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 一部明代文章的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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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经世文编》是一部明代文章的总集。全书共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以人为纲,按年代先后为序,选录了四百二十人家的文章。这本书的编辑过程采用了主编负责,集体选辑的方法。全书统计,列名选辑的有二十四人,均为松江人,他们负责编辑工作;列名参阅的一百四十二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参加了文集的搜集、校点的工作。该书的主编是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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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明代文章的总集。全书共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以人为纲,按年代先后为序,选录了四百二十人家的文章。


  这本书的编辑过程采用了主编负责,集体选辑的方法。全书统计,列名选辑的有二十四人,均为松江人,他们负责编辑工作;列名参阅的一百四十二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参加了文集的搜集、校点的工作。


  该书的主编是陈子龙、徐孚元、宋徵璧三人。


  陈子龙(1608—1647年),字人中,又字卧子,轶符,号大樽。南京松江府华亭县莘村人。出生于当地的豪绅之家。其先祖陈钺在明代中期,倭寇沿海进犯,直到江南时,曾带领家奴和佃夫二百余人给倭寇以相当的打击。


  子龙的父亲则是科举出身,万历四十七年考取进士,天启元年改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奔丧南归。陈子龙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周礼》、《仪礼》、《礼记》、《史记》、《汉书》等,同时学做八股文,准备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陈子龙在诗文上深受秦汉派的影响,是明末的诗文大家。他的诗歌长于状物,妙于托意,能将诗情巧妙地熔铸在抑扬跌宕的诗章之中,其中最为出色的是七古和七律。他的七古,继承发扬了岑参的风格,以浓烈的色彩,奔放的气势、急促的意调描绘奇异状美的景物,如《大梁行》、《蜀山行》、《高梁桥行》等,也善于刻画各种特色的人物肖像,如《匡山吟灯岩子》、《寄献石斋先生》、《赠孙克哉》等作品,所以被认为“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他的七律清丽沉雄,即能表现瑰丽雄奇的意境,又浸透着诗人结啬郁勃的愁绪,即使诗人言词清丽,也依然掩不住作者的“格高气逸,韵远思深”同那些仅有翡翠兰苕的绮丽诗风迥然不同,他的《高邮州》、《都下杂感》、《晚秋杂兴》等都是这样风格的作品。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歌忧时托志的社会作用,认为“作诗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则虽工而余不好”。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是有感而发,决不能无病呻呤。“古人之诗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之诗也,得已而不已”。他虽然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尤其重视推崇秦汉文风的后七子。但同时他并不盲目摸拟古人。一方面他认为“既生于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雄,音调之类,此前哲之所以备,无可独造”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诗歌“色彩之有鲜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浅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惜。”


  达种诗学主张的指导下,他的诗歌除了少数模拟痕迹较严重的外,绝大部分都能够直面现实有感而发。诗人对当时明王朝的腐败极为不满。《辽事八首》揭露了明军面临战事。依旧“红袖军中歌舞遍”。诗人在《白靴校慰行》中无限悲愤地写道“今日东方声问断,盈盈报目使人愁”。有力的抨击了宦官窃弄权柄,误国殃民。诗人对社会动乱下人民生活的困苦,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在《小车行》中描绘了灾民“出门茫然”无以为生的凄惨景象。


  正是由于作者思想中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关注,使他不仅安居一隅,以诗文寄托一生,特别是作者生活在明末社会动荡,国家社稷危机四起的时代,使他不能不参予国是,为国奔走。


  他参加了张溥等人组织的复社,后来又同好友夏允彝等人组织几社,革新文学的同时也希望能影响社会。


  为了入仕,得到为国出力的机会,陈子龙还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崇祯三年,以第七十五名的成绩通过乡试,之后在崇祯三年,崇祯六年两次参加进士考试,末考中。崇祯九年才终以三甲十八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被指定到广东惠州担任司法工作。当他到达瀛州时,得知继母唐宜人去世的消息,于是请假回家治丧。回到松江后,陈子龙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编辑一些经世致用的书。通过研究历史而找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他们把当地一座达官贵人的别墅变成了编辑出版这些书籍的工作,开始了宏大而艰巨的工作。


  首先着手编辑的便是这部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经世文编》。于崇祯十年二月开始编辑,同年十一月定稿。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的书。


  这部五百多卷的大书,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没、科举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关治国的方针政策的实用之学。宋微璧所作的此书凡序,将选辑文章篇目的目的和原则说得十分清楚:“此书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悠关”,所收之皆为“学术渊深、足为世用,一称立言之家,一为实用之准”。从这里,我们已可以清楚看到陈子龙已经不是一位寻常文士了,他那些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议论早已不再提及了。他所期望的只是如何为那个动乱的时代服务。到这个时候,他更加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成为认识时代、决心为之出力的人了。


