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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行、草各种笔意，体势开张宏阔，丰润浑穆，实在是哪笑人典范。

这经石峪是世间写经最大的石刻，相传为北齐人所书，虽经风蚀，仍保存至今，确是难得的瑰宝。

一边浏览山间景色，一边拾级而上，很快来到了五松亭。

。这"

子、以五大夫松而得名。据说，当年秦始皇东巡来到泰山，在泰山碑、筑祭坛，举行了祭祀大典以后，迤逦下山。谁知在半路上却遇，狂风大雨。眼看一行人要被雨水淋湿，一抬头，发现了五株枝叶线大松树。松树展开伞盖似的树冠，为秦始皇遮挡了风雨。因它们都功，泰始皇封给了“五大夫”爵位。吁，两千多年过去了，五松事知

松连云，盖世雄才秦始皇何在?唐宗宋祖复何在?

此情此景，令人心潮难平。

进入十八盘，愈觉泰山雄险。嶝道沿着石壁步步延伸，盘旋行两侧峭岩壁立，空间狭窄。在陡立的坡道上，顾炎武不能不手脚并用勉励着自己一鼓作气，向上攀登。从升仙坊到南天门，他几乎没有限息，终于登上了泰山最高峰。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夕阳金红色的辉芒透过云层，向四处散新远远近近黛绿色的群山，尽收眼底，令人心胸豁然开朗。

他情不自禁地吟诵起了杜甫的《望岳》诗: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多么美妙的诗句啊!不仅写出了泰山苍峰连绵的雄伟气势，诗人的惊讶、激动、赞叹之情，更溢于言表。

此刻，顾炎武真想让自己翱翔于苍穹，俯览泰山，俯览齐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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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览整个神州……

昔日孔夫子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说法。这不仅仅是指居高临下，眺望气势宏伟的自然景色。也是指人所具有的宏阔心胸。只有博览群书，掌握了足够丰富的学间以后，人才能产生勇攀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才能有所作为。

当年杜甫来到山麓，已是黄昏时分，只得找地方投宿。明天再登山览胜。顾炎武在山上找旅店投宿，却是为了第二天凌晨能看到辉煌的日出。他很期待亲眼目睹泰山的日出。

没有想到，当他起了个绝早，来到日观峰时，一团团的浓雾铺天盖地向泰山卷来，遮蔽了一切。抱着一丝希望，他耐心地等待着，可是直到天色大亮，雾气仍然没有退散。

他只能和许多游客一起，扫兴地离开日观峰，来到无字碑前。

围着无字碑，有许多游客正在嘁嘁喳喳地议论，说它好像是秦代的碑。顾炎武闻声走上前去，略一思索，说:“这一块无字碑，人们都以为它是秦始皇所立，其实并不对。秦碑在玉女池边，碑上刻有李斯的篆字，高度不过五尺。那块碑上已经写了秦始皇的诏书，这里就不会再立一块大碑。《史记》中记载，秦始皇登临泰山，刻所立石，秦石有文字之证;汉武帝封祭泰山，只说立石，而不言刻石，汉石无文字之证……”

尽管是第一次来到泰山，但关于泰山的典籍他读了很多，且能融会贯通。他做出这样的解释，游客们都很信服。

“这位先生讲得头头是道，真有学问!”“是啊，有道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顾炎武连忙拱手说:“不敢，不敢，诸位过奖了，我也不过是复述书中所讲的知识而已!”

站在“望吴胜迹”石牌坊下，顾炎武遥望着南天。古人有“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的说法，作为一个游子，他不能不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故土。在苍茫雾气的尽头，蜿蜒的长江下游，有南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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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有昆山，有千墩。家乡的草木山水，家乡的亲人容颜，仿佛都下子浮现在眼前。越是远离江南，对故土的依恋之情越是强烈。他想都了嗣祖蠡源公、嗣母王氏，想起了好友归庄和其他朋友，想起了离家儿个月来的日日夜夜，不知怎么的，视线竟渐渐模糊了。

他拂袖拭去泪水，取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凝神思索片刻，立即挥等疾书起来。

三万六千年，山崩黄河干。立石既已刑，封松既已残。太阳不东升，长夜何漫漫。……

前几天，他在即墨东南游历了崂山，写下了长诗《崂山歌》。在赞美崂山的壮伟和神秘的同时，也为富庶的古齐国变得满目蒿蓬而深深感慨。此刻，在泰山极顶写下的《登岱》，诗风雄健沉厚，又饱含忧虑叫人读后黯然神伤。

是啊，太阳不东升，长夜何漫漫?顾炎武的内心潜藏着无法排解的矛盾。这些年来，他为抗击清军、匡复明室而不倦努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他的意愿。清廷的统治，在军事扩张的基础上不断得到稳固，坦率地说，想要推翻它，已越来越显得困难了。时至如今，再大声疾呼反清复明，似乎有点儿不理智了。

然而，高洁的心志和耿介的性格，又决定了他绝不愿俯首臣服，改变自己的立场。

理想与现实如此对立，令他感到深彻的痛苦。这种痛苦又难以排遣，只能埋在心底，独自咀嚼。

很早的时候，顾炎武就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这些年所遇到的挫折与磨难让他明白，做成任何一件事，都不那么简单。何况他始终不愿放弃抗清复明、扭转乾坤的意想……一个读书人，无以金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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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都是溺于富贵，妄自骄矜，根本就不懂得什么礼义廉耻，受挫折，或者生活中遇到某些困难，只会怨天尤人，游手逐食，什么情都不肯做，也根本不会做。这些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是令人叹息啊!

顾炎武心中暗忖，这些年来，自己一直东奔西走，结交许多志同合的朋友，为抗清复明而殚精竭虑。一个让人不能不正视的事实是，于七这样的英雄太少了。但，即使出现十个、百个、千个于七，也未能扭转乾坤。他把目光转向了另一面。俗话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要认真分析就可以看出，明王朝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它的覆亡，在很光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啊。

一些人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崇祯的个人素质。其实，一个政权国二百六十多年，病入膏肓，早已到了死亡的边缘。大汉也罢，盛唐罢，大明也罢，在政权建立之时，就是与既得利益阶层妥协而实现的一切有作为的皇帝所能做的，无非是控制、打击这个日益壮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使他们不能过分地压榨百姓，不能肆无忌惮地无视法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愈来愈强大，以至任何危及他们利益的人，都会面对难以抗拒的阻力与对抗。

哪怕是皇帝，也不例外!

从秦统一天下起，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不都是这样的吗?

明朝，犹如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已经患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且这些疾病都是自己不能正视的，衰亡就成为一种必然。尽管生活在明朝的人，谁也不愿意被清军的刀枪捅翻……

这是活生生的历史，是血和泪的现实。

既然明王朝已如此不堪，那我们为什么还拯危救亡，令它复兴?清廷已稳握政权，难以推倒，那我们又该不该忘却深仇大恨，任流逝的时光消弭家破人亡的痛楚?

顾炎武无法回答自己

动荡变化的现实，如刀刃一般插入胸膛的现实，让他在复杂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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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中难以自拔。日复一日，他苦苦地叩访着，寻觅着，遴选着。朋友典籍、古迹……哪儿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有时候只能产生更多的疑惑。但，他没有任何理由回避。越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越是要寻找答案。即便是在茫茫暗夜中，也要竭力寻觅星星点点的火光……

青州有一座纪念范仲淹的范公祠。范仲淹是苏州人，也算是顾炎武的家乡人。宋景佑元年(1034)八月，一道诏令将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府。当时，太湖流域连降暴雨，大水成灾，范仲淹来不及卸下行装，就奔赴昆山、常熟一带，实地考察灾情。很快，他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湖之水注入东海的治水方略。

按照范仲淹的办法去做，水灾很快得以减轻。后来，这成为苏州地区屡见成效的一种治水主导性思路。回到苏州城内后，他又顾不上歇息，全力以赴赈济救助嗷嗷待哺的十万灾民。

这，才是身体力行了他自己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

顾炎武专程去拜谒了范公祠，随后写了一首诗《范文正公祠》。诗中写道:“先朝亦复愁元昊，臣子何人似范公。”元昊，也就是宋时的西夏王，一度曾侵犯宋朝的边疆。范仲淹率领兵士，在延安一带击退了进犯的敌人，保卫了大宋江山。顾炎武的言外之意不难理解，清犹如当初的西夏，竟然占领了大明江山，可叹的是今天没有像范公一样的贤臣，能够抵挡满人，以致大明丧国!

