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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同学只有“插友”

　　九年也许在人的一生中并不算太长，但是对秦晖——秦老爹来说，却是他人生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他曾说过他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其实何止大学，甚至包括初中、高中他都是在“早稻田”里读的，秦老爹是六九届初中毕业，也就是说六六年“文革”开始时他刚小学毕业，刚入中学就停课“闹革命”了，而广西“文革”又特别火爆，两派之间武斗得如同一场内战般惨烈。秦老爹初中的三年几乎全部是在“文革”的炮火中度过的，初中的同学若不是小学就认识，又不是同属“4·22”这一派的“战友”，往往就连面都没见过。所以他们都没有同学的概念，只有“插友”，即便曾经同学过也是在插队之后才知道的。

　　这些“插友”维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只要可能每年都要小聚一两次，或者到当年的生产队去看看，尤其到“9·16”必须要聚在一起缅怀一下，因为这一天是他们插队的日子。正是由于这种“插青”情节，我也早早就认识了他的那些“插友”，并和同龄的“插二代”玩成一片。经常聚在一起“忆当年”的这些叔伯阿姨们目前的生活还都不错，但秦老爹说，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一懂事，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一毕业，就下乡;回了城，没工作;结婚晚，三十多;生孩子，就一个;工作了，就改革;要下岗，又该我;生活费，两百多;这样的日子没法过”。这个段子可以说是知青中大多数人惨淡生活的写照，秦老爹当年的一个插友本来极聪明，学壮语特别快，不但俚俗谚谣无所不通，还能听出十里八村间乡音的细微区别，甚至还能流利地“冈宾”(反切壮话，当地壮族人在有旁人在场时为涉及隐私而采取的一种表达方式，壮族中能流利听说的也很少)。其他东西也是一学就通。据说后来招工填表时在“有何专长”一栏下他填的是“学什么专什么”。可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却再也没有机会学什么，招工后就没能再念书，改革后下岗了，只能到处打点零工，生活相当窘迫，50多岁就暴病而亡，怎不让人扼腕痛惜!而他不过是许许多多被时代所误的人中的一个罢了。

　　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他们实在没有多少怀旧的心境，也不常参加大家的聚会，更谈不上什么社会话语权，这些上山下乡运动亲历者对这段历史本该最有发言权，可是现在关于知青的文字大都是幸运者写的。岁月流转，还有多少人记得“沉默的大多数”呢?

　　所以秦老爹一直很讨厌“青春无悔”之类的高调，痛惜他们中的许多人被一个政治指令强行打断、扭曲的人生，但另一方面，与从小伙伴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度过的别样少年时代的确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回忆，哪怕好几次几乎死在乡下。

　　行路难

　　记得1996年，老知青们带着家人重返“插乡”寻旧，还在念初中的我也终于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早稻田大学”。我们出了南宁市区当天赶到田林县，第二天在一条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马路上颠簸整整一天，头晕脑涨之际终于到了父辈抛洒过汗水和青春的地方，如果仅仅从审美的角度说，那里算得上是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青翠的稻谷在莹润的水田中迎风起舞，路边潺潺流淌的小溪清澈见底，四周的小山披着翠竹、青草和鲜花织就的轻纱衣，温温婉婉地起伏着。吸一口那里清新的空气，整个人都会觉得轻盈起来。

　　当然，此等田园风光的另一面就不太美好了，当时改革开放也近三十年了，这里仍是泥土房一片，砖屋难觅，只不过泥房上的屋顶从茅草变成了瓦片;人们仍旧赶着牛车慢吞吞地走在泥泞的乡间;纵使在乡招待所附近，也是屋里没有电视，屋外没有任何娱乐设施，甚至没有干净的厕所，住着三四个人的房间里只有一个昏黄的电灯泡，到了晚上外面一抹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盘桓几日，可是第三天乡里就通知说：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了，你们赶紧回吧!原来这条唯一通往外界的简易公路,只能晴天勉强通车，一下雨就走不了，我们如果不想爬一天山路出去，就得赶在下雨前离开。

　　在返程的颠簸中，大人们看着我们几个闷闷不乐的“插二代”开始忆苦思甜：他们那时候坐着大卡车从南宁出发，第一天晚上只能到百色，第二天早上从百色开车，中午时才到了田林县城——那时是个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午饭后到唯一的综合商店——县供销社转了转，一些女同学议论说要买点什么，旁边伙伴说不着急，等到了地方安顿下来，哪天收工时再过来买吧。本以为就要到“地方”了。谁知午后出发，车开个没完没了，路边景色越来越荒凉，他们的心情也越来越差。晚上到了旧州公社，那些同学懊悔道：早知道在县里就买点什么，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上县里不方便了——他们又以为“终于到了”。可是带队的很快宣布：同学们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没车坐了，要走一整天路才能到我们公社呢!大家顿时蒙了，那个原想“收工后”到县里买东西的同学当时就哭了起来。