  在他为此书所写的序中指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许誉卿序更感慨地说:“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径,一旦逢年,名利婴请,入则问舍求田,则出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对当时的封建文人面对着内部极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对建州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状况,面对着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仍然只知咕哦诵记,除了章句之学以外什么也不懂感到忧心如焚。


  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宋濂的《渤泥入贡记》、商辂的《赠行人刘偕立使西南夷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诸岛的友好往来;吴桂芳的《议阻澳夷进贡疏》、庞尚鹏的《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记述了澳门的情况及其被蒲都丽家(葡萄牙)占领的经过;徐学聚的《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说出了当时吕宋惨杀华人万余人的惨状;余子俊的《添设将官事》,宋懋澄的;东征纪略》,记载了明王朝与建州女真族之间的战事;周忱的《与户部诸公书》,指出苏松户口流亡的严重性,并以太仓为例,批评了当时的弊政;耿裕的《灾异疏》记述了光禄寺的厨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后来又增添一千五百名,可见当时官僚机构的庞大和统治者的腐败。这些史实,对研究的明代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书中录存了《徐文定公集》六卷,特别受到后人的重视。徐光启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精通天文、历算、火器、兵机、盐、水利、农政等实用之学,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人,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贡献。


  此书在清代被列为禁书,清代《违碍》、《禁书》两目均着录。


  原因之一是因为书的主编陈子龙是一个抗清志士。明之后,一直在南方从事抗清活动。在太湖组织义军,事败后,投水自尽。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掩饰清代先祖同明朝的关系,把建州部族说成一个从来都是独立的部族,从没有臣服过明王朝,而大量禁毁明末清初的诗文。此书恰好收入了清朝统治者最不愿为人所知的一些历史文献。例如王琼的《王晋溪本兵敷奏为计处夷情以靖地方事》,揭露了建州左卫一些首领“做贼”的行径;张学颜的《张心斋奏疏抚辽疏》和《申饬边臣抚夷疏》,道出了建州领袖王台、王杲对明朝的不同态度;杨道宾的《扬宗伯奏疏海建二夷■期违贡疏》和《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说明了建州和海西两部对明朝的朝贡制度、时间、人数和努尔哈赤的兵力情况。


  熊廷弼的《敬陈战守大略疏》、《上叶相公书》、《答友人书》,更具体地说出了李成梁如何设计杀努尔哈赤的祖父塔失,又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远交近攻,日益强大的原委;姚希孟的《建夷授官始末》更是原原本本的阐述了建州和明朝的关系。所有这些真实的史实,揭穿了清统治者的谎言,当然地遭到了禁毁。此书卷帙繁重,当时印本就不多,再经过明末清初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后屡遭禁毁,流传至今就成为稀有的珍本了。此书收集的文集在千数以上,有些文集已没有传本,只是通过此收的选录才得以保存至今。今有一九六二年中华局出版的明末平露堂刻本的影印本。 编辑本段编者简介 

  编辑采用主编负责、集体选辑的方法。参与者多为复社、几社成员,且多为松江望族。主编是云间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三人。   几社明朝末,东南各地知识分子纷纷组织文社,讲求制艺,议论朝政,声势最大的是苏州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松江则有几社的组织。几社取义于绝学有再兴之几,和知几其神的意义。几社的主要成员同时也参加了复社。初创时有所谓几社六子:徐孚远、陈子龙、夏允彝、杜麐征、彭宾、李雯。宋征璧是后来参加的。初创于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以文会友,搞得很热闹。后来便和书坊合作,选刻时文,由徐孚远主持编选,从崇祯五年到十四年,刻了几社会义五集,会义很受要参加考试士子们的欢迎,参加几社的人也越来越多,超过百人了。在选刻时文的基础上,陈子龙等编辑《皇明经世文编》。   据宋征璧所撰凡例,编辑分担任务,徐孚远、陈子龙十居其七,宋征璧十居其二,此外李雯、彭宾、何刚等都曾参加商酌。以此,文编各卷都列有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三人姓名,其余一人则李雯、宋存标(宋征璧兄弟)等轮流列名。综计全书,列名选辑的二十四人,列名参阅的一百四十二人。选辑的都是松江人,是负实际工作的;参阅的则是分散在各地的人,参加文集的搜集或校选工作的。 


