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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题记：在和平时期，我从不认为

“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聚集在

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

　　　　　　　　　　　　　　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目录

序言：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

第一部分：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

由诉苦怨妇到好战流氓

一 大陆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

二 九十年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

三 爱国主义的好战化流氓化——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评析

荒谬的犬儒化爱国

一 如此爱国主义

二 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

三 反美是“新左”的面具

四 不是“潜流” 而是“泡沫”

——推荐《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昂贵的金钱爱国主义

一 世所罕见的政治化奥运

二 金牌政治对文明的污染

三 警惕金牌变成精神鸦片

四 神五升空后的虚拟和真实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

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一 “抹黑”中的民主启蒙

二 被遥控的排华思潮

三 中共喉舌怜惜暴君萨达姆

四 华尔街黑幕为中国遮丑

五 一个赵燕和107名华工的天平

六 美国飓风与中共无耻

中国的断裂与分裂的美国形象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三 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四 最后意识形态王牌

冷血而野蛮的反美情绪

一 大陆爱国者的忧患意识

二 怨妇、泼妇和暴民

三 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为“哥伦比亚号”而鸣

四 赵燕：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

五 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

六 核讹诈与走火入魔的大中国幻觉

第三部分 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

一 反日爱国的流氓相

二 在姜文被诬陷的背后

三 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四 反日爱国和畸形分裂

五 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被操控的反日风潮

一 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

二 为反日降温的官方舆论攻势

三 召之即来而挥之即去的反日风潮

四 汤晔和上海当局，谁在违法？

五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的政治目的

中日较力中的两种野蛮

一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遗传

二 中国人本身的窝里斗和自私懦弱

三 中共执政后对抗日历史的伪造

四 谁向日本出卖了中国和国人的利益？

五 美日同盟与中日较力

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两岸较力的性质

一 和平唯一选择 民主最佳前提

二 影射现实的康熙版图

三 阿扁不怕中共的武力恫吓

四 台湾民主只能日渐成熟

五 台湾民意对北京强权

中共统战游戏批判

一 为再燃野火的龙应台辩护

二 胡锦涛通吃的零和游戏

三 李熬的独裁大中华主义批判

中共管制香港的爱国主义

强权与收买下的爱港爱国

一 大中国主义的双重傲慢

二 党权至上转化为主权至上

独裁爱国和铜臭爱国

一 北京操控的实与虚

二 香港御用名流的丑陋

司徒华先生：有尊严地回乡

序言：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人类现代史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也就必然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起民族主义，通常有所谓的“善恶双刃剑”之说。象世俗化、理性化等现代性具有两面性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在各民族对大帝国霸权的挑战中，激励民族国家的独立，导致主权优先的国际关系；它也可以在民族扩张对世界秩序的挑战中，煽动起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的泛滥，导致狭隘的主权主义对普世的人权原则的践踏。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无限膨胀，使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成为极权主义的有效的政治工具。

然而，在我看来，民族主义并非在所有的历史阶段和国际环境下都是“双刃剑”。作为善恶双刃剑的民族主义，主要适用于民族主义发源的殖民时代，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霸权的反抗，既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更是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而当外部危机基本消失的和平时代来临，特别是在后殖民后冷战的和平环境下，当国际大势的走向以自由民主为主导潮流之时，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特别是独裁政权煽动的民族主义，甚至连“双刃剑”都不是，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独裁民族主义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为近现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政治遗产。或者说，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和欺压的斗争，只有当争取民族独立（包括独立、自决、自治等权利）与争取人的自由（包括尊严、平等、民主等权利）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积极意义。比如，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19世纪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20世纪印度等殖民地的先后独立；在当今世界，独裁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自决和高度自治的斗争，也带有殖民时代的特征，既是民族主义，也是普世主义，前者指向争取民族自治权利，后者指向争取民族平等和少数族群自由等基本人权（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国的西藏、南斯拉夫的科族、东帝汶等）。

然而，反殖民的斗争一旦放弃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目标，就将陷于“国家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泥潭，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将随之变成独裁的胜利，接下来的民族主义，很可能是独裁者鼓动起的帝国式狂妄，称霸世界的对外扩张也就不可避免。而为独裁者的帝国野心付出最大代价的只有人民。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民为独裁者的权力野心付出代价之大，几乎就是“人的毁灭”——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更是彻底丧失的尊严和自由的代价。

