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台湾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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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9年蒋介石迁台后,雷震、殷海光、李敖等知识分子秉承民主自由传统,依托《自由中国》《文星》等报刊,不断挑战国民党威权统治,争取言论、组党等自由。台湾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虽不能主导政局,但逐步完成了对台湾民众的政治启蒙,为日后台湾的民主转型积蓄了力量。

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与《自由中国》

“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为自由的中国。”——胡适:《“自由中国”宗旨》,《自由中国》第1卷第1期(1949年11月20日)

首倡“自由即人权”,呼吁每个人共同努力争取自由

国民政府迁台后开始施行威权统治,厉行“报禁”“党禁”,台湾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被严格限制。在此背景下,争取言论自由成为《自由中国》的首要目标。《自由中国》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不断发表文章呼吁国民党开放“报禁”,要求人民享有真正的思想言论自由,同时要求保障人民的通信自由及人身自由。

胡适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在争取言论自由方面不遗余力。他参加《自由中国》活动时直接指出,言论自由不是宪法规定了就能实现的,要靠每个人共同努力去争取:

“言论自由,只在宪法上有那一条提到是不够的。言论自由和别的自由一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法律的赋予与宪法的保障是不够的。人人应该把言论自由看作最宝贵的东西,随时随地的努力争取;随时随地的努力维持。”

《自由中国》的创始人和负责人雷震认为,言论自由与否是关乎民主政治能否实现的关键。1951年10月1日,《自由中国》刊登《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基本条件》和((舆论与民主政治》两文,提出“言论自由是一种天赋的基本人权”,直言“民主政治就是舆论政治”,即“被治者对于政府的谋划和施行的公共政策,自应随时发表意见,交换意见,自由讨论,公开辩难,用以批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可能招致之利害得失,和其对于人民日常生活之实际影响。”

1954年,张佛泉出版了《自由与人权》,从理论方面阐述“诸自由即诸权利”的说法,将自由与权利相等同。之后《自由中国》提出“所谓自由,其本质即为人权”,并明言“民主政治的主要目的即在于保证人权,而人身自由则是人权(即诸自由)的基础”。

“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无从谈起”,反对政府管制经济

1950年2月,雷震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以暴易暴乎?》,以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和英美的民主政权为例,认为唯有实行民主,实行普通选举,实行法治,才是国民政府真正可行的政治出路。

1952年6月,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发文,率先将“政治民主”置于基础地位,认为这是解决“民生”“平等”等问题的前提:

在中国的现在,政治民主重于经济平等。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无从谈起。失去了政治自由的人,自身先沧为农奴、工奴、商奴、文奴,先失去了人的身份,一动也不能动,说话不合分寸有生命的危险,那里还能争取什么经济平等?

同时,《自由中国》主张通过经济自由保障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与人权,因此力主国民党执政当局在经济政策上实现充分私有化、干预最小化,以落实经济自由。在这方面,夏道平对国营事业的抨击,殷海光对哈耶克《到奴役之路》的翻译显然都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

针对当时国民党政权对经济、金融的管制,《自由中国》发表题为《关于私人投资问题》的社论,认为“管制愈少,鼓励的力量就愈大”。在“今日的问题”系列政论中,雷震等指出,当时台湾经济上出现的问题病根乃是“管制经济的措施”,呼吁台湾当局改革经济政策,允许企业自由发展:

这些改革,应该趋向于同一个单纯的目标:那就是,自由企止的发展。我们要求完全而迅速地解除工商企业所受到的管制,并要求局部而渐进地解除金融和贸晶所受到的管制。 这种管制。现在已经苛细而严格到了这种程度:企业已没有创办的自由,没有取得器材与原料的自由,没有拓展市场的自由,一举一动,都要经过繁琐复杂的手续,穷年累月的等待,尚不易邀得管制当局的核准。如此捆手捆脚,又怎样能达到正常的发展。

将宪法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武器

国民党退据台湾后,继续延用47年《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采取英美法原则,体现公民权力,对上至“总统”下至民众的权力和义务都做了明确规定。这就使宪法成为《自由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反击威权体制的问政利器,雷震等人将宪法作为政治批评和政治要求的基准和正当依据。

雷震等在《自由中国》不断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政策中诸种“违宪”“毁宪”行为进行尖锐批评,其中最为激烈的是抵制和抗议蒋介石“违宪”三连任“总统”:

1959年,蒋介石第二任“总统”期满,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最多连任一届。蒋介石欲做终身“总统”,就想“修宪”。《自由中国》等媒体和胡适、雷震等知识分子都主张要遵守和维护宪法,反对蒋介石连任。《自由中国》发表了《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护“宪”乎?毁“宪”乎?》和《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等文章,强烈抵制蒋介石连任。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于1960年成功连任。《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文章《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对此事“穷追不舍”。