  陈子龙(1608—1647年),字人中,又字卧子,轶符,号大樽。南京松江府华亭县莘村人。出生于当地的豪绅之家。其先祖陈钺在明代中期,倭寇沿海进犯,直到江南时,曾带领家奴和佃夫二百余人给倭寇以相当的打击。   子龙的父亲则是科举出身,万历四十七年考取进士,天启元年改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奔丧南归。陈子龙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周礼》、《仪礼》、《礼记》、《史记》、《汉书》等,同时学做八股文,准备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陈子龙擅长制艺(八股)文字,诗、古文、骈赋也写得很好,同时擅长填词,是明代着名词人,对清代词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陈子龙年轻时就很出名,崇祯三年举人,十年中进士。官绍兴推官,任职期间多次平定地方暴乱,论功,升兵科给事中。清兵南下,子龙和太湖义兵相结,事败被俘,投水自杀。   陈子龙诗、词、文、赋兼工。诗歌方面,被誉为明代最后一位大诗人,朱东润和施蛰存等人更是认为其诗歌代表明代诗歌最高成就;词方面,陈子龙被公认为“明代第一词人”,并对清代词的复兴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陈子龙策论散文别具一格,吴伟业认为其散文可媲美苏轼、苏辙兄弟(吴伟业《梅村诗话 陈子龙》:“其四六跨徐、庾,论策视二苏,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并非夸大;陈子龙骈赋深得战国和汉代骈赋名家之妙,留存篇目虽少,但是精品却不少,被一些人推许为“明代骈文第一”。陈子龙因为抗清而死,他的作品在死后一百多年一直是禁书,不能公开流传出版,导致一些珍贵的明末别集刻本渐渐散佚甚至绝版,直到乾隆年间,乾隆表彰明代忠烈,陈子龙等26人获得级别最高的“专谥”,谥号“忠裕”,他的作品才开始公开流传,民间热心人士和他的文学思想追随者开始搜集刊刻他的全集。经过王昶等人的长年累月的努力,陈子龙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被收集在清嘉庆八年(1803)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录于《安雅堂稿》。《安雅堂稿》是明末刻本,为陈子龙自选文集,王昶等人发现这个珍贵刻本时,《陈忠裕公全集》已经刊刻完成且将付印,因此只好不将《安雅堂稿》收入,因此《陈忠裕公全集》是“非足本”,并非真的“全集”。即使如此,《陈忠裕公全集》的出版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他表明一代文学宗师的作品终于基本上被收齐出版。 


 徐孚远(1599-1665),字闇公,徐阶曾孙,崇祯十五年举人。清兵破松江,孚远从鲁监国漂泊海岛,有人说他后来到台湾依郑成功,死在台湾。但也有人说他未久留于台湾,后再返厦门。永历十七年(1663),清师攻陷金门、厦门,孚远拟携眷归乡而不果,遂滞留广东饶平,两年后病故于此。(关于徐孚远晚年行踪,包括是否曾入台湾,及去世之地点,都有不同说法。综合各项数据,推测他应该曾来台湾,但停留时间不长;因此,最后病故的地点也不在台湾,而以广东饶平之说较可信。由于留台的时间不长,相关诗作可清楚看出作于台湾者数量甚少。再者,台湾各种方志有明末诸入台遗老小传,但独缺徐孚远,这也是他留台时间甚短的旁证。参考陈乃干、陈洙《徐闇公先生年谱》的考证。) 

李雯 

  李雯(1607-1647),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李雯与父亲正在京城,李雯父亲被李自成军队拷掠而死,李雯无钱为其父买棺下葬,跪在路边乞讨,才获得微薄银两为父亲买到薄棺。继而贫病交加而病倒,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投降李自成政权的前明官员龚鼎孳转而投降清朝,并推荐李雯入清朝政府任职,李雯因父亲尚未归故土入葬外加性格软弱,答应清朝的任命,被授官为内阁中书舍人。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归葬父,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回北京大约半年后不治而亡,时年四十一。   李雯擅长填词,与陈子龙、宋征舆、宋征璧、夏完淳等人为早期云间派骨干。李雯也擅长诗歌,但是诗歌多拟古之作,成就不如其词。 


  宋征璧(约1602~1672),原名存楠,字尚木,天启七年举人,后改名征璧,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和弟征舆都投降了清朝。 官潮州知府。有《三秋词》。 宋征璧是云间词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的倡和影响较大。 宋征璧早有诗名,在结识陈子龙前就已经匹马入京师,与宛平王崇简诸人互相倡和。天启五年(1625年),宋征璧大约24岁,与当时17岁的陈子龙结交,颇受陈子龙推重。此后,宋征璧一直与陈子龙保持深厚的友谊,二者互相有相当多的赠诗,并在顺治四年互相倡和填词,对云间词派有很大影响。 