一 抛弃自由主义目标的民族主义灾难——美国独立革命的正徒和法国大革命的歧途

从长程的历史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是短暂的。二者联姻的结果，自由主义主导民族主义并催生出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在更多的历史时期则是民族主义吞掉自由主义，催生出独裁化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两大典型。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以建立民族国家、工业经济和殖民扩张为中心。西方史学界大都承认，民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的理论宣言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美、法、德三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只有美国达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独立宣言》同时宣告了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两大目标，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之后的费城立宪确立了自由宪政体制，南北战争废除了臭名昭着的奴隶制，二者共同完成了自由立国的目标，由此诞生了一个既主权独立又自由民主的伟大国家。

当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厮杀不已之时，独立后的自由美国奉行远离老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逐渐走出“孤立主义”，逐渐担负起自由领袖的世界责任。

如果说，自由英国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国的崛起乃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如果没有英、美的相继崛起，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决不会变成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

另一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性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却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缔造“法兰西大民族”的理想。当年，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爱”三原则，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漂亮言辞，而现实政治中的大革命则是对三大自由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风的多数暴政，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则；继而是民族优越感及扩民族沙文主义的勃兴，拿破仑的独裁化扩张主义代替了博爱原则——博爱原则曾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国宪法第六条得到表述（1790年）：“法兰西民族放弃所有侵略战争，不使用她的军队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

然而，那种为法兰西民族的统一而放弃各省自治的集权意识，那种为保卫法兰西祖国而贡献全部赤诚和鲜血的激情，把法国引上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使整个法国陷于民族主义狂热之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请战书，号召招募军队、提供捐献、制造武器，“全国好像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反对抗战，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和法兰西民族的罪人。（见《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着，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4）

正是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导致了法国的对内独裁和对外扩张。就在作出“放弃所有侵略战争”的宪法承诺的两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对奥地利宣战的决议（只有七票反对）。1792年12月15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把比利时并入法国；1793年2月1日，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对英国和荷兰同时宣战。在1793年3月，正是法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逼出了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

同时，保卫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也为对内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国家权力由国民议会转入公安委员会手中，对奥地利战争的几次胜利提高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威。几乎是一夜之间，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把法国变成了极权国家。

在经济上，实施战时国有化：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产品都属于国有，所有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教会和富人的财产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属被融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成千个工厂被接管，资本和劳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属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强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榨取10亿法郎，外贸和价格由政府管制……这一切强制性经济榨取，全部被用于对外战争。

在政治上，继1789年8月的恐怖屠杀之后，又发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杀；再接着是公安委员会领导的1793年第二次革命，恐怖政治从当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在此期间，以“叛国罪”的名义进行的屠杀，象野火一样烧遍整个法国。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起码要处决七人，从大革命的对象国王、王后、贵族、将军到大革命之子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统统被以“叛国罪”之类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据统计，在大革命的政治恐怖中，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2万－4万人被处死。

爱国主义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让法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员会派往旺代区镇压天主教叛乱的卡里尔发誓说：“我们将使法国成为一个坟场。”他在四个月内处决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最喜庆的典礼，每个着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兴奋得发亮的眼睛；甚至，能够俯视广场上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的血淋淋头颅被高举示众时，看客们爆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欢呼。

无怪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经大声疾呼：“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转引自《民族主义》P11）

法国大革命受到过美国独立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权宣言》就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但法国人认为：美国革命只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我们法国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想逃命的法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

自称是“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仑，崛起于法兰西对欧洲的战争中，拿破仑之剑曾征服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向高峰，也把自己变成了法兰西的新救星和独裁者。1799年，只有31岁的拿破仑做了第一执政；1804年12月2日，在教皇庇护七世祝福下，拿破仑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当拿破仑说出那句“朕即国家”的狂言之时，在恐怖政治引导下的法国大革命，便完成了一个始于自由而终于独裁的循环，大革命开始时所争取的卢梭式“人民主权”，先变成“国家主权”，继而变成“公安委员会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而促成这一逆转的关键民意，便是狂热的民族主义。

拿破仑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一靠他擅于挥舞战争之剑，二靠他的扩张性爱国主义，三靠大革命后法国人对秩序的渴望。拿破仑的权力野心是统治世界，他勾画的帝国蓝图是以巴黎为“世界首都”，先统驭全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法国人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些爱国主义名言：“世上最高贵的头衔乃生为法国人。”“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二。她对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仑时代》下册，【美】威尔.杜兰着，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虽然，拿破仑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的联合反对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但独裁者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却强化了两大与自由主义价值为敌的政治倾向，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复辟，在欧洲是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勃兴。