将宪法作为武器与国民党威权当局进行斗争,成为后来台湾追求民主自由的重要手段,这部宪法也成为以后台湾实现民主化的依据。

《自由中国》反对党理论与雷震“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

以雷震为首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舆论上对国民党当局的政策进行批评与监督,他们更希望通过实际参与政治生活直接影响台湾政权,争取民主自由。早在《自由中国》创立之初,雷震便发表《反对党自由如何确保》,呼吁“政府党不独要有容忍反对者的雅量,且要允许反对党派有组织,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而与政府党享受平等的权利”,但那时胡适和雷震将反对党的角色更多地理解为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诤友”“畏友”,即监督和协助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改革,以实现民主宪政。

而1957年初牟力非发表《略论反对党问题的症结》,《自由中国》开始探索在民意基础上筹组反对党:

今日(反对党)主要的问题是“要看人民是否支持反对党的产生发展,……假如在野党的作风仅止于呼吁,乃至并未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则纵使执政党宣布允许成立反对党,也无异为一种‘施舍’,它的前途不会乐观”。

1960年,雷震发表《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开始将反对党的政治诉求指向通过选举获取政权,即希望依托民意的归属达到政党轮替的目的,其公开提出:

“我们理想中的反对党,其责在与人民为友,与在朝党为敌,其志不在分残羹一点而在整个政权的合法取得”。

“政党组织的目的,……在于“推翻”现有的而已经丧失人心的政府而夺取政权。但民主政党之夺取政权,……惟有依赖民众意见,透过选举获得之。……这个新党的“功用”,就是要用选举的范式以求获取政权为目的。”

1957年以后,倡导这样一个反对党己成为雷震和((自由中国》的主要工作之一。1960年,蒋介石强行“修宪”成为终身“总统”,使雷震和《自由中国》对国民党当局彻底绝望。此时恰逢台湾地方选举,《自由中国》便力图借助于地方选举,与台湾本土力量联合筹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党禁”。

随着《自由中国》对反对党理论宣传的加强,雷震筹建“中国民主党”的工作全面展开。筹组“中国民主党”主要力量是以雷震为代表的大陆迁台知识分子和台湾本土政治精英。雷震的组党行动及其与台湾本土政治精英的联合,触犯国民党当局的禁忌。1960年9月4日,蒋介石下令公开逮捕雷震,筹建中的“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

《自由中国》对反对党理论的探索,不仅在台湾各界宣扬了政党政治的理念,更为“中国民主党”的筹组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台湾本土政治力量合作,促进地方选举民主化

1957年以后,由于雷震和《自由中国》开始转而向台湾的民意基础来寻求其反对党主张的新的支持力量,并开始关心台湾的地方选举。1958年,在《自由中国》的讨论议题中,地方自治、地方选举等问题已成为重点,台籍人士的利益也开始被列入考虑范围,如1958年《五论反对党》就呼吁“中央”层级的民意代表如“国代”、“立委”等要重新选举,并要大大“提高台胞的发言权”,甚至主张“台湾籍的立监委员应占百分之三十五”。

雷震和《自由中国》此时也投入了协助台籍本土人士的地方选举中去,在选举前夕,《自由中国》除了配合台籍人士的地方选举,不断批评国民党的不良选举行为,成为党外参选人士的主要言论阵地,还临时出版了《台湾地方自治与选举的检讨》单行本,为“今天在台湾的每一位选民服务”。雷震本人为了能让国民党以外的人多当选一些,还主动为参选的李远秋等台籍地方人士拉选票。

将政治民主运动与台湾的地方选举结合,这种方式比较符合台湾现实要求的政治斗争,也被后来的党外运动继续沿用。利用选举来发动民众和获取社会支持,成为后来的党外政治着英最主要的政治活动之一。

70年代知识界批判“万年国会”

 

“用暴力维持政权;一党专政;特务横行,基本人权无保障;新闻、言论检查;限制本国人和外国人出入境;约束文化交流;党化教育、司法、军队;偶像崇拜,经典信奉;统制经济;集会、结社、请愿等的不自由;强迫集体劳动(如公社、奴工、集体农场);战争解决一切,敌视和平。”——李敖在《独裁中的民主》中概括的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特征。

李敖和《文星》杂志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言论自由

《文星》月刊创办于1957年,有很明确的目标:“企图松动国民党的控制,为台湾培养出一种较为民主自主、开放、讲理、踏实的社会雏形和文化取向”。1962年李敖等人加入后,开始“将思想观念的反省批判投射在现实世界的体制与问题上面。如就自由与民主的阐扬,法律与政治制度的批判以及欧美人权思想的介绍等”。直到65年被禁,《文星》持续宣传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价值,不断对社会中存在的司法、教育、财税、色情查禁等问题进行批判。

