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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的思想界沉闷而僵化,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的经注作为标准答案，致使朱子学风磨一时，并且走向了极端，士子们一味死记硬背,人云亦云，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明清之际的文史大家张岱对这种状况深恶痛绝,用辛辣的文笔抨击科举八股的流弊:“我明自高皇帝开国,与刘青田(刘基)定为八股文字,专精亶力,一题人手,全于心灵、筋脉、声口、骨节中揣摩刻画，较之各样文体,此为最难。三场取士，又专注头场。二百八十二年以来,英雄豪杰埋没于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此固场屋中之通病也……李卓吾曰:吾熟读烂时文百余首,进场时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此虽戏言,委是实录。”①

张岱引用李贽的“戏言”，确实是“实录”。李贽自幼浸淫于儒家经典中，先读《易经》、《礼经》，后来改读《尚书》，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试中举。他自嘲为“竟以《尚书》窃禄”,并用轻蔑的语气自述“窃禄”的过程:“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日,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如此率真的自白,嘲讽僵化死板的科举考试,深得名士张岱的激赏,引入他的《石匮书》,读来真是痛快淋漓!不过张岱忽略了最要紧的一句“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流露出对儒家经典以及朱熹传注的不满情绪。

① (明)张岱:《石匮书》卷二百六《文苑列传总论》。② (明)李贽:《焚书》卷三《卓吾论略(滇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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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阳明先生的观点迪一步发挥,大胆地喊出，千百年来之所以无是非可言,原因就在于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于是平,一场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了一个时代,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

陈献章:“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1.“江门心学”的怀疑精神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宋明理学令人望而生畏,太多的概念、术语,含义难以捉摸，当时人的行文与言说方式，也与今人相去甚远。因此，愿意阅读这类文章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有鉴于此，我想用浅近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尽量跳出玄虚的窠臼。

陈献章的学问,被后人称为“江门心学”,博大精深,我认为最值得称道的是怀疑精神。他的至理名言传诵至今，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通俗易懂的话:“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这段话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他所说的“疑”，无论是“小疑”还是“大疑”，指向十分明确:儒家圣贤和儒家经典。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不敢怀疑圣贤，不敢怀疑经典，就不可能有“觉悟”，也不可能有“长进”。在思想因官方钳制而日趋僵化的时代,这样直抒胸臆的言论弥足珍贵。

①(明)陈献章:《与张廷实主事》，《陈白沙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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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振聋发聩,使得无数沉迷于死记硬背圣贤语录而无自觉思想的士子们番然醒悟。

这一段文字,是他与弟子张诩(字廷实)讨论“学诗”书信中的话,故而前面几句说:“半江改稿,出窠臼,可喜。学诗至此,又长一格矣。”在这段话的后面,他强调“凡学皆然,不止学诗”,可见他是就学问的一般规律与境界而言的,并不仅仅限于“学诗”。

陈献章能够取得这样的""觉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不断的挫折与探索，才渐人佳境的。他回顾道:“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汨没于声利、支离于枇糠者盖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吴与弼)游,然后益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而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坐小庐山十余年间,履迹不逾于户阈。俯焉孳孳以求,少进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于孔子。盖未始须臾忘也。”中显然，师从着名的儒学大师吴与弼,并没有破解求学的迷惘,博览群书也没有领悟学问的真谛,真正奏效的是静坐中的思考。他的另一段自述，讲得更为清楚:“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

他说得非常清楚，对于心学真谛的觉悟，对于“学贵知疑”的觉悟，

①(明)陈献章:《龙岗书院记》《陈白沙集》卷一。亦见陈献章《白沙先生至言》卷二。② (明)陈献章:《白沙先生至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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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疑刚小进,大疑则大进"的觉悟,是在静坐思考中得来的，即所谓静坐自得，就是他向门生反复强调的:“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中因此他最重视“自得”二字,追求自己的心得,不人云亦云。在他看来，“学贵自得，荀自得之，则古人之言我之言也。”@他批评当时的学者不求自得的倾向，说:“今世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心他所写的《道学传序》有一段批判后学者的文字:“夫子之学非后世人所谓学,后之学者记诵而已耳,词章而已耳……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今是编也,采诸儒行事之迹与其论着之言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他认为后世之学与孔子之学相去甚远，因为后世学者只知背诵词章，抛弃了内核，在他们嘴里的六经变成了槽粕，研究经学无异于玩物丧志。所以他主张为学之道，最要紧的是“求诸吾心”，“以我观书”，而不要“以书博我”。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他高唱“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深意了。毫无疑问，臻于这种境界,和他拒绝仕进、隐居静坐的生涯，有着很大的关系。