美、法的两次革命留给近、现代西方的两大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变成左右世界历史走向的两大主导潮流，但就二战之前的西方历史而言，民族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但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如，德国的俾斯麦、赫尔德、黑格尔，意大利的马志尼），而且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也变成了两个欧洲大国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种族文化层面，最后形成了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

二 独裁民族主义的灾难——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振兴之路一旦被畸形民族主义所主导，其振兴手段必然是军国主义扩张。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典型的例证。因为，民族主义本身的情绪化和狭隘性，最容易与暴力相结合，也最容易被独裁野心家所利用，变成独裁者实施对外的武力扩张的意识形态借口。欧洲在十九世纪刮起的民族主义“龙卷风”，终于在二十世纪造成整个人类的两次大灾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对亚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东方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对整个亚洲的武力殖民，正是极端民族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结果。因为，从1912-1916年，日本有“大正民主化”时期，但最终被军人政治所取代。

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乃最极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

（一）纳粹独裁的种族主义

读过德国人英戈?穆勒所着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最深感触是：当一个民族在狂热的爱国主义和种族傲慢的绑架下，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某一救世主并让他独揽全部国家权力之时，暴政的畅通无阻，靠极权者的无法无天，靠盲从于狂热民族主义的多数暴政，也靠恶法治国的国家性权力滥用。

德意志民族，向以理性、冷静、严谨和纪律而着称，与罗马帝国的军事较量，第一次彰显了日耳曼民族的骁勇善战；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启了西方历史的新时代，让欧洲第一次看到了德国人的信仰激情；接下来的西方历史，留下了一连串德国人的光辉名字，特别是在哲学上、文学上和科学上，德国人为西方提供的智慧、思想和想象，至今仍然是整个人类的极为重要的精神遗产。

然而，大哲人康德和大文豪歌德之后的德国人，再也没有了谦卑和敬畏：头上没有了曾经让康德敬畏的星空，心中没有了让康德保持谦卑的道德律令，思想上的狂妄主宰了德意志人的精神。这种精神狂妄确实为世所罕见，从黑格尔的精神顶峰论到马克思的完美乌托邦，从尼采的贵族式超人到海德格尔的俯视众生的本真存在，理性狂妄和道德狂妄相互激荡，先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耻辱，最后化为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

希特勒极权的成功，除了独揽大权之外，靠的就是与理性完全相反的非理性煽动，与人性完全相反的铁血政治，即，狂热的民族主义、傲慢的日耳曼主义和政治上的绝对独裁。在当时的德国，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借助于狂热而傲慢的民族主义，不仅裹胁了绝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也裹胁了太多的人文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恶魔的帮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最理性的法官们也在爱国主义的裹挟下走向疯狂，一个个变成恶法的炮制者。

如果说，海德格尔等大哲人变成希特勒的帮凶，已经证明了民族主义和种族傲慢对理性的巨大腐蚀作用，那么整个德国的法官们的疯狂，则最能说明民族主义作为精神鸦片的巨大麻醉作用。

首先，爱国主义使法官们赦免了希特勒的罪行，为他的日后崛起提供了机会。众所周知，希特勒及其信徒曾在慕尼黑发动过“啤酒屋暴动”。尽管整个暴动形同闹剧，没有对当时的政府造成实质性威胁，但以当时的德国法律来衡量，这是不折不扣的阴谋颠覆政府的叛国行动，决不会因暴动未遂而改变其颠覆和叛国的性质，所以，希特勒等暴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理应受到严厉的司法制裁。当时的希特勒还是奥地利国民，依据当时的《保卫共和国法》，外国人在德国犯有颠覆罪，起码应该被判“驱逐出境，不服从者处以徒刑”。

然而，在1924年对“啤酒屋暴动案件”的审判中，仅仅对希特勒等人判处堡垒拘禁的最低刑。国民法院的法官们之所以如此轻判，其理由就是爱国主义：“被告的行为均是受着一种纯粹的爱国精神和最高尚的无私理想的指引”，“是以行动来挽救祖国”等等。法官们还认为：尽管希特勒是一个外国人，却是一个“具有德国人的思想感情的外国人”，所以不适于“驱逐出境”的法律。

爱国主义蒙蔽了法官们的眼睛，法官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爱国热情，甚至不惜亵渎司法正义。正如走向极端的爱国主义毒化了哲人智慧，使大哲海德格尔变成“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一样。

