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人故事选 资料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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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每个单元故事的生动演绎,刻画大众喜闻乐见的传奇人物,展现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学习、继承和发扬宁波商人的精神品格,使其开拓创新、经世济用的人文精神在实践中得以传承,让宁波商人的几个人物家喻户晓。

共六个人物,一共十二集(故事人物以历史时间排序),简介如下。

 

1、乐显扬创办同仁堂(上)

乐显扬祖上由宁波迁至北京,少年时,为北京一个铃医,聪敏好学,酷爱方书,善辨药材,立志济世养民,开始小有名气。经人介绍,当上了在皇宫太医院出任出纳文书的吏目。收集大量的宫廷秘方、古方、民间验方及祖传秘方,充分利用太医院的优越条件,研读大量典籍,进行鉴定整理,为同仁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目睹了宫廷腐败,京郊水患灾民流离,明白做良医的重要性,遂抱定了“济世养生唯医药”的宗旨。

乐显扬能成为太医院的吏目可不容易。按当时的制度,他要么是因为治好了某个达官显贵的病,被推荐进入太医院;或者是通过考试,进入太医院后,又经过寒窗苦读才成为太医。无论是通过哪条途径,被推荐和通过严格的考试,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了这重重关口,才能成为太医院的“医士”。熬够一定的年头,“院士”又出现空缺时,才有可能考院士。这样一年年地熬,一次次地考,一步步地升,没有十年工夫的修炼,别想“修成正果”。乐显扬就是经年累月伴着一盏青灯,苦读着一卷卷医学典籍,处处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也凭着长期行医得来的宝贵经验,才成为“吏目”。

在太医院,乐显扬充分利用这里的优越条件,研读了大量医学典籍和珍贵的皇家医案,尤其是对大量古方、验方、宫廷秘方进行了鉴定和整理,确定了它们的适用病症,分清了它们的君臣佐使,弄清了它们的配伍要点,辨明了它们的毒副作用,为同仁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四日,一道诏书突然传到位于东江米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的太医院,乐显扬奉命迎接诏书。一时间人们都在纷纷猜度:乐显扬有福还是有祸?

之所以不知是祸是福,这还得从乐显扬的为人行医说起。

“他学识好,医术高,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因为世代家传,不仅制药严格按炮炙法,又极善分辨药材,早就应当高升了。”

“仁兄说的是。他为人质朴,谦恭简约,处事谨慎,配药时一丝不苟,应当受封赏。”

这是一件小事,可是传遍京师街巷,说太医院的御医竟然给一个穷家小户的孩子治这种小病,没有悬壶济世的仁心,谁会这样做?太医院的声望也因此大大提高。

大家听了,都连连称赞乐显扬为百姓排忧解难,不分尊卑,一视同仁,确实可佳。

可是有位城府很深的太医却说:“他虽然医术高超,谦恭勤勉,处世却不合时宜,做事也不守定规,恐会影响前程。”

大家请他细言究竟,他却不说了。原来,太医院的职位级别不高,可是责任很重,风险很大。尤其是给皇帝治病,治好了固然可以得到一些赏赐,可要是皇帝天命不济,因病“驾崩”了,御医轻则受罚,重则会被杀头灭门。因此,在太医院有一条谁都明白、谁都不明说的规矩,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此之外,就是各人都会利用行医的方便,为自己寻找“靠山”,有的是找宠妃,有的找宦官,有的是找皇子,有的是找皇后或太后,有的干脆就找皇帝本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万一出点差错,也好有人“罩着”。可是乐显扬不喜欢这一套,对品级高低,也从不放在心上。他只喜欢攻读医书,研究药性。在老于世故的人看来,这就是不合时宜,不照定规办事。

康熙博学,对天文地理、数学音乐等中西之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也热衷于医道,甚至在批阅奏章时,也经常给臣下开药方,一方面是体现“皇恩浩荡”,拉近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表现一下自己知识广博。上行下效,那些后妃们有许多对医术不过是一知半解,可是也喜欢给自己或是给别人开方。皇帝和后妃们开的方,有时也会拿来请太医评点,每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不犯“十八反”、“十九畏”,太医们都含含糊糊地应付一下就算了,可是乐显扬却认真评点,实话实说。这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

中药材有的外表很相似,再加上炮制和贮藏的原因,很容易弄混。比如川贝母与平贝母、川木通与关木通、小菟丝子与大菟丝子、鸡血藤与大血藤等,它们虽然外形相似,药性却大不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误用,很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致人死亡。