2,“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

陈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人，世居白沙里，人称白沙先生。正统十二年(1447),二十岁时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乙榜,得以进入国子监。

中(明)陈献章:《与贺克恭黄门》《陈白沙集》卷二

@ 《明)张羽:《陈白沙先生行状》,《陈白沙集》卷末(附录》。·《明)陈献章:《白沙先生至宫》卷二。

④《明)陈献章:《道学传序》,《陈白沙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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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五年(1454),二十七岁时师从吴与弼。康斋先生性格严毅,学者来问,大多不答,唯独优遇陈献章,问答讲求夜以继日。但是白沙先生并不满意,因为“未知人处”。半年以后离去，放弃举子事业，杜门不出，专心致志探求“学贵自得”方法。每天都埋首于书册,寻寻觅觅,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用功过度，几乎病倒,仍然没有“自得”--找不到“此心”与“此理”可以“凑泊吻合”的境界。于是构筑阳春台,每天在其中静坐思考。终于有一天豁然顿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自信地感叹道:“道在是矣!”①后来他每每告诫来向他求学的士人，希望他们在静坐中养出端倪来，完全是自己的经验之谈。邓元锡评论道:“学自宋南渡来,以穷理、居敬为二门。而穷理者颇役心于载籍,专

文析辞为致精;其居敬者又以心操心，以念克念，以用心失之者恒众也。

公甫实始求之静,求之一，舍繁求约,舍难求易，而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无欲为至。其用力以勿忘勿助之间,纤毫人力不着,为天则也。”@

成化三年(1467),他再度重游太学，国子监祭酒邢让要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他应声赋诗一首:

能饥谋艺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负奇气,万丈摩青苍。梦寐见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示我入德方。义利分两途，析之极毫芒。圣学信匪难，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养,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词固枇糠。……迩来十六载,灭迹声利场。闭门事探讨，蜕俗如驱羊。隐几一室内,兀兀同坐忘。那知颠沛中,此志竟莫强。譬如济巨川,中道夺我航。顾兹一身小,所系乃纲常。枢纽在方

①(明)耿定向:《白沙先生传》《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三。② (明) 邓元锡:《白沙先生》,《皇明书》卷三十五《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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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操舍决存亡。胡为漫役役，斫丧良可伤。愿言各努力，大海终回狂。四

就诗论诗，并没有多少诗意,他的诗大多想阐明哲理--为学之道,比如喜欢用“鸢飞鱼跃”的意象来说明“贵自得”，“正在勿忘勿助之间,便是鸢飞鱼跃”。写给弟子湛若水的诗曰:“君若问鸢鱼，鸢色体本虚。我拈言外意，六籍也无书。”@这首诗也是如此，所要宣扬的是"道德乃青腴,文词固枇糠”,有鉴于此,他自己“迩来十六载,灭迹声利场。闭门事探讨，蜕俗如驱羊"。他一向批评学者只知记诵词章，使得六经沦为糟粕,未免玩物丧志,因为他们不懂得“求诸心”，一味“求之书”。而为学之道的真谛，“非得之书,得自我”。邢让深知其中三昧，对这首诗大为赞赏:“龟山先生不如也,真儒复出矣!”@焦点不在诗的本身，而是“真儒复出”。陈献章就此名震京师，名士罗伦、庄昶与之结为道学之交。户科给事中贺钦听他论学,叹道:“至性不显,宝藏犹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为用?”即日辞官而去，执弟子礼。贺钦告别白沙后，回归家乡，日夜读书，随事体验，不得要领。陈白沙写信指点，他的那句传世名言--“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就是致贺钦信的原话。进士姜麟专程前往白沙，谒见陈先生,事后对人说:“吾阅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视听言动者,殆非人也。”连声称赞:“活孟子,活孟子!”⑤

出于对这位“活孟子”的敬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先后向朝廷推荐,希望仿照当年礼聘吴与弼的先例起用陈献章。吏部的官僚不以为然,打起了官腔:陈献章不过是“听选监生”,并非隐士,如

