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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春天，大陆的代表已经到了台湾。看来，汪道涵的7月之行，如果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已是指日可待。对于与中共政权修好，台湾开出的条件是“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可谓情理具在、掷地有声。但说到这三项标准的达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个过程，可以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就在不断地在“化”着，只不过时快时慢、时冷时热，还没有“化”到火候罢了。惟独“军队国家化”是硬指标，可以说，“化”了就是“化”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从屠杀的血泊中站起来，开始握住枪秆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扬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说来，这一“化”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七十年间，中共军队就丝毫没有过被“国家化”掉的可能。那机遇出现在1946年，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国民政府为获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国建议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当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在毛泽东为苏联所迫，头戴那顶刚刚借来的遮阳帽，怀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庆与蒋介石作“和平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看样子中共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所谓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也即苏联当时期望于中共的“学习法共的经验”，关键的关键就是照法国那样军队国家化。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暂时休战基础上、由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共同协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国纲领》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但摩擦已经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与此同时还进行着那场有名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的双方“停战谈判”。到了政协纲领出台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停战也达成了。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见到的最好的、没有战事的日子。当时不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盼望的和平与民主终于到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了在新的形势下，接受已有现实的准备。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一则指示——当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生病期间，刘少奇主持工作”的时候发出的。
　　在这则指示里，共产党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历史研究本来忌说“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产党，这个一向以“小米加步枪，打出人民的天下”为傲的党，还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令读史的人一再想说“如果”：如果当年军队国家化诸项真的实现了，就不会有紧接着的“东北民主联军”（其实就是共产党紧急集结到那里的部队）进占秀水河之战；不会有国民党大怒，决心在东北开仗；不会有中共接下来的大反攻和长达四年、枉死数百万人的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包括它对“阶级异己份子”的压迫、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剿灭、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过历次战争的“天灾”了——当然也不会有今天再起的海峡两岸重开谈判与军备竞赛。
　　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则指示，不知道在形势逼迫下、在当权的一方以和缓的态度对待在野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出现令平民百姓欣慰的局面。后人所知道的——从而也被教导着与熏染着的——永远是政客的空头许诺，以及“枪秆子里边出政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戴晴 2013-08-19 16: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