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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2—0095—07
　　当我们考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时，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是伴随着广大民众的极大热情与殷切厚望，一步步从恢复到发展再到繁荣。直至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的全面开花——各种创作流派、技巧方法频频交错递嬗，各种文艺思潮、理论观点不断竞妍迭起，而恰在此时，广大民众却与文学两厢遗忘。这个事实留给我们的作家和理论家们一个尴尬：他们苦心探索、执着借鉴的艺术成就竟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为广大民众所拒绝和忽视。正是在这种境遇下，近年来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悄然兴起。那么平民意识的凸现是否真的能够使文学再度引起广大人民的厚爱和适应文学自身的发展？本文试图对世纪末文学创作中的平民意识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的再度兴起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对于中国而言，生产力正在摆脱落后，经济基础正在摆脱虚弱，商业时代正方兴未艾地孕熟着，阶级正日益加快地分划为阶层”[1]。近20年的全方位改革、开放引发了大规模、高速度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摆脱了运用政治力量和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抑制正常的社会成员分化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以阶层为单位的社会成员分化期。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分配方式的变化，使社会阶层分化成为可能。相对于改革前“全国一张工资表”的情况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直接产物，反过来，社会结构优化基础上的重组又会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并对政治发展和文化建设产生推动作用。只要肯定改革，就必然会肯定这一分化的主流是积极的。
　　在已分化的社会各阶层中，平民阶层，作为中国当代社会为数最多的群体，正日趋庞大与成熟，他们的稳定生活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他们的真实关心和理解，不仅是执政当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文学不能推卸的使命。然而遗憾的是，社会转型之初，面对生活的巨变，有些作家无力积极地调整自己，走出自己生活的小圈子，没能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中体验变动的、真实的人生，发现社会的新矛盾，关注民众的新状态，提炼时代的新主题，塑造生活的新形象，汲取写作的新营养，让文学真正进入时代，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有一些作家从另一个角度致力于“文学的突围”：借鉴西方各种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新技巧，进行着先锋性的试验。应当承认，这些先锋性的尝试在文本形式的探寻、个体生命奥秘的揭示等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形式，而且扩大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为文学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有些作品是相当成功的，但也存在着漠视现实，把个体生命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来的倾向，致使文学远离大众，走进象牙塔，使其在现实生活的边缘踽踽独行。而此时正在实际生活中务实地艰辛行走的读者们也发现，作家们向他们提供的作品，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和审美需求太远了。因此，读者抛弃了远离他们实际生活的文学。文学抛弃了读者，读者也自然抛弃了文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一批从平民立场出发，以代表大多数的平民利益为根本，以描写平民生活为主，并在美学追求上关照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的作品相继问世。8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的一些中年作家体现他们视点下沉、关注底层的作品，如池莉的《午夜起舞》、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毕淑敏的《源头朗》、闫连科的《黄金洞》、迟子建的《白银那》、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以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为代表的一些90年代后引起注意的作家们描写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基层农村改革中广大工人农民的现实生活的作品；一批反腐题材的作品如《苍天在上》、《抉择》、《天网》、《法憾汾西》、《硕鼠》等，把反腐题材与底层平民生活艰难描写结合起来，一边是斗酒狂欢、纸醉金迷，一边是工人长期开不出工资；一批长篇小说也对平民百姓的困苦生活进行了正面的描写，如《人间正道》、《车间主任》、《北方城郭》、《天下财富》等；还有近期的一些作品，如徐坤的《乡土中国》、李肇正的《城市生活》、聂鑫森的《车在旅途》、王世春的《春忙·春茫》等等。这些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作品，既满足了民众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学发展的新形势。
