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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是职业革命家，但革命活动在在需款，如何筹款成为其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以南洋与广东地区为主，并以华侨为经济上的主要依靠力量。进入20世纪后，为扩大革命的影响并寻求更多的支持力量，开始转向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这就使他与一直活跃在这里的浙江商人特别是宁波帮有了多方面的联系，有的进而成为其革命事业的追随者与重要的支持力量。这种交往也为日后他与同是宁波人的蒋介石的关系作了铺垫。

　　赵家兄弟变卖家产支持革命

　　形成于明清时期的宁波帮曾是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的后起者，但由于其抓住五口通商特别是上海崛起的历史机遇，迅速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大商帮，其中拥资几十万乃至数百万的豪富不胜枚举。到清末不少宁波商人在上海金融、航运、进出口等重要行业居“王者”地位。如号称“五金大王”的镇海商人叶澄衷1899年病逝时积资达800万两，这一数字相当于当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10.宁波帮不仅富可敌国，而且由于其长期活动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且多以买办发迹，得以领风气之先，对革命多持同情与支持态度。在此背景下，孙中山与宁波帮的交往可谓水到渠成。当时孙中山与各个层面的宁波帮人士都有交往，其中赵家蕃、赵家艺兄弟变卖家产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在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
　　光绪二十六年（1900），祖上从事航运业的赵氏兄弟同赴日本留学，其间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即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追随者。1903年，赵家蕃、赵家艺与浙江湖州人张静江（字人杰）先后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计人杰先后所输金百数十万，君亦数万”。1906年，赵氏兄弟回国，他们在上海平桥路姗家园的赵公馆，即成为当时海外革命党人与上海党人联络通讯的秘密地点之一。1907年，孙中山先后在两广地区组织发动潮州、惠州七女湖、钦州等地起义，所需款项巨大，为此他到处奔波筹集。从陈其美处获知孙中山的困境后，赵氏兄弟十分着急，而当时他们在上海经商，手头现金不多，为此，双双赶回宁波老家，把祖传田产全部低价变现，以所得现款悉数捐给孙中山。
　　为宣传发动革命，1910年赵家蕃与沈缦云等人出资支持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为革命鼓与呼。“集资创办报社，始曰民呼，满政府忌之被锢，乃创民立、民吁”。其间赵氏兄弟已放弃经营活动而专心于革命事业。1911年7月，赵家蕃在上海协助陈其美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不久在赵家艺主持下，同盟会宁波支部成立，赵任会长。同年11月5日，宁波光复，赵家艺被推举为宁波军政分府参谋议长，总揽庶政。不久宁波局势稳定，赵家艺辞职回沪经商。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委赵家蕃担任全国造币厂厂长，不久孙中山辞职，赵氏也辞职返沪。
　　此后，赵氏兄弟对革命党人仍多有资助，有时甚至不惜变卖饰物相助。当时革命党人形容他们对革命的支持是“有求必应”。如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多方筹措讨袁经费，发动护国战争，赵家艺一次就捐输三万元。1916年，孙中山为解决经费问题，拟在上海创办交易所，在四明银行楼上租屋挂出“通记”牌号，成立筹备处，赵氏兄弟主持其事，担任发起人，其余发起人也多为宁波商人。其间，孙中山在上海出版《孙文学说》一书时，曾为赵家艺手书“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八字条幅相赠，足见彼此相交之谊。
　　1925年初，赵家蕃因经营事业不顺病逝，家艺为此悲伤过度也重病缠身，后闻孙中山噩耗，痛悼更甚，亦于是年4月13日殁于上海，相距竟不过三月。

