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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至善论与自由

　　如果上述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分层讨论能够成立，那么我们不妨承认，在政治哲学这一层面，卢梭至善论比他的对立面确实有助于自由意志的浮现。

　　经验理性对人性的怀疑，发展到极致，很难避免决定论与宿命论的消极倾向。这种消极倾向，既可以决定论的自信，表现为对理性增长自会理顺一切的乐观等待；亦可以宿命论的叹息，表现为对理性能动受客体限制的悲观承认。与此相反，先验论者则以精神冒险有可能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对决定论宿命倾向的终生免疫。卢梭的个人命运充满冒险者的悲剧内容，但是卢俊的理论性格却充满自由意志的亢进色彩，正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伏尔泰上述咏里斯本地震诗中的宿命论倾向，卢梭十分反感，他致信伏尔泰说：

　　 当一个人教导人们的东西既不确定，又无益处的时候，以这样的东西骚扰那些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无目标而烦恼痛苦，是很不人道的。［２０］

　　（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对此，狄德罗显然站在伏尔泰这一边。狄德罗阐述他们这 一派人之所以编撰《百科全书》，其宗旨就在于：“指出狂热的 极限，证明神学观念在科学自然观面前站不住脚，证明形而上 学对抗力大无穷的新生儿——经验是徒劳无益的”。［２１］

　　狄德罗所指称的“科学的自然观”，来自牛顿所发现的物 理世界。狄德罗所批评的“神学观念”、“形而上学”、“狂热”也 确实能打中卢梭的要害。但是，卢梭在这里表现出的“形而上 学”的“狂热”，却有极可同情的内心悲愿：当物理世界和历史 理性铁的法则从两头逼近时，如何拯救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 意志？如何挽救人被客观法则（既来自物理世界也来自历史决 定）物化的沉沦命运？在这种时候，他在形而上层面的自由论 正是逻辑地呼应形而下层面的道德论，两者打通，形成自由德 性，既让人在自由的属人的世界里驰骋，也要人承担弃恶从善 的道德责任。在神性消逝的时代，他要保留人的自由人性，只 能被迫向上寻求“神性”的援助：使人形同“上帝”，把上帝的自 由——创世风格的自由赋予人，以此提拎人的道德责任，使后 者上升，一起进入形而上的“神格”，或者“半神格”———上帝 远循，由人而神。

　　当卢梭把政治史经验事实统统括进逻辑抽象的括弧，悬 置它所经历的各种时态、各种变格，露出下面一个大写的“ＢｅR ｉｎｇ”，他填写在这一零度状态上的人为符号，将再也不是各种 系动词，用以回答“政治是什么”这一问题；相反，他填上的是 各类能愿动词：ｗｉｌｌ，ｓｈａｌｌ，或者是ｗｉｌｌｂｅ，ｓｈａｌｌｂｅ，他提出的 问题是：“政治应该是什么，能够是什么，将来可以是什么？”应 该说，这是一种最为“狂热”的政治思维，它欲以“ｗｉｌｌ”的世界 颠覆“ｂｅ”的世界，欲以价值世界颠覆事实世界。正是在这种颠 覆动向中，植下卢梭后来越界筑路，以政治哲学取代政治学的 祸根。然而，同样也应该说，这是一种自由意志最为强烈的政 治思维，它第一次挣脱经验历史消极受动的困境，将人的自觉 意识赋予了经验历史，使人看见经验历史的后方，还有一个逻 辑重建的广阔天地。

　　在这个意义上说，卢梭的至善论、先验论，是能动政治思 维，其自由德性人，是神人之间的人，半神半人；伏尔泰、狄德 罗的功利论、经验论，是受动政治思维，其功利行为人，是人兽 之间的人，是半兽半人。卢梭从人的自由德性这一高调进入政 治思维，伏尔泰、狄德罗则从人的功利行为这一低调进入政治 思维，形成强烈反照。这一反照，前瞻地看，反映出卢梭与伏尔 泰、狄德罗对中世纪救赎遗产的不同距离，卢梭亲近中世纪的 神性，伏尔泰、狄德罗则亲近于近代世俗社会的人性；后顾地 看，这一反照又恰好预兆了后来欧陆政治哲学与英美攻治学 不同的进入角色：前者从高调进入，至善论终极理想贯注政治 行为；后者从低调进入，政治操作行为从道德氛围的价值之幕 （Ｃｕｒｔａｉｎｏｆｖａｌｕｅ）中突围而出……

　　但是，对自由的认识是一回事，对自由的实践又是另一回 事。卢梭既说“上帝使人自由，以便使人弃善就恶”，又说“那些 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 无所获”，他就一定会以道德拉紧政治，以道德实现自由。这种 以道德立论的自由，可称为高调自由，与另一种以功利立论的 低调自由，相对而立。或如以赛亚·柏林所言，前者是一种积 极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ｓｏｍｏｔｉｎｇ），后者是一种消极自由（ｆｒｅｅR ｄｏｍｆｒｏｍｓｏｍｅｔｉｎｇ）。落实到政治生活的具体状态，究竟是哪 一种自由观更有助于自由的实现呢？

　　在这里，历史将会兜着圈子说话，再一次出现它的悖论。

朱学勤 2013-08-20 15:2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