其次，爱国主义使法官群体彻底泯灭了理性，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法治意识荡然无存，变成了盲从希特勒的整个德国的一部分。在纳粹刚刚掌权后的1933年10月，整个德国知识界发动一场效忠纳粹运动，司法系统完全陷于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之中，也掀起了狂热的司法效忠运动。在第一次德国法官全国代表大会上，站在最高法院门前的一万名法官高举手臂，在“嗨，希特勒！”的欢呼中行纳粹礼。在这些法官的心中，他们只是元首治下的各类法院的法官而起，如同日耳曼这台民族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希特勒，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整个德国的法官，是设计和操纵德国这台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正如在德国知识分子的眼中，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救世主，而且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象征。所以，法官们“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终生追随“德国法官”希特勒。

再次，这样的公众狂热，既可以制造出救世主神话，也能够制造出合法化杀人的神话，把一个国家变成合法的战争机器和屠杀机器。也就是说，爱国主义使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和镇压异己得以合法化。在纳粹极权之下，正是效忠于希特勒的德国法官，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缜密的法律思维，经过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制定出一系列践踏人权和种族迫害的恶法：《民族与帝国紧急状态排除法》、《保护德国人民法》、《保卫人民与国家法令》、《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社会蠹虫法》、《遗传病预防法》、《军事法条例》、《反对背叛德国人民与一级颠覆活动法》……于是，反犹排犹的种族灭绝、对一切不同政见的暴力镇压和对外侵略，就在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合法化了。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国家的纳粹化导致了司法系统的纳粹化。二战后，盟军在清除占领区的纳粹分子时，法院系统中效忠纳粹者的比例之高，实在令人震惊，几乎接近百分之百。比如，希维恩伏特即决法庭的人员，百分之百是纳粹党员；在威斯特伐里亚司法系统中，纳粹党员和亲纳粹组织的成员占93％；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309名司法人员中纳粹党员占302名；在英国占领区内的美国辖区，只找到两名法官与纳粹无关。

为了弘扬“纯粹的爱国精神”和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残暴的极权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一项项恶法的出台、实施和执行，几百万犹太人和成千上万的“社会渣滓”、“国家蠹虫”、“帝国叛徒”、“元首敌人”和“反战人士”……统统被押赴集中营和监狱，被吊死、被枪毙，被塞进毒气室。这些法律中的最野蛮部分还带有原始丛林的残忍，以国家利益和种族健康为理由，强制残疾人绝育，从肉体上消灭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

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的最大原罪是目无上帝的“狂妄”。证之于人类历史，凡是制造大灾难的恶魔，无一不是狂妄之徒。仅就二十世纪的历史而言，前所未有的极权制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因为，极权者身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狂妄。

制造种族灭绝的纳粹政权宣称：人类各种族是依次分为不同的等级的。在优等的种族中，最优秀最高贵的种族是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的北欧日耳曼人，其次是西欧的其他民族，再次是南欧人；在劣等种族中，斯拉夫人居于第一，其次是亚洲人，最下等的是黑人。至于犹太人，连劣等种族都不属于，是魔鬼是疾病而不是人类。所以，作为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日耳曼民族，必须用铁血之战和种族灭绝来肩负起先拯救欧洲、继而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而纳粹党是日耳曼民族的代表，是优秀中的优秀；希特勒是纳粹党的领袖，是优秀的优秀中的优秀。希特勒肩负着领导纳粹党的大任，纳粹党肩负着通过消灭劣等种族来拯救日耳曼民族的大任，日耳曼民族肩负着拯救世界的大任。

没有人会想到，在虔诚的基督徒路德的故乡，在改变历史的新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上帝的位置却被人间撒旦所僭越，爱的信仰被仇恨崇拜所代替，和平的福音被屠杀所淹没，德国人不再知道忏悔和赎罪，也不再有任何对虔诚和谦卑，而是变成了目中无人的杀人民族，变成了跟随着撒旦刀剑的刽子手。

（二）军人专权的日本军国主义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为自身的崛起创造了内部条件，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旅顺口战争”，日本基本完成了“脱亚入殴”的发展战略，崛起为世界列强之一。之后，日本便在扩张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直到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所败，日本军国主义才被迫解除武装，走向了二战后的和平复兴之路。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遗毒至今犹存，是威胁东亚稳定的潜在因素之一。日本政府之所以到现在仍不肯向中国表示真诚的悔罪，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畸形民族主义高度相关——由生存危机感导致的自卑与自傲相混合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力强盛时会走向双重盲视：对自身优越性的盲目相信和对其他民族的野蛮歧视。