　　　　　　平民世界的现实生活和内心精神的展示
　　关注广大平民百姓在当代现实变革时期的真实生活状态是具有平民意识的作家们的共同特点。一些作家作品从平民阶层的立场出发，把笔触深入到平民百姓的生活深处，描绘了一幅幅鲜活的底层平民生活图画，塑造了一个个平凡的芸芸众生形象，揭示了在经济文化转型的阵痛中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既让人看到了人们日常身边的烦恼与温馨、欢喜与忧虑，具有现实生活的泥土味和烟火气；又从各个角度写出在商业大潮下平民百姓的苦斗与所得，不失时代进步的艰辛与希望。
　　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描述了普通工人张大民一家几十年的艰辛生活。作品虽凭借其诙谐幽默的笔法令人忍俊不禁，但给读者带来的并不仅是轻松的阅读快感，而幽默中暗含着苦涩无奈，轻松中隐藏着艰辛沉重，笑是含泪的笑。幽默轻松本应建立在对生活自信的基础上，而殷实又理当是自信的前提。缺少生活殷实、自信的张大民的所谓幽默只能是“贫嘴”。在这篇小说中，“贫嘴”是作品的艺术形式，“贫嘴”是主人公张大民的法宝，是他对付苦难生活的不得已的办法，“贫嘴”是平民百姓在无奈的现实生活中选择的一种生活态度，“贫嘴”也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质疑、愤慨特有的艺术表达形式。作品以其内在的深刻意蕴令人掩卷后“长太息以掩泣，哀民生之多艰”。
　　平民世界是开放式的，不是封闭的，它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转型时期的多元的社会价值和时代精神也必然对平民的内心精神世界产生影响。李肇正的中篇《城市生活》讲述了一对上海知青夫妇人到中年返回上海后，一直蜗居在一间8平方米的斗室里， 终于盼来了一室一厅的新房，而正是为了装修、添满这个人届中年才盼来的小家，一对恩爱的夫妻由患难与共而分道扬镳。小说虽选取了上海和上海人这一特殊的描写对象和环境，但并不意在对这一中国社会之独特人群和独特人文环境作更多的文化意义、地域意义、历史意义的探讨挖掘，而仅是选取中国最大城市作为背景，来展示当代社会城市生活中金钱物欲对平民百姓的折磨挤压，和作为平民阶层的中小知识分子在金钱物欲与师德良知、亲情爱情较量中的困惑、徘徊、挣扎。如果说是生存空间的狭窄和物质生活的匮乏强化了主人公宋玉兰的小市民的自私心态，那么商业大潮所孕育出的一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则是她的自私得以膨胀爆发的现实理论和哲学基础。
　　社会向商业时代转型，使很多知识分子都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处于双重尴尬。在经济方面，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都处于平民阶层是不争的事实。更或甚于在精神上也处于平民阶层，因为“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因此，没有经济基础的所谓文化领袖精神也已不再对民众对时代具有领导意义了。失去了经济和精神双重优势的文化人难道还不是平民吗？对于知识分子所处的这种双重尴尬，李国文的《涅磐》、李贯通的《天缺一角》、梁晓声的《学者之死》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作家梁晓声甚至大声直言疾呼：“那么谁来担保从事有意义的研究的人，不沦清贫者？”[3]
　　总之，平民世界现实生活的艰难以及他们的价值追求、精神理想在转型期泥沙俱下时的动摇不定、迷惘徘徊在近年来的许多具有平民意识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创作主体的平民立场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或隐或显地代表着超个人的阶层、阶级、民族的利益。作家作为文学生产活动的主体，他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也一定代表着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反映出他的立场。为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平民阶层说话，是作家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文学真正亲近社会、繁荣自身的途径。关注广大平民在经济大潮下的出路，以平民百姓的利益得失为评判是非标准，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作为情感取舍的不二圭臬，是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的共同基调。徐坤说：“我比较注重的，是小说之中缭绕的一份人间烟火。说到底，也就是一种俗世关怀，是对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一种最普遍的关心和最凡俗的爱。”