　　虞洽卿挪用公款支持陈其美

　　虞洽卿、朱葆三是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宁波帮的领袖人物，也是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进入20世纪后，他们也都由支持立宪转而同情乃至支持革命。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商团组织是后来上海光复的主要力量之一。1911年初，根据同盟会的指示，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将上海商团组织转变为反清武装力量。此事无疑得到了商团创办人虞洽卿的首肯。同年4月，在虞氏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誉会长。随后，上海商团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发展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后在光复上海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战斗开始后，训练有素的上海商团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民军久攻不克的江南制造局，从而卒定大局。
　　其间，虞洽卿与孙中山上海一带的主要支持者陈其美关系相当密切。虞氏曾多次出资支持陈其美，并为其筹款购置枪械，以供起义之用。其中一笔8000两的借款是虞洽卿挪用其担任总经理的宁绍轮船公司款项。此事直到1919年该公司股东大会时才披露，引起众股东大哗，因为当时离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已经四年多了，最后以虞洽卿出面承担了事。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辛亥革命前夕，虞与朱葆三等宁波商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宁商总会”。该会向香港英政府注册，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即所谓特别照会。有了这张护身符，公共租界巡捕房也不能随便入内搜查。宁商总会实际上成为掩护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武昌起事后，上海革命党人原定于11月5日在上海起义。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从宁绍公司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中获知清军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虞氏立即将此情报告知陈其美，陈感到如果这些军舰被用来对付上海的起义力量，势必会给起义带来重大障碍。与此同时，当时兼任上海道署总账房的朱葆三也向商团司令部（设在今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之父邵玉轩所开“锦泰昌颜料号”店内）提供了两江总督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部正法。”形势危在旦夕，上海革命党人当机立断，决定在清军援兵抵达之前，提前于11月3日发动革命起义。起义胜利后，11月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虞洽卿任首席顾问，随后又担任闸北民政总长。

　　上海光复前后为革命党提供财政支持

　　财政问题是上海光复前后革命党人的最大困难之一，对此，当时旅沪的宁波帮商人纷纷给以大力支持。由宁波商人经营的四明银行与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诚银行都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特别是起义最初两日军饷全部由两行承担。据《民立报》载，“上海光复前后九月十三、十四日所发的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虞洽卿还与袁恒之、胡寄梅发起成立节费助饷会，呼吁商民全力支持，指出：“两月以来，武汉一隅，相持不下，军需饷项，万分迫促，尤为岌岌可危之势。于此不为援助，万一大局瓦解，有噬脐之悔。”当时参加国民自助会的各业董事如面粉业董事李云书、煤业董事谢蘅牕等宁波帮人士均亲自担任劝募人员。由宁波商人控制的上海商务总会还曾为军政府垫银180万两，其中120两系充宁沪杭及扬州军饷。据粗略统计，此类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替革命军向商家筹措的款项共有300万之巨。当时虞洽卿还和朱葆三、王一亭等向沪上各中外银行、商号商借巨款，接济军需。其中虞氏经手的有四明银行4万两、宁绍公司16万两、荷兰银行1万两，朱葆三经手的有三井洋行35万两，祥泰布庄等商号3万多两，此外当时他们还组织工商、文艺各界“售物助饷”义卖义演等活动，为革命军筹集经费。
　　1911年12月，朱葆三应邀担任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宁波商人周晋镳、傅筱庵、钱达三等任顾问，以“协筹共济”。不久朱又担任由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董事长。当时革命党人财政十分困难，他们为新政府筹措经费，支持北伐等，奔波联络，颇费苦心。

　　上海起义时，苏州各界闻讯后纷纷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惯于投机的程德全看出“军国之事，已无可为”，准备另做打算，但仍以缺乏军饷为借口进行要挟。上海革命党人协商后，决定由虞洽卿筹集款项100万两，两次赴苏州劝说程德全。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拿到巨款后的程德全即宣布江苏独立。但当时南京的清军仍据险顽抗，成为革命党人的一块心病。虞洽卿因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一起办过南洋劝业会有过交往，遂自告奋勇前往南京游说，结果被江南提督张勋“坚拒”。陈其美见劝降不成，乃组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当时宁波商人积极支持这一军事行动。自南京返回上海的虞洽卿一面“暂借”联军10万元以充军需，一面与李平书、朱葆三等14人联名发表启事，劝募犒军物资。随后虞将募得的大批慰劳物品连同军械弹药，亲自押车，连夜送至南京前线，有力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经过江浙联军浴血奋战，终于在12月12日攻克南京，从而在当时的南北对峙中大大增强了南方的筹码，为革命形势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镇海桕墅方家和小港李家是宁波帮最具经济实力的家族财团。辛亥革命期间，这两大家族都有成员参与这场革命。上海起事前，方樵苓经虞洽卿介绍认识陈其美后，即对革命党人表示支持，不但自输巨款，又发起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与其侄方椒伯一起为民军劝募经费，成绩斐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摆脱临时政府财政窘境而发行公债，方樵苓和虞洽卿都积极购买巨额公债，以示支持。

