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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6日至19日，第二十五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以下简称长城会）在北京召开。“在所有导致人类死亡的疾病中，心脑血管疾病排名首位。”长城会创立者、北京和睦家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每年约有350万人死于心血管病，每10秒钟就有1人死于心血管病，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患心血管病。”

长城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企业家、高级白领心血管患者不断增多。一项针对北京、上海等城市2000名企业高管的健康调查显示，超重或肥胖者为55%，血脂异常率为全国平均血脂异常发病率的2倍以上，脂肪肝的患病率为全国成年人脂肪肝发病率的3倍以上。如果没有科学的血管健康管理，这些人群发生心脑血管病的风险极高。

作为国内知名的心血管专家，学科带头人，胡大一出生于医学世家。1987年，他从美国回国，就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组建了心电生理科，如今还会去国内几百家医院会诊指导。但多年下来，他发现心血管疾病从医疗模式，到公众对疾病的认知都存在诸多问题。

“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病预防最重要，但那么多大医院，还是看了一次就不管后续。”在胡大一看来，医院好多都是坐堂医生，等着人生病求医，病人则总是不注重恢复和预防。久而久之，陷入了“医生等得病，病人等复发”的怪圈。

而被称为“焦虑的专门器官”——心脏，其疾病往往受到心理和情绪的影响更大。因此，相比治疗方法的进步，他更看重心脏康复和“双心门诊”的推广。

尽管年近七旬，但他身体矫健，语速很快，思路十分清晰。在长城会开幕式上，胡大一宣布下届大会主席将由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主任马长生担任。在卸任之际，胡大一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南方周末：据说现在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是这样吗？

胡大一：是的，目前我国心血管病患者约有2.9亿人，每年约350万人死于各类心血管病，占总死亡原因之首。平均每十秒钟就死一个患者。一半的人首次发作就是心肌梗死或者猝死，所以心血管病往往发病突然，致残致死率很高。

南方周末：患者有什么变化吗？

胡大一：得心血管疾病的年纪明显提前。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患者中，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心肌梗死患者都不到五十岁，且以男性居多。

南方周末：怎么看现在得心血管病的这个群体？

胡大一：我一直说这是一个“堰塞湖”：“前缺防，后缺管，得了心梗救治晚。”一边是带病生存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用很高的成本，比如很贵的支架、起搏器、药物来维持一些患病群体，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前进入到这个“湖”里。尽管我们的人均寿命和欧美相差无几，但我们的健康期望寿命男性只有四十岁，女性只有四十八岁，这意味着，至少有二十年我们是带病生存的，发达国家只有十年。我们的企业家非常爱惜自己的汽车，定期去4S店做清洁、定期保养、定期检修，却从不对自己的心脏进行保养，很多患者心血管问题做了支架，出院后还不改变生活方式，不注意复查保养，结果血管又堵了。

南方周末：上世纪90年代初，您就开始推广冠心病介入疗法、支架技术，现在怎么看？

胡大一：心血管疾病大多数不是先天性的，而是生活方式不健康造成的，很多人认为只要放了支架就可以一劳永逸，其实心血管病到了需要放支架的程度，已经不能逆转为原来的健康状态，支架治疗只能是多害相较取其轻。现在我们医院越来越大，检查设备越来越多，支架手术越来越多。冠心病的支架手术，十年前是每年两万例，2013年是四十多万例，今年将突破五十万。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支架手术最多的国家。我常说，把我们的医院比喻成是卖汽车的，卖了之后就不管了，没有售后服务，病人回家后，没人帮他保养维护。患者经常是反复住院，再介入、再搭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南方周末：你把数字都记得那么清楚。对于医院来说，手术例数多就是业绩吗？

胡大一：当然是。现在的医疗模式是趋利性的医学模式。每个医院都在宣扬毛收入多少，手术例数多少，仪器多少，支架数多少。公立医院水平用手术和毛收入量化的指标来衡量。而且医生支架手术做的越多，就能发表越多的论文，名气也越大。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南方周末：这会产生哪些问题？

胡大一：大量医疗卫生资源都用到了心脏问题发生后的急诊救治和手术上了，病人反复住院、反复造影与介入治疗以及高手术费用，这会造成一部分过度医疗。从而导致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及患者对医疗结果的困惑与不满。另一方面，心脏事件后的康复与二级预防体系基本缺失，且缺乏医保支持。