有时,御药房会请太医们帮助分辨药材,部分原因是有些药材确实难辨,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怕担责任。因此,太医们经常不是借故推托,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乐显扬却不推辞。有好心人劝他:“您可想仔细了。这事做好了,未必能得到赏赐,可要是看走了眼,那可是关系身家性命的事。”

乐显扬却说:“如果这些药分辨不清,一旦被误服,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文武百官、普通百姓,都有可能伤及性命,怎能袖手不管?”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乐显扬的祸福才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宣读诏书的地点在太医院的大堂上。堂柱上,镌着康熙御笔:“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这不仅道出了对太医们的殷切期望,更平添了几分皇家的赫赫威仪。许多人都在大堂外,敛声屏气地听宫里的人宣旨: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太医院吏目乐显扬,业擅传家术,授尔以登仕佐郎……”

这时,那些为乐显扬揪着心的人们才放松下来,可乐显扬却没有显出有多么高兴。许多人都不解,虽说这“登仕佐郎”一般只是从九品,级别并不高,可毕竟是皇帝所封,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再说,此时乐显扬已经五十五岁了,能得到这么个从九品,更是幸事。可是他为何没有显出喜色?

有位老御医见此捋捋长髯,沉思了一会儿说:“神稳气定,宠辱不惊,必有大志!”

乐显扬闻听后,只是淡淡笑笑说:“过奖了,我从医只不过为济世养生罢了。”

乐显扬自幼非常聪敏,勤奋好学。他牢记祖训,努力学习中医药经典,积累医疗经验。乐显扬开始也是铃医,由于他出身铃医世家,在行医卖药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和医疗经验,因此,在中医药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北京地区小有名气,后经人介绍进入了清皇宫,当上了太医院的吏目,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

  乐显扬在清皇宫一段时间以后,目睹了宫廷内部的尔虞我诈和一些官僚的腐败行径。有一年京郊大兴水患成灾,皇帝拨了救济款赈济灾民,但由于中间官僚层层盘剥,到灾民手中的银两不足皇上拨付的十分之一,康熙皇帝异常震怒,严惩了一些官僚。乐显扬在太医院知道了案件的全部过程,在同僚们议论的时候,乐显扬沉默不语。

  一个同僚问:“乐吏目,你在想什么?”

  “你还记得今夏水灾后我们为灾民看病的情况吗?”乐显扬没有回答同僚的问题,却反问起来。

  “时不过半载,怎么会不记得呢?”同僚回答。

  “当时,我们和户部官员同时奉命,一个去为灾民看病,一个去赈济灾民。同样是济世养生,现在看来,效果是大不一样啊。”乐显扬象是讲给同僚听,也像是自言自语。

  “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同僚问。

  “一个良医胜过一群贪官!济世养生,靠当官的没有把握,只有良医用药,才能给众多穷苦百姓带来生存的机会。”乐显扬说。

  接着,乐显扬又说:“我是医生,我宁愿做良医,济世养生,也不愿为贪官,残害百姓。”说罢,抬头仰望门外远方的天空,许久许久。

  乐显扬抱定了“济世养生唯医药”的宗旨,从此更加淡泊功名。到康熙八年(1669年),乐显扬辞官回家,开始为百姓治病。刚开始,乐显扬只为病家诊脉、开药方,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乐显扬感到应该有一个药室,既能开处方,又能拿药,会大大方便病人,也能使自己的配药技术得到应用。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乐显扬的药室终于具备制作丸、散、膏、丹的条件了。药室的名称怎样定呢?乐显扬想起了儒家的经典,想起了古代所谓大同社会的标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为大同。”

  “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就取一个‘同'字吧!”乐显扬定了药室名称的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呢?乐显扬想到了仁字。“仁者,爱人也。”“济世养生,不就是最大的爱人吗?”想到这里,药室名称的第二个字也定了下来。

  “同仁堂”药室,多么响亮而充满丰富内容的名字。难怪乐显扬对来到他药室的人这么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君喜其工而雅,需志之。”

  乐显扬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康熙八年(1669年)秋天。

  同仁堂药室,开始了北京同仁堂光辉的发展历程。他对来他药室的人说,喜它的工而雅,响亮而又丰富内容。

 

2、乐显扬创办同仁堂(下)