[4]何申说：“于是我就把他们的生存状态写出来，起码是一声呼吁吧！让人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大家庭还有穷人，中国有那么多农民，能为他们办点有益的事，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的安慰。[5]”刘醒龙说：“如果一种事物沦落到只是少数人的事的份儿上，那么它离最后消失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6]他们的这些表白都从主观上表明了作家们的平民立场，并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得以体现。所谓文学的平民立场，就是创作主体从广大平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对现实生活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描写反映广大平民阶层的种种境遇、艰辛坎坷、欢乐忧愁，为他们代言，为他们请命，体现出人道主义的关怀、同情和呼吁。
　　梁晓声的中篇小说《司马敦》给读者讲述了一个离奇的刑事案件侦破故事。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里，作者着力用墨的不是对刑事犯罪的痛斥，也不是对人民警察为民伸张正义的盛赞，而是从老刑警司马敦对拐卖儿童的罪犯杨彩凤的痛恨、缉捕、审讯到对她的同情、庇护的情节发展过程，极力渲染老刑警与杨彩凤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对立到同情直至同盟的转变。很显然，作者和他的主人公庇护的不是罪犯和犯罪行为本身，而是那个被现实生活所迫、18岁就走上犯罪道路丧命法场的乡下女孩儿杨彩凤。至此，作品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一心寻找自由和幸福”、“在穷苦中长大的”杨彩凤缘何堕落成拐卖儿童的罪犯？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作品大力渲染的同情，无疑表现了作家对底层人民的关怀，体现出其强烈的平民立场。
　　毕淑敏的中篇《源头朗》是一篇构思巧妙且发人深省的作品，以其强烈的平民意识对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发起了挑战。广播电台的导演夏导为了采写录制一出救助贫困失学儿童的广播剧，力劝并“胁迫”“我”同赴最贫困地区的坝上草原帮助其采访录制。在寻找采访对象、制作录制的情节过程中，小说一方面不惜笔墨用力表现身患绝症的夏导对艺术、对工作的执着认真，另一方面极力真实地描述了采访对象及该地区的贫困，并以夏导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采访对象穷得“被破得像渔网”形成对照。对照的结果是，夏导对艺术真实的执着追求与对现实生活真实的冷漠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立。随便摘取作品中的两个细节，便可见这种对立的强烈。一个细节是采访中夏导和“我”看到的一幕真实的“悲剧”：
　　“好，李秫秸，你来回答。两个蛋拿走了一个蛋，还有几个蛋？”年轻的教书先生重复自己的问题。
　　那个叫秫秸的小女孩慢慢的站起来，说：“鸡窝里一个蛋也没有了。”
　　……年轻先生不着急，耐心地启发秫秸：“你原本有两个馍，只吃了一个馍，难道会一个也不剩了吗？”
　　秫秸脑后的发辫，焦黄干燥得如同秋收时的玉米胡子，但她一点也不怯场，朗声回答：“俺从来也没吃过一个馍，都是和我哥分着吃一个馍，他仗着个儿大，老拿大半拉。”
　　年轻先生微笑着说：“那我们就不说馍了，我们还说蛋。”
　　秫秸说：“蛋，就是一个也没有了。俺看到窝里有两个蛋，俺决不会只拿一个还剩一个，那还不叫别人拿走，俺娘得把俺的耳朵揪下来！”过于贫瘠的生活不仅限制了小秫秸身体的发育，而且限制了精神和思维的发育！就是在令人如此震撼的生活真实面前，夏导所关心的依然是她的艺术真实。另一个细节是，夏导不顾生活的真实，竟让“我”摹拟城市富家小女孩和农村贫困失学儿童的口气，代他们写出往来信件，以完成其艺术创作中所需要表现的城市儿童对农村贫苦儿童的友爱。在两种真实面前，读者不能不发问：艺术家夏导对艺术真实的执着追求是否以对生活真实的视而不见为代价？她身患绝症仍执着于工作、追求艺术真实所创作的广播剧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实现对现实人生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还是仅仅为了“奥斯陆国际广播剧节的评奖”？艺术家所要的仅仅是艺术的真实，那么谁来关心“混在一个屋里，一冬天能省不少柴火”的生活的真实？小说的结尾处，作为知识精英的夏导在其弥留之际为她对艺术的执着与对现实的冷漠做了这样的解释：“有时候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要把一个美丽的鸟永久地陈列在那里。”但是她没有勇气知道那个“美丽的鸟”（——为夏导所用的广播剧中贫困失学的少年）在离开城市时说的是什么。对于这种对现实生活缺少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的“艺术追求”，《源头朗》以独特的艺术形式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显示了作者坚定的平民立场。
