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 民国前十年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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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洋银两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盈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们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着「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驻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钜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他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份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份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的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旬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份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党魁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再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孙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钜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钜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子不得了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原,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度’──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底对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词,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两位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份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得那见黄袍。并且苦口婆心、认劳认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他这位民国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着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下期续完)‘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后的斯诺、史沫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勃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挟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各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各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光复汇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邻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团体,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能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罢)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余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的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的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两界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的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学留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像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当时在日本两万名中国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已千万计的底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了‘革命’二字。)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旅欧中国学生,何必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熟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罢,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他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独裁,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质高贵、大义凛然底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合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蛋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份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现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碱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原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细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何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出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降怪谌送啤≈谌送频姆较蚴峭耆恢碌模环椒ㄒ餐耆嗤V皇悄阃颇愕摹⑽彝莆业陌樟拴ぉふ獗闶锹迥┠辏泄锩硕男问胶托灾省?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的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救使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了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辰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么、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名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管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个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骇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击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个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作者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给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唐德刚 2013-08-20 1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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