顾炎武在青州，还研究了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等文献，为他日后的着作《山东考古录》奠定了基础。考察古迹也是他北行的重要目的。

在山东的这些日子里，顾炎武结交了很多朋友，凭吊了不少古迹，所见所闻，为他一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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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他往往很固执。

初春时节，顾炎武离开苏州，沿着京杭大运河去往杭州。苏杭是江南富庶之地，民间历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来到西湖边的杭州，顾炎武想起这里曾经是宋室南渡偏安所在，明亡以后，又是潞王朱常涝的流寓之处，心里颇为感慨。

是啊，南宋灭亡似乎还没有多久，潞王朱常淓沦为清廷的阶下囚，仿佛只是昨天的事。南宋迁都临安，是一种怯懦失策的行为，然而江山犹可守险，财富差可自给。宋室败亡的原因，在于居安忘危，将临安作为长安。而弘光朝廷则视杭州如外府，只是爱这里的财富却禁止设防。所以南京不守，杭州也会覆灭。潞王素来有贤名，但是不懂得用兵，而且没有守藩之责。大敌当前，他不忍心残害百姓，自缚请命，其事可哀，这样的做法却是能够理解的。

本来顾炎武还想东渡娥江，去浙东拜访心仪已久的黄宗羲。可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能成行，而是渡过钱塘江，去了绍兴。这，无论对于顾炎武还是黄宗羲，都失去了一次极好的切磋学问的机会。此后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出现。

稽山镜水中，令人最难忘的终究是大禹陵。站在禹庙，仰望着身穿黑衣朱雀双龙华衮、双手捧圭、冕旒下充满忧国忧民之情的面容，这位古代的治水英雄沐风栉雨、蓬头跣足，与洪水做殊死搏斗的情景，出现在眼前。历史总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大禹的丰功伟业，反衬出南明鲁监国政权的昙花一现。顾炎武不由发出了“望古频搔首，嗟今更抚膺。会稽山色好，凄恻独攀登”的感慨。

绍兴府属下的绍兴县攒宫山，有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等南宋六个皇帝的陵寝，被称为宋六陵。

宋建炎四年(1130)，赵构定都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以卧龙山州治为行在--皇宫。据《嘉泰会稽志》记载，绍兴元年(1131)四月十四日，元佑太后孟氏(哲宗皇后)驾崩于卧龙山皇宫。奉太后遗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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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丘这段时间，或许是顾炎会生的一个转折点。他以“开拓万古之胸”为标志，开始了一段“独往之的文化之旅。要么骑乘一匹马，要么荷行囊，徒步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

荒途寞寞，野岭漫漫，顾炎武所脚步从未停止。

文化的跋涉，永远也没有归宿

山东几乎成了顾炎武的第二故乡。

这位来自江南水乡的学者，以前是习惯于坐船的，一出门就要考道如何渡河。昆山一带，连驴马都难得见到。但是到了北方以后，他很快学会了骑马，也很快适应了吃煎饼大葱，睡土炕，卷起舌头与当地人讲话。随着对当地各种情况的深入了解，不仅生活适应了，也渐渐产生?感情。他说，很多朋友对他的照顾，总是让他如沐春风。

对于漂泊的游子，思乡总是难免的。离开昆山的时间愈长，恩乡的情绪愈浓。

平心而论，顾炎武也时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孤独悲凉中。当夜深!静之际，他在孤枕寒衾间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思绪忽而像脱的野马四处奔突，忽而像凝滞的池水一片死寂，忽而又纠结成了一

章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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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麻。这，与其说是源于孤身的中年男子不能满足的生理需求，源于他对故乡亲友的拘牵，还不如说是出自理想与现实碰撞所造成的情感落差。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嗣母王氏。想起嗣母，心里便一阵阵隐痛。此刻，他愈加体味到嗣母这一辈子是以怎样的艰辛与坚韧度过的。但，拭干泪水，他更以一种极强的自制力，做着每天该做的事。没有任何表露，别人也就无法探知原委。

齐鲁大地，自古学风盛行。被司马迁称为“盛处士之游，壮学者之居”的稷下学宫，之所以能够成为稷下学派的诞生地，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和学术文化中心，跟当时齐鲁人口众多、富甲天下紧密相连，也与齐桓公、齐宣王“招致贤人而尊宠之”的举措不可分。道家、法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农家、杂家……众多学术流派都活跃在稷门之下。百氏争鸣、九流并列、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的学术气氛，包容、宽松、自由，造就了学术思想多元化的格局，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开拓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顾炎武之所以来山东，正是由于这片“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的土地，总是焕发出独特的学术文化魅力，将他深深吸引，哪怕是在明清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

康熙四年(1665)，顾炎武由德州进入济南，又从济南到了章丘。朋友陪着他，先是来到了长白山的梭庄一带。顾炎武觉得这里真是一处隐身之地。"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变，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长白山雄伟的气势和壮美的风光，深深吸引了他。范仲淹读书堂、郑玄注经处、黉山书院、雪山寺以及淳朴的民风，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于是，他决定在章丘长期居住。

章丘确实有很好的地理优势，山林柴草丰茂，河流可供捕鱼，田地肥沃，富裕户也比较多。清代以来，京津一带的商人纷纷前来开设绸缎店、皮货店等商行，促进了当地工商业的繁盛。在这里寻找一个安定的居所，对于做学问自然是有利的。住在章丘，既可以四处考察，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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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可以与顾炎武分成。如果真是这样，他既可以省心，又可以把资金盘活，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签字画押，达成了协议。

谢长吉答应，顾炎武给他的一千两银子，按照这几年山东一带通行的办法，将按三分付息。这个标准，在本地并不算最高，但是比江南一带高了不少。他们商定，先是半年为期。到了半年期满时，利息与本金将一并支付。如果还需要借贷，双方可另行商议。

顾炎武舒了一口气。把这笔钱妥善安置后，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做自己的事情了。

哪想到，顾炎武终究是一个读书人，他想得过于简单了。花言巧语的谢长吉把他的钱悉数套用去了，顿时像是施展了隐身术，竟不知道去了哪里。很快半年过去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不仅没有利润分成，连本金也拿不出一分一毫。

顾炎武终于觉察到谢长吉是在耍花招，急忙想方设法找到他，开口向他讨要。

“亭林先生尽管放心，我肯定会践约的，只是手头有点儿紧，请宽容两天，长吉马上想办法……”谢长吉满脸堆笑，用各种理由搪塞着。

过了几天，顾炎武再去找他，他仍然像一条牛皮筋，拉一拉伸长，一放手又恢复原样。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居然连一分钱也没有还。

顾炎武终于打听到，谢长吉的生意其实做得并不好，借给他的钱，吃喝玩乐倒花了小一半。最近以来他还真亏损了不少，只好用拆西墙补东墙的方法弥补漏洞。

万不得已，顾炎武只好向官府起诉。

一场官司打得很快。章丘县令魏某知道顾炎武是远近闻名的学问家，跟山东的很多名士来往频繁，尤其是他的外甥徐元文考中状元后，在京城当了大官，得罪不起。何况，是谢长吉没有履行契约，顾炎武讨还借款的理由非常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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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一番口舌，判定顾炎武胜诉。

但是谢长吉并没有甘心。他仗着自己在地方上有些势力，赶紧四处打点，想挽回颓势，但终究还是输了官司。他不能不把借来的钱归还，顾炎武，却怎么也拿不出现钱来。无奈中，只得采取变通办法，将自家的一千亩田产做了抵押。

这让谢长吉像割了心头肉一样地疼痛。从抵押出去的那天起，他就痛下决心，要把田产拿回来……

谢长吉所抵押的田产，位于章丘大桑村和长白山之间，倒是十分肥沃。顾炎武前去察看一下，觉得很喜欢。

他心想，这里可以建成一个既能种植庄稼和果树，又能饲养家禽家畜的大庄园，只要认真经营，不但生活上不依赖人，那种悠闲自得的环境，也很符合自己的意愿。当年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吧?