　　人道主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在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最鲜明的特征是解放被“现代封建”压抑了的人性。时代发展到今天，站在平民立场上的作家们的人道主义则更集中地体现为，创作主体从社会理想的角度出发，以鲜明的批判精神，对不完善的社会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广大平民百姓生活中遭遇的种种艰难和尴尬寄予同情和关怀。从某种角度说，具有平民意识的创作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人道主义的新发展。
　　　　　　对历史进程中悲剧因素的质疑
　　经济体制的转轨创造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同时也给社会造成巨大的震荡。改革既意味着机遇和动力，也隐含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当然，在时代进步的洪流中，如果只看到它的负面，那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必将阻碍历史的车轮。但是，历史无情人有情，文学生产作为一种审美活动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一种情感把握。文学作品在对社会进步作出历史理性的判断的同时，也更应该表现出它的人文关怀。站在平民立场的作家的情感把握和价值取向，是与广大平民的现实生活和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他们对广大平民在社会转型中所遭受的悲苦，必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发出质疑。
　　如果说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出寓悲于喜的轻喜剧的话，刘庆邦的《晚上十点：一切正常》则是一出活生生的悲剧。它讲述了一个老矿工因自己的失职而造成瓦斯爆炸，致使他的亲生儿子等矿工多人被炸死在井下的故事。小说通过儿媳、小孙子、邻里同事等对老矿工的谴责及老矿工深深的自责忏悔，在把他推向道德法庭的被告席的同时，也揭示出酿成这出惨剧的真正原因是“因矿上连续六个月发不出工资，不少矿工悄悄地到附近私人开的小煤窑背煤”，“得了现钱就可以到市场上买米买面”。负责瓦斯安全检查的老矿工虽“觉得那样干不合适，但经不住生活所迫和工友的撺掇，还有，儿媳妇桂金每日为无法安排日常生活唉声叹气”，就“试着去小煤窑背煤了”，而惨剧就在他离开岗位去小煤窑背煤的时候发生了。从表面上看，悲剧是老矿工造成的——不恪尽职守而造成儿子和其他矿工的丧生，但是，作品通过对老矿工真实生活的描述，以同情和悲悯的笔调，揭示了悲剧的根本原因：转型期底层工人极度贫困的生活现实是惨剧的真正元凶。
　　体现作家在历史进程中的人文关怀，是近年来许多作品的共同特征。《卖厂》中申长顺等工人尽管为国家苦干了几十年，做了几十年“主人”，到头来仍要跪下来乞求别人恩赐一碗饭的悲剧；李佩甫《学习微笑》中底层工人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悲剧，都对广大工人主人翁地位的沦丧提出了深刻的质询。时代把工业的位置推向了边缘，工人的境遇沙漠化了，他们成为商业时代不被关注的群体。对劳动和劳动者地位的质询，表现了作家们对社会转型期历史进程中暂时解决不了的悲剧因素的思考和人道主义的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并不否定改革，并不排斥竞争，而是呼吁公平竞争的机制，呼吁在优胜劣汰中兼顾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当然，作家们并没有忽略改革的艰难和历史进步所付出的悲剧代价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积贫积弱、几十年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所造成社会缺少公平竞争的机制、法制不健全、利益分配不合理、腐败现象严重等等有着复杂的联系，相反，他们对此的深刻表现与揭示已经涉及人类命运的哲学命题，具有更深广的认识意义和悲壮性。这种与时代同声息、与现实共命脉的创作追求，不仅突出地表现了作家的责任感，而且强化了文学的使命感，更体现出创作主体个人对历史进程中悲剧因素的思考，以及希望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寻找新的观念和思想支撑点。
　　　　　　平民生活的温情表达
　　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维系生存和繁衍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全部情感方式，任何一个作家都应予以高度的重视。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社会的平民们生活得很不容易，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的情感变得枯萎乏味，相反，那种在平凡而艰辛的岁月中建立起来的普通而又深沉的情感却更加显得弥足珍贵。邓一光的短篇小说《城市童话》捕捉的仅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主人公红云几天来总是驾驶着她的红色福特汽车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等待着什么，直至小说结尾，她的等待才终于出现——对苍老但甜蜜温馨的老夫妇“在安静的圣洁的晚霞沐浴之中”“缓缓地走过小街”——“他推着一辆老气横秋的自行车。她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他小心翼翼地扶着车笼头，尽量不让车子有些微的摇晃。她的脸上带着幸福安宁的微笑，一只手信赖的搁在他的肩上……”。小说的主人公——现代都市的“白领丽人”（某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在车流穿梭、瞬息万变的现代都市中急切等待的就是这么一个平常但又深蕴温情的生活画面，这个画面和其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无疑都是平民化的。正因为有车流滚滚的现代都市做背景，那个典型的平民化的画面及其蕴含的情感才更显其意义。
