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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不是凭空而来的。那些走上街头的民众，和他们的组织者，是台湾30年私营经济发展的产物；没有这30年的私营经济，就没有台湾的中层社会，就没有台湾的民主转型。

二二八事件的经济政策教训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是高度推崇搞国营企业、公营经济的。退居台湾之后，始终未曾信奉过市场经济的蒋介石，却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十余年里，大力扶植起了私营经济。这一巨变的转折点，是惨烈的“二·二八事件”。

国民党搞经济的指导思想来自孙中山，本来是反对私营经济的

国民党搞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孙氏多次说过：“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简而言之，孙氏的社会理想接近于“国家社会主义”，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要点，就是改革私有制度。其一度寄希望于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国家靠收取地租一项，即足以“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同时，“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政权，继承了孙氏“节制资本”的经济理念，认为必须由国家建立大规模的控制国计民生的公营事业，才可以保障民生。1945年国民政府派往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陈仪，也是孙氏“节制资本”理念的忠实信徒。陈曾如此自述自己的经济理念：

“国父指示我们建设一个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富强康乐的中国。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展生产。但是我们现在已不能依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去发展生产了，我们应依据国父遗教，办理公营事业，制造国家资本，来发展生产。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因为在思想上有问题。一般人受了旧思想的束缚，以为发财乃是个人的事情，国家是不能发财的，国家发财就是‘与民争利’。这种错误的思想，实在因为他们把从前的皇帝和现在的国家混为一谈了。”

陈仪主政台湾期间，坚持搞“计划经济”和“公营事业”

陈仪在1934年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间，曾实践过“据国父遗教，办理公营事业，制造国家资本”的经济信仰，没有通过征收苛捐杂税增加民众负担来解决财政困难，而是设立贸易、工矿、运输三大公司，从生产、销售到运输，全部由省政府统制；设立公沽局，推行粮食专卖，控制大小粮店，采取计口授粮，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其初衷虽好，但结果却导致粮价飞涨，囤积居奇，走私横行。非但未能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反而威胁到了最底层民众的生存。最后被蒋介石调离福建。

但福建的教训并没有撼动陈仪的“计划经济”理念。到台湾之后，陈仪主张：“台湾在日人统治之下已是资本主义化，但我们收复后，对于一切产业必须国有或公营”。通过接收日本在台湾的资产和统制台湾经济，陈仪迅速将工业、农业、矿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置于行政长官公署的控制之下，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公营事业体系。但这个体系并没有如预期那般给台湾民众带来实惠，相反，1946年1月，台胞向国民政府送上《台湾现状报告书》，愤怒控诉陈仪的的“计划经济”和“公营事业”：

“查日人统制素称严密，尚且留台胞有经商余地，俾得谋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及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此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削甚于日寇，而动摇其对祖国之信心，实得不偿失。”

国民党人杨亮功则致电于右任说：“贸易统制剥夺民营事业，……各界人士对省政多不谅解，其原因为经济强制，私人企业难发展，工厂多未恢复，失业加多，粮价高，对外贸易及汇兑隔绝。”闽台建设协进会则抗议：“陈长官到台未久即设贸易特种公司，统制台湾出口货。糖、米、煤之输出独家垄断，不止争利，直夺民食。近该公司改为贸易局，依旧与民争利。似应即令裁撤贸易局，省际进出口货均许民营，不加限制，以苏民困。”

面对外界如潮的批评，陈仪坚持自己的经济信仰：

“我们搞统制贸易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使台湾的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牟取暴利；二是要把贸易所获的盈余，全部投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做，一定会引起商人们的反对，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不是为私，而是为公。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要肥少数人的腰包，而是要使台湾人民的食、穿、用等民生问题逐步获得解决。”

1946年12月底，陈仪的除夕讲话再次重申了自己将坚持“公营经济”理念不动摇：

“明年的经济建设，第一是确立方针，必须注重民生，必须利益人民。第二是树立公营制度，讲求工作效率。公营事业，在中国过去，成绩欠佳。本省的公营事业，不但要力矫中国过去的积弊，而且务使消耗比私营的少，收益比私营的多，人员比私营的少，效率比私营的强，成本比私营的轻，品质比私营的好。”

“计划经济”终于造就“二·二八事件”的惨痛教训

1947年2月27日，因台北专卖局查缉员和军警在市内检查非专卖香烟，拘捕小贩，冲突中枪杀了两名平民，激起民愤，先是请愿，继而武装暴动。随后，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的风潮很快蔓延全岛。民间“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向陈仪提出解决问题的三十二项条件，要求改革“公营事业”的呼声极高。但商讨无果，稍后军队出动武力镇压，酿成血腥惨案。