日本在打败了中国、占领了台湾和朝鲜之后，它就不再是被华夏文明笼罩的“倭寇”，而变成了意欲充当亚洲主人的大和民族，以为自己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而把亚洲其他民族视为劣等种族。所以，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压倒了民主主义，军人代替文官主导国家事务，使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被军人专权所葬送。日本人为扩张生存空间而发动侵略战争，也被畸形的民族优越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日本人自以为肩负起拯救亚洲、领导所有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独立争尊严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甚至也不把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放在眼里。

在理论上，1919年8月，军国主义理论的首创者北一辉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试图为日本提供解决生存危机的终极方案：日本首先要完成称霸亚洲的使命，建立起大亚细亚共同体，之后向西方扩张，建立世界联邦。日本必须打败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势力，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另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发展了北一辉的理论，明确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战略。他认为，日本作为最优秀的亚洲人种，必须建立起一个适应扩张战略的独裁政权，以便能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拯救亚细亚的重任”，将欧美列强的殖民势力赶出亚洲。

在政治上，日本军国主义也把法律作为对内独裁和对外扩张的工具，1928年制定了《治安维持法》，确立了万世一系、永不变化的“君主制国体”，规定了天皇统揽统治权，并大肆镇压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异见，制造了臭名昭着的“3?15事件”。同年5月又发布了《紧急赦令》，7月，设立特别高等警察。与此同时，日本军队相继在中国制造了“济南事件”和“皇姑屯爆炸”，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被炸死。1929年4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对政治异见的大镇压。

在经济上，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国内军费的连年直线上升，20世纪30年代日本面临着空前的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31．2％，1934年激增到44％，1936年又增至47．7％。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大量发行公债和多印钞票，导致日元贬值、恶性通胀、失业激增、工资降低、米价跌落，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劳资纠纷层出不穷，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同时陷于泥沼。比如，1932年，每一农户平均负债2000日元。

经济危机加快了日本吞并中国的进程，从1931年的“9?18事变”占领东北到1937年的“7?7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节节胜利，扩张之剑也同时伸向整个亚洲。二战时期，日本皇军也真的把欧美诸强赶出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等亚洲诸国，迫使英国、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剩下要对付唯一西方强国，就是坚持帮助中国抗日、对日本实施制裁的美国。“偷袭珍珠港”就是对美国的威慑性打击，意在阻止美国继续帮助中国。然而，狂妄必遭天责，偷袭珍珠港非但没有阻吓了美国，反而动员了整个美国，孤立主义随之结束，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在太平洋上惨败于美国，最后在美国制造的蘑菇云的笼罩下，缴械投降。

现在，日本的新教科书在为其侵略亚洲各国的行为进行辩护时，还在企图诉诸“黄种人自傲”的种族理论。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教科书称：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入侵，把长期以来对亚洲各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西欧国家的势力赶走,为一直认为无法战胜白人而心灰意冷的亚洲民族带来惊人的震动与自信，也给亚洲人民带来独立的理想，其客观效果是带来了亚洲诸国独立时间的提前。

由此可见，直到殖民主义早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一世纪，日本右翼势力还坚持有悖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颠倒起码是非善恶的价值观，还沉浸在早已灰飞烟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幻觉之中。

就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而言，如果说，靠选举上台的德国纳粹政权和中止了“大正民主化”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共同发动的第二世界大战，是狂热的民族主义绑架了民主的灾难，那么，二战后共产极权帝国的形成，就是反法西斯极权的胜利果实被新的共产极权所绑架的胜利。

三 共产极权的扩张性民族主义

如果说，法西斯极权的种族灭绝是种族狂妄和绝对独裁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是阶级狂妄和绝对独裁相结合的产物，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独裁者狂妄到相信凡人可以扮演上帝，愚昧的民众盲目地相信找到了能够拯救人类的终极救主。于是，人类必将大难临头。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拿破仑帝国，还是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凡是走上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国家，其国家形态的共同特征都是政治上的独裁，而独裁者又无一不患有权力狂妄症——头上无神圣、脚下无人民、脑中无法治、心中无道义。所以，制造阶级灭绝的共产政权与制造种族灭绝的法西斯极权具有相同的统治逻辑，也有相同的称霸世界的民族主义野心。共产极权宣称：无产阶级乃所有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党魁（斯大林、毛泽东、金家父子、卡斯特罗、波尔不特等）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先进的先进中的先进；党魁肩负着领导共产党的大任，共产党肩负着通过消灭一切劣等阶级来解放全人类的大任。