① (明)郑晓:《哈林检讨陈公》,《皇明名臣记》卷十九。②(明) 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七十二《道学·陈献章》①(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三《白沙陈先生传》④ (明)郑晓:《给事中贺公》《皇明名臣记》卷十九。⑤ (明)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七十二《道学·陈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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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起用,必须经过吏部的考试。殊不知陈献章微学问不是为了当官，当即以旧疾发作为借口婉言谢绝。为此写了情真意初的奏礼,向怪带”感切终养”,让人们看到了白沙先生富有感情的另一面:

臣父陈琮年二十七而弃养，臣母二十四西寡居,臣遗腹之子也。方臣动时，无岁不病,至于九龄,以乳代晚。非母之仁。臣委于沟壑久矣。臣生五十有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以母恩无以为报，而臣母以守节,应例为有司所白，已蒙圣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思厚德，又出于寻常万万也。顾臣母以贫贱早寡，俯仰无聊，殷忧成疾,老而弥剧。使臣远客异乡,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优老母，年来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惟隆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诚体万物……察臣初年愿仕之心，悯臣久病思亲不能自己之念，乞敕吏部放臣暂归田里，日就医药，奉侍老母，以穷余年。①皇帝同意他的请求，授予他翰林院检讨的头衔,要他在“亲终疾愈”之后，“仍来供职”。此后虽然不断有人推荐，他始终隐居不出。可见他的辞官并非矫情，确实是不愿进人仕途，终其一生都在践履自己的信念:“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在他看来，熙熙攘攘你争我斗的官场，无法清静，当然养不出“学贵自得”的端倪来。

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十日,在一片虚寂中,陈献章安然病逝,享年七十三岁。死前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在弟子扶掖下，焚香礼拜，向北面五拜三叩头，说:“吾辞吾君。”然后作诗一首;

①(明)陈献章:《乞终养疏》《陈白沙集》卷一。

② (明)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七十二《道学·陈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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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仙终被谤，托佛岂多修。弄艇沧溟月，闻歌碧玉楼。

他对弟子说:“吾以此辞世。”七月二十一曰,葬于圭峰之麓、辛向之原。参加葬礼的有几千人。十一月十二日,改葬于皂帽峰下。①

白沙先生的思想学说，很长一段时间为政界学界主流人士所不屑，张岱为他立传,在文末道出了其中缘由:“《石匮书》曰:予读国史载献章之学,无以逾人,岭海宿学有仕于朝者,皆不之许。献章授官之后，称病不谢而去。途中拥驺从别义槊,扬扬得意,闻者笑耻。疑而不信，取献章所着书读之,而后知献章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古人举动，亡也久矣，末世耳目,宜自异也。所谓岭海宿学,谓丘耶。”当然对陈献章不屑一顾的并不仅仅只有丘一人。直到万历年间，朝廷批准他从祀孔庙,争议才告一段落。

万历十二年(1584),耿定向为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孔庙所写的奏疏，给予陈献章高度评价:“当训诂汩溺之余,名理棼呶之日，而学以静观默识为务，以致虚立本为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坚直明懿之履，抑可谓醇乎醇者矣。昭代学术知反约而求诸心，不为口耳支离之骛者，实其开先也。”@确实,陈献章的贡献就在于开一代风气之先。万历十三年(1585),皇帝下达诏书:批准陈献章从祀孔子庙庭，称先儒陈子，赐谥号文恭。聚讼纷纭多年的公案终于有了定论。门人林俊对先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其立志甚专，向道甚勇,涵养甚熟,德器粹完,脱落清洒,独超造物牢笼之外，而寓言寄兴于风烟水月之间,盖有舞雩陋巷之风焉。”其中“独超造物牢笼之外”，堪称传神之笔，与耿定向的开风气之先的论

① 参见湛若水:《明故翰林院检讨白沙陈先生改葬墓碑铭》，《陈白沙集》卷末《附录》。② (明)张岱:《石匮书》卷二百一(儒林列传·陈献章》。

③ (明)耿定向:《议从祀疏(甲申左院草)》《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二。④ (明)焦竑:《翰林检讨陈公》《熙朝名臣实录》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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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耳目之间,陈迹之上。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总是闲也。”深得乃师“学贵自得”的真谛,后人评曰:“(林)光之学,务自

