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孤舟觅渡──再思叶名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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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列强入患，国家多难，中国社会在痛苦中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辛酸与血泪交织的灰色史。在清王朝封建统治日趋腐朽、没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大规模地对外扩张。长期深受政治文化高压专制的封建士大夫阶层，日趋愚昧、麻木、中庸、无耻，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年代，丧失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少数像林则徐那样的爱国官员，也只是昙花一现，无力挽救颓局，纵然得到了史家的高度赞扬，其壮志难酬之悲愤亦为后人所惋惜。
　　
　　林则徐是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强硬主战派，因扞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英勇行为而受人敬仰。但不应忽视的是，统治阶层中还有一些形象不太鲜明，思想行为更为复杂难定的人物。他们在列强步步紧逼的艰难年代，身处“战与不战，和与不和”的两难境地，不知路在何方……
　　
　　叶名琛，这位被晚清名士薛福成称“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着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1]的封建官僚，就是后一类人中的典型。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原籍江苏溧水。他出身于官宦兼商人家庭，从小受家庭熏陶，加上自己勤奋苦读，年轻时就与他的弟弟叶名沣“以诗文鸣一时”。叶名琛1825年中副贡生，旋充武英殿校录，议叙教谕。1835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官授编修。对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而言，“编修”是非常荣耀的职称。1838年出任陕西兴安知府，次年擢雁平道。1840年调江西盐法道。1842年初，迁云南按察使，同年升湖南布政使。1843年调江宁（今南京），因原籍溧水，按例应当回避，改甘肃布政使。1844年以丁母忧去职。1846年授广东布政使，不久暂被委为顺天府尹，“充武乡试校阅大臣”，年底才到广东赴任。1847年署理广东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可谓青云直上，早年得志。他家乡的县志──《汉阳县志》，称他“所至兴利剔弊，察吏安氓，口碑溢数省焉”[2]。他深得道光帝宠信，与军机大臣文庆、彭蕴章，部院大臣倭仁、卓秉恬都有较好的关系，这使他在地方任上能更好地控制局势，干出政绩。这些都说明叶名琛既有办事能力，又深谙官场权术，善于笼络人心。
　　
　　叶名琛在广东，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早在1847年4月，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就率大小军舰20艘，士兵1000余人，闯入广东省河，炮击广州城，提出了准许英国人入城贸易等七项要求。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害怕引起中外冲突，默允英国人两年后入城。1848年,徐广缙接替了耆英的职务，叶名琛也实授巡抚之职。随着履行入城之约的日期临近，广州民众抗英情绪高涨，坚决反对英国人入城。徐广缙上奏朝廷，得到道光帝的含糊答复：“只准暂入，不准常住”。徐广缙与叶名琛商议，认为若违背民意，必激起内乱。在英国人的高压面前，他们决定一方面尊重民意，尽力赢得民众支持，同时又避免与英国人发生大的冲突。他们以中断通商往来相要挟，不惜冒丢官的危险，假传圣旨，严拒英国人入城。英国公使文翰摄于广东军民的强大压力，又因武力准备不足，被迫将入城之事搁置。此事顺应民意，又扞卫了“天朝圣尊”，深得道光帝赞许：“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朕深恐沿海居民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之。……本日由驿驰奏……入城之议已寝。……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绥外，处处皆挟根源。……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3]。道光帝为此加封徐广缙为子爵，叶名琛为男爵。许多达官显贵纷纷写信给徐叶二人，祝贺他们的成功：
　　
　　阁下与仲翁同心协力，大局主持，不拂舆情，此为探骊得珠，深为心服。二年之约，当可勿记。不战而屈人，非至勇其孰能之。[4]
　　
　　与仲升制府同心筹国，消夷酋之反侧，扬中夏之威声，十年无此快意之事。此不独国谱之光，实载籍之寿也，能不纵跃三百！[5]
　　
　　由上述几段引文，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在英国等列强屡次挑衅后，所积怨愤之深。众人对徐广缙和叶名琛的赞赏，多有“不战而屈人兵”之言辞，说明了一个问题：皇帝和封建官僚，并不欢迎武装抗敌，他们不愿激化中外矛盾，迫切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制止列强挑衅，在不威胁大清“太平”局面的前提下扞卫天朝尊严。而从叶名琛前后的表现来看，他对这一世态似乎有深刻的认识。
　　
　　凭心而论，叶名琛严拒洋人入城，乃是无可争议的英雄壮举。薛福成认为叶名琛“初以拒洋人入城有贤声，因颇自负，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6]，语含讥讽，疑其哀愤叶名琛之不得善终，有“以成败论英雄”的倾向。