　　第三天打起背包，在走了六十里山路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平塘公社。那时的公社相当于今天的乡镇，田林全县12个公社中，平塘公社当时是刚刚从旧州公社分出来的新建制，公社所在地还是一片临时搭的席棚。当天晚上公社干部招待他们的接风宴是用玉米和大米饭掺和做的金银饭——这种干饭当时已经是好东西，但那些从没吃过玉米的孩子见到这白里加黄的一锅，初时还以为是“鸡蛋炒饭”而欢呼起来，一入口却觉得难吃无比。看着莽莽大山中这个荒凉的小村子，想到回家无望，有些同学又哭开了。

　　在公社办了两天“学习班”，他们才又打起行李分头走了若干里路来到各自的村寨，那已经是第五天了。

　　平塘离县里整整两百里(100公里)，那时一些偏僻村寨中一辈子没到过县城的老太太也不在少数。如果要到县城，得走一夜山路，天明时到旧州搭乘贵州过来的长途汽车再往前往。如果白天走，错过了班车就得在旧州住宿，而那时他们很穷，没钱住旅店，所以一般都走夜路。南方多蛇，蛇多夜出，他们特别怕蛇，可是秦老爹视力很差，常常是他在中间走，前边一人惊呼“有蛇”，他没看见。过一会儿后边一人又惊呼“有蛇”，他已走过去也没发现。“如果踩着蛇被咬一口，就麻烦了，”他说。但是他从来没有踩到过，这也算“吉人天相”吧。

　　听他这么一说，颠簸中的我顿时觉得心里平衡了很多。毕竟我们现在从南宁到这里只用了两天，还无需走路。

　　一两年以后，那边的老乡来看我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田林终于通火车了，以后回去再不用如此受罪，末了不忘附上笑话一则，刚通火车时下田干活回来的老乡们不知此为何物，看到轰轰而来的火车竟要伸手拦顺风车。尽管并非亲见，但这个场景却让我印象颇深，虽然今日田林县城早已不乏宽阔的柏油路和气派的高楼大厦，一说起那个地方，我的脑海中却总是浮现起那条泥泞坑洼、颠簸至极的道路和一个扛着锄头拦火车的农民。

　　“我要当地主！”

　　那次在平塘的三天，我们有苦有乐。在老乡家的火塘里煨鲜玉米棒子吃，在农家小院里追逐毛茸茸的小鸡小鸭——乐;老乡带我们上山钻溶洞(没有任何旅游设施、自然状态下深不可测而又奇形怪状的漆黑山洞)——奇;老乡家凶悍的大公鸡发出凄厉的、如狼嚎般的啼叫，毛发粗糙，龇着獠牙的大狼狗一见我就追着咬——怕;而平时的衣食住行又让生长在城市中的我们大吃其苦。有的人在来到乡下的第一天就哭着闹着要回去。这时叔叔阿姨们就颇为自豪地说：“你们只是来这里玩都不愿意，爸爸妈妈当初可在这里劳动好几年哪。”

　　有天回到乡招待所，我们几个“知青下一代”跟大人瞎聊。“胖一”(意谓这群孩子中最胖的一个，次之者谓之“胖二”，)先是大声叫苦，说“我还以为这里有多好玩呢，谁知就这么个鬼地方，吃的也不好，住的也差，就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你们怎么呆那么久，真傻呀！”

　　可是后来一转念，他又发现这里有可爱之处：“那煨玉米真香，真好吃!”他念念不忘地说。“如果我要呆在这里，我就要当个大地主，让这里的乡下人给我种玉米，我可以天天烧着吃。”

　　大人们听得面面相觑，妈妈说：“那要是没人给你种呢?你愿意自己在这里种玉米吗？”

　　“胖一”不屑地说：“我才不呢，我要盖个炮楼，拿枪逼着他们，看他们敢不给我种！”