得，故其体验独有卓见若此。”①

李承箕,字世卿,成化中乡试中举，放弃会试，投奔陈献章。当时白沙先生以心学名重天下,反对者讥刺其近于禅学。陈章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为毁者有曰:自立门户者是流于禅学者，甚者则曰“宴人率人于伪者’。姑以迹之近似者言。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后之学孔氏者则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然后圣可学而至矣。所渭"自立门户者’,非此类欤?佛氏教人曰“静坐’,吾儒亦曰'静坐”;曰“惺惺’,吾儒亦曰"惺惺’。调息近于数息,定力有似禅定。所谓"流于禅学者’,非此类欤?”李承箕对陈献章心悦诚服,不远千里前往谒见。先生大喜曰:“吾与子神交久矣。”两人形影不离,登临吊古,赋诗染翰。投壶饮酒，从不谈及为学之方。日子久了，李承箕恍然大悟说:“箕得之矣，凡学以言传非真传也，其有目击而道存者乎?”告别之日，先生赠诗一首:

上上昆仑峰，诸山高几重?望望沧溟波，百川大几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穷多少?不如两置之,直于了处了。

李承箕领悟了诗中的微言大义,回到家乡,每天端坐一室,洗涤身心,径造本真。有人劝他着书立说，他回答得很妙:“近世笺注繁芜,郢书燕说,鼎沸丝棼,思一铲去之,而更推波助澜耶!”

Φ (明)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七十四《道学·林光》② (明)陈献章:《白沙先生至言》卷四。

② (明)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七十四《道学·李承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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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王守仁,字伯安,因筑阳明洞讲学而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黄宗羲对于这位余姚同乡前辈是推崇备至的:

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偶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迷朱耳……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明确指出他不同于前人之处，不再“习熟先懦之成说”，不再“述朱”--重复朱熹的成说，延续了“古来之学脉”。但是他写的《姚江学案》，似乎刻意回避这样一个问题:王阳明死后，他的学说何以被朝廷定为“伪学”、“邪说”?难道仅仅是“致良知”"人人有个作圣之路”?为什么嘉靖皇帝要指责他“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关注他思想中锋芒毕露的另一面。

1.“学贵得之心”

若要开掘阳明思想锋芒毕露的一面，我以为最应该关注的是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的两段话。一段是;

①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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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李孔子可得而私也。

另一段是:

夫学费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老乎!中

这两段话，气魄宏伟而又逻辑严密,极具震撼力与说服力。以笔者读史所得,在王守仁的前辈抑或同时代人中,难以看到这样锋芒犀利的言辞。其可贵之处就在于,敢于向孔子和朱子大声说不。在朱熹思想成为钦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挣脱无形的网罗，强调无论求学还是求道，都应出于自己的心得，独立思考，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也不要以朱子的是非为是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有必要铺叙来龙去脉。《答罗整庵少宰书》是阳明对朋友罗钦顺《与王阳明书》的答复。罗氏写于正德十五年(1520)夏的书信，是平心静气的学术探讨，与后来桂萼之流的攻讦诬陷截然不同。罗氏《与王阳明书》是对王氏所着《大学古本》与《朱子晚年定论》的学术性商榷。既然是商榷，语气自然客客气气:“昨拜书后一日，始获奉领所惠(大学古本》、《朱子晚年定论》二编,珍感珍感!某无似，往在南都,尝蒙诲益,第苦多病,怯于话言,未克倾吐所怀,以求归于一,是恒用

①(明)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二《语录二·传习录中》。按:王阳明的着述，由门人徐爱、群侃,钱德洪，王辙等陆续刊刻成单行本。隆庆六年，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把单行本合

书》之集部别集类。

并，刊刻全集，仿照《朱子全书》之例,定名为(王文成全书》。乾隆时，此书收入《钦定四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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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

抵触，阳明受到许多批评,他编写此书主要是针对这些批评做出的反应。陈氏说:“王阳明的处境一定非常艰苦。一方面为了减少敌意，另一方面为了使他自己的理论从朱熹嘴里说出来，他从朱熹写给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每封信选取一段……于 1518: 年用以上书名刊行。试图证明朱惠晚年改变了立场并采取了王阳明所提倡的观点。这些选摘是任意的，并且多数是断章取义的。”@杜维明则认为:“阳明努力阚明他的新思想,其实并不与朱熹晚年定论相抵触,这是出于他力求与这位宋代大师的精神取向相一致的内心渴求,而不是出于一个实用的目的:取悦于同辈中的多数学者、官员，他们都是朱熹的追随者。”②