乐显扬致力方药,精研修合之道,体会颇深,具备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和条件。康熙八年,业有所成的他辞官回家,开始为百姓治病。刚开始,只为病家诊脉、开药方,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感到应该有一个药室既开处方,又能拿药。作为济世养生、治病救人的根基,为同仁堂开创了基业。立志于提高中药的质量,并开办了一家制药作坊,将“乐家老铺”改名“同仁堂”。形成了仁爱和睦、诚信尚义的同仁精神,和接危济困的美德。乐显扬认为“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

 

3、李也亭与“宝顺轮”(上)

如果你注意一下上海的市标,会发现它最突出的要素是一艘正在扬帆出海的沙船,还有一只巨大的螺旋桨。

沙船,是上海港最古老的船舶,把沙船突显在市标的正中心,说明这个城市没有忘记它的繁荣是沙船载来的。那些把着船舵、驾着沙船乘风鼓浪的人,其中不少是宁波人。

沙船是一种船体扁浅宽大,方头、方梢的平底船,这种船航行起来轻捷平稳,最大的好处是能坐滩,即不怕搁浅,“ 持沙行以寄泊,因底平稍搁无碍”,特别适宜航行于航道水浅多碛的北方沿海。正如上海的方志所说:“南北物资交流,悉借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上海所有百货而去。”沙船贸易促进了上海的商业,奠定了上海的繁荣。

 李也亭赶上了好机会。他头脑活络,具有宁波式的精明,每次所带货物都十分好销,几年下来居然积得可观的银两。宁波人还有一个特点:当伙计时做个好伙计,但一旦有机会就要咸鱼翻身做老板。李也亭赚得银子没有急于回到乡下买田置屋,而是倾其所有买了一条船。李也亭成了船主,却仍然身兼伙计,依旧风里来浪里去,南来北往,利润也就分外可观。他的沙船也从一条变成两条、三条……数年之后居然发展到十几条,李也亭从船工变成船主,建立了船队,进而成立了自己的船公司。李也亭名承久,他把船公司起名为“久大沙船号”。随着船队的发展,李也亭又买进黄浦江边一块滩地,建起自己的码头,名为“久大码头”。

李也亭15岁时,从家乡镇海小港来到上海,在南市油码头曹德大糟坊兼酒店当学徒。糟坊对出就是黄浦江,停泊着许多沙船。船上老大喜欢喝酒,李也亭经常挑着热酒送上船,船上伙计看他很机灵,又勤快,问他愿不愿意上船干活?李也亭很高兴,可糟坊老板说,“沙船三寸板,板内是娘房,板外见阎王。”李也亭不怕,老家靠东海,海上人的生活他清楚,不敢冒险,赚不来大钱。沙船北航,船里伙计可以带些上海的货物,回来再带些北方土产。李也亭头脑灵活,他的货往往俏销。

 

4、李也亭与“宝顺轮”(下)

沙船出海向来结队而行,主要是防海盗。海盗横行海上,真是“前面有风暴,后面有强盗”,海盗勒索“千万金不止”,甚至上船,“公然登上座,争论价目”。怎么办?李也亭与慈溪费市、骆驼桥几个船老板商量:去买一艘轮船,配上枪炮护航。于是,他与人一起出资购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轮”。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轮始也。”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轮始也。”《宁波市志》第九卷694面记载:“1854年(咸丰四年)冬,慈溪人费纶志、盛植琯、镇海李容等集资白银7万饼,购广东外商大轮船一艘,定名为‘宝顺号’,巡洋、防盗、护航,设‘庆成局’,延聘鄞县卢以瑛主持,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全船79人。”

  文中的李容就是李也亭。150多年前,当时的南北洋都驶木帆船,李也亭联络一些老板居然购置了一条轮船,不是靠风力,而是靠机器动力,还配备枪炮用来护航,在海上打了几十仗,宁波人真挣气啊!

  “阿拉不怕海盗了。”《镇海县志》记载,有一次,又碰到海盗,“督运者有难色,容所部独先进,余艘从之,漕事以济,叙功由六品衔擢盐运司,同赏花翎。”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宝顺船之名,震于海外,然是时中西猜阻,距五口通商之协议仅十余年,北洋无夷踪,创见轮船,颇为疑惧。”

  山东巡抚崇恩对这新事物很恐惧,向朝廷报告。老佛爷发话了,什么火轮船,谁发给他们的执照啊?