　　小港李氏三兄弟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是上海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他们都在辛亥革命前加入了同盟会。李薇庄、李征五还曾担任同盟会上海总部机关评议员，官至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的李薇庄，在上海起事前曾设法为革命党人从官钱局搞到为数10万银元的巨款，为此他招致非议，竟于民国二年含冤而逝，年仅41岁。为此，孙中山亲笔题赠“子孙永葆”四字，以示嘉慰。上海光复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成为陈其美手下最强的主力之一。他“自将数千为光复军，驻闸北以为支援”，并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随后他又发起组织中华民军协济会，作为筹饷的统一机关，“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李云书则担任江浙联军总兵站总监，为保障前方军需供应竭尽全力。当时李征五在上海滩的身份是青帮大佬，对此同为青帮的袁克文曾公开表示：辛亥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

　　旅日宁波商人吴锦堂与孙中山的交往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还得到海外宁波商人的大力支持。其中孙中山与旅日宁波商人吴锦堂的交往最为密切。吴锦堂出身贫寒，19世纪80年代由上海赴日本经商。由于其不懈的努力与过人的胆识，迅速成为旅日华人的佼佼者，在20世纪初的日本商界有“（大）阪神（户）财阀”之称。据日本学者中村哲夫研究，在日本由华侨资本转为财阀的，吴锦堂是唯一的例外。

　　1895年，孙中山组织广州起义失败，清政府疯狂追捕革命党人，迫使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当年11月12日，孙中山到达神户时，受到了吴锦堂的热情接待。他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充满信心，并在华侨社会中广为宣传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其后两人的联系十分频繁，用中村哲夫的话说，“1900年前后，孙吴的联系几乎超越了吴氏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其间，吴锦堂还利用租借住友财团的汽艇在向国内运输日本北九州煤炭的海上经营活动中，秘密协助孙中山运送军火。1905年8月，孙中山把“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吴锦堂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后担任同盟会神户支部长，把他在神户私邸中的一部分房屋借给同盟会办公，并带头捐资赞助。其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吴锦堂继续担任神户支部长。1912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吴锦堂应邀出任浙江省财政工商顾问及省咨议局参议员，并多次向国民政府捐资。还先后捐助上海、宁波军政府各银1.6万两。

　　1912年，辞职后的孙中山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据说此后他又七次到过神户，吴锦堂不仅每次都参与接待，有时更是全程陪同。1913年3月，孙中山到达日本神户。吴锦堂在神户中华会馆组织盛大的欢迎集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后又以国民党神户支部长身份邀请中山一行到舞子海滨松海别庄做客，神户领事王守善及阪神华侨侨领均出席宴会，极一时之盛。1915年，孙中山、宋庆龄新婚旅行到达神户，吴氏又多次设宴热情款待。为褒扬其支持革命之义举，孙中山曾亲笔题赠“热心公益”匾额一方。

　　1924年12月，孙中山带病北上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途经日本神户时，孙中山偕同夫人最后一次亲临吴锦堂的私宅“移情阁”。在吴的协助下，孙中山在神户女子中学礼堂发表《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宋庆龄也就妇女解放问题在兵库县高等女校发表演说。

　　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在胡汉民、赵家艺等陪同下考察宁波。在省立四中举行的宁波各界欢迎会上，他对宁波商人予以高度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来源：南方都市报

网载 2012-08-14 20:5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