　　大人们先是一愣，然后笑得前仰后合。其实这个偏僻的壮族山村就在“解放前”也从来没有出过盖起了炮楼的大地主。但是，当时宣传的“旧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宣传了几十年，那印象早已深入人心。而现在这种宣传也没有改变。当然，那时把这种状况骂为“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则骂得少了。相反满街都是“大富豪酒家”、“帝王娱乐城”、“豪门庄园”和“超霸”、“霸王”之类的商标、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帝王剧、现实生活中一些人颐指气使，另一些人奴颜婢膝的状况，都无形中使“人压迫人”重新成为一种时尚，人们心照不宣的一种追求，然而“胖一”的童言无忌仍然不得不使人感慨，秦老爹说：当年要我们上山下乡，说为的是防修反修，防止江山变色、“旧社会”复辟。可是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却如此羡慕“旧社会”，真是莫大讽刺！

　　十几年过去，听说如今这位“胖一”已经在澳大利亚留学了，人们管这叫“洋插队”。经历了洋插队的他对经过了土插队的父母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吧，不知道他还有没有要盖个炮楼来使唤别人的理想，更不知道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孩子有没有人会有这种想法。

　　“饿乡”生活

　　初到农村，由于每天都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的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秦老爹的胃口更是出奇的好，看着什么都有食欲，甚至在身患重病时也不例外。头一年由于没有知青点，他就在房东家搭伙吃饭，一来是为响应党的号召要向贫下中农学习，二来也是因为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他不但分外勤快担水劈柴还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贡献给房东一家共同使用，但不知什么缘故总觉得那家人不太喜欢他，特别是每到吃饭的时候，房东家不会说汉语的老太太总是盯着他的嘴和碗看，嘴里还嘟嘟囔囔说些什么，让他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那年冬天，青壮劳力都集中去修田西公路，工地上的口粮标准是每人每餐七两米，这才发现七两米显得好少，盛在碗里呼噜一下就没有了，肚子里还没有任何进食的感觉。这才恍然大悟——在房东家可能是严重吃超了，他这个“吃死老子的半大小子”实际上是在多吃着房东一家的口粮。那个时候农村下饭的作料就是自制的辣椒酱，但他从来都克制自己浅尝辄止，要不然十天的口粮不够一天吃的。有一次生产队让他们去挑炸药，分给他们三天的口粮，结果他们像猪八戒吃西瓜一样没忍住，索性豁出去了把三天的口粮一顿吃光。

　　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使他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人始终处于半饥饿状态，好在田林地区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只要想办法，总还是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全都一网打尽。

　　火烧连营

　　这个村子共有三男三女六名知青，村子里好事的老乡私下里给他们都配了对，殊不知这些青涩的毛头小子和女生连话都不讲。秦老爹他们在房东家过渡了一年后，生产队给他们盖了知青点，1971年春节前他们从房东家搬进新盖的散发着泥土和草香的“自己的家”，一间大屋，稻草顶棚是连通的，中间打了个围墙，三男三女各居一半。过年前三个女生回家过年去了，只剩三个男生留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他们本想用分下来的粮食好好地犒劳一下自己，还特意劳神费劲笨手笨脚地包了些粽子。过了一年寡油少肉的清苦日子，看到分到手头的一年的菜油，他们都在想，不管以后的日子如何，哪怕“有了一顿没有抱棍”，也要先吃他个嘴香肚圆再说。这三位男知青准备自己制作一次油炸食品，因为以往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奢侈的体验，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样操作，只是在记忆中看见别人油炸东西时油会翻滚、会哧啦拉地响。于是就在大锅倒了好多油大火猛烧，到油很热的时候，他们还在纳闷为什么油老不翻滚、老不响，他们不懂得食品不进锅油是不会响的，而认为一定是油温不够，就不停地往锅底添柴，油开始冒烟了，秦老爹还假充内行地说：我们生产队压榨的油不太纯，所以会冒烟。话音未落油锅“腾”的一下就蹿出火苗来，当时这三个傻小子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想到要去叫人，一时慌了神也忘了撤火，只在考虑怎样把油锅给搬出来，但是油太多、锅太烫实在无处下手。

　　他们当时按照村里的习惯，也在火塘上挂个吊篮，烤些不太干的谷子、玉米，同时过年的腊肉也挂在上面。油锅起火首先烧着了这吊篮，罗克叔叔(秦老爹从保育院到插队时的好朋友)端了一盆水就去泼吊篮。这一盆水泼上去，哗啦一声水从上下来全落在锅里，一下子沸腾的油就炸开溢出来了，燃烧着的油流到哪里烧到哪里，吊篮点着火一下子就蹿上了茅草屋的房顶，他们三人哪见过这阵势，一下子全傻了。这时候老乡们已经发现，纷纷冲上来救火、抢东西，他们也就跟着乡亲们赶快扔东西拆房顶，否则火顺势从屋顶烧过来，女生那边也难保了。但是此刻抢救为时已晚，大火很快就把新盖的知青点吞没了，顺带着把女生那边也烧光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有那些手快的老乡扔出来一些锅碗瓢勺、书籍、衣服之类幸免于难。结果不但新盖的房子没有了，刚刚包好的粽子、一年的口粮以及过年分的米、肉，所有的东西全都烧成焦炭。

