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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着作有：

1.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la Lutte pour le Pouvoir au Milieu de la Dynastie des Han Anterieurs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College de France, 1983).《政治制度与西汉中期的权力斗争》（法文版）（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专刊之十五，1983）。

2.《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初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

3.《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增订版）。

4.《秦汉史论丛》（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3月增订本）。

5.《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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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脸都不要了（来自豆瓣）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060089/

廖伯源在《制度与政治：政治制度与西汉后期之政局变化》中，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出发，以霍光专政为分界线，将西汉分为前后两期。汉初设立中朝和外朝分开的政治制度，外朝的权力越来越小，中朝和中朝官的权力越来越大，中朝官最后成为汉朝权力组织中的永久成分，这个变化决定性的时期是霍光专政时期。

廖伯源首先从西汉初年的政治局势谈起。西汉初年，有两大政治势力影响朝廷政治，一是关东诸侯王，二是京师功臣列侯。

汉高祖刘邦认为秦朝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天下尽置郡县”，而“无封建之藩辅”，因而设立一套封建与郡县并行的体制，分封兄弟、子嗣为诸侯王。但几代之后，各诸侯王与皇帝的亲属关系日益疏远，诸侯王逐渐成为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障碍，皇帝遂对诸侯王国制度进行改革，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加强朝廷对王国的控制。从汉文帝、汉景帝到汉武帝都进行削藩，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中间经历七国之乱等，最后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分封政策，不强迫诸侯王分其国土给子弟，而由诸侯王自愿主动请求，诸侯王可以把王位和国土传给继承人，又可以给其他儿子一小县为侯国，使其成为列侯，除了继承人之外皆大欢喜，而继承人又碍于孝悌的名声，因而不敢反对。由此诸侯王对朝廷的影响几乎不复存在，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但同时，皇帝也失去了诸侯王的藩辅。

王朝初创，皇帝自然要奖赏功臣，汉高祖大封功臣为列侯，共计137人，功臣列侯因为共同的利益而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吕太后死后功臣列侯集团诛余吕，立文帝，表明他们甚至具有决定皇帝废立的力量，皇帝也对他们有忌惮和警惕之心，逐渐开始削弱他们的势力。文帝即位后下诏令列侯各归其侯国，乃至于罢免丞相周勃，使其归国，作为列侯的榜样。武帝更以酎金之事一次罢免了九十位列侯的爵位。列侯居于各地，势力自然难以抱团，同时只有侯国的赋税而没有政治影响力，因此列侯的势力便逐渐衰弱。西汉的中央政府制度是以丞相作为最高行政长官，高祖以来丞相往往由功臣中功劳最大者担任。随着功臣列侯势力衰弱，丞相也就失去了相应的支持，权势日渐衰落。武帝甚至动辄羞辱丞相，以小事诛杀丞相，官员吓得都不敢当丞相。

诸侯王和列侯集团势力衰落后，皇帝集权力于一身，建立其个人之专制独裁统治，而往往信任身边的人，宫内官员利用这时候的权力真空取得皇帝的权力。霍光正是因为得到武帝特别重视，加官侍中，武帝崩前一日迁为大司马大将军，从而在武帝崩后突然崛起，依据武帝遗诏辅佐少主昭帝，后主动领导尚书之事务，可以代替皇帝行使权力，获得了实际掌控权。

在昭帝死后，霍光从自身利益出发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很快又以昌邑王“行淫乱”为名废帝，另立宣帝。廖伯源考证霍光指控昌邑王的几项罪名均不足以废帝，霍光此举实是出于权力斗争，昌邑王在即位后安排昌邑王国的旧臣掌握宫内的重要职位，包括试图掌握皇宫和首都的军队，从而威胁到霍光的权力。霍光立武帝的皇曾孙为宣帝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持自身的权力，因为宣帝自幼孤立，毫无权势。