(一)斯大林的帝国野心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无论在二战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帝国扩张。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外交，臭名昭着的“慕尼黑协议”是欧洲四大国合谋出卖东殴小国的卑鄙交易。讽刺的是，四大国中，英、法是自由国家，而德、意是法西斯国家。英法的妥协，不仅给希特勒提供了不战而胜地占领捷克的绝好机会，也给另一极权者斯大林提供了加入瓜分小国游戏的机会。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前，斯大林一直是纳粹的帮凶和同谋，在对其他国家领土的野心和贪婪上，斯大林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不同，两个极权者对世界霸权一样饥渴。

二战全面开始前，大国合谋瓜分小国的另一项交易，发生在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两大暴君之间。1939年8月23日，两个极权国家签署了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有效期十年。该条约的“序言”居然声称：“基于加强和平事业的愿望，两国同意不使用武力或其它侵略行为进攻对方，两国同意通过友好协商调停事端。”条约的解释性条款规定：“一旦德国入侵波兰，苏联将占据在地图上划定的边界线以东地区。”斯大林还要求在划定边界时，将奥地利的切尔诺夫策给苏联。理由是：“乌克兰人要求这么做，那一带住的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应该集中在一起居住！”希特勒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晚年的莫洛托夫回忆道：“从来不曾属于俄国的切尔诺夫策，就这样划归我们了，现在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苏】费?丘耶夫着，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P19）

? ???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9月17日，苏军也长驱直入波兰；两天后，苏联人与德国人会师在波兰。德国占领波兰土地27000平方哩，占领区人口约2200万人口；苏联占领波兰领土77000平方哩，占领区人口约1300万。就这样，在东西夹击之下，东殴大国波兰被法西斯德国和共产苏联瓜分了。

同时，苏联向芬兰提出了割让卡累利阿地区的领土要求，被芬兰拒绝。于是，苏联公然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鉴于苏联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开除了苏联。尽管，在芬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苏联的领土要求没能全部得逞，但最后还是割出佩萨莫和维堡港口等地区。

1940年6月14日，德国人占领巴黎的当天，苏联向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1940年6月18日，法国遭到全面失败，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竟然把纳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请到他的办公室，“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然而，极权者之间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两个签订友好条约的极权者，都在心里打着对方的算盘。希特勒一开始西线战事，斯大林就马上在苏德边境部署了大量军队，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希特勒用于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斯大林在等待希特勒陷入西线的法、英泥潭，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借机在东线大举进军，把希特勒的势力一举赶出东欧，甚至可以直捣德国本土。但希特勒对法国的闪电胜利，让斯大林推迟了向德国不宣而战的计划，又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上。

斯大林之所以对希特勒入侵苏联没有心理准备，源于他的判断失误。据斯大林判断，已经开始了西线作战的德国，不可能有能力实施两线作战。只要希特勒拿不下英国，就没有能力分兵进攻苏联。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居然就在拿不下英国之同时，希特勒以同样的闪电战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蜜月也在1941年6月宣告结束。于是，曾经让斯大林幸灾乐祸且一心想从中渔利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狗咬狗战争”，变成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参见《二战秘密档案》，【俄】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着，张凤 贾梁豫译，网铭玉审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同时，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又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与另一个战争狂——日本军国主义者——相勾结。由于俄日之间在20世纪初的交恶，斯大林害怕遭到日本人的攻击。于是，在1941年4月13日，社会主义苏联与军国主义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把中国给无耻地出卖了：“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也正因为社会主义苏联出卖，蒙古永远脱离了中国。

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41年回忆道：“我目睹了欧洲民主国家如何先后一个个地动摇、瓦解了。它们的判断力受到了麻痹，信心和意志被摧毁，只好一步步撤退，丧失了立足之地，最后使纳粹的第三帝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主宰，将大陆上大部份不幸的人们变为它的奴隶。”

? ?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回顾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时指出：“慕尼黑协议”标志着民主国家对极权暴政的妥协，它不仅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且牺牲了欧洲的自由小国，从而导致第一波民主化退潮，当时33个民主国家中的22个被置于独裁者的奴役之下。

随着苏联帝国的扩张，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日益凸现且愈演愈烈，于是，热战废墟还未来得及清理，冷战的严冬便随之降临。二战胜利的东方效应，是极权的胜利和自由的失败，人类为共产极权付出的巨大代价，决不次于为法西斯极权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人类为“慕尼黑协议”付出了不得不进行世界大战的巨大代价，那么，人类为“雅尔塔协议”付出了巨大的冷战代价，冷战的代价甚至远比二战的代价更为惨重。希特勒式奴役，尽管空前惨烈，但毕竟仅仅持续了几年，而斯大林式奴役，则维持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