从清顺治十四年(1657)进入山东，到康熙十六年(1677)才真正离开山东，顾炎武在章丘足足居住了二十年。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山东度过的。这二十年，对于他是何其重要。他着重考查了山东地方史志，还先后参与了三部地方志的纂修和订正。第一次是顺治十六年(1659)，参与修订《邹平县志》;第二次是康熙十二年(1673)，参与订正《德州志》;第三次也是康熙十二年，参与纂修《山东通志》。

与此同时，他也抽空做社会调查，四处访问地方贤达和有丰富阅历的长者，与退役的老兵交谈。在调查中，他发现山东一带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为了敛财，采取许多办法巧取豪夺。他归纳出了三种:一是逃避国家的赋税，将它巧妙地转嫁到中小户人家;二是相互打击仇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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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十分后悔，连连叹息道:“我奈何失李先生!我奈何失车先生!”

李焕章听到这个消息，宽厚地笑了:“亭林先生是个率真的君子啊!"

李焕章其实是一个与顾炎武有很多共同点的学者。明亡后，他不胜亡国之痛，将自己放逐，漫游于天南地北，研求历史古迹，借以排解心中的忧愤。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登危峰，探幽壑，访故都，寻城郭，一旦发现古人的题词或碑文，便喜不自禁，亲手抄录。每每遇到名胜古迹，更是兴致勃发，流连忘返。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到了晚年，由于器官老化，李焕章耳朵聋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在别人看来，这实在是一种不幸，他却不以为然。听不见那些不愿听的东西，杜百息，绝万籁，不是反而可以挣脱束缚，心灵自由奔放，大胆写出许多想写的文章吗?

耳聋后的李焕章，兴致勃勃地作了一篇《聋赋》。他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耳聋之后的世界:

炮频发而弗惊，霆数奋而云否，鸡喉闭以引吭，犬欠呵而昂首，马嘶风而无声，狮骇兽而莫吼;其于人也，辞之去而前静，召之来而反走。未聆呼吸之息，但见屈伸之肘。嘉宾宴集，高堂置酒，绸缪握衿，股勤执手，闷焉兀立，俨然木偶。

他虽然听不见，却看到了许多人间活剧，那种感受是与耳聪目明时很不相同的。他历数了现实世界“非我所欲闻也”的种种;

操觚属简，着书名山，妒才之夫，谗口沸天，非我所欲闻也。贵人辇上，鼓颊而骄，侠客尊首，禳臂而器，非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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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闻也。樗蒲筹呼，香奁句敲，狎邪杯勺，载熺载笑，非我所欲闻也。悍吏怒胥，符牒频仍，喧兀阔巷，昼夜弗宁，非我所欲闻也……

世上有多少事，确实是让人不想听、不愿听、不可听，尤其是在“悍吏怒胥、符牒频仍”的时刻。

一席话，洋洋数百言，广征博引，俏皮活泼，真是酣畅淋漓。自然、真切地袒露了他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

丧失了听觉，却使李焕章启动了更为敏感的神经。在屏蔽了外部空间的杂沓纷乱、看似无声胜有声的世界中，他所需要关注的一切，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

蒲松龄比李焕章小三十多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在蒲松龄所着《聊斋志异》中，有一篇《李象先》的故事，说李象先“学问渊博，海岱清士，身仅以文学终，奇人也”。象先，正是文学家李焕章的字。蒲松龄的评价丝毫也没有过分。也许因为他们是忘年之交，故事中还有许多戏谑调侃的内容。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康熙十二年(1673)春天，李焕章应山东方伯(布政使)施泰瞻的邀请，与益都薛凤祚、济阳张尔岐等学者一起，来到济南紫微署中，编修《山东通志》

说来也巧，这一年的夏天，顾炎武在校订完《德州志》以后，也应聘来到了济南，参与编修《山东通志》

顾炎武与李焕章见面时，两人相持大笑，顿时冰释前嫌。

顾炎武拉着李焕章的手说:“我读了象先先生的许多文章，真是十分叹服。先生精古文辞，传记、书序、志表、碑铭，足以与柳宗元、欧阳修媲美，小品文大有苏轼的风格。以前，我深恐山东忠臣义士的事迹被湮没，无法彰显，现在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先生身上啦!”

李焕章笑道:“亭林先生过奖了!象先有不恭之处，还请先生多多宽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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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合作编修《山东通志》 薛凤祚主写天文、分野;顾炎武主写古迹、山川;李焕章除了担任总裁外，还与张尔岐共同主写济南

南北之人物。

也真是有缘，在济南紫微署，李焕章与顾炎武同居一室。每当写完一篇人物传记，两人就一起焚香酹酒，拜而读之。读到悲壮处，常常会流下眼泪，甚至哭出声来。他们在烛尽更深之夜，仍然共话经史，吟诗寄兴，共同抒发家园遭变的痛楚。

然而，没有等《山东通志》修完，顾炎武就与李焕章等朋友依依惜别，一边经营章丘的庄园，一边继续在山东各地的游历。

分手以后，顾炎武念念不忘与李焕章结下的深厚友谊，不断写信给李焕章，称赞他品学之美。

顾炎武甚至还与李焕章有这样的约定:“我两人谁后死，墓门之石勿相忘……”

三

载未来东国，年年一往还。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闲。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黄巾城下路，独有郑公山。

章丘长白山西麓，让顾炎武难以离舍。

他所写的《刈禾长白山下》这首诗，很形象地描述了在章丘大桑村的庄园里自给自足，悠闲自在的生活情景，从中也不难看出他逐渐宁静安逸的内心。这跟刚刚北游时有了很大的不同。

不过，顾炎武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来到山东的目的。大桑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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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丘这段时间，恰是顾炎武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随着清廷统治量的增强，他们对于汉族传统文化的接受与推广，也呈现新的局面个理智的思想者，必须将抗清复明的强烈斗志，渐渐衍化成“开拓方古之心胸”的崇高意愿。他明白，自己最应该做的，已经不再是拿起刀枪，推翻清廷，而是文化的传播。

顾炎武开始了一段“独往之踪”的文化之旅。

不论严寒酷暑、风雨雷电，顾炎武要么骑乘一匹马，要么肩荷行囊，徒步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每遇荒墟废寺、破庙遗迹，他必定会意桓良久，拂去陈年的尘土，辨认字迹，抚碑慨叹。随即又勘查史箱之失，追溯源流之故道，心潮翻滚不已。

荒途寞寞，野岭漫漫，他的脚步从未停止。

是的，文化的跋涉，只有开端，永远也没有归宿。

顾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很多地方，一边考察，一边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往来曲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

作为一个学者，顾炎武在章丘最值得称道的事当是继续完成自己的重要着作《日知录》。

他从小读书养成的习惯:有了一点心得就记下来，后来若发现有误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海查访问得到的史料，他终于编成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日知录》。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烈火，明朝的覆亡，把明代的腐朽黑暗、各种社会矛盾暴露无遗。阶级斗争造成的社会局势，猛烈地震撼着地主阶级思想界，也冲刷着顾炎武的头脑。要恢复明朝政权，看来是不现实的了。一个朝代由另一个朝代替换，犹如一个浪涛叠过另一个浪涛，改期换代的事，永远由不得谁。那么，回顾总结明朝覆亡的教训，重新巩周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秩序，繁荣经济，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这不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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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入中年的顾炎武，反省着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在战火和血泪的洗礼之后，人生的经验教训，无不化为一篇篇沉甸甸的文字。是的、悲痛、欣悦、磨砺、顺畅……一切都会随着岁月渐渐流逝，唯独人生的崇高目标不会消弭。