在争取言论自由方面,李敖完全继承了胡适的思想,把争取和扩大言论自由放在最重要地位,并认为需要争取才能得到。李敖在《文星》96期《编辑室报告》中说:

“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这是民主社会的必具要素,这不是口里嚷嚷的高调,而是要付之实践的”。

李敖激烈反对当局报禁书禁等政策,认为言论自由最紧要的是出版自由。他批评当局凭借书报检查官个人的好恶作标准妨碍出版自由:

“如果查禁书刊只用抽象的道德概念和政治要求,而没有一个具体标准的话,那么,天下任何一本书,无不可以被罗织成罪的”

同时,李敖继承了《自由中国》以宪法为武器批判国民党政权的手段,引用宪法条款指出以“戒严法”之名实行“党禁”是违宪的:

“临时条款”和“戒严法”等等直扑“宪法”,把“宪法”活活压住。“宪法”第14条明定人民可以组党,可是国民党硬是不准,说按照“戒严法”第11条规定,戒严时期得停止结社。……照“宪法”第171条规定:“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戒严法”的无效是显然的,但国民党硬说鸡毛是令箭,令箭反倒不是令箭。结果一个自称民主国家的,竟有党禁;自称实行宪法的,竟戒严几十年;自称为自由而战,竟没有结社自由!

《大学杂志》与青年知识分子的问政热潮

1971年《大学杂志》以革新保台为基调,大力呼吁当局广开言路,相继推出了《国是九论》,《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等文章,分别从司法、立法、人权、经济、监察等方面,对“国体”、“政体”与“法统”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及“照顾工农福利”是《大学杂志》最重要的两大诉求。

在“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问题上,针对当时让民众对“万年国会”相当不满,《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一文批评说:

“20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完全脱节却以民意为名的特权集团,虽它在表面上维持了形式上的法统,而即使在形式上,它也完全无法代表那些在23年前未满二十岁,也就是现在四十三岁以下的青年的一代。”

因此,他们呼吁全面普选“中央民意代表”、废除遴选,重组“国会”:

“过去20多年来,我们在政治安定之时,追求社会经济的进步,但到了今天,上层政治结构的僵化反过来构成社会经济再进步之阻碍。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迈向现代化,在进步中求安定,上层政治结构的革新是必要的。”

《大学杂志》的呐喊在大学校园内反响热烈,台湾各个大学的学生社团开始持续开展政治性活动,推动学生政治运动。1972年间,在“向学校开刀,向社会进军”的呼声中,台湾的大学校园政治活动空前活跃。

至于“照顾工农福利”,《大学杂志》呼吁政府缩短贫富差距、发展农民福利,要求政府设法保障农产品价格、照顾劳工(尤其是矿工)伤残问题,特别是提出允许劳工成立自主工会的要求。

《美丽岛》与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

 

《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刊物,都是大陆迁台知识分子组织或主办的,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第一次由台湾本土政治人物主持,虽然其很快被禁,但它的出现标志着台湾本土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已成形并开始集结。1975年后,民主诉求融入了本土意识。

 

《美丽岛》杂志由黄信介提议创办,它的出现迅速网罗了台湾各地的本土知识精英,成为他们表达政治诉求、反抗独裁统治的据点,也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美丽岛》在台湾各大城市都设置了分社和服务处,并以此为基地展开演讲会等群众性运动,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政党的雏形。

在70年代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运动中,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开始成为主要领导力量,如《台湾政论》《美丽岛》的黄信介、吕秀莲、施明德等人,都是台湾本省人士,而且具有浓厚的草根色彩。70年代民间政治运动浓厚的本土色彩以及本土精英在台湾地方选举中的出色表现,使得这一时段民间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

1979年底的“《美丽岛》事件”虽然让追求民主自由的台湾本土知识分子备受打击,但也“促使国民党向温和的政治反对派作出妥协让步,为1980年选举法的改写和台湾的第一场全面选举铺路”,特别是它吸引了一批辩护律师投入民间民主运动,并迅速成为之后政治运动的核心,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人都是在为“《美丽岛》事件”担任辩护律师之后,开始投身政治运动的。

 

台湾知识分子向来以自由民主为首要诉求,随着1986年民进党成立,87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88年蒋氏政权结束,91年废除临时条款,92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台湾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诉终于逐步落实,他们追求了半个世纪的目标终于达成。


共和国辞典 2012-03-28 00: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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