这些解释都有根据，也言之成理。不过王阳明本人并不就事论事。立论更为高远，这就是他在答复罗钦顺的质疑时，所强调的基本立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这是他的思想宣言，也是他始终坚持的根本观点，在与友人论学时，他再次重申这一看法:“夫君子之论学，要在于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这是他对儒家经学传统作了深刻批判之后，悟出的真谛。在他看来，六经非他,乃是“吾心之常道”,《易》是“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书》是“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诗》是“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礼》是“志吾心之条理

@ 杜维明:《青年王阳明一 一行动中的信家里想家》，第194-195 页。

@ 杜维明:(青年王阳明一 一行动中的馔家患想家》,第 197 页。

书)偶劳不便,与汪本铜搞编成(阳明先生道学秒》。

@(明)王守仁:《答徐成之》，(明先生道学钞》卷-《论学书》。按;李资因《王文成全

书文者”，《乐》是“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春秋》是“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老”。又说,六经是“吾心之记籍”,六经“具于吾心”,就好像“产业库藏”具存于家中，记籍不过是"名状数目”而已。但是后世学者不明自这个道理，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径径然以为六经矣”。于是他毫不留情地谴责经学家“乱经”“侮经”、“贼经”:

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夭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竟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这样痛快淋漓的针砭，触及经学积重难返的弊端。他与顾东桥的长篇答问也涉及这一问题，其中有一段说到孔孟之后，圣学日远日晦，揭示的仍然是经学的积弊:

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竟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

① (明) 王守仁:《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文成全书》卷七《文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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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奇，歌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王霸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

类假的批判不胜枚举,例如:“圣贤之道坦若大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而后之论者忽近求远,舍易图难,遂使老师宿儒皆不敢轻议。故在今时，非独其庸下者自分以为不可为,虽高者特达皆为此学为长物，视之为虚谈赘说，亦许时矣。当此之时，苟有一念相寻于此，真所谓空谷足音。”@又如:“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说之已是矣,而又务为一说以高之,是以其说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学术之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党自相求胜之罪也。”①

锋芒毕露的批判，得罪了一批人，对他的责难之声不绝于耳。阳明平心静气地对待，既不为一时之毁誉而动摇，也不以人言为尽非。在给门人陆元静的书信中写道:

然则今日之多口，敦非吾侪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为说，亦将自以为卫夫道也。况其说本自出于先懦之绪论，固各有所凭据。而吾侪之言骒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者。乃不知圣人之学本来如是，而流传失真，先儒之论所以日益支离，则亦由后学沿袭乖谬，积渐所致……虽然，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尽，则亦安可遂以人言为尽非。伊川、晦

中(明)王守仁:《答顺东桥书》《王文成全书》卷二《语录二·传习录中》。《明)王守仁:《复唐佐(庚辰)》(王文成全书》卷四(文录·书一》。③ (明)王守仁:《阳明先生财吉》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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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之在当时，尚不免于诋毁斥逐，况在吾辈，行有所未至，则夫人之诋毁斥逐，正其宜耳。凡今争辩学术之士，亦必有志于学者也，未可以其异己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积习，故于吾说卒未易解，就如诸君初闻鄙说时，其问宁无非笑诋毁之者?久而释然以悟，甚至反有激为过当之论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诋之力不为异时相信之深者乎!

如此坦荡而自信,如此自谦而坚定,背后是他坚信的理念"学贵得之心”,不为经典词句所束缚:“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束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觉者矣。””由此便可以理解他的那句名言了:“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后人常常讥刺他“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恰恰显示了他对经学的犀利批判,强调“皆为我之所用”，而不被经典束缚的思想锋芒。

2.贬谪龙场:“动心忍性,恍若有悟”

任何思想家都有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王守仁也不例外。他常常向朋友门生回顾自己的探索经历,一则说:“某早岁业举,溺志辞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尔,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六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

① (明) 王守仁:《与陆元静(壬午)》,《王文成全书》卷五《文录·书二》。(明)王守仁:《阳明先生则言》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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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淫荡皇上之心,沉迷于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期，日的不足。夜以除之。大臣们请求皇上忍痛翻爱，对“八虎”明正典刑。皇帝不但没有对他们严严加惩处,反而任命刘强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备。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把自姓的机要、特务及警卫大权,交给了“八虎”。“八虎”中,司礼监掌印太监