他勉励自己，努力站在时代思潮的高端，围绕着自己确立的重点。刻苦着书立说。这与其说是为了当下，还不如说是为了未来。呕心沥血的着作《日知录》，正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详尽地讨论了明代的积弊，并提出了立郡县、行辟举、减租赋、重积粟、垦荒田等一系列政治主张。

一开始，顾炎武就对这部巨着的内容有了三方面的设计，一是经义，二是治道，三是博闻。所谓“经义”，就是以新义诠释古经;所谓“治道”，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情况，以取得社会兴隆之法;所谓“博闻”，就是提供各种有用的知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为了对传统史书中所存在的局限和缺陷进行弥补，才不惜苦心孤诣撰写这部巨着的。

顾炎武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们说:“我平生的志与业，都倾注在这部书稿里了!”

显然是因为旷日持久地凝聚了太多的心血，对于《日知录》这部书，他显得颇为自负，认为“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自信其书之必传”，“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日知录》共有一千余条，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内容涉及经义、政事、经济、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史法、兵事、天象、术数、地理等方面，上下古今，无不论及。

后来的学者评价，就它的学术价值而言，这部书足以相抵古代中国最着名的政书“三通”--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统考》。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了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且列举了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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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衰亡的重要原因。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饱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

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败坏的原因。他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实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了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法不立，说不。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以此进行变革。

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做出了新的解影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尊贵，他们管理国家务，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谢取于民以自奉。在《日知录》中，他列举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认为应该淡化至高无上的权，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

这些，无不表现了他的民主思想。

因为有不少朋友想抄写《日知录》，康熙九年(1670)，顾炎武拿出自己的积蓄，首次刻印了《日知录》，当时只有八卷。在以后的六七年间，他不断修订补充，写成了二十余卷。他很想再刻《日知录》，却又不敢以此为定本，总觉得有一些不完善之处，需要补充。最后决定在的己绝笔之后，将此书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留给后世。

所以，直到初刻二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三十二卷的足本《日知录》，才由顾炎武的学生潘耒整理删订，在福建建阳刻印。此时，顾炎武已逝世十几年。

假如顾炎武的生命能够延长十年，也许他仍然想把《日知录》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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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延续下去，直至临终绝笔。

《日知录》，是顾炎武终其一生，悉心研究、不倦努力的学术结品。但他对自己的着作始终不说“满意”二字，总是想把它补充修改。使之更加完整。到了晚年，回顾往事，顾炎武谈及写作《日知录》的动机。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君子治学，是为了明道，为了救世。如果仅仅是吟诗作文，那是前人所说的雕虫小技，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之所以作《日知录》，是希望自己的主张有一天能够得以实施，实现天下大治。这些话，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啊……"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以后如果有雄才大略的人出现，从这部书中采纳一些有益的看法，那也就完成我的心愿了。”

后来，有人将乾嘉时代的着名诗人、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与《日知录》相提并论，赵翼自称不敢，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顾炎武的倾慕之情。整个清代，除了《文史通义》之外，最着名的三部史学专着--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及《廿二史札记》，都受到了顾炎武《日知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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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府监狱的日子，异乎李害艰难。所雇用的仆人逃散了，马骡子也不得不变卖掉。一日两餐，只能拿几文钱买烧饼填肚子，烧饼又又硬，还没有茶水。啃一口，使劲下去，呛得连连咳嗽。他的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

一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清康熙七年(1668)，正当五十六岁的顾炎武在章丘安居乐业，向着自己的理想迈进，也确实是可以做一番事业时，却又突发变故，被卷入了政治旋涡。

他与“黄培诗案”有了牵连。

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他被关进了济南府监狱。准确一点说，他是在主动向济南府投案后，被投入牢狱的。

让我们从黄培诗案说起。

黄培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十六岁的时候，他就荫袭了锦衣卫搭佥事，出入于皇帝左右，身列朝班，可谓是意气风发，一帆风顺。思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明朝的败亡，使他从社会峰巅跌落那会底层，境遇发生了颠倒。他万般无奈地回到老家即墨，过起了以韩下

第二次

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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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想到的愁苦生活，全靠诗与酒，才支撑了下来。

黄培蓄发留须，宽袍大袖，整日行吟于苍茫山海之间。亡国之痛，灵魂之伤，淤积在胸中，令人不吐不快。康熙二年(1663 )，他将自己这些年来的作品刊印了字字心血、句句凄婉的《含章馆诗集》，一共收集自己所写的诗二百八十余首，散发给亲友们。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

当《含章馆诗集》在同道中流传，被人击节赞叹时，仅以此聊作慰藉的黄培怎么也没想到，黄家老仆人的孙子、清顺治六年即墨籍进士姜元衡与黄家之间的种种恩怨矛盾，意外爆发了。爆发的导火索，竟然就是这部诗集!

姜家几代人都是黄家的家奴，跟着主人姓黄。但是入清后，黄元衡发愤读书考中进士，摇身一变当上翰林，还恢复了姜姓。不仅如此，看见黄家家道中落，为了报复，姜元衡心生歹意。他把黄培的《含章馆诗集》精心揣摩，居然揣摩出了名堂，于是摘录其中一些含有怀明诋清的章句加以分析，无限上纲。

最初，姜元衡也许只是想抓住这个把柄，向黄培敲诈，弄一些钱财。然而他估计错了。像许多正直的志士一样，黄培是决不肯受此屈辱的，不仅没将姜元衡放在眼里，反而将他戏弄了一番。

“哼，你这黄家仆人的后代，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也想来闹腾我的诗作?”

这下子可让姜元衡恼羞成怒了。他当即纠集了一些平时与黄培有嫌隙的人以及地方上的讼棍，无中生有地捏造了黄培“通海反清”的十大罪名，于康熙五年(1666)六月二十日投递于山东督抚衙门，后来又再次申诉于北京都察院。

当黄培被逮捕入狱，失去了自由时，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读书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嫉恶如仇，过于耿直刚烈，丝毫不肯融通，也不懂得保护自己。在这一点上，他与顾炎武很相似。

孰料，心底险恶的姜元衡一不做，二不休，为了置黄培于死地，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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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案件本来就是凭空捏造，毫无根据，山东巡抚刘芳躅不能不将他无罪释放。

顾炎武终于取得了胜诉。

牢狱之灾毕竟给人很大的折磨，顾炎武实在出不了这一口冤气，按照他的脾性，很想反告姜元衡诬告。但考虑到姜元衡是当朝官员，谢长吉也是一方土豪，山东地方当局不可能让姜元衡承认还告，也无法劝说他撤诉，在朋友们的劝说下，顾炎武最终只好作罢。

黄培却遭受了灭顶之灾。

康熙八年(1669)四月初一，泉城济南已呈现一片春色，飞扬的柳驾直扑人面，千佛山上树树翠绿。然而，戒备森严的刑场上，却是另一副景象，处处闪烁着阴森的刀光剑影。

被清兵押解的黄培，器宇轩昂地走进了刑场。此刻，他根本不像是一个囚犯，而像是一个豪放而浪漫的诗人。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他一路蹒跚，一路吟哦，赋诗以明志。

山东督抚宣读了圣旨。黄培起身，神色安详地向前来为他送行的顾炎武和诸位文友抱拳致意，仿佛是打算去远方做一次旅行。随即在狱卒的蛮横吆喝中，引颈就刑，时年六十六岁。

顾炎武双手掩面，泪水如注。黄培，好兄长，好朋友!你是不应该被杀害，不应该离我们而去的啊!