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东欧摆脱了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极权者斯大林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为他建立苏东共产帝国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随之而来的，不是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的解放，而是更为残酷的人的奴役。所以，二战的结束，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而对于被置于斯大林帝国统治下的东方国家来说，仅仅是刚被救出虎穴，又被抛进狼窝。波罗的海三国被斯大林极权一口吞并，东欧诸国变成了苏联的傀儡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的自发改革，先后被苏联的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同盟，却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首都，改革领袖纳吉被处死，也看着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之春”被钢铁履带碾碎。

无怪乎，俄罗斯着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在其还原卫国战争真相的伟大着作《二战秘密档案》中祈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二)毛泽东称霸世界的野心

尽管，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两位战时领袖结成坚固同盟，是战胜法西斯的最关键因素。罗斯福把美国变成了盟国的中坚，参战前和参战后，美国都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兵工厂，租借法案让盟国受益非浅，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美国的援助就是雪中送炭。在纳粹闪电战横扫欧洲之时，邱吉尔把英国变成了欧洲抗击纳粹的仅存堡垒，着名的“英德空战”使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了打击。

如果说，在反击德意轴心的战争中，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的贡献可谓平分秋色，那么，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则作出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在太平洋上击溃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军，并全力支援中国的对日作战，最后，美国利用核弹让顽强的日本皇军无条件投降。

斯大林领导的红军类似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在需要的时刻耍滑头，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而推延对日作战，而在战争的胜负已经完全明朗、无必要再出兵的情况下，斯大林却出兵中国东北，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共军坐享美国和蒋介石联手打败日本的成果。

这种战后格局的形成，显然与美英向苏联的妥协高度相关。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之时，1945年2月，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聚首，筹划战后世界格局，基于现实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签定了秘密的《雅尔塔协议》，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变成法律文件。

这一协议是实用主义代替自由理想的产物，罗斯福和邱吉尔背叛了两人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所确立的自由原则，向斯大林作出史无前例的妥协，不但把整个东欧让给了苏联，而且承诺确保苏联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

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失去了抗战时期的盟友中国，使亚洲最大的国家变成了斯大林极权帝国的一员。由于美国的错误决策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二战后的中国陷于空前惨烈的内战，中共的胜利，在使中国由美国的盟国变为敌国的同时，也变成毛泽东极权下的大监狱。之后，斯大林把毛泽东拖进韩战陷阱，中国变成了斯大林的亚洲扩张和金日成极权统治的炮灰，使中国完全隔绝于发达的西方社会，也从此失去了台湾。直到今天，大陆人仍然挣扎在一党独裁之下，台湾问题仍然折磨着两岸的中国人。如果说，二战后，失去了整个东欧的自由同盟，其胜利要因此而大打折扣；那么，失去了战时的盟友中国，无疑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失败。

对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吴礼卿先生前往溪口拜会下野的蒋介石，据蒋经国日记记载：3月5日，“父亲与礼卿先生继续检讨外交之经过，礼卿先生认为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尤未觉悟也……”（《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P176）

中国抗日战争为割据陕北的中共获得养精蓄锐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夺取政权，葬送了中国以民主宪政来重建战争废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又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用中国人的鲜血和财产为他人做嫁衣，侵吞战争果实的是金日成，坐收渔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国，除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消耗外，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价，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跟着苏联在共产极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深渊；二是在外交上与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会长期隔绝，台湾问题的长期搁置就是中国参与韩战的巨大代价之一。之后，毛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向第三世界输出“毛式革命”，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

由此可见，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则两场民族主义胜利，付出几千万人牺牲的中苏两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

四 作为单刃毒剑的民族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讲，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宰民族竞争的时代，在以力决胜负的殖民武力扩张的时代，弱势民族非常需要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也自然地与人类进步潮流相一致，可以促进人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也可能带来人权的改善和保障。而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在以义决胜负的后殖民后冷战的和平时期，各民族走向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互惠的一体化，也是基本价值（人权至上）和社会制度（自由民主）的趋同。此时的民族主义，将淹没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破坏国际正义，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战争与和平、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善与恶、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文明与野蛮等基本道义原则失去意义。

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共产国家的全球一片红的理想，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恐怖主义，无一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事实上，不仅是二战时期的种族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而且二战后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大屠杀事件，除了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之外，其他的屠杀大都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相关。比如，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屠杀、萨达姆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

正如英国着名社会学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评论1848年的欧洲局势时所言：民族主义使人们无限夸大民族的权益，而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却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见《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盖尔纳着，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9）