  于是众绅士聚会商量怎么回答这个责问。众绅士,当然也包括李也亭在内,曰:“此无难也,商出己资购轮船以护商,且以护运,官之所不能禁也。船造于夷,则为夷船,而售于商,即为商船。官给商船之照,例也!不计其自何来也。”这话答得好极了,西方有优良的航运工具为何不能用?我们商人购来,则是商船,不是夷船。

  于是,“中外臣工,咸知轮船之利有裨于军国,曾文正首购夷船,左文襄首开船厂,二十年来,缘江缘海增至百余艘,皆宝顺船为之倡也。”“源其始,费纶志、盛植琯、李容三君之功不可没也。”

  看官们不妨查一下,左宗棠1866年在福建始建船政局,1870年起始有大小轮船(兵舰)15艘;李鸿章在1872年办上海办轮船招商局,到1877年始购置轮船十几艘,都要晚于李也亭他们近20年。

  这在《鄞县通志》食货志和《镇海县志》新志备稿、《宁波市志》、宁波庆安会馆的清代董沛撰《宝顺轮船始末》石碑中都有记载和刻着。

 

5、严信厚绘赠胡雪岩(上)

严信厚的父亲严恒,字笠舫,号石泉居士,曾结合七巧图及书法艺术,独创了“七巧书法”。所着《听月山房七巧书谱》自序“七巧书由来”及书中文字的笔画,均用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七巧板木组成,确实相当少见。他早年就读私塾,受其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也爱好书画,常临摹名家书法。他亦工书善画,画以芦雁沼泽着名,临边寿民法,有生气。

说到上海总商会,必须谈一位创始人。他叫严信厚,宁波慈溪人,1839年生。幼时在宁波学生意,17岁时由同乡介绍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做伙计。他业余喜好书画,尤其工于画芦雁,偶然结识了杭商胡雪岩,赠以自己绘上芦雁的扇子。胡爱不释手,推荐给李鸿章。李深为赏识。时李任直隶总管兼北洋通商大臣,便让严信厚在天津办差,严的发迹史由此开始,成为一位半官半商的人物。

   信源银楼是胡雪岩早年开办的产业,同治十一年,因为杭州银楼生意太多,买卖不好赚钱,就被胡雪岩拆开抵入阜康钱庄。

    大致也就是在那时候,银楼的很多人都被胡雪岩推荐到其他银楼做事,这个信房先生则去了李鸿章那里。

    传统的中国生意中,各地分号分铺都会在一天的经营之后,将情况详细记录下来,通过书信汇到总铺,由大掌柜负责全权审核。

写信和收信,整理书信的人就叫信房,在银楼、钱庄、当铺等生意中的地位特别重要,历来都是从读书人中选拔,大体都是秀才之类的。

严信厚擦招牌

 

 

 

近代宁波作为开放港口,商业繁荣、货物钱币来往频繁,自然钱庄生意也不错。钱庄自诞生之日起,它就被人称作“百业之首”。清咸丰年间,宁波城内鼓楼前有一家字号叫“恒兴”的钱庄。该钱庄的吴老板已是年过半百,一心想把自己这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家业往下传,几年前他遵照钱业界流行的易子而教习俗,特意把儿子送到上海一家知名大钱庄里去做学徒,希望儿子回来能够接自己的班。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等到儿子回来,他就把恒兴钱庄业务交到儿子手上。

  谁料儿子却是一个甩手掌柜,平日除了从钱庄的银库里拿钱消费外,什么生意都没有做成。最糟糕的是后来儿子竟然在外面欠下了不少赌债。当那些债权人登门前来索讨时,才把吴老板惊醒过来,他一查账册,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自己的家业已被他儿子折腾得千疮百孔,快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从此,吴老板拖着老迈的身躯疲于应付种种杂事。一天,他正坐在楼上的办公室发愁,杭州信源银楼派人前来宁波讨债,这笔欠款是他儿子在杭州喝酒玩乐时赊下的,数目不小。此时恒兴钱庄的银库早已是空仓,无力偿还。吴老板急得坐不住了,从楼上走到楼下,一抬头,看到店堂里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学徒,手中捏着一块抹布,正在用力擦招牌。

  吴老板把自己一肚子怨火全发泄到对方身上,大声喊道:“是谁叫你擦的?”“我自己想擦的。老掌柜,你要钱庄开下去,不把招牌擦干净怎么行?只有招牌亮了,生意才会做大。”这个学徒回过头来,不慌不忙地回答。