旁边的文友们也忍不住垂首抽噎。刑场上，顿时发出一片哭泣声。

在审讯时，很有骨气的黄培，宁可自己遭受皮肉之苦，也誓死保护顾炎武，咬紧牙关，自始至终坚称自己没有见过顾炎武。审讯官用铁棍也撬不开他的牙齿，一筹莫展。

即墨的其他人证，抱定宗旨，纷纷声称从未见过此人，更不知道顾宁人究竟是何人。

顾炎武与他们相配合，声称自己没有到过即墨，说:“姜元衡指控贡生在即墨采集事实，如果贡生去过即墨，必定要拜会县官和乡宦，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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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元衡指出贡生拜的是哪位县官?哪些乡宦?再说姜元衡也是乡:道就没有拜他吗?”

当时已经出任知县的黄坦，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为了保全自己性命，他千方百计地与姜元衡周旋，矢口否认说:“我并不认识顾炎顾宁人，至于悼念史实，作《忠节录》，我更是一概不知。”

与此同时，他又设法阻止顾炎武的反诉。对于堂兄黄培的处境，"唯恐连累，丝毫也不愿提供援助，甚至昧着良心，暗中落井下石一名由黄培担当了，自己岂不可以解脱?

官府没有任何证据罗织顾炎武的罪名，只能迁怒于黄培。

黄培将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他心系念之的大明王朝，践证了自己的言行，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痛惜。

顾炎武比黄培略小几岁，他觉得自己与黄培，犹如与归庄一样，胆相照，亲密无间。黄培的精神气概，特别令人钦佩。他明白，黄培是为了扞卫节义而英勇赴死的，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许多朋友的生命，才献出生命的……

三

实际上，在济南牢狱之灾前，顾炎武还差一点卷到另一起着名的文字狱--“庄廷钱明史案”里。这起案件也是由于小人从中作祟造成的。侥幸的是他躲过了这一劫难。

清顺治七年(1650)，苏州、无锡、昆山等地的一些复社成员，成立了一个“惊隐诗社”，主要成员包括顾炎武、归庄、潘柽章和吴炎等人。他们以故国遗民自称，绝意仕途，相与遁迹山林。后来，顾炎武避祸北上，游历于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地，潘柽章和吴炎则开始与湖州个名叫庄廷钱的人来往密切。

庄廷钱是一个盲人，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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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一部传世史作。但是他并不通晓史事。他有一个邻居朱国桢，曾经是明朝的一位大臣，收集了很多明朝资料，准备编辑成一本书，留传给后人，可惜没有编完就病死了。庄廷钱是富户，仗着口袋里有钱，从朱国桢的后人手里购买了史稿，随即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编写成了《明史辑略》。他又十分面执，在叙述南明史事时，仍然尊奉明朝的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尚贼”“耿贼”，等等。这些，显然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做法。

潘柽章和吴炎被列名为《明史辑略》的参阅者。

顾炎武早年和庄廷钱也打过交道，但认为这个人并不怎么样，没什么内涵，也就没有跟他多来往。这本《明史辑略》他也看过，认为冗杂不足道，所以拒绝了列名其上的请求。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几年，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终于惹出了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钱已经死去多年。他的父亲还在，因为家里有钱，便买通了官府，将敲诈者的申告一一顶回。在无耻小人中，有一个因贪污罪坐过牢的前县令吴之荣，在一些小官吏的唆使下，也不断前来庄家找碴儿。他的目的自然是要敲诈钱财，但是庄家不仅没有理会他，还准备和他打官司。吴之荣一怒之下，立即将庄家私刻《明史辑略》的事情向地方官府告发了。

孰料，地方官员很庇护庄家，同样没有理会他。

吴之荣不肯就此罢休。他终究做过地方官吏，嗅觉像狗一样灵，很懂得清廷对于此类案件的态度，干脆上京城向清廷主子告发。鳌拜等辅政大臣闻听此事，很是愤怒，立即派遣钦差大臣到浙江，责令从重从快处理这个案件。

本来是一件小事，却被搞得非常复杂，牵涉面也越来越大。

清康熙二年(1663)，朝廷下令把庄家一家人连同列名于书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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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款不尽如人意，但是总算减少了麻烦，省却了一桩心事。钱，已经让他消耗了太多精力。

顾炎武决定正式离开山东。

告别山东时，他才感到分外留恋。在这里他度过了二十年岁月，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是啊，从四十五岁起初到山东，除了一两年住在外地，顾炎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山东度过的。他的足迹遍及全省各地，访问了济南、德州、曲阜、邹县、游历了泰山、灵岩、孔庙、孔林。在山东，他清楚地看到官府管理的混乱，社会风气的衰败，尤其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巧取豪夺，无端罗织罪名，株连好人;然而同时也看到了不少品行高尚。学识丰富的读书人，兢兢业业地着书立说。其中的赵士完、任唐臣、马骗、张尔岐等好几位士人，成了顾炎武的莫逆之交。从他们的身上，顾炎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顾炎武在章丘经营田产之余，潜心笔耕，纂写了读书笔记《日知录》中的大部分章节，完成了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山东部分，这终究是令人自豪的。

明代外患频仍，北方的瓦剌、鞑靼，东南的倭寇，东北的女真，总是虎视眈眈。加上民变四起，伏莽遍地，兵防成为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养兵需要钱财，钱财来自赋税，还有征调运输的劳役，都得老百姓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合理征用赋役就显得格外重要。只有百姓富足了，才能提供更多的赋役，承担养兵的重任。老百姓的收入来自农耕，而农耕往往靠天吃饭，古人预防天灾最有力的措施就是水利建设。因此，兵防、赋役、水利……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题目，成了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重点撰述的内容。

顾炎武几乎是花费了半生的心血，才撰写成这部经济地理着作。为了把书写好，他从年轻时起，认真阅读了《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总数多达数万卷，其中光地方志书就有一千多部。光读书还不够，必须进行实地调查。为了调查，他南来北往至少走了二三万里路。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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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重点研究了全国各地的农田、赋税、水利、盐、矿产、

、交通理

的疆域、关隘要塞、兵防等情况，揭露了国家徭役太重、陆脱不弊以及地主如何采用诡计，将国家的赋役转嫁到农民身上的做注。想象他是以一种何等坚韧的毅力去完成的。

根据顾炎武的统计，苏州一府的土地，大部分是官田，民田外到十五分之一。吴中农民有土地的只占十分之一，没有土地的细户面到十分之九，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农民今天交完租，明天去向地主乞贷。顾炎武在这部书中着重谈到了水利问题。他认为，初期国家指派官吏到各地去，利用农闲组织群众兴修水利，这种做注有好。但以后几十年就不再这样做了，结果造成干旱，或者河水泛滥，免及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这绝不可掉以轻心。

《天下郡国利病书》着重对民生利害做了深入研究，究其利病之所在，探其治国之得失，成为与顾炎武《日知录》同样有名的代表作。以为后人借鉴。

关于这部书稿，后来还发生了一段曲折的故事。

书稿写成后，原来由顾炎武的弟子和家人誊录抄写，书中的眉批书法，全部出自顾炎武的手笔。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病道于山西曲沃，这部手稿连同其他着作和藏书，为外甥徐乾学、徐元文所得。徐乾学从京城辞官回家，在昆山玉峰山麓修筑传是楼，收藏天下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也在收藏之列。

但，后来徐氏家道中落，传是楼的藏书随之散失。这部手稿辗转市井，后来为长洲举人黄丕烈所收藏，订为三十四册，不知什么缘故，其中的第十四册却遗失了。

手稿辗转几年，数易其主，到了清宣统元年(1909)，一个偶然的机会，昆山士绅方还、王颂文在吴湖帆父亲吴讷士的家中得赠，随即转交地方保管，藏在玉峰山东斋亭林祠内。

1917 年，昆山创建县图书馆，馆长由王颂文先生担任。《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手稿，最初藏在图书馆藏书楼内，后存放于昆山银行，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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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转移至上海金城银行保险库。