　　
　　1852年冬，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兼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成为坐镇两广的正二品大员。在当时的艰难时局下，与洋务发生关系的大臣，即使位高权重，稍有不慎，即遭灾祸。部分官僚不顾国家安危，明哲保身。叶名琛却宁愿将麻烦揽到自己名下，上奏朝廷表示：“该夷酋等如果径抵天津，无论所要求者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7]。可见叶名琛确有“雪大耻，尊国体”的壮志。薛福成的讥讽，显然有失公允。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伴随资本主义势力入侵，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水旱灾害又不断发生。清政府不思人民疾苦，反而将巨额战争赔款及军费开支通过增加苛捐杂税等方式转嫁到民众身上。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到五十年代，汇成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中心的强大洪流。席卷半个中国。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清廷极为震惊。叶名琛在广东的日子也不好过。早在四十年代，两广地区就发生过零星起义。进入五十年代，零星起义与天平天国起义相互策应，终于爆发了1854年的洪兵大起义。当时有几股起义军联合包围了广州，直到1855年初叶名琛以少胜多，才迫使起义军撤离广州。在各处丧城失地，督抚将军纷纷垮台的时候，叶名琛安守广州，对维系清王朝的统治，有着重大的意义。广东本属富庶之地，叶名琛又素以善于理财着称。他每年除上缴清廷大量捐输款项外，还不断向各省输送兵员军饷，以协助镇压太平天国等起义。当时的各省大吏也对他仰面相待，使其声誉显赫，权重一时。叶名琛遵从清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工作重心放在镇压人民起义上，极大地消耗了财力，军队被牵制在各地，大大削弱了广州的防卫力量。当英法侵略者挑起争端时，他就难以采取有力措施，抵御外侮了。
　　
　　然而，清廷并不体谅叶名琛的艰难处境。它在横征暴敛激起民变之后，还继续要求广东添银助饷。1854年和1856年，美法英等国两次对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清政府要求通商各口严加防范，勿使各国公使北驶，劝他们南赴广州与叶名琛谈判。清廷避免与外国公使直接接触，将重担推给叶名琛，既要求各地官员将外国公使所递照会上奏朝廷，同时又要求地方官努力让外国人相信“清廷对照会内容一无所知”。清廷这种虚骄胆怯，自求超脱事外的态度，与“中央政府”的身份大不相称，使叶名琛在广州与外国的交涉因缺乏强有力的后盾，逐步陷于被动孤立局面。
　　
　　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兼办理中外通商事务前后历时五年。对列强的修约要求，他“谨遵圣训，恪守成约”[8]，既抵制侵略，又重视外交礼仪，力求不伤国体。列强眼见与叶名琛谈判，无法满足侵略欲望，就以叶名琛“绝之过甚”为由，多次赴浙江、天津等处“诉冤”。清廷拒不与之正面接触，惟频频指示各处官员力劝英法美等国代表返回广东，重与叶名琛谈判。英法侵略者见通过谈判扩大对华贸易，增开通商口岸的幻想破灭，就决定借机挑起战争。1856年2月，英法战胜俄国，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得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而清廷对叶名琛能为主分忧当然极为高兴：“览卿所奏各夷情状，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9]对侵略者借口叶名琛“绝之过甚”，朝廷早有定论：“英酋李泰国亦有各国条约必求更改，广东绝之已甚，各国公使万不肯再向关说之语，是其意以赴上海为挟制，而借口于广东之拒绝，情形显然”[10]。岂料后来清廷对这一“显然”情形，也不再顾忌，硬要信口雌黄。
　　
　　1856年10月23日，英国军舰沿珠江进犯，挑起了蓄谋已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当叶名琛上奏朝廷表示初战告捷时，清政府左右为难：“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或先驶往各口诉冤，皆系逆夷惯技。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11]。清廷对英法侵略一事犹疑不决，战和不定，模棱两可，极大地束缚了叶名琛的手脚。清廷希望叶名琛顾全大局，多为皇帝的处境着想，却并没有为叶名琛多作考虑。叶名琛在广州，以中止对外贸易打击侵略者，而其它四个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仍在继续。咸丰帝甚至因广州外贸中断，关税收入锐减而对叶名琛颇有怨言。清廷给两江总督怡良指示：“至该夷与上海并无嫌怨，仍宜安静通商，方为正理。”[12]上海道甚至表示，广州人既然同英国人发生龌龊，那么就必须在广州把问题解决。清政府中央及地方当局，不从全局出发策应广州，反而苟安一时，冷眼旁观叶名琛陷入窘境，暗自庆幸倒霉事没发生在自己身上，令人寒心。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多里，“实际上帝国的其余部分却保守中立，甚至漠不关心，并且国际关系，甚至连同对英国人的关系，都依然平静如常”[13]。
　　