惨案之后，新生台湾建设会等28个团体联名致函国民党政府，要求“废止省营贸易并专卖制度;除国防上必要之重工业暨银行、铁路、电信电话外，一切事业归民营”。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致电于右任，指责陈仪“厉行日用必需品如烟、酒、火柴等之专卖，使台胞于正常税收之外增不合理之负担。任用党羽，包办贸易局及二十二个企业公司，统制台湾全部进出口贸易，剥夺人民生计……取消台湾特有之专卖及省营党营”。

但陈仪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计划经济”和“公营事业”政策本身存在问题：“台湾公营制度，系实行民生主义之必要步骤，只因商人及资本家尚未认识清楚，以为妨害其自私之利。一年以来，不断反对，对于专卖与贸易，反对尤甚。”“吾人倘不经营事业，财政全无办法，建设工作亦难推动，则台湾必无今日之局面。且余对于民营事业，并未忽视，原拟开放公营公司股票，并着手补助民营事业。”

陈仪之外，几乎所有参与调查“二·二八事件”的国民党要员，都认为“计划经济”和“公营事业”是造成惨剧的重要因素。朱家骅说：“经济全部操在长官公署手里。我们应该细细研究那些应该管，那些不应该管，政府与人民不应分开，台湾目前政府与人民分得太清楚，官仿佛是与人民为敌。台湾经济制度不改革，是无法平下来的。”蒋梦麟说：“关于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一点，……凡公营之轻工业，应尽量售与民营，各项公营事业，人民仍得依法经营之。”

闽台监察使杨亮功、监察委员何汉文对“计划经济”、“公营事业”与台湾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凋敝之间的关系描述得最为清晰：“一年以来，在经济上之种种措施，以工商企业之统制，使台湾拥有巨资之工商企业家不能获取发展余地；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学者郭岱君则描述：“1945年到1948年，台湾71%以上的产业都是公家的，烟、酒、矿藏、糖，以及台湾最有名的物产米、凤梨、香蕉等都是政府经营管理，更不用说铁路、工矿。”

当然，“二·二八事件”并不纯粹是由经济因素引发，其背后还关系到譬如族群矛盾等多种因素。但物价的飞涨和民不聊生，显然是最关键的因素。而之所以出现物价飞涨和民不聊生，国民政府的“公营事业”显然是罪魁祸首——不管它的初衷是多么美好，在一个一党威权体制下大搞“公营事业”，最后出现“与民争利”的结果，是必然的。（本小节原始资料，转引自褚静涛《陈仪与台湾公营事业的初步建立》）

扶植私营经济30年造就中层社会

将70年代的“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和50年代“自由中国事件”相比较，其实最能看出私营经济三十年，对台湾民主转型的影响。前两者能够获得民众大范围的支持，而后者不能，并不是因为后者的民主诉求与前者存在本质区别，而在于后者发生的时代，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现代“中层社会”，所以，后者只能悲剧性收场，其性质仅仅止于一场“士大夫为民请命”。

陈诚、胡适等人反省搞“公营经济”丢掉了大陆

蒋介石和陈仪一样，都信奉“三民主义”，相信中国必须搞国营经济，否则没有出路；陈仪希望在台湾充分实践自己的经济理念，将之打造成“三民主义的试验所”，蒋氏也是完全认同的。

但“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蒋氏开始反思在台湾推行的“公营经济”政策。3月9日，在派遣白崇禧与蒋经国前往台湾善后的同日，蒋氏在日记中写下：“公营事业出售及物价补贴政策之研究”将作为本周的预定工作科目。稍后，蒋氏认可和接受了白崇禧、蒋经国等人的情况反馈和善后建议，更换了台湾的领导班子，并要求其着手实施政治和经济的开放——即起用台湾本省人进入政府和收缩公营经济发展私营经济。

当然，台湾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变化，并没有触动整个国民政府“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基本国策；但随着1949年从大陆的败退，以及为站稳脚跟而开启的“和平土改”深入，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压力，对“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这一国策发出了严峻的挑战。1953年11月12日，陈诚在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发表的施政报告中说：

“我们认为，凡能由民众经营的企业，皆应尽可能转让给私人所有。这不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则，而且是彻底消除官僚资本主义病根的有效方法。”