刘瑾权势最为显赫。

言官戴铣、薄彦徽向皇帝上疏,请求”斥权阉,正国法,留辅保,托大臣”,矛头直指刘瑾。专擅朝政的刘瑾以“忤旨”罪,逮捕戴铣等言官,关人锦衣卫镇抚司诏狱。在此紧要关头，兵部主事王守仁挺身而出。他和李梦阳是好朋友，不但精于辞章,而且都气节奕奕,对刘瑾之流专擅朝政极为不满,毅然呈进为戴铣辩护的奏疏--《宥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气势逼人:“君仁则臣直,诸官言直,自宜嘉纳,开忠谠之路。而乃赫然下令,缇骑旁午,拘挛在道，则骤有上关宗社危疑不测之事，孰从闻之?@他说臣不知戴铣等所言是否在理,其间或许有“触冒忌讳”之处。但是戴铣等“职居司谏,以言为责”,如果他们的言论是对的,应该嘉纳施行;如果言论不妥,也应该予以包容,以利于广开言路。如今陛下惩处戴铣等人，非但无补于国事，反而彰显陛下的过错。

刘瑾见到“危疑宗社”云云,大为光火,假传圣旨,把王守仁押入锦衣卫诏狱,廷杖五十,死而复苏之后，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从正六品的兵部主事降为偏远山区的小小驿丞。刘瑾不肯善罢甘休,暗中派人尾随,伺机刺杀。王守仁察觉后,半夜时分,把自己的衣服鞋子放在钱塘江边，布置投江而死的现场，还留下一首遗诗:“百年臣子悲何及，夜夜狂涛泣子胥。”然后搭乘一艘商船前往舟山，途中遇到飓

①(明)王守仁:《宥言官去权奸以章经德》(王文成全书》卷九《别录一·奏疏一》。② (明) 王守仁:《有言官去权奸以章经德》《王文成全书》卷九《别录一·奏疏一》。256

风,漂流到福建,隐姓埋名于武夷山中。

他十七岁时,在江西铁柱宫遇见一位道士,相见如故,结为挚友。巧得很,居然在武夷山又巧遇这位道士，王守仁如实相告惧祸隐身之事,道士说:先生意欲远遁避祸,但是你的尊公(父亲)还在朝为官，此举恐怕连累尊公。听从他的劝告，王守仁吟咏道"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坦然赶赴龙场驿。Φ

龙场驿在万山丛中，荒凉而贫瘠。他刚到的时候，没有住房，就在岩洞中住宿。苗民对他十分尊重,为他伐木建造了一间屋子。他是只身前来的,无书可读成为最大的寂寞,正是这种境遇成就了日后享誉学界的“心学”。

弘治五年(1492),王守仁二十一岁,浙江乡试得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安慰道,你今年不第,来年必为状元,试作来岁状元赋一首如何?他悬笔立就，一旁各位大老惊叹:“天才，天才。”也有妒忌者说:“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弘治九年(1496)再次会试,果然被妒忌者所压制而再次落第。回到家乡余姚,在龙泉山寺结诗社。退休官员魏瀚,平时雄才自放,与他对弈联诗,见他佳句迭出,逊谢道:老夫当退避三舍。这位才子与一般文人迥然有别。何乔远说:“守仁初溺于任侠,再溺于骑射，三溺于辞章,四溺于神仙,五溺于佛氏,而归正于圣贤。”②三举而中会试第二名,登上“甲榜”,和李梦阳、何景明、边贡、乔宇、汪俊、储瓘互相切磋学问。在出任兵部主事之前，早已名声远扬。由于直言极谏,遭此厄运,改变了他的仕途,王守仁坦然接受。

贬谪到了龙场驿,没有书可读,不得不改变做学问的方法,静坐顿悟。这一点,以前某些学者有所忽略,以为他是故意“束书不观”。而明

①(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七《附录六·世德纪》。②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五《懦林记·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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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两代的史家早已点破，乃不得已而为之。

何乔远引王阳明原话，说:“龙场在南夷万山中，无所得书,日坐石穴中,即记旧读,随手录之,意有所会,辄为训释,而不必其尽合于先贤者。”中张岱《石匮书》引用了这一段话,可见他是赞同这一说法的。王世贞说:“诸苗夷相率伐木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讲学,所治经往往取心得，不必与前训故比矣。"@

耿定向说:“先生于时困衡动忍,不惟得失荣辱胥已解脱，即死生一念亦为拼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启,大解从前伎俩见趣,无一可倚，唯此灵昭不昧者相为始终，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证之六经四子无不吻合，益信圣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

万斯同说:“既谪龙场,穷荒无所得书,日夕细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而不当求诸事物,始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守仁既以此自信,故其为教,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以有善有恶为意之动,以知善知恶是良知,以为善去恶是格物。”。

