和共和国的主人——所有的普通人民一样，当时的**中央总书记——主席却至死没看到过这部影片。
春节后一个日本有影响的报纸百出一则消息，题目是：批《苦恋》意在阻挠胡耀邦出任党主席。
是海外传媒经常把中国的文艺和政治扯年在一起呢？还是中国的文艺本来就和政治分不开？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一基本原则不容违反》。
举国哗然！举国愕然！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
如火如荼的批判与过去历次批判运动相反，出现的是与原声迥异的回声。
5瞬月17日，胡耀邦有一个讲话，希望了解并考虑知识分子的绪。
7月17日，邓小平召见几位意识形态方面的负责人，很激动地对《苦恋》的问题、对自由化泛滥讲了一番十分严厉的话。（超级贴身保镖）
（显然，他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经胡乔木按自己的记录在语气和用词方面进行了修改，比原话缓和很多。
然后作为文件下达，并选入邓选。
8月3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我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
有几位着名的知识分子上台表态，捶胸顿足，义愤填膺。
唯有吴祖光先生的表态和他们的激昂慷慨形成极大的反差，吴先生说：这部作品温柔敦厚。
在座的人都是1957年的过来人，当年的左派，故伎重演者有之；当年的右派，一反常态者也有之。
可惜，那些言稿我都没能保存下来，仅靠记忆记得的已经很有价值了。
如果有录相就更好了，放出来，一定比故事片还要好看。
胡耀邦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调子压低了很多。
他说：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
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个错误倾向。
我相信这是他能够说和必须说的话。
9月我25日，胡耀邦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对当时分所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见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到一封二百字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
荒的煤事后对我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有些人显然胡还不肯罢休。
10月，《文艺报》表了唐因、唐达成耀署名的遵命批评文章。
后来唐达成见到我的时候拱手对邦我说：冒犯，冒犯！我说：可以理解。
听说，胡耀邦在见到张光年的时候说：《文艺报》的文章调子太高了！当光年反问他：这调子是上面定的呀……他只好哑然一笑。
他当然也知道，即使这样，也还有人（而且不是一般人）认为火力不够猛烈。
1981年对于我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现在我已经拥有一台电脑和使用电脑的技能了，可以说是一个很称职的电脑排版人，将来我会把这本书编排出来。
我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12月29日。
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薄一波等前来参加。
胡启立受书记处的委托在开幕式上做了恐怕是他一生中赢得最多掌声的一次讲话。
因为他在讲话里说了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着的作家个人特色，必须极大地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技巧。
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
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会议的主持人还宣读了几位没参加会议的负责人来的贺电，却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由于作百家们的掌声因人而异，有长有短，引起了个别人的极大不快。
但是，或热烈、或稀疏的掌声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年在，所以谁也无法抹去。
开幕式以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这已是我国开大会的习俗一了。
从50年代起，我曾不止一次地站在众人之中和**等高层领导人拍过这种纪念照，我都是站在最后排，也从来没有订购过一张、装上镜框以示荣耀。
甚至瞬在贺龙身边工作过那样长的时间，没有和他、也没有和其他领导人拍过一次合影照，那样的机会很多很多。
这一次我却一反常态，站在前排，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看见我。
果然，胡耀邦径直向我走来，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因为场上人声喧哗，他连续几次问我在写什么，我第三次回答他，他才听清。
胡耀邦身后的薄一波用地道的山西话对我连说了三声：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我至今都没弄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后来这张照片在国内外的报纸上表，从照片上看，作家们对这一瞬都感到欣慰，因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开着自内心的笑容。
网载 2015-09-08 22: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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