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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善论与分权说和代议制

　　每一个熟悉卢梭政治着作的读者都会发现。卢梭一旦进入他自己的理论构筑，就处处以英国分权说、代议制的对立面出现。且看他最尖刻的一段：

　　 我们的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便 从对象上区分主权：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 立法权与行欣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分为 内政权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 又把它们拆开。他们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 起来的怪物；……据说日本的幻术家能当众把一个孩子 肢解，把他的肢体一一抛上天空去，然后就能再掉下一 个完整无缺的活生生的孩子来。这有点像我们政论家所 玩的把戏了，他们用的不愧是一种江湖幻术，把社会共 同体加以肢解，随后不知怎么回事又居然把各个片断重 新凑合在一起。［１８］

　　 类似的抨击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姑且把这些抨击称作 卢梭的“抗英情结”。这一情结与整个启蒙运动的“恋英”情结 形成强烈冲突。这种冲突是卢梭把至善论逻辑贯彻到底的必 然结果。发现卢梭的“抗英情结”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解释这一 “抗英”情结？

　　让我们联系上一章中卢梭对异化的敏感、卢梭的道德救 赎理想，以及本章前述卢梭至善论一以贯之的政治哲学立场， 卢梭“抗英情结”的独特言路，也许能解释一二。

　　一、对时代态度而言，卢梭是背时代而立。１８世纪是资产 阶级近代社会世俗化、分殊化的时代。时代要求政治与道德分 离、政治与教化分离、政治与社会分离，经此三大分离，政治从 价值型态中突围而出，逐渐发育出近代政治工具理性和功能 理性，马克思·韦伯称之为形式合理性。英国分权说和代议制 从时代属性而言，就是上述三大分离在制度层面上的技术性 安排。卢梭站在传统救赎立场上，自始至终即与世俗化的时代 潮流格格不入。他的一元贯注之道德至善论，要求的是权力与 理念的结合，是道德王的统治，当然不能接受上述三大分离。 他既认定“一切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 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政治在他眼中就是塑 造社会群体性格的模具，道德救赎成于斯，毁于斯，怎么能放 手让政治与道德、教化、社会分离？怎么能出现非道德化的功 能化、工具化状态？不能设想，从魔鬼的模具中能够翻铸出天 使般的产品。要贯注道德至善论于社会救赎，首先就要求政治 领域道德化。在卢梭眼里，英国政治制度的技术性安排，是一 种渎神论行为，无道德担当的行为。

　　二、从哲学认识论路线看，英国分权制代议制是经验理性产物，是通过数代人的惯例养成，自发形成的积累型而不是重建型结果；为其合法性辩护的英国政治学说也是一种自觉的经验主义理论。在卢梭哲学的先验论视野中，这种积累型制度并未受过第一原理的检讨批评，其根基所在的合法性并未肯定，怎么可以从顶部横截，引荐给法国人贸然接受？

　　三、从制度安排的形式合理性而言，卢梭显然有一种马克 思·韦伯后来所称的那种批判意识：形式合理性下掩盖着实 质非理性。卢梭《致达朗贝尔论观赏》信中曾揭示人类生活中 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剧院异化症”：演员与观众相互异化。演员 在角色中使劲遗忘自己，生活于别人的状态，代言别人的语 言，以取悦台下；台下观众在观赏中亦遗忘自己，把生活中的 实践责任让渡给台上的演员，异化为台上的他人表演，异化为 台下的有距离观赏。以此观照英国代议制度，议院即剧院，同 样存在一个“议院异化症”：议员掩盖自己的政治意愿，把政治 活动角色化、表演化，以取悦选民为能事；被代表者把主权履 践让渡给代表，把政治参预异化为他人在政治剧院——议院 里的表演，异化为政治舞台下的旁观与观赏。这样的代议制即 使具有形式合理性，也是人类历史由来已久的异化顽症在政 治生活中的丑恶表现。

　　四、从至善论的道德逻辑而言，至善论是个体“性善论”与 类体“性恶论”之综合。它否认人的不完善性，它信任人类个体 的“性善”能够贯注并克服类体的“性惩”，以善扬善，以善制 权，这两者之间的间隔完全可以从善端这一头节节打通。整个 至善论的政治设计就建立于这种对人性的天真信任。而对英 国政治学说而言，它的基础是“性恶论”，始终承认并警惕人的 不完善性，它的逻辑是“权力总是造成腐蚀，绝对的权力造成 绝对的腐蚀”，它不信任人的道德天性能普遍抗拒权力的腐 蚀，故而它要求从外部约束而不是从内部涵化权力，即以恶制 恶，以权制权，由此产生分权立宪制的合理性。至善论的人性 论与性恶论的人性论，产生截然不同的政治设计，这两者的相 互排斥不可避免。

　　如果上述四点解释无大错，那么很显然，卢梭的“抗英情 结”是糟粕与精华同在，落伍与超前并存，错综纠葛，难以邃 断。在作出最终结论以前，我们先就可以描述的范围，从卢梭 与英国政治学说的冲突中分离出一项内容，以提起注意：即政 治学与政治哲学的上、下配置。事实上，卢梭本人已意识到政 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别了。

　　政治学是政治哲学的形而下层面，它处理的是政治操作 行为，描述的是政治规则的技术性、功能性安排。政治哲学是 政治学的形而上层面。它处理的是政治行为的终极理想，讨论 的是政治规范的价值内容。从逻辑上说，这两个层面是同一领 域中的主、从属合，唇亡齿寒，缺一不可。但是，逻辑的历史与 历史的逻辑并不统一，逻辑一旦在历史中展开，却出现了反逻 辑的过程内容：两个层面分裂为两派学说，英国学派多政治 学，少政治哲学，长于政治学自下而上的铺垫，短于政治哲学 自上而下的贯注，出现政治领域里的道德冷感——即“神性缺 乏现象”；卢梭一派多政治哲学，少政治学，长于政治哲学自上 而下的要求，短于政治学自下而上的落实，出现政治领域里的 道德亢奋——即“神性高悬现象”。双方各执大道于一端，水火 不容，互相撞击。［１９］这种碰撞，就逻辑意义而言，应然为相互补 充，相互解读，相互解毒；就历史过程而言，却已然表现为论敌 抗争，分道扬镳，造成了英、法两国政治实践、政治文化、乃致 政治性格的判然两别，也造成了卢梭身后英美型（美国政治文 化基本移植英国而成，当然也有法国的后来的影响）政治思潮 与欧陆（法、德、俄等欧陆国家）政治思潮的双水并流，二分天 下。

　　追述英美政治文化、政治思潮将超出本书论述范围；追述卢梭本人如何跨越这两个层面，则是本书后文所叙述的内容。但从这里分离出政治学与政治哲学两个层面来讨论，对于我们论述卢梭政治思想的基本走向、内在结构，评述罗伯斯庇尔对这一政治思想的实践，至关重要。我们将借此建立起一个富于同情的批判态度，尽可能把握住一个分寸合适的批判尺度。

朱学勤 2013-08-20 15: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