1933 年，当时的昆山县县长彭百川、图书馆长王颂文、教育局长潘凤鸣商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这部手稿，并列入《四部丛刊》三编。《四部丛刊》采用手稿影印，正是由《天下郡国利病书》开始的，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在出版时，还专门为此写了跋文，竭力推荐这部皇皇巨着的价值，认为在国难当头、民怨沸腾之际，尤其要读读顾类武先生的这部书。他感慨地说:“明朝早已灭亡，但作者所发现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在数百年后一一得到印证，他的忧虑，怎么会这样深远啊!”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时，昆山县图书馆决定将手稿由上海转移到昆山，连同其他珍贵版本装成两箱，由王颂文先生移避水乡古镇锦溪。那儿四面环水，河湖阻隔，肯定要比其他地方安全。

不久，王颂文离开锦溪，两箱书放在陆辑安先生的家里，请陆辑安妥为保管，绝不能遗失。

但是，锦溪镇不久也沦陷了。敌伪得悉有顾炎武手稿藏在古镇，曾数次派兵士搜寻。陆辑安父子将手稿秘密藏在住所的夹墙里，始终未被他们发现。日本宪兵队甚至几次住在了他们家里，多次搜寻书稿，仍然一无所获。后来，陈群任江苏省伪省长，昆山县的官吏打算捐赠顾炎武的手稿向他献媚，特地派人到锦溪再三查询，陆氏父子机智应付，一点也不肯说出秘藏之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两箱善本书终于原封不动地归还了昆山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一重要文献，并且移交南京图书馆收藏。这部书稿，被列入全国善本书目，成为南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2011 年年底，列入《顾炎武全集》，由黄珅、顾宏义教授校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炎武全集》为国家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规划项目。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而在当时，写完巨着《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来不及定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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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人，是一位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人。他的生平事迹不见于正史记载，甚至连县志、府志也只见寥寥数语。然而，其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在三晋大地几平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他少年时便参加明末反宦官的斗争，清军入关后，他隐居不出，自称居士。他与顾炎武在一起，常常密谈抗清大事，探讨学术见解。在傅山的住所松庄，他俩常常促膝相谈到深夜。

经由傅山介绍，顾炎武结识了其他一些有声望的学者。山西代州的李因笃尤其受到顾炎武钦佩。

李因笃是陕西富平县薛镇韩家村人，自幼勤学好思，聪颖过人。八岁就能写文章，十一岁应县试考取第一名，被称为神童。清军入关后，深受忠孝思想熏陶的李因笃绝意仕途，成为清政府的不合作者。十八岁时，他出外游学。此后，他遍读了张载等大家的着作，不仅在经学、史学上造诣日深，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而且精通音韵诗学。勤于实践，诗文创作直逼杜甫，为他赢得了海内盛名。

一直到今天，李因笃的家乡仍流传着这位神童的许多趣事。

有一年春节，外祖父特意为李因笃买了新衣服和花炮，亲自带着他去给老师拜年，感谢老师的辛勤教诲。老师对李因笃也十分钟爱，常和因笃作诗题对。因笃每次都对答如流，使老师非常满意。

大年初一，师生见面，自然分外高兴，免不了吟诗作对。老师见李因笃身穿蓝色缎袍，彬彬有礼，天真可爱，开玩笑似的说出了上联:三尺天蓝缎”。

吟罢，老师和外祖父都注视着小因笃，看他有如何反应。

李因笃抬起头，转动一下黑溜溜的大眼睛，想起刚才路过薛镇时。药店广告牌上的药名，随即对上了下联:“六味地黄丸”。

外祖父和老师哈哈大笑，连声称赞:“好，好，对得好。

这时候，恰好师母上楼。老师闻声，再出一联:“登楼望南北”。李因笃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炒黄豆，一边“咯嘣咯嘣”往嘴里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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诣也各有千秋。于是，两人忘记了年龄上的落差，经常促膝谈心，共同探讨学问，显得十分热络。

从山东来到山西，顾炎武的生活环境又发生了不少变化，很多事要从头做起。他渴望着结识更多朋友，深入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与现实。到了代州后，与这位“为呵斗极回，含吐黄河涨。上论周汉初，规模迭开创”的关中名士相识相交，他觉得非常欣慰，甚至在诗中写下了“可惬平生望”这样的句子。

李因笃也对他们的订交欣慰不已，赋诗盛赞亭林先生“独树三吴帜。旁窥两汉涛。经邦筹利病，好古博风雅”，并非出于客套，而是发自肺腑的敬仰与赞赏。

这一年的秋天，李因笃与顾炎武携手同游关中。一路上，他们领略了潼关古城风姿、西岳华山天险，考察了华阴，充分感受到了这里“有高屋建瓴之便”的独特地理。

崇祯十七年(1644)夏天，明朝覆亡以后，宫中太监范养民便进入华山，做了道士。他在那儿修建了一座名为“复庵”的庐舍。一个“复”字，透显出他怀念明朝、不肯归附清朝的心迹。

投宿复庵时，顾炎武有机会和范养民促膝长谈。当他了解到这些史实后，十分崇敬范养民的品德，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复庵记》。这，成为他的散文名篇。

范养民为什么要徒步到华山当道士?为什么在数年后才能造屋，而且造在华山最高峰的西峰之左，还要取名为“复庵”?顾炎武在逐步深入的求解中，找到了答案，范养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士，他其实是另有寄托啊!

范养民原为东宫伴读，甲申事变以后，听说东宫西去，便弃家走到关中，以尽职责。无奈东宫不知所终，只好沦落为道士。等待数年以后，热切的行动渐渐化作冷静的思考，快速尽责的激情转为长期缓图的耐力。所以，他才在清廷王化不及之地、道教财务登记例外之所，又是一个很适合遗民身份的环境里，隐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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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在思考什么问题呢?

当顾炎武住宿在复庵，清早起床，开门四望的时候，对范养民数年的苦心经营恍然大悟。唯有在这时候，当他把雷首山、绵上山、太行山、碣石山一一排列眼前，把伯夷、叔齐的故事，介子推的故事，自己曾经十谒明陵的故事，一一落实其间时，他的《复庵记》的字里行间。便弥漫起了一种坚韧的民族气节和崇高之志。是啊，只有范养民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知己啊!

顾炎武不由感慨道:“后来的君子们登临华山，可千万不要忘记范养民君的志气啊!"

告别范养民，他们又经过骊山来到西安，渡过渭河，在富平李因笃家稍作停留休整，又一起去游览了乾陵。

随即，又去周至县拜访了李颙

李颙在理学上很有造诣，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常州知府骆钟麟曾经拜李颙为师，专门请他南下，访问道南书院，并且在那儿讲学，以满足当地学者的期望。李颙去了，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所到的地方学者云集，造成很大的轰动。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荐举博学鸿儒，李颙也名列其中。他却声称自己病得厉害，不愿意前去应试，硬是被人抬到省里，他连水都喝不到嘴里，官府拿他无奈何，这才准予回去。

从此，李颙闭门锁户，不跟任何人来往。

然而，听说昆山顾炎武来了，他赶快出门迎接。或许是心急，他倒拖着鞋屣就往外跑:“久仰，久仰。亭林先生光临寒舍，快入座!"

“二曲先生，你才是我仰慕的学者啊!多亏了子德，是他把我引到这儿，来拜访先生……”

“亭林先生的《日知录》何时付梓?"