　　与邓一光的《城市童话》具有异曲同工之追求的是刘庆邦的“乡村童话”——《鞋》：远去时代的一位农村少女用她的质朴纯洁和纤纤柔情，千针万线地为她的未婚夫缝制一双寄托着她的全部幻想和恋情的千层底布鞋。《鞋》的故事情节如主人公的心灵一样单纯，小说中看不到今日时代的巨变，只能隐隐感到故事发生在那个淳朴遥远的年代。正因为如此，远去年代的故事才成为今天时代的“童话”。这不能不让读者深思：在复杂激变的时代，一个极力关注当前时代生活巨变的作家不动声色而又娓娓动情地讲述着一个走远的却又难忘的感情故事，他所挖掘呼唤的不正是那种亲切而又遥远、平凡而又深沉的拳拳切切的温情吗？他的故事“告诉”读者：那双鞋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用心灵的丝线“绣”出来的，是情感的结晶。《鞋》是一篇精致的作品，从情感到细节的精雕细刻，真如文中的“鞋”，细密的针脚，细腻的感情，细致的笔触，情与“鞋”都韵味十足，可见作家对蕴藏在我们民族灵魂深处的那种温情的眷恋与渴盼。
　　上面提到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不失为一篇描写平民百姓善良美好的温馨之作。小说对主人公“张大民”形象的塑造是建立在对最底层百姓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理性把握的基础上的。这个形象告诉读者：在忙碌浮躁又艰难困苦的当代社会中还有人正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老老实实地做好人，他们永远善意地面对生活，永远不与周围斤斤计较，永远乐观。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这个变幻莫测、令人捉摸不定的时代不至于过分生疏空虚而显得温馨、真实、可靠。如作者刘恒所言：“《张大民》给人的启示是一个小人物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幸福踏踏实实的追求，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也是辛酸的。”[7 ]这种对平民生活中的温情的描写与挖掘，正是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的抒情性。
　　在世纪末经济文化转型的中国，我们应该承认平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商业社会的一个“卖点”，是经济得以拓展的手段；但也应该认识到它同时也是文学适应时代、贴近现实生活、获取更丰富的营养、赢得更多读者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无疑符合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文学的高下仅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意义，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永远是我们对文学共同的要求。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优秀的、有艺术独创性和较高审美价值的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必将为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中重新走进社会、走进生活、走进大众，确立自己的地位，开辟一条富于生命力的道路。
　　收稿日期：1998—11—10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95～10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隋岩19991999平民意识在近年来的某些文学创作中被强化。这些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真实描绘了平民世界的现实生活和内心精神，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平民立场，对社会进程中的悲剧因素提出了质疑，同时对平民世界的美好情感进行了挖掘和赞美。文学创作/平民意识/悲剧因素的质疑/平民情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5.　男，硕士生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95～10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隋岩19991999平民意识在近年来的某些文学创作中被强化。这些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真实描绘了平民世界的现实生活和内心精神，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平民立场，对社会进程中的悲剧因素提出了质疑，同时对平民世界的美好情感进行了挖掘和赞美。文学创作/平民意识/悲剧因素的质疑/平民情感

网载 2013-09-10 21: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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