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的文章是一个问题。大概自明王朝的汤显祖开始就不断地有人痛切地认识到了，到大清王朝的末期，西方知识在鸦片之毒和炮舰之威后登陆中国，“天朝道德文章”，这最后一点儿自尊，一块净土也轰然瓦解，舍旧学而求新知，几乎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人的共识。

但这并不是说文章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尽管有新文化运动，现代史的早期也确实出现了堪称“不朽”的文章大家，中国文章仍未摆脱其文字清谈的病症，仍未摆脱其道德风教的梦幻。可笑可怜而又可为大恸的是，一方面，写作者在文字里展开了无限的想象（也许不出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老例），一方面，读者对文字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和最高的警惕。上个世纪最大的文字冤案，牵涉的何止十人百人；“三十万言三十年”（聂绀弩诗）的胡风不仅因上三十万言书被关押三十年，而且整个人都关废了，精神垮掉了。“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廖沫沙先生对胡风的痛悼既如此认识到文章的有限性，却又接续上了中国的忠奸思维传统，骨子里仍有文字说明一切甚至高于一切的信念。

实际上，对文章的这种信念是专制社会里人们的应对方式，是专制思维的结果。在自由社会或自由的心灵看来，很多被专制思维奉若神明的文字文章是浅白的，多不可理喻的，没有多少阅读价值的，那里面没有后者寄托的那么多的魔咒或魅力。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章的态度至今没有改变多少。也许精确地说，是我们知识人对文章的态度没有改变多少。因此，当我们的诗人去向阿拉法特先生致意时，几乎引起了我们全体知识人的不满，成为知识界的一个事件。

我之所以如此对文章之事耿耿于怀，不是因为老外不恭维我们的文章，虽然确实，有一个老外当着我的面说过，你们中国学者的文章大都是垃圾；也不是因为老外们一会儿误解我们中国人都在摇头说“不”，一会儿误解我们中国人在“九一一”时都在欢呼，一会儿误解我们中国人道德良知都提高到能为遥远地方人民的人道灾难而反战的高层次。而是因为我自己也处于做文章的矛盾之中。

因为我现在过着无业的生活，这似乎也能接上我们的传统；但我得有起码的生活费，王力雄先生算账说，一个月数百元即可，但我也得去挣生活费，我几乎没有主动为纸质媒体写过文章，尽量少为报刊写作是我的希望，能满足口腹之欲即可，能打发狡猾的编辑朋友即可。这当然不妨碍他人尽量多给媒体写文章，我对人们媚文或弃文的态度不妨碍人们继续媚文或弃文，但也因此让我为写什么如何写费尽周章。我也算有信念的人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但这似乎是文章的时代。说不，黑马，余秋雨，超限战，潜规则，黄祸，网络签名，宣言，致敬信，等等，如果对我们的社会现象进行调查，大概半数以上者是因为文章。今天，任何一个稍微具有可磨牙性的事件、题材，尤其是能够跟国际社会相勾连的事件，都可以生产出无数的文章。我曾经自嘲我们的写作者只是要“惊人惊世”而已。

李昌平先生本是基层的党干部，但他现在也以文章知名，“岂有文章惊海内”，中国的书生们的梦想被李昌平先生经意或不经意地实现了。我那时一激动之下就写了书评，书评不够，又写了一篇“文字可以做什么——从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说起”的文章，（可见我仍是容易得意忘形而不能忘言的），这篇文章多处选用，却给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惹了祸，这位叫胡世全的朋友在发表了我的文章后就被撤掉了副主编的职务。在今年的消费日之前，一位朋友恳请我给他们的消费专版说几句话，我就说了几百字的话，谁知他们的领导两遍三遍地没有读懂，愤怒地问我是何许人也，得知我没有单位时，更愤怒地说那他是什么。是啊，我是什么？这种遭遇也让我在消费日当天非常愤懑。这并不是说我的文章如何如何好，虽然文章总是自己的好，但自己的文章总让人读起不那么舒服，不那么有一泻千里的明快，对此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文章因市场而繁荣。因此仍有那么多的知识人前赴后继地奔向文章的市场，何况现在很有些后现代的气象。“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究天人之际”等等我们传统的文章观念早已不再适用了，人们多的是姿态，是修辞，是行为艺术，是口号，是激情的戏，是高标的秀，是自己小小的康乐心得，是广场和街道的虚拟世界。但我总会杞人忧天似地担心，如果作者给予读者的只是姿态，读者得到的不也是一种姿态，而且这种姿态未必跟作者的意志相同；如果作者给予的只是意见，读者何苦去拥抱健康的人情和完整的道理；如果作者的写作行为有着权宜，读者不也会满脑子谋略或纵横捭阖一类的机心吗？如果写作者只是要表演“惊人惊世”，读者不也会一门心思地“出名”吗？写作者不可不慎重啊。

或者有人说，我对文章之事如此耿耿于怀，也可能正是因为我的文章不能大行其道，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也有些佩服那些三天两头都能以文章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球里的人物，虽然我们并不了解他本人，但我们知道他是社会的宠儿或成功者；因为我虽然喜欢自己的文章，但也喜欢例如梁启超那种“新闻纸”的文章（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有太多的文章既非新闻报道、调查材料等科学叙事或历史叙事，也非文章本身这一审美叙事）。不过，我对文章之事耿耿于怀，说白了，其实简单之极，即向读者表达我们似乎应该平实一些的态度；同时，向后起的写作者提供文章的经验，尽管读者的态度平实，作者的态度却须敬畏，否则他们同样有着中国文章的病症和梦幻。我至今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这么提醒过我，如今该我提醒后来者了，我能够警告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错误道路会在他们身上延续，在我们身上结束的悲剧会在他们身上开始。如果不能够以自由通达的心灵看待世界，他们能够毁灭的不是悲剧，而是如同歌队的作者们自己。千古文章，这将是历史的胜利。

一个极为了解我们的法国朋友为我们大大小小的问题和苦难担心（他用法文写过一本书，题目叫做“中国的火山”，他为大大小小的火山难过，正如法国人为全世界的问题和苦难难过一样），在电话里，他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中国知识分子写文章都写了二十多年了，你们换人写都换了三四代人了，你们收获了什么。我因此对中国文章耿耿于怀。

此六十年无限事，最难诗要自家删。我很喜欢聂绀弩的这句诗，但我们写过的文章却已经影响到了读者的认知、美感和信念，我们还能删改吗？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