关于贬谪龙场驿之后的处境与顿悟过程，万历时的工部尚书雷礼写得最为具体:

遂由武夷至广信，溯彭蠡,历沅湘，至贵阳龙场。始至，无屋可居,茭于丛棘间,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以蛊毒为事，凡中土人至,必下蛊杀之。及欲蛊守仁，卜诸蛊神不协，于是龙场之民日来亲狎，以所居阴湿不可久，乃相与伐木为驿楼及屋，乃匾为“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玩易窝”以居之。龙场在万山中，书箧不可携,止偕三仆以往,诸仆历险冒

①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五(儒林记·王守仁》。@(明)张俗:《石匮书》巷一百三十《王守仁列传》。

@《明)王世贞:《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传》(国献征录》卷九。

国(明)联定问:《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三。@(清)万斯到:《明史)卷二百七十三(王守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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瘴皆病,守仁日夕躬为汤糜调护之。(刘)瑾欲害之意未巳,守仁于一切得失荣辱之景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遭于心。乃为石椁，自誓曰:“吾今惟俟命，有死而已。他复何计?”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以求诸湛一之中。一夕,忽大寤,终夜不寐，踊跃若狂者两日夜。嗣后，以所记忆五经之言证之，-一相契,独与晦庵(朱熹)注疏若相抵牾。恒往来于心，因着《五经臆说》。时元山席书官贵阳,闻其言论议，有自知其所学之非,至有诳己诳人之说。乃自信曰:“晦翁(朱熹)亦已自悔矣。”日与学者讲究体察，愈益精明，而从游者众。

清人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关于王守仁贬谪龙场驿之后,心学的形成，有进一步的发挥:

因念圣人当之，当必有过于此者。忽中夜有悟于致知格物之旨，而摄契于本心，不觉手舞足蹈。自是一意于圣人之学。乃言曰:“圣人之学心学也,宋儒以知识为知,故需博闻强识以为知，既知已乃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不知圣贤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体，心即是理,其昭明灵觉之知,则知也。意者心之发物，即心之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于是来学者日语之知行合一之旨。而提学副使席书问“朱陆同异”，先生不答，具以其所悟告之。(席)书沉思有省,与往复语数四，乃大豁然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为也。”辟贵阳书院,率诸生以师礼事之。。

我们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

① (明)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五十《南京兵郎尚书行实·王守仁》。② (清)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五十《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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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良知”就是“人心”，“致良知”就是“向内用心”的静坐功夫;也就明

白，他为什么要强河“学贵得之心”了。

贵州是学翻使席书葬名前往讨教，深深折服,为他创建龙岗书院。半诸生听他讲学。王守仁对学生们讲的，不是重复圣贤的语录，而是自已的心得。他的“心得”有特定的含义--“求诸心而得”。这就是他贬滴龙杨驿之后的顿悟，倘若没有这几年的流放生涯,他能有这样振聋发破的“心得”吗?把龙场顿悟看作王阳明思想发展的转折点，是毫不为过的。杜维明赞同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观点:它在阳明的个性发展中，在中国思想史中，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他发挥道:“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着名、受讨论最多的事件。有些学者说这是禅悟，有的学者主张在整个过程中道家方法很重要。有人论证说，这是合乎孟子和陆象山传统的正统儒学现象……对于阳明来说，禅宗佛学问题、道家问题,甚至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儒学,都是次要的。他的狂喜并不来自他突然认识到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而是来自于他认识到，不论外部局面多么令人失望，他都应矢志不渝地争取做圣贤。”杜维明的结论是:“阳明的大悟经验的突发性，没法解释成一个逐渐过程的结果。据记载，阳明本人对这种经验大为惊讶和震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意外的质变。“中

王阳明的心得集中体现于《五经臆说》。年谱中写道:“(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是年,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

@ 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第 145 页，

@ 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偶家思想》，第 145-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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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者《五经臆说》。"①在常人难以忍受的困境中朋炼，截然不同于以住书房中的感受。先前苦苦探寻的“理”成曰“道”,始终不得要领，此时忽然有了大彻大悟。把自己的领悟与记忆中的五经语句加以对照，记下来点成了这本《五经臆说》。耐人寻味的是,王阳明竟然把它付之一炬,在他的全集中只保留了十三条。门人钱德洪解释说: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命曰臆说。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洪(钱德洪)尝乘间以请,师笑曰:"付秦火久矣。””@阳明先生用十九个月时间写成的四十六卷洋洋巨着,居然付诸“秦火”，其中的缘由已经难以知晓,只能从他写的《《五经臆说》序》指摩一二。