　　他们只好灰头土脸地又回到房东家暂歇了一宿，第二天去清理废墟时，发现他们的猪正躲在废墟里呼噜噜地叫着，一群鸡可怜巴巴地缩在残垣断壁下，只能“欣慰”地说，“好在我们一家人都还全乎”。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东西包括烧得半焦的粽子、烧黑的肉、烧成片的布，掺杂了沙土、石头的烧焦的粮食,甚至秦老爹当卫生员用的一罐灸针也都散落在其中，就这样他们一连吃了大半年这种焦不焦、糊不糊的粮食，有一次煮饭的时候还从里面捞出来一根针。最可笑的是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在对面的山坡上干活，看见三个女生从城里回到知青点，看见烧焦的一片废墟傻在那儿了，他们在对面山上看得哭笑不得，赶紧下山向女生道歉，倒也因祸得福从此打破了男女之间不说话的僵局。

　　旧习难改

　　我一直感觉着九年的烙印在秦老爹身上太深了，他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冒出一些壮语，遇到好吃的就咂巴咂巴嘴说“宛扎西”(壮语“很好吃”)，眼镜找不着了，就满世界地喊“我的镜达?我的镜达(镜达就是壮语中的眼镜)?”1996年我跟他们回田林时，大部分知青都已经不能讲壮话了，只有他还能用壮语与老乡们自如沟通。这并非因为他多能记，而是因为他在那里呆得时间最久。当时知青中主要是在农场、兵团的呆得较久，在农村的则呆得较短，他们这批知青平均“插龄”大约3年，只有他插了9年。他自己常说：我的英语口语远不如壮语，有时填写表格的时候，他就会说，如果少数民族语言也能算一门外语的话，我就可以把“壮语”填上。他也总是把当初插队时的生活水平当作衡量现在的标尺——若是吃鱼，他就说这鱼和平宜水库的鱼相比如何，吃玉米他就说我们在火塘里烧的玉米如何“宛扎西”。

　　其次是生活习惯，他们插队的地方是种水稻，为下田方便，老百姓都没有穿袜穿鞋的习惯，打赤脚是下乡要练的第一项本领。九年下来秦老爹的一双像渔民般岔开的大脚上的老茧有三个铜钱厚，赤脚踩灯泡、踩碎玻璃毫发未伤，听我妈说，他在兰州上研究生期间要不是怕违反校规，也想打赤脚，即便冷到零下20℃也不穿袜子。

　　到了餐桌上，他的知青作风就更明显了：从来不用小碗，而喜欢用搪瓷大碗，这是同样当过知青的妈妈也有的“优良传统”，所以我家至今都是一人捧一个大海碗吃饭的。他还是个“剩菜篓子”，剩饭剩菜只要不馊就会吃个精光。每次动筷子前都要照例问一声：“有没有剩菜?拿来。”吃完还要开水涮一下碗喝掉。据说周总理也有这个习惯，“大人物有这个习惯就值得一说，我们那里的老百姓个个都有这习惯却没人提。”由于什么都吃得盘光碗净，我们家厨余特少。如今关于地沟油危害的报道触目惊心，我常常想假如人人吃饭都像秦老爹那样，恐怕地沟油就会稀缺得比香油还贵了。

　　现在的秦老爹从来不管家务，据说这也是当年做知青时的“遗风”，他和两个从小长大的朋友在一起，按理说“三个和尚没水吃，谁不耐渴谁去挑”，而他却收工回来就拿起书，其余的事都“将就”，别看他那时年纪最小，另外两人却“将就”不过他。家务只好一并代劳。他这才能有时间看书，在“早稻田大学”里完成学业，每次他们那些田林知青聚会，他都会向两位伯伯表示感谢。当然，这也就惯出了他上述的许多毛病。2009年秦老爹与姜昆、宗庆后、陈丹青等人共同当选《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十大知青”，不过在当初的插友眼中，他始终是那个需要照顾、糊里糊涂却又格外爱看书的“小秦”，当年9月16日是他们插队40周年纪念日，南宁的那批老知青都回了广西田林县平塘公社。凡是因故没有回去的，都被责令罚写“检讨”，还必须是5000字以上的，秦老爹赶在2009年底在上课的间隙当中忙不迭飞回南宁火速去了一趟壮乡看望当年的乡亲们，才在他的那些同伴那里有了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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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