  吴老板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学徒居然敢跟自己顶嘴,气得不行,伸手拧对方的耳朵……这时,恒兴钱庄门口传来一个声音:“且慢!你这个学徒我要了,他可以抵贵庄欠下的这笔银款。”说话的正是从杭州赶来的信源银楼经理,而信源银楼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在杭州城里除了创办胡庆余堂外,还有规模宏大的阜康钱庄以及名声显赫的信源银楼,他用人的宗旨是“不问出身,只看人品”。于是,信源银楼经理秉承主人的这个宗旨,伯乐相马般看中了这个擦招牌的学徒身上所具备的与众不同的见识和胆识,并把他带到杭州,很快获得了胡雪岩的赏识。

  经过不断栽培与提携,这个擦招牌的学徒,日后成为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经理,成为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他就是宁波慈溪人严信厚。

严信厚以其朴实无华的为人、坦率直言的秉性、踏实勤恳的作风,为宁波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信厚严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后在宁波鼓楼前恒业钱肆当学徒。十七岁时,经乡人介绍,到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后又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

 严信厚,字筱舫,1838年出生于浙江慈溪,其父严恒,工诗词,善芦雁画。耳濡目染之下,严信厚亦诗书画俱佳,尤擅画芦雁,颇有名气。几年私塾后,严到宁波恒业钱庄当学徒。恒业钱庄因吴老板之子接掌后,挥霍一空,且欠债无数。某日,杭州信源银楼来人催讨欠款,吴老板窝火之际,见严在擦拭钱庄招牌,便大声呵斥:“是谁叫你擦的?” 严淡然答:“我自己想擦的。老掌柜,你要钱庄开下去,不把招牌擦干净怎么行?只有招牌亮了,生意才会做大。” 吴老板见其顶嘴,欲揪其耳朵。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信源银楼经理即道:“且慢!你这个学徒我要了,他可以抵贵庄欠下的那笔银款。”说这话的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他,相中了严信厚。不久,严便到胡雪岩的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

  为答谢胡雪岩的知遇之恩,严信厚精作一幅芦雁扇诗画赠与胡,上题:“暂依秋水宿汀州,终共鲲鹏变化游。衔得一枝输作税,不教关吏苦羁留。”胡大喜,赞其“品格风雅,非市伶比也”,便书荐于李鸿章,据《上海县志》载:“严信厚……由贡生入李鸿章幕,随苏军攻复湖州,鸿章督师‘剿捻’委驻沪襄办,转运饷械。晋豫荐饥,又檄令往来津沪筹办赈抚。”1885年,严信厚转任天津盐务帮办。次年,严在天津东门里自设同德盐号,自营盐业。后又创设天津最大的金店——物华楼金店,生意十分红火,盛名久着,由此积聚大量资财。

  清同治初年,杭州富商胡雪岩在上海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办军需、款项。严信厚在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时,颇为胡雪岩赏识。因严信厚爱好书画,“鉴藏书画,类多精品”,常临摹名家书法,尤善画芦雁,遂以自绘芦雁团扇赠予胡雪岩,胡雪岩称赞严信厚“品格风雅,非市侩比也”。

6、严信厚绘赠胡雪岩(下)

源丰润钱庄的老板严信厚,字筱舫,是宁波慈溪人。幼时,严信厚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宁波鼓楼前恒业小钱肆当学徒,因为食量巨大,一顿能吃掉两升米,被店主找借口辞退。这一年,严信厚十七岁。在宁波无法存身,他乘船渡海来到上海,进小东门外宝成银楼当伙计。

    严信厚虽然没有上过多少学,却酷爱书画,做伙计挣的两个小钱全都花在了书画上。十年下来,所画芦雁墨色灵动,栩栩如生,为上海书画界人士称道。

    同治初年,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为陕甘总督左宗棠采办军火,严信厚和胡雪岩结交,把自己绘制的芦雁团扇赠送胡雪岩。胡雪岩见了,啧啧称赞说:“筱舫兄的画品格风雅,自成一家,就是当今沪上名家也没有几个人好比埃”高兴之余,忙写荐书一封,把严信厚推荐给了李鸿章。此时,李鸿章正督军镇压捻军,需要人在上海帮他转运饷械,就将此事委任给了严信厚。严信厚做事干练,深得李鸿章赏识。不久,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保荐严信厚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后来,晋、豫因大旱闹饥荒,李鸿章令严信厚往来于津、沪间,筹办赈务。办理赈务期间,严信厚得以署理天津盐务帮办,随即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