　　叶名琛对英法联军的侵略，既未放弃战争，也未放弃谈判。在两广起义军威胁尚未解除，大量兵力或被调往与太平军作战的战场，或受制于境内起义军难以抽身回防广州之时，清廷非但不援助叶名琛，还声称：“当此中原多故，饷糈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弭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顾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该督于夷务情形，素所熟悉，谅能慎密妥筹，不负委任也……”[14]。客套一番之后，道出了心里话：“惟各省待饷甚急，江南、贵州、庐州皆屡有饷匮兵哗之事，广东究系殷富之区，无论捐输、征收，尚易为力，着即速为筹措，虽不能同时起解，亦须酌量缓急，次第筹拨，毋误要需”[15]。实际上，当时广东的形势极为窘迫：外贸中断，断绝了重要财源；军费开支浩大；英国又封锁了沿海航线，重要物资如大米等无法进口。叶名琛山穷水尽的时候，朝廷还不忘向广东要钱。
　　
　　庞大的帝国“光荣”地保持“中立”，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英法联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不断受挫，却一直对广州构成严重威胁。叶名琛督署两广，若弃省城不顾，依律当斩，而他也决定坚守广州。这样，他就处在联军炮火的攻击范围之内。对英法联军而言，依靠先进装备和充足火力，集中力量攻打沿海关键点是他们的优势。而一旦战线拉长，联军被迫深入广阔腹地时，就将丧失主动。所以英国公使曾经非常担心叶名琛借故离开广州。那样的话，即使他们暂时攻占了广州，战略意义也将大打折扣。如他们所愿，叶名琛从没有主动离开广州。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增兵至5600余人（其中法军1000人），在珠江口集结。28日，联军在炮火支援下，在城东登岸，进攻广州。29日，联军攻陷广州城。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俘。叶名琛起初被押观音山，傍晚被送上英舰“无畏号”，3月12日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次年４月９日绝食而死。
　　
　　战争爆发后，叶名琛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多数成员一样，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有限。印度土兵起义爆发时，英国一度撤回调往香港的军队，推迟了侵华日期。叶名琛就自鸣得意，以为自己“以静制动”的策略大获成功。他在给咸丰帝的奏章中说：“十年后更换条约，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讵料包藏祸胎，贻患至今，若再不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16]，并欣然表示，“总俟其附近兵船全行退出，各国贸易开舱有期，一切皆觉可靠，即行飞速奏报，以期早慰圣廑”[17]。清廷也适时回应：“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18]及至广州城破，叶名琛被俘，咸丰帝震惊而愤怒，下诏称叶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委任……着即革职”[19]。最高统治者的虚伪与反复无常由此暴露无遗。
　　
　　在广东失陷前，叶名琛的同僚──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就已同敌人勾结。英国海军统帅西马糜各厘在给驻华公使包令的信中说：“可能我们很快就会同不包括叶名琛在内的中国当局讲和。……柏贵和广州将军等人已表示愿意上折弹劾叶名琛　　并答应把折稿先送来让我们过目。”[20]广州城陷落后，柏贵和广州将军果然联名上奏朝廷，称英法美等国两次投递五衔照会，叶督却无动于衷。他们对叶名琛的中伤，很快得到了清廷的响应：“乃该夷两次投递将军、督抚、副都统等照会，该督并不会商办理，即照会中情节，亦秘不宣示，迁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21]。清政府不顾言行前后矛盾，假装对叶名琛所作所为毫不知情，企图把叶名琛当作替罪羊，借此消弭英法联军侵略广州的借口，求得自保。难怪叶名琛被囚期间，不禁感叹“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22]。实际上，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缴获了大量清廷与叶名琛之间的来往公文，早已清楚叶名琛的做法，是得到清政府允准的。他们也乐于与清廷一唱一和，借口叶名琛“绝之过甚”，掩盖侵略本质。
　　
　　叶名琛被捕后，举止依然庄重高贵，英舰上的军官都很尊重他。对从者“以手指河，摄之以目”，劝其自杀以保全名节的暗示，他拒绝了。他误以为英国人会将他送到英国，这样他就可以与英王当面理论，为国分忧。没想到“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他起初以苏武为榜样，后来见难以遂愿，就决定效法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在自带的粮食吃完后，不再吃外国食物，最终绝食而死。临死前，叶名琛自叹“辜负皇恩，死不瞑目”。如果他知道咸丰帝从来不曾想过设法援救他，甚至在诏书中声称“叶名琛辱国殃民，生不如死。况已革职，有何顾忌”[23]时，不知会有何感想。其实，叶名琛为那样的统治者卖命，一点也不值得。
　　
　　清廷幻想依靠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力挽狂澜，任命柏贵暂署两广总督，指示“柏贵等当联络绅民，激其公忿，使之同仇敌忾，将该夷逐出内河，再与讲理。该将军署督等，办理此事，固不可失之太刚，如叶名琛之激成事变，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该夷轻视中国之心……”[24]。诸如此类圣谕一篇又一篇飞往广东。咸丰帝不知柏贵、穆克德讷等人早已对英法联军伏首听命，还一厢情愿地发号施令，极为可笑。最后，咸丰帝才有所醒悟，“今柏贵等既不能抽身出城，带兵决战，尚不思激励绅团，助威致讨，自取坐困，毫无措施，其畏葸无能，殊出意外”[25]，也只能表现一下无奈的情绪而已。
　　