“刚刚杀青。不过,”顾炎武踌躇一下，“付梓的事，还在筹划之中，眼下说不准是什么时候……"

“但望早日拜读，一饱眼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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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难良朋节，扶危烈士情。平居高独行，此去为同盟。抚剑来燕市，扬鞭走易京。黄埃随马涨，黑水系船横。救宋裳未裹，囚梁狱未成。

在北游的这些年间，顾炎武不知道与多少人相识相交。然而，闻听顾炎武入狱，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犹豫着，不敢或不愿伸出援助之手。真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顾炎武在诗句中说，只有你李因笃。像春秋时墨子闻楚攻宋那样，不顾长途跋涉和劳累，赶来搭救。现在虽然说我仍身陷狱中，但是由于你和其他好友的努力，却始终没有定案，从而留下了雪冤出狱的生机。诗的每字每句都充溢着真挚的感情。

二

李因笃与顾炎武合作得最成功的，终究还是约集了二十多人，在雁门关以北、五台山以东的地方垦荒。

五台山不愧为佛国之都，位于腹地的台怀镇，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寺庙。从汉明帝时代开始，历代都有寺庙在新建和修缮。居住着和尚的青庙与居住着喇嘛的黄庙，在大小山峰错落有致。杨林街上时常可以看见身穿绦红色袈裟的僧人走过，殿宇奇伟、精舍飞翠的古刹内时时传出深沉悠长的诵经声。

但，顾炎武对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始终保持距离。何况，他如今根本顾不上这些。

虽然已是花甲之年，身体也不太好，然而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境况，积累开垦荒地的经验，以实现远大的目标，顾炎武在借贷资金、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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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而山西作为京师屏蔽的作用，也由此可见。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对山西地理形势也有重要的论断:“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他还列举了历史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故西伯截黎，而殷人恐矣……”

无论是在山东立国，还是以关中取天下，山西的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都已经能看清楚，在雁北垦殖的顾炎武。并不是真的想务农，成为种植富户。在那个时候，形势也已摆明，没有必要为抗清斗争积聚资金了。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还能够享有多少岁 月?还能够做多少想做的事业?那么，该失去的就让它失去，用自己的长处，写几本好书，给后人留点有益的东西吧!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顾炎武决不放弃坚守了多年的理想。陪伴他漫漫文化苦旅的，是一马一骡和行囊中的许多书籍，是孤独、清寂、困乏。当然还有坚不可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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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干章，尽伐之以充改造之用，庙未成而木尽矣……怆然有感，乃作是诗。”读过序言，便可以知道后土祠大体的沿革变化，给人以沧海桑田

之感，序末“庙未成而木尽矣”一句，尤其令人调怅。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经略天下、还胞中原的战略要地，这与其“表里山河”的地理形势有关。顾炎武北游的二十多年间，足迹遍布山西各

证。顾炎武对山西地理形势有着深入而具体的认识。 地，每至一地，首先考察当地山川险要，关隘要塞，与文献记载相互印

且看他对山西地理形势的论述:

山右凡八都，惟乎阳称区，而省治力在太原，何哉?盖太原北控代、期，可以坐刺夷房:东离攀载仅十合，日月之光，雨露之润，实所先被。且山河雄速，原野沃街、风气既厚，道理适均，故省会设看……

本朝混一六合，控制四亮，建进卫以百数，而北境为要。北境东起辽海，西尽玉门关，宿重英老队十数，而山劳以大同、三关为要。查其地东连上春，与紫荆，居腐接球，实京师之屏蔽

统论山西之疆理大势，蓝以大同为蓬笑，以三关为门户以肯岌一带为庭除，以落省诸都县为堂室，是故大同以找为守，择要而屯兵，所以壮藩羹也;诸天以守待战，画地而联戍，所以困门户也;又于奇灵一带，振放坐筹，随窒慎困，以全内障，则庭除亦有备，而室室可以无虞矣。

(顾炎武《学城志·山西》)

前半段，他分析了太原作为山西省会的缘由，尽管它的规模不如平阳，然而在山川地理、人文民风乃至战略地位等方面，更有明显优势。后半段，则从军事的角度论述了山西的地理形势，他把大同作为落篱，把三关作为门户，把尚岚-带作为庭除，把嘉省诸郡县作为堂室，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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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年人，正远远地朝自己露出笑意。看他那副南人装束和风尘仆仆的模样，就知道他是顾炎武。

傅山忙双手作揖，笑道:“是亭林先生啊，久仰，久仰!远道而来，

辛苦了!”

顾炎武回礼道:“我早就想来拜访青主先生，今天总算如愿以偿。松庄，真是一个好去处啊!"

顾炎武那时正栖居于曲沃的绦山书院。那里殿宇轩敞，环境清幽，还有远近闻名的文昌阁，被誉为三晋人文荟萃之地。从曲沃到太原，有六百多里路，且山岭起伏，顾炎武行行走走，沿途拜访朋友、欣赏名胜，行走了十几天，才到达松庄。

五十八岁的傅山，忙把比自己年少七岁的顾炎武迎进窑洞。

两人坐在土炕上，一边品茗，一边畅谈。尽管是第一次见面，却仿佛久违的老朋友。顾炎武说:“青主先生我心仪已久，一直期待着与你切磋学问，吟诗作赋。来到松庄，真是有太多的话要说啊!"

“先生谦虚了。我比你虚度几岁，可是论学问还是你高超啊。何况。我们都是日月相照……”

顾炎武听出了他的含意，随即用手指蘸着茶水，在炕桌上缓缓写了一个“明”字，说道:“日月相照……心事难平啊!”

傅青主看见了这个“明”字，又抬起头，注视着顾炎武，发觉顾炎武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不由得也激动起来。他突然想起什么，忙取出自己写的一副对联，徐徐展开。

顾炎武一看，是傅山酣畅淋漓的墨迹:

日上山红赤县灵金三剑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

上下联首字“日”“月”，合起来就是一个“明”字。“真人心印一珠明”，又一次点出了“明”字!顾炎武看懂了对联的深意，不由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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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字，是他自己书写的。傅山医术高明，却常常不肯随俗，一些病人总是请不到他。然而，他有一个啫好，喜欢看花。于是人们想出一个点子，把病人放在花木寺观中，让傅山去寺观看花。闻听病人叫吟，僧人马上告诉他，那病人是羁旅于此，无力延医。傅山一听，毫不犹像立即为他诊治，竟无不应手而愈。

作为医家，傅山很有骨气，公开声明不给“胡人”和官僚“奴人”治病，却很乐意为百姓治病。他手里的偏方很多，常常是花钱少、疗效快，被人们称为“神医”。

当地有一些人患肝炎，他除了对症下药外，建议他们多吃窑院西瓜，说西瓜是“白虎汤”，本身就是一味好药，可以利尿、解热、治疗肝炎。听了他的话照着做，肝炎真的减轻了许多。

晚年，清廷举博学鸿词科，想让傅山免试而任内阁中书。很多朋友钦佩他的学问，纷纷上门来，劝说他接受这个任命。阳曲县知县戴梦熊还亲自准备了驴车，为他送行。傅山与戴梦熊交往比较密切，假如自己不肯赴京，肯定会让这位地方官很难堪。无奈中，只得在两个孙子的陪同下，“黾勉就道”。

然而，从内心说，他依然不打算参加考试。走到半途中，他声称身体不舒服，停留在崇文门外的一座荒寺里，迟迟不肯前行。在那儿，他还写了一首以死亡为主题的诗。不少人闻讯，特地赶到寺庙来看望他。竟让寺庙变得热闹起来。

但，傅山的脚步，终究还是踏进了北京城。

且让我们借助于晋剧《傅山进京》，来还原当年傅山与康熙面对面交锋的情景。

康熙故意示好，不考试就授予傅山官职。谁知，傅山并不领情，他既不称臣，更不下跪，让满朝文武乃至皇帝都非常没面子。

傅山:(唱)我只拜祖先师长圣贤与天地!玄烨:(唱)朕天子神威岂容你怠慢侵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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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唱)可杀不可辱，宁死腰不弯。玄烨:(唱)天子不轻怒，一怒起雷霆!薄山:(唱)志已抱定。玄炉:(唱)假戏真做。薄山:(唱)神气闲。

玄烨:(唱)朕把弦绷得紧!傅山:相对视。玄烨:锋与针。

傅山:熊熊烈火见真金!玄烨:熊熊烈火试真金!