这篇序言不长,却意味深长,有三层意思。首先,他用鱼与筌(捕鱼的竹篓)的关系,醪(酒)与糟粕的关系,作为比喻,来说明如何看待五经,如果把“筌”当作鱼,把糟粕当作“醪”,那么就得不到鱼与醪。因此他说:“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其次，强调《五经臆说》是坦陈自己的“胸臆之见”:“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因以娱情养性焉耳。”最后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所要阐明的是他一贯的思想--“学贵得之心”，希望弟子们有自己的心得，不要受他的“胸臆之见”所束缚，用心可谓良苦。由此似乎可以窥知《五经臆说》付诸“秦火”的端倪了。正如杜维明所说:“阳明所以不愿意公开他的《五经臆

①(明)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二《附录一·年谱一》。按;年谱中“意说”误刻成“亿说"。

② (明)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二十六《续编一·五经臆说十三条》,钱德洪按语。②(明)王守仁:《《五经臆说)序》，《王文成全书》卷二十二《外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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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方面因为他心怀如此深邃的内心经验，以至于他自己也无法用词句恰当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教育哲学强调，每一个学生在读经时通过体验获得的个人知识都是个人的。"①

如果我们断言，“学贵得之心”是王阳明龙场顿悟的最大收获，恐怕并不为过吧!

他的这种心得,为沉闷而缺乏新意的儒学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对阳明心学有所批判的顾宪成也不得不承认:“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这种“大快”也引来无穷的麻烦,以至于被保守势力诬蔑为“邪说”、“伪学”。

3.“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

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反逆”罪凌迟处死，王守仁由龙场驿丞调任江西庐陵知县。他选拔里正三老，让他们负责诉讼调解，这种独特的治理方式收到了“囹圄空虚”的奇效，不久晋升为刑部主事、吏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器重他的才干，提拔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分管滁州。正德十二年(1517)，兵部尚书王琼以为他是“不世出”的奇才，推荐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南赣汀漳巡抚。

对于他的仕途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得以充分展示学问之外的事功,特别是军事才干。他少年时代就有“任侠之气”，会试两次落第之后,“乃学兵,往塞外观山川,学骑射”,使他在“平山中贼”时游刃有余。他到任后,发布公告，“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行十家保甲法,务使奸无所容”。又申明赏罚之法,他认为;“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

① 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家》,第 167 页。② (明)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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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何以整齐人心，鼓鳏士气?”仅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平定了赣南延续数十年的匪患,妈毁“贼巢”八十多处。为持久计,他相视形势险易,立县设隘，留兵防守。赣人纷纷戴香遮道而迎，为之立生祠。他把赣南的事功，归功于兵部尚书王琼的知人善任,如果没有王公的精心委任，不可能成就功名,因此每次向朝廷报捷，多提及王琼。此举引起内阁大老与王琼交恶,因而连累自己,为他日后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在驻地南昌发动武装叛乱，驰檄远近,指斥朝廷,杀死都御史孙燧、按察副使许逵,抢劫府库,意欲分庭抗礼。王守仁一面上疏告变,一面向各府县揭露宸濠罪状,敦促各地出兵勤王。他担心南京这座不设防的城市一旦落入宸濠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便发布消息，声称京师及湖广、广东、广西、浙江、南京、淮安等地数十万大军不日赶到。宸濠信以为真,迟疑半月,不敢离开南昌。待到他决意进攻九江、安庆、南京时，援军已到。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指挥若定,先是捣毁宸濠在南昌的巢穴,既而迎战于鄱阳、柴桑、湓口，仅仅三十五日，叛军灰飞烟灭，生擒宸濠和他的世子、眷属，斩首三千级,溺死二万多,江面上浮尸、衣甲、器物漂流绵亘十几里。

这是王守仁最为辉煌的事功，人们誉之为:“明世文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何乔远写道:“惟其事功以用兵显,其俶傥权变,百谲干幻,于蹈险出危之间，不无异时任侠之气。”①

这样的事功,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也显示了他的政治眼光。他由此次事变向皇帝进谏,希望皇上引为教训,改弦易辙:“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

(明)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五+《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② (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七《附录六·世德纪》。③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五《儒林记·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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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8:5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