他先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学业,1 7岁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当学徒时,刻苦学习英语、古典诗文,特别钟情于书画,深得芦雁大师边寿民的真传,打下扎实的基础。后去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与“红顶商人”胡雪岩交往时,赠以自绘芦雁折扇,胡雪岩赞其“品格风雅,非市侩比也”,书荐于当时正督军镇压捻军的李鸿章。李鸿章即委派严信厚在上海襄办转运饷械,后又保荐其为候补道,加知府衔。严信厚曾负责督销长芦盐务,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随着交往日广,财富日隆,严信厚的经商理财天资得到充分发挥。其后他将上海寓所定名“小长芦馆”,并纂有《小长芦馆集帖》12卷,以志其早年发迹于长芦。

1872年,与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过从甚密的胡雪岩,派浙江慈溪人严信厚北上与李接洽,意欲凭借李鸿章势力向北方,特别是北京、天津两市发展。严信厚到天津后拜谒李鸿章,当即贡献军饷银10万两,于是深得李之赏识。嗣后凭藉官办势力,创立源丰润票号、新泰银号。获利后,复在天津估衣街开设物华楼金店、老九章绸缎庄,这可视为宁波商帮在天津经营门市商店的先锋。

 

7、舢板少年叶澄衷(上)

叶澄衷9岁时,母亲曾以星夜纺织换来的微薄报酬作为学费,送他读私塾,但半年即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和哥哥耕作。小小年纪的叶澄衷咬牙坚持了3年不堪回首的帮工生涯,恰逢一位经常来往于宁波和上海之间的乡邻倪先生,出于同情表示愿意将叶澄衷带到上海混口饭吃,母亲便以田中秋谷作抵向人借得2000文钱作为路费。上海和镇海仅一苇之航,地理相近,人缘相通。这样,叶澄衷于1853年只身闯入上海滩。

叶氏的诚信,不仅受到同人同行的称赞,而且也博得外商的好评与信赖。他的发迹是在17岁那年,自棹小舟,来往于黄浦江中,与番舶做小生意,有一天,有一位外商乘他的小舟过渡到十六铺彼岸,外商上岸时,忘带了一只手提的小皮包。叶氏发现后,那位外商已经远去。叶氏拉开皮包一看,里面有很多钞票与支票,于是叶氏在十六铺守候,等他来取,等到傍晚,那位外商急急忙忙前来向叶氏打招呼,找那只公文皮包,叶氏一见确是那位外商,就将此包如数奉还。那位外商拉开皮包一文不少,用一叠厚厚的钞票送给叶氏以表酬谢,叶氏婉意谢绝。这位外商原来是英国火油公司负责人,是中国部经理,他看叶氏诚实,就请叶氏去管理火油仓库并请一位中文教师和一位英语教师,帮助叶氏学习文化,从此叶氏对西欧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在经营五金及火油等买卖中也有了靠山。

 

8、舢板少年叶澄衷(下)

起初数年,他仍然驾着小扁舟在黄浦江上叫卖杂货,虽属小本经营,但也年有盈余。脑瓜灵活的叶澄衷还经常以各种食品和杂货,在外国商船上换回一些五金工具和零件,然后临时设摊售卖,赢利愈见可观。那时,黄浦江是外商船只的停泊中心,周围很多小贩都靠划小舢板为生,叶澄衷就是其中一个。一日,一位微醉的英国洋行经理把公文包遗失在他乘坐的舢板上。包中除了重要的生意单据,还有数千美金和英镑的钞票,当时叶澄衷为了学习英文积攒许久的学费只有一元钱,可知这笔财富对于他是多么巨大。但他耐心地等了一下午,将公文包还给了失主,并拒绝了他的巨额酬谢。叶澄衷见财不贪,换得了洋行经理一个改变叶澄衷一生的可贵建议——由其公司提供小五金供叶澄衷的小舢板代销,等货物卖出去后再付款。洋行经理很快发现叶澄衷在商业上也是难得的人才,于是资助叶澄衷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

 

9、吴锦堂回报家乡(上)

家境贫寒,到上海萃丰油烛店帮佣,习经营之方,深得店主赏识。在友人资助下东渡日本,以神户为经商中心兴办实业从事金融,开设诒生号从事中日贸易,成为关西财界的大人物。吴锦堂在将资金转向国内,大规模投资国家建设时,也开始了捐资家乡水利事业和教育事业。

1909年5月,三北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溪水暴涨,河水泛滥,无情的大水肆意横行,使数十万民众面临严重威胁。吴锦堂先生目睹此状,决心出资兴修水利。整个工程规模宏大,重建西界洋塘,加固杜白两湖大堤,增设两湖减水坝,疏浚4条通海大浦,增设10多处大小桥闸,完善排灌系统。