陈氏这番话，既有对失去大陆的沉痛反思，也有土改的现实需要——1953年，台湾的和平土改进入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阶段，还有许多人没有分到耕地，而政府手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更没有钱从地主手里购买土地。当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拿出一些公营企业，用这些企业的股票，去和地主换土地。把属于国家的“股票”转让给私人，这实际上就等于触动了国民党“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国策；地主也疑虑重重，担忧所谓股票，不过是几张废纸。最后，问题就变成了台湾到底是搞公营经济还是搞民营经济的大辩论。

辩论波及台湾政学各界名流。在支持搞民营经济的阵营里，陈诚、胡适和经济学家尹仲容是最为突出的。譬如胡适，即曾如此说道：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胡适的这番反省和指责，直指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本质——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或“近社会主义政党”。

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陈诚、胡适和尹仲容们，“这场财经大辩论的结果是，尹仲容成为‘经济部长’、‘工业委员会’主委、‘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银行董事长。他当时几乎不睡觉，和一批年轻人夜以继日，一个月修改十几个法律规章。在1954、1955年时，台湾的民营企业突然就像决堤一样爆发了。”（郭岱君《从计划到市场的台湾经验》，南方都市报）

私营经济发展三十年，终于催生出一个现代“中层社会”，催生出“美丽岛”，催生出台湾民主转型

当然，1953-1954年的辩论，并没有完全解决台湾经济发展道路的所有问题，但它既然打开了发展私营经济的这扇大门，那么这扇大门就不可能再被关闭，而且只会越开越大。虽然期间还出现过许多曲折和争论，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植政策，基本上也一路坚持了下来：

“台湾当局给私营企业以照顾和支持，银行以更多的资金贷给私营企业，贷给私营企业的比重逐年增加，1960年贷给公营企业占53%，贷给私营企业只占47%，到了1979年，这个比例就倒转过来，而且拉开了距离，贷给公营企业只占23%，而贷给私营企业增加到77%。因此，私营企业发展迅速。1960年公营企业占企业总数47.9%，私营占52.1%。1975年这个此例更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公营企业降到只占企业总数的22.7%，私营企业增加到占总数77.3%。据1976年的普查材料，“民营企业数达4l万多家在全部工商企业中职工数约占90%；资产总值约占43%，固定资产约占51%，产值约占77%，营业收入约占78%。”从1953年到1978年，公营工业产值增长12.5倍，民营工业产值增长74.8倍，民营工业的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3.4％上升到1978年的79.1％。”（转引自元邦建《台湾史略》）

如此这般的结果，是农业人口的锐减和工商劳动者、都市新兴中产阶级人口的大量增加。到80年代初，在台湾全部劳动人口中，只有不到20%的人从事农业活动，并且他们之中有90%是兼业农民。换句话说，因为私营经济三十年的发展，台湾已经出现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层社会”。

——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曾经说过，一个稳固的“中层社会”，是国家从威权专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西方学者巴林顿·摩尔则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亨廷顿对“中产阶级和民主制度”之间关系的论述，更已被今人视为经典。

当然，具体制定一个标准来区别谁属于“中层社会”，谁不属于“中层社会”，是有难度的，诸多台湾学者（如许嘉猷）和机构（如“行政院”经建会），都作过类似的尝试，标准和结果都不相同，但这样一个事实，是这些学者和机构都普遍认同的：

“从7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批新兴党外势力就是中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力量。党外人土相继创办了《夏潮》，《这一代》，《台湾政坛》；《美丽岛》，《八十年代》，《新生代》等许多杂志。它们的水准和具体主张虽然不尽一致，但大都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意识；……他们提出独立的政治主张，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废除戒严法、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取消报禁，允许组党。并且组织化的程度日益增加。总之，这一时期的台湾中产阶级越来越关心台湾前途，强烈要求得到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各种权益。”（引自姚一平《台湾中产阶级及其历史地位》）

将70年代的“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和50年代“自由中国事件”相比较，其实最能看出私营经济三十年，对台湾民主转型的影响。前两者能够获得民众大范围的支持，而后者不能，并不是因为后者的民主诉求与前者存在本质区别，而在于后者发生的时代，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现代“中层社会”，所以，后者只能悲剧性收场，其性质仅仅止于一场“士大夫为民请命”。

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制——在政治层面，是一党威权乃至个人威权统治；但在这种威权独裁下，蒋氏开放了基层自治；而在经济层面，这个信奉国有经济的政党，却在台湾长期倾力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并最终使私营经济成为台湾绝对的的经济主体。这两个层面的东西，是如此地相辅相成——前者使得民众可以在这种基层自治中锻炼自己的民主素质，与当年孙中山所描述的“训政”情形一般无二；后者则催生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层社会”。二者结合在一起，共同带来了台湾民主转型的强大民间推力。

共和国辞典 2012-03-28 00: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