　　前户部罗侍郎，在广州城陷数月后，上奏朝廷，初步描绘了当时广东的“群奸图”。“暂署巡抚江国霖，素性贪巧，失去库项，不知愧惧，犹复首鼠两端，每月逢一之期，率各官与夷人会面，受其约束”；“署按察使蔡振武，谄媚夷人，事事迎合……该夷视为大员，挟以弹压百姓”；“署总督柏贵，屡出告示晓谕商民……夷人反轻侮之，与将军、都统同被拘管”[26]。舆论不容于叶名琛，讥其“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27]。实际上，更该受到鞭挞的，应是上述汉奸群丑。
　　
　　之后的咸丰帝，又命黄宗汉补授两广总督，不断下诏讨夷，希望借助团练挽回败局。其言辞充满虚骄和空想成分，俨然还以“天朝上国”自居。1858年5月，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直抵天津城下，扬言要攻占北京。清政府慌忙派人与英法议和。在此期间，咸丰帝所谓“攻打广州”的“强硬”态度被迫放弃，“原应攻打广东省城，以示惩创。惟一经用兵，肆其报复。设被另占一处，更多掣肘。只可暂缓进攻……”[28]，仅仅说了几句空话而已。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政府，起初任用对英强硬的林则徐赴广东严厉禁烟。1840年8月，英军北犯大沽海口，逼近京津。道光帝突然变得软弱起来，改派主和的琦善与英国谈判，9月28日以“办理不善”的罪名，撤掉了林则徐的职务，重开对英贸易，希图冀此平息中英争端。但琦善的妥协政策，令道光帝极为震怒。他指示内阁：“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着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29]在应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无论主战还是主和的官员，都难以在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之间寻求平衡。咸丰朝的内外形势更为严峻，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更加飘忽不定。叶名琛纵然胸怀壮志，亦不能轻易施展。他既要顾全大局又身负守土重任，身处两难境地，实在难以决策。薛福成批评叶名琛：“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30]实际上恰恰道出了叶名琛的艰难处境，从另一个角度为叶名琛“不战不和”做了辩护。
　　
　　咸丰帝即位后，林则徐被起用，受命赴广西镇压人民起义。可惜他在1850年11月病逝于广东善宁县，未曾直接参与镇压“事业”，得以保全晚节。而叶名琛，以严拒洋人不容于外，以失陷城池不容于清廷，以剿灭起义更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的今日史论所不容，可怜身处乱世，荣辱成败系于一念之间。叶名琛虽不能“出淤泥而不染”，然而有心效法圣贤，慕苏武、伯夷、叔齐之志，不食异乡粟，至死不忘国，竟至身败名裂，令人痛心。
　　
　　一个走向衰亡的封建王朝，在外国侵略下的丧权辱国，武器装备的落后自不待言。但统治阶层虚骄怯敌，最高统治者视臣属为工具，每每用其避祸，不思其苦，遇败则翻脸无情，弃之惟恐不急，毫不吝惜，亦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在统治者眼中，林则徐、琦善、叶名琛等人都经不起考验，而最终连皇帝自己也不敢经受考验，被迫仓皇出逃了。总之，这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时代，古老的帝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显得措手不及，陷入一片慌乱。随之而来的种种辛酸、屈辱，使整个民族压抑着愤怒。我们固然可以依靠道德斥恶扬善，吹响激进的号角，用“战与不战，和与不和”的标准，评定各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但不应忘记，叶名琛式的失败，已经不单是个人品德和才能方面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悲剧，就像同胞惨死在侵略者屠刀之下那样，足以激起强烈的怜悯和悲愤之情的悲剧。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乱世中人的无奈，见识了恶劣环境对人性的扭曲。它还时刻提醒人们：这就是落后的代价！
　　
　　注释：
　　
　　[1][6][27][30].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轶事辑览》（3），第1154～11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转引自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第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3][4][5].转引自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第16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8].陈双燕：《论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13].转引自韩仕海：《叶名琛在广东》，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
　　
　　[20][22].转引自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第202、21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29].雷远高主编：《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第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7] [9]～[12] [14]～[19] [21] [23]～[26] [28].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