众官员:傅中书，我的活祖宗，你就跪了吧。

……

傅山在午门前，已有这样的一段唱词:

慨明室鄙视士人如猪犬，多少被当众廷杖血斑斑。正气荡然奴物长，白蚁猖獗大厦坍。明亡于奴非于满，故都啊，风雨中你见证自古奴物毁江山!

他毫不畏惧地张扬着强烈的个性，即使是在皇气逼人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舞台上，只见一片跪着的大臣的背影，唯有傅山与康熙对峙着，这样的场面，不能不令人震撼。

终于，傅山借身体患病而且越来越严重为理由，推托掉了任命，很快返回山西老家。

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书法家，傅山写给山西忻州知州魏一鳌的十二条屏，是他书法艺术极其重要的作品，流传至今。其中专门谈到了椒山先生杨继盛。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一生所做最震撼人的事，是死劾严嵩。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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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的人物。除了落王，谁不害怕严满?杨继盛却发誓要扳倒这个奸臣。他用一种特别的弹劾方式--死劲。死劲可不是好方法，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麻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弹劾的结果他也很清楚;严满的通告，锦衣卫的拷打、牢狱的关押以及行刑人的大刀。果然，他先被打入牢房，廷杖一百。

行刑前，有一位同僚非常同情杨继盛的境遇，送给他一副蚋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杨继盛却回答说:"我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夜半时分，他用碎碗片割去腿上的腐肉，连带到筋脉，就咬牙截断。在一旁的狱卒掌灯察看，差点儿昏厥过去。

尽管傅山对杨继盛的学术保留自己的看法，却十分欣赏他的为人与精神气概。

傅山一生喜爱《汉书》，却并非出于严格的家教，而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了一场以东方朔故事为题材的戏《金门记》以后，引发了对《汉书·东方朔传》的浓厚兴趣，并由此开始，读完全书，反复读之，爱不释手，成年后还编了一部索引式的《两汉书人姓名韵》

作为学者，傅山认为“志气不可空抱”，有志气、有学问，“始成得一佳士”。他主张读书既要“博综”，又要“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打得破时，便处处皆融”。他说，读书是洒脱一番，长进一番，如果只在注脚中讨分晓，这就是钻故纸堆，就成为一条蠹鱼了。他的讲学，突破了宋明理学家教训人的语录形式，也否定了理学家封建的道德观念。这跟顾炎武在做学问时反对坐而论道、空谈心性，提倡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有很多共同之处。

后来，傅山出家做了道士。他黄冠朱衣，自号“朱衣道人”“酒肉道人”“石道人”。但他并非不问世事，而是利用这种特殊的身份，通过行医等方式，做一些抗清的联络工作。

顺治六年(1649)，薛宗周、王如金响应大同姜壤起义，举义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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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实的《汾二子传)，到处抄写送人。 性我原晋词有道说中确道。事过不久，傅山就不怕忌讳，写了记，

尽管傅山是道上的身份，顺治十一年(1654)，他还是由于反请的

服名，被投进了监狱。

说起来，博山入狱，也有点奇特。

这一年，南明王朝一位名叫宋濂的总兵准备在晋豫边境起事，起事之前，秘密地会见了傅山两次。哪儿想到，宋濂这家伙不仅起事不成戴辉被抓，还没有骨气，竟供出了与傅山联系的事情。傅山因此被清廷关进了监狱。但他毕竟头脑清醒，在狱中，一口咬定自己仅仅是一个出

家人，根本不关心时事。

傅山的口供笔录说:

玫年，有个姓宋的从宁夏来，在汾州拜了山几次，欲求见面。山闻得人说他在汾州打吓人，不是好人，因拒绝他，不曾见面。后十年十月十三日，又个书来送礼，说宁夏孙都堂公子有病，请山看病。山说:孙都堂在山西作官，我曾与他治过病。他岂无家人，因何使你来请?书也不曾拆，礼童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他骂的走了。彼时布政司魏经历正来求药方，在坐亲见。

(《傅山全书》第七册)

傅山一口咬定，前些时候，确实是有一个姓宋的人来拜访，可是听说这人不是一个好人，所以两次都没见他。清廷找不到证据，拿他没辙。恰好这时候，宋濂被处死了，一下子更是死无对证。

当时审理案件的很多官员，都是明朝遗臣，很同情傅山的遭遇，有意庇护他，案件就这么拖了下来。

然而，清廷很想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对傅山的迫害来震慑士林，以提振声威，所以还是对他严刑拷问，毫不怜悯。傅山在监狱里所遭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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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楚，自不待说。

在傅山入狱后，清王朝内的汉族官员开始上下活动，为他开脱罪责。当朋友和门人商议营救之策时，傅山的母亲却说:“道人儿应有今

日事，不必救也!"

她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母亲，知道清政府不会将傅山怎么样的。果然，清政府很快发觉，傅山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惩治傅山，社会影响实在太大，终于将他无罪释放了。

在蹲了两年大狱之后，傅山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却丝毫也不觉得高兴，反而认为自己没有英勇就义，显得有点儿惭愧。他写下诗句说:“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

二

顾炎武在松庄，与傅山一见如故。两人夜夜抵足而眠，白天就结伴去河边散步。除了谈论天下的兴亡、国事的变化，还有更多的人生和学问方面的话题。真可谓相见恨晚!

确实，他们之间有着很多的精神共鸣。不仅都非常看重民族大义和操守气节，而且都有广博学问，对于“经世致用”之学身体力行，而音韵、训诂、考据之学也都十分精通，吟诗赋文更是行家里手。傅山着有《霜红龛集》，内中不少篇章触犯清廷，攻击缙绅，在当时无法刊印，顾炎武读后十分欣赏。

这一切，使两个孤独的灵魂在茫茫黑夜里撞击出思想的火花，且相互会合。两人在一起，每天都有谈不完的话题，诗歌的互相赠答更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临风吹短笛，刷雪荷长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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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去肱频折，愁深口自城。相逢江上客，有泪湿青衫。

(顾炎武《赠傅处士山》)

顾炎武说自己访问傅山，是为了探寻复明的梦。傅山过着荷铲掘雪的清贫生活，却“临风吹笛”，精神奇崛;老来，我们都屡遭挫折，愁苦深积，但是在文网严酷的今天，只能自缄其口;在这里相逢，得遇知音，不禁泪湿青衫!傅山读了这首诗，心情无比激动，立刻步原韵和了一首:

好音无一字，文采会贲岩。正选高松坐，全忘小草镵。天涯之子遇，真气不吾缄。秘读朝陵记，臣躬汗浃衫。

(傅山《顾子宁人赠诗随复报之如韵》)

他说，抗清复明的好消息一个字都没有，我们只有以文采相会，观察局势的发展。我正在物色能够经得起风霜严寒的高山之松，却偏偏天下多是奴颜婢膝的小草。我们虽然远隔天涯，一旦相遇，便尽吐肺腑之言;而今我又秘读了你的《朝陵记》，为你的气节深深感动，同时自愧得汗流浃背!《朝陵记》，是一年前顾炎武在北京谒明崇祯思陵时所写的文章。他对明朝的覆亡极尽叹惋之情，然而，在目前情势下，只有最可靠的知已才可出示，秘读。

学者的心，随着彼此相近的见解、互敬互佩的志趣而靠拢。充溢着深沉情感的诗，更使之渐渐融会。曾经有过的相同的梦，虽然悲壮地破

想，新的真气……

灭，令人叹息怅惘，不复血脉责张，然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有新的梦

顾炎武在松庄与傅山相聚了不到一个月，便又踏上了北游的旅程。

2022-12-08 19: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