值得注意的是，霍光一直在宫内为官，而从未在政府行政系统中担任任何职务，他实际上属于中官，陪伴在皇帝身边，而且是可以参与政治的中官，也就是中朝官。接着廖伯源详细考察了中朝官在西汉的源流和特征。他分析了中朝官的五个特征，首先，中朝官可以侍于皇帝左右；第二，中朝官无固定的行政职责，只有皇帝临时授予的任务，其功能与权力视皇帝的态度而变化；第三，中朝官有时候被委任为皇帝的使者，代表皇帝指导任何官员，有时也作为皇帝和官员百姓的中间人；第四，中朝官在皇帝身边辅佐皇帝进行决策，特别情况下甚至代替皇帝行使权力；第五，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位皇帝都会依据自己的私人关系拥有自己的中朝官。廖伯源认为，中朝、中朝官是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中朝是专制君主绝对权力的表现。

廖伯源试图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再次解释霍光与昌邑王刘贺的权力斗争。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汉初功臣列侯这些朝廷大臣迎立代王为文帝时，文帝也安排代国旧臣控制军队，为什么没有与朝廷大臣发生冲突？廖伯源认为，其原因在于功臣列侯享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作为政府行政官员也拥有政治权力，他们属于外朝官员，不参与宫内事务，文帝的行为在大臣们看来是正常措施，而且不影响他们的权力。但霍光与昌邑王的情况完全不用，霍光因为武帝的信任而得以加官大司马大将军，在武帝死后因昭帝年幼，自领尚书事，得以掌握实质性的权力，但他一直都只是中朝官，没有任何制度赋予的权力，在新帝即位后很可能因为新的中朝官的出现而失去权力，昌邑王刘贺刚即位便试图以自己的亲信旧臣控制军队，这在霍光看来是对自身权力的严重威胁，因而霍光铤而走险，冒灭族之险，发动政变，废昌邑王。

霍光不仅对汉朝具体政治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政治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霍光专政之后，西汉中朝官活动频繁，影响政治巨大，代表性的中朝官是将军领尚书事。西汉后期，霍光开创的将军领尚书事逐渐成为惯例，将军作为中官凭借皇帝的信任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取代丞相和御史大夫，成为皇帝最主要的参谋和决策助手，甚至代替皇帝行使权力。宣帝在霍光死后清理了霍氏家族势力，转而任用自己的亲信为中官，包括外戚和宦官，而霍光导致的中官地位和权力的提升也方便了外戚和宦官参与政治。廖伯源指出，中官作为皇帝的私人顾问，往往依据皇帝的旨意办事，维护皇帝的利益，因而不利于国家百姓，同时降低了政府行政官员的地位，加强了皇帝集权。西汉后期外戚人数众多、权大势重，在制度和政治（人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页）两个方面，都是霍光专政的结果。外戚干政后来也导致了汉朝的灭亡。

最后扯两句：

与其说中朝和中朝官地位的改变的原因在于霍光专政，倒不如说是皇帝为了加强自身的绝对权力而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因此势必会削弱外朝-官僚制度的权力。霍光的权力来源是汉武帝，而如果不是汉武帝决定性地改变了丞相的实质地位，丞相的权力也不至于被削弱到如此小的地步。正如廖伯源所言，中朝、中朝官是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因为名义上天下都是皇帝的，有野心的皇帝势必会谋求绝对权力，因而会通过各种方式削弱官僚制度抗拒皇权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任何制度都会具有相当大的弹性，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特别是皇帝的性格和行为等因素，有野心或政治抱负的皇帝必定会谋求绝对权力，而在皇帝年幼或不想管事的时候，往往会有某个集团或个人的专政，可能是外戚，可能是宦官，也可能是丞相、首辅、大学士等等。

在课上讨论之后，一个可以补充的地方是关于霍光辅政。当时观念来看应该有对周公辅政的褒扬，汉武帝可能是将霍光看作是周公而把自己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他，从这个意义上无论昭帝继位的合法性（武帝也是年幼继位，他相信自己的孩子也能做到）还是霍光的首要辅臣地位都说得通，但霍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辜负了他（纵容家族、对昭帝早亡负责等等）。往大了点，无论是制度还是政治（人事）对制度的改变，都与当时的观念、氛围或者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

整本书史料和结论结合得很好，阅读体验极佳。

2022-12-08 19: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