当年秋季整个工程的测绘工作刚结束,一场可怕的洪水暴发了。三天三夜的暴雨,使三北大地陷入一片汪洋。还未完全加固的杜白两湖减水坝受到严重威胁,万一大堤决口,塘外的几十个村庄、几万亩农田和所有水利设施均将毁于一旦。于是,吴锦堂出高额赏金组织抢险队,还亲自赤脚撑伞,不顾汹涌洪水,深入险要地段督工。他这一举动,不仅深深感动了在场的全体民工,连日本测绘师也发出惊叹:“世所罕见!”还特地为他拍了一帧照片,以作永久性纪念。

1905年,吴锦堂返乡时眼见杜、白两湖年久失修,又有人占湖造田,使两湖水旱频仍,灾情不断。再加上土豪劣绅敲诈勒索,地痞恶棍蓄意制造水利械斗,群众苦不堪言。吴锦堂心情沉重,决计出资修建杜、白两湖,为乡邻造福。修建“杜白”两湖的水利工程,吴锦堂花了五六年的心血,共捐款7万银圆,至今仍被人颂扬。

  “闯荡世界、造福桑梓”是宁波帮的重要特征。吴锦堂在将资金转向国内,大规模投资国家建设时,也开始了捐资家乡水利事业和教育事业。

  吴锦堂的家乡慈北平原有杜湖和白湖两处水利设施,关系着慈北10万人民的生计。1905年,吴锦堂返乡时眼见两湖年久失修,又有人占湖造田,使两湖水旱频仍,灾情不断。再加上土豪劣绅敲诈勒索,地痞恶棍蓄意制造水利械斗,群众苦不堪言。吴锦堂心情沉重,决计出资修建杜、白两湖,为乡邻造福。

  修建“两湖”是一项系统工程,规模巨大。经过反复考察,吴锦堂制订了“堵疏结合”的修建计划。慈北水利姚高慈低,当余姚暴雨时,水就冲到慈北,全靠漾塘拦截。但漾塘早在明代就逐渐被人乱垦为农田。吴锦堂出钱从农户手中买回田地31亩,从1905年开始动工,耗资2.2万元修建了漾塘。完成漾塘工程后,吴锦堂将目光转向了慈北水利的主体———杜湖。1908年和1909年,他出资修建了杜湖的各处水利设施,大大增强了杜湖的防洪蓄水能力。此后,他又新建了东门及西门减水坝,修复了石湫减水坝。在工程进行中,遇到连日暴雨,河水猛涨。当时吴锦堂正好回乡,为了保护新建的水利设施,他赤脚撑伞,涉水督工,三昼夜没离开过工地。在他的激励下,乡亲们奋不顾身,终于保住了新修的水利设施。吴锦堂随后把治水重点转到疏浚入海的通道上来,他要求“淤者疏导之、毁者复之、缺者添之,务使建立完整的排灌系统”。这项工程历时好几年,修建闸15座,桥21座,多数至今仍在使用。

  “两湖”水利完工后,吴锦堂并没有认为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忧。他深知,要使水利设施长久发挥作用,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和管理。他根据自己六七年来积累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管理措施,比如定界绘图,使两湖公产界址分明,不容侵占;湖产归公,用于水利,保证了水利管理维修经费;建立水利局,使之有专人管理,制定管理章程,确保有据可依;一切规章措施,公之于众,且申报政府立案,树立制度的权威。修建“杜白”两湖的水利工程,吴锦堂花了五六年的心血,共捐款7万银圆,至今仍被人颂扬。

 

10、吴锦堂回报家乡(下)

吴锦堂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崛起,深知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振兴的重要性。他逐渐确立了教育救国的理念,并始终贯彻到他的办学实践中。在旅居国,他积极支持华侨的教育事业;在国内,他捐款3000元给宁波教育会及宁波旅沪同乡会用于办学,还资助创办效实中学。而最负盛名的就是在家乡慈溪创办锦堂学校了。

1905年,他出资兴建锦堂学校。该校选址于锦堂先生的故居附近,主建筑为一幢二层的口字形洋房,朱窗红墙,白灰嵌缝,巍然屹立于旷野上,分外夺目。北面楼房与小山之间,开凿人工水池一口,东、西、南三面也新辟小河一条,在一大片土地上,高楼桑田交相映辉,操场小河流带左右,显得葱郁而妍丽。学校在1908年落成,1909年元月正式招生。为保证学校经常教育经费,吴锦堂又买田1200亩,并将汉冶萍公司和浙江铁路局的股票4万元一并献给学校,还规定学校的一切财产永远归学校所有,吴氏子孙后代谁也不得借故干预。