南方周末：过度医疗没法避免吗？

胡大一：客观的说，由于医学的未知状况，我们还很难完全避免不必要的诊疗和治疗。其次，西医是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容易忽视病人的心理问题。我就遇到一个31岁的女病人，胸闷气短来看心脏。一开始，医生让她CT、造影做了一堆，什么都没查出来。后来，我和她聊了发现就是因为焦虑导致的。如果缺乏对心理影响生理的正确认识，必然导致对生物技术的过度迷信，依赖检测设备和结果。

南方周末：现在病人的困惑与不满主要在哪儿？

胡大一：现在有三类病人都活得很痛苦。第一种，不需要做支架手术的做了支架。这种病人肯定感觉不好，不舒服。第二，即使支架做得很好，很成功，但如果没有后续的康复保健，病人还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对疾病不了解，即使放了支架，病人会很纠结，担心支架会出问题，患者会出现很怪的行为。比如有个患者睡觉前，会觉得支架在叮叮咚咚作响。医生会说，怎么可能有问题？支架贴在血管壁上，不可能响动。这个患者不停地去看急诊，觉得自己又犯病了。最严重的时候，患者会出现濒死感，再度入院。第三类是一些因为年纪大了，身体素质问题，做不了支架，搭不了桥的病人。他们总是忧心忡忡，觉得内科外科都帮不了自己，肯定没救了，实际上不是这样。

南方周末：心理会有这么大影响吗？

胡大一：对于心血管病的患者，不仅要关注疾病，更要关注心理。一个人精神不行，整个免疫功能，心理防线就全崩溃了。所以心理处方非常重要。上面我说的几个患者，都是对支架机制不了解产生的焦虑，焦虑到极致产生了惊恐。要知道，心理和生理是互动的。心理问题很容易转化为生理的表现，进而加重病情。最近有一个从成都来找我的病人，因为放了支架不敢坐飞机，宁愿坐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其实不可能出事的。我和他说，你回去千万别再坐火车了，出事我给你担保。如果医生能从心理角度为患者着想，说服患者，让患者安心，就会好很多。

南方周末：2012年，您卸下北京人民大学医院心脏中心主任的职位，加盟民营医院，是想改变什么吗？

胡大一：我一直想做“双心”（heart & Mind）服务，希望看一个病人，同时看心脏，也看心理，但这么多年我在公立医院很难运作，因此想在和睦家做一些尝试。现在，我有充足时间和病人沟通，也可以实现对病人康复治疗。在整个医学模式中，谈到康复，大家都很难理解，觉得康复是给瘫痪病人的，治好病的人不再需要了。实际上，治疗完后，病人营养怎么关注，运动如何开展，心理如何调节，都需要大量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做，而不是静养。医院最重要的其实是服务，应该以患者为中心，以团队服务为模式，对患者管理服务和关爱。说的绝对一些，我们现在的医院，除了不服务，啥都做。

南方周末：那么心脏康复到底指的是什么？

胡大一：心脏康复就是对有问题的心脏进行保养，帮助患者修复心理与身体的创伤，恢复生活质量、工作能力，从而回归社会。对于心血管病，医生不仅要知道病人治疗的情况，更要跟踪病人回家之后的恢复情况。病人手术后，至少应该进行三个月的康复治疗。我们要让他们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逐渐恢复运动，不仅要个体化的调整药量，还要辅导他们的心理。数据显示，有康复治疗的人与没有康复治疗的人相比，总死亡率下降20%，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30%，再次住院率也大幅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也可以减少过度医疗。在美国、欧洲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临床指南都将心脏康复列入一类推荐，并有相应的医保配套支持。其中的一些城市，心血管病人手术结束进入康复医院是硬性要求。

南方周末：我们国家现在做的怎么样？

胡大一：现在我们的三甲医院没有，心脏康复也没有医保支持，患者对心脏康复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但未来一定是趋势。我做这个是第三年了，包括和睦家在内，全国已经有一百多家康复医院了。谁来做很重要。我认为，民营医院和二级医院包括中医院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传统的大医院做治疗，而这些医院做康复，做服务，做医疗业的“4S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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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