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和中国，中东地区的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独裁民族主义在官民两个方面都是虚幻的，官方是故意制造虚幻的外部威胁，民间盲目地相信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

独裁制度下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国力弱小时，将导致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将在独裁意志的主导下，导致盲目的本民族信仰至上的原教旨主义，导致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及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

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之路、苏联和中国走上共产帝国之路的教训表明：如果说，在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都可能变成一柄双刃剑，进而变成恶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那么，在和平时期，民族主义就只能变成单刃毒剑，任何政权、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只要在和平时期还煽动民族主义，无论喊出的爱国口号多么动听，都必然有其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如果一任民族主义走向疯狂，先是害人，最后是害己。

英国人鲍曼所着《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单纯的反犹主义，即便达到“仇恨的顶峰”或“最猛烈的反犹”，也不足以解释高度组织化或国家化的大屠杀何以发生。唯有在反犹主义获得爱国主义的道德支持和独裁政权的权力支持之时，反犹主义才会由自发的民众行为转化为自觉的国家行为，从而使每个执行屠杀任务的个体，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庇护下，不必承担任何任罪责：既没有个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没有对法律后果的畏惧。于是，具体执行屠杀的个人，心安理得地卸下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责任，把杀人视为践行“国家正义”和“民族正义”，进而把杀人视为一种工作、一项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场里的职业屠夫必须完成杀猪的指标一样。

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之所以能够让普通人毫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还在于它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煽动性和迷醉力，而人们一旦沉迷于某种神话，灵魂就变成了一团狂热的烈焰，只能听懂煽动性的歧视性的仇恨语言，而听不进任何理性的语言、良知的警告和爱的福音；中魔的人们只想执行嗜血的命令，而决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大规模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顺民？”比如，在一系列公开演讲中，希特勒不断地用诸如疾病、传染病、感染、瘟疫、细菌、害虫、腐烂、梅毒……来攻击犹太人，而德国人却对于这些恶毒的词汇如醉如痴，并报以狂热的欢呼。因为他们绝对相信：德国和世界的主要疾病都来自“犹太病毒”，只有彻底消灭犹太病毒，日耳曼种族才能再次健康。而日耳曼的健康也必将医治好整个世界的疾病。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军国日本针对“支那人”进行南京大屠杀，皆是二战时期的现实，但这些远远超出人类想象力的邪恶，居然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也带有神话般的不可思议性。

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是天生的孪生子，二者对人性的毒化作用，最容易在屈辱未消而国力渐强的时期发酵，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如此，现在的中国亦如此。耻辱未消煽动起源源不断的仇恨情感，国力渐强激发出报仇雪恨的攻击意识，二者的合流很容易鼓荡起极为危险的侵略性群体意识。这种爱国主义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欢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加种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梦幻般的要挟和敲诈，仿佛正在进入一个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

二十世纪末期，当共产帝国在整体上崩溃之后，共产意识形态的劝诱力已经失效，中国是仅存的几个共产国家中的最大国家，也已经抛弃共产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

从鸦片战争起，恢复和重建天朝大国的民族主义和实现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中央极权政府，一直主导着中国政治的演变及其现代化进程，甚至于，对民族主义的政治激情之强烈，已经彻底淹没了政治理性：无论是晚清的开明改良派，还是孙中山这样的激进革命派，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是毛泽东的共产政权，对自由民主的新制度的政治诉求始终受到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压制，一代代对中央极权体制和政治救世主的渴望，远远大于数亿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民族虚荣心也永远高于每个国人的基本权利。

所以，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伪现代化”，因为它靠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正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也正在走上独裁爱国主义之路上狂奔，听听爱国愤青们的“砸烂台湾”、“血染台湾海峡”的叫嚣，听听中共智囊们发出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预测，再听听中共将军朱成虎的“牺牲西安以东”换美国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胁狂言，中国的独裁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最后，让我们听听伟大的科学家、和平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爱因斯坦的声音吧：

“人类的福祉必须高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事实上必须高于一切事物。”

“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必须服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

“民族虚荣心和妒忌心是欧洲历史上邪恶的遗传病”；“民族的自负和妄自尊大妨碍了悔罪之心的产生”；“为盲目的仇恨所支持的夸大的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致命的疾病”；“泛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

“没有余地要把国家和阶级奉为神圣，更不要说把个人奉为神圣了。”“国家主义是对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主义诠释，却起了一个有感染力的、但却被误用了的名字──爱国主义。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种虚假的偶像产生了不幸的、极其有害的影响。”“尽管已是陈腐的东西，但仍然压倒了共同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

“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2005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

2022-12-08 19: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