  1909年四月初八日,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吴锦堂亲临大会讲话,到会代表一千多人。当时学生定额360人,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我国着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将吴锦堂、陈嘉庚、聂云台并称为我国的“办学三贤”。为创办学校,吴锦堂先后共出资20多万银元,是水利投资的总额的三倍。他还从社会实业需要着眼,注重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1911年,锦堂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开设农本科和蚕本科专业。还聘请了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教师,阵容整齐,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农科专业人才。

当时三北一带,“花会”流行。这是一种大型的赌博,从1910年开始,由几个赌棍为首,蔓延慈北十里地区,每村都有。“航船”往来,以一赔三十之厚利诱使群众参加。许多无知乡民为之入迷,放弃生产,倾家荡产。同时迷信也盛行,一些人求梦祷告,露宿坟庙。弄得人鬼不分。花会头子叫饭淘箩阿宏,还有党棍翁守元、沈瑞竹、沈赖民,贿通县署卫队长陈云程,狼狈为奸。吴锦堂回乡时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痛恨,从1910年开始到1915年连续禀告县知事要求禁绝。这些官僚乘机敲竹杠,要吴出赏格一千六百元,吴答应了。1915年10月,翁守元虽被捕伏法,但首犯未除,不久又发。锦堂又呈请浙省巡按使屈映光严拿沈阿宏,并要求将陈云程革职。1916年11月3日 ,省训令县知事林观光迅即拿查,一时才算禁止。

1914年,吴锦堂迎来了他的六十大寿,这时离他初到日本正好是30个年头。为了庆祝寿辰,吴锦堂在松海别墅旁动工建造三层洋楼,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阁”,呈八角形,俗称“八角堂”。从外部环境到建筑外形,从布置陈设到室内装饰,处处透露出中华文化的内涵。

  “移情阁”濒临大海,面对劲松,对出生在浙东海边的主人,定能引出无限的回忆和美好的遐思……

 

11、胡西园研制白炽灯(上)

1882年7月26日,上海的傍晚有些不同。成百上千的市民,包括达官贵人,聚集在外滩,等待一个重要的时刻。入夜,上海电气公司开始供电,外滩、南京路和百老汇路(现大名路)三条主干道的35盏弧光灯照亮了漆黑的夜上海,民众纷纷往前簇拥呼喊:“电灯!电灯!”

这是中国最早亮相的电灯之一,被沪上文人誉为“赛明月”,有用惯油灯的市民,伸出长长的旱烟杆,想在这洋把戏上点烟,惹得洋人哈哈大笑——上海当地官员遂将错就错,发出告示:“电灯有患,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

多年以后的《新民晚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租界大放光明,着实让上海人心向往之。这其中就有一位在上海的宁波人,每每伫立于商店闪闪发亮的炭丝灯泡前发呆。1919年,这位名叫胡西园的年轻人行将大学毕业,是年的五四运动让儿时的好奇增添了一份民族情愫——他决定将制造电灯泡作为自己的事业。

浙江当地媒体的一则社会新闻,佐证了亚浦耳当年的光彩:镇海民间收藏爱好者老沈在古玩市场意外淘到印有“老牌亚浦耳”字样的深蓝色灯泡,买回的灯泡附有一张发票,显示为上海大耀水电公司1935年购买,老沈将70年前生产的灯泡接入电源,竟仍能大放异彩。

12、胡西园研制白炽灯(下)

国产灯泡来之不易。电灯泡制作工艺,只在国外杂志上有零星介绍。1920年,胡西园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毕业后,便一头钻进图书馆寻找资料,又腾出家里一间房间当作实验室,经过近一年数百次的失败,攻克了漏气、断丝、裂管、爆炸等数道难关,终于成功。正如胡氏后来回忆所说:“连一根钉子也要向外国人买的时代,中国人要自己制造出一只电灯泡,并非易事。”

胡西园的眼光放得很远,他对各道生产环节的技术指标,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还不惜工本,淘汰旧设备,添置先进设备,花费重金,进口了最新式的验光机。由于老板的重视,“亚浦耳”灯泡质量越来越高,能达到连续通电1000小时,灯丝没有损坏,符合当时最先进的国际标准。


2022-12-08 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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