 周立勋,字勒卣,茂源从子,与同里陈子龙、夏允彝齐名,为"云间五子"之一。以太学生屡试不第,留滞南雍,未几客死,年四十三卒。几社同人中,朱灏最长,立勋次之。 


 陈子龙在诗文上深受秦汉派的影响,是明末的诗文大家。陈子龙也擅长填词,被后代评家誉为“明词第一”。他的诗歌长于状物,妙于托意,能将诗情巧妙地熔铸在抑扬跌宕的诗章之中,其中最为出色的是七古和七律。他的七古尤其是后期七古,继承发扬了李颀、岑参、李贺等人的风格,以浓烈的色彩,奔放的气势、急促的意调描绘奇异状美的景物,如《大梁行》、《蜀山行》、《高梁桥行》等,也善于刻画各种特色的人物肖像,如《匡山吟灯岩子》、《寄献石斋先生》、《赠孙克哉》等作品,所以被认为“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他的七律清丽沉雄,即能表现瑰丽雄奇的意境,又浸透着诗人结?啬郁勃的愁绪,即使诗人言词清丽,也依然掩不住作者的“格高气逸,韵远思深”,同那些仅有翡翠兰苕的绮丽诗风迥然不同,他的《高邮州》、《都下杂感》、《晚秋杂兴》等都是这样风格的作品。他的词深得南唐、北宋婉约词名家之妙,尤其是后期词,于清词丽句中蕴含家国沦亡之悲慨,被周之琦、谭献等人誉为“李煜后身”。   虽然陈子龙在词方面成就斐然,但是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诗文和经世致用。陈子龙比较重视诗歌忧时托志的社会作用,认为“作诗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则虽工而余不好”。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是有感而发,决不能无病呻呤。“古人之诗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之诗也,得已而不已”。他虽然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尤其重视推崇秦汉文风的“后七子”,但同时他并不盲目模拟古人。一方面他认为“既生于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雄,音调之类,此前哲之所以备,无可独造”,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诗歌“色彩之有鲜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浅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惜。”   达种诗学主张的指导下,他的诗歌除了少数模拟痕迹较严重的外,绝大部分都能够直面现实有感而发。诗人对当时明王朝的腐败极为不满。《辽事八首》揭露了明军面临战事。依旧“红袖军中歌舞遍”。诗人在《白靴校慰行》中无限悲愤地写道“今日东方声问断,盈盈报目使人愁”。有力的抨击了宦官窃弄权柄,误国殃民。诗人对社会动乱下人民生活的困苦,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在《小车行》中描绘了灾民“出门茫然”无以为生的凄惨景象。   正是由于作者思想中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关注,使他不仅安居一隅,以诗文寄托一生,特别是作者生活在明末社会动荡,国家社稷危机四起的时代,使他不能不参予国是,为国奔走。   他参加了张溥等人组织的复社,后来又同好友夏允彝等人组织几社,革新文学的同时也希望能影响社会。   为了入仕,得到为国出力的机会,陈子龙还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崇祯三年,以第七十五名的成绩通过乡试,之后在崇祯三年,崇祯六年两次参加进士考试,末考中。崇祯九年才终以三甲十八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被指定到广东惠州担任司法工作。当他到达瀛州时,得知继母唐宜人去世的消息,于是请假回家治丧。回到松江后,陈子龙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编辑一些经世致用的书。通过研究历史而找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他们把当地一座达官贵人的别墅变成了编辑出版这些书籍的工作,开始了宏大而艰巨的工作。   首先着手编辑的便是这部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经世文编》。于崇祯十年二月开始编辑,同年十一月定稿。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的书。   这部五百多卷的大书,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没、科举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关治国的方针政策的实用之学。宋征璧所作的此书凡序,将选辑文章篇目的目的和原则说得十分清楚:“此书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悠关”,所收之皆为“学术渊深、足为世用,一称立言之家,一为实用之准”。从这里,我们已可以清楚看到陈子龙已经不是一位寻常文士了,他那些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议论早已不再提及了。他所期望的只是如何为那个动乱的时代服务。到这个时候,他更加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成为认识时代、决心为之出力的人了。   在他为此书所写的序中指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许誉卿序更感慨地说:“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径,一旦逢年,名利婴请,入则问舍求田,则出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对当时的封建文人面对着内部极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对建州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状况,面对着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仍然只知咕哦诵记,除了章句之学以外什么也不懂感到忧心如焚。 


 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宋濂的《渤泥入贡记》、商辂的《赠行人刘偕立使西南夷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诸岛的友好往来;吴桂芳的《议阻澳夷进贡疏》、庞尚鹏的《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记述了澳门的情况及其被蒲都丽家(葡萄牙)占领的经过;徐学聚的《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说出了当时吕宋惨杀华人万余人的惨状;余子俊的《添设将官事》,宋懋澄的;东征纪略》,记载了明王朝与建州女真族之间的战事;周忱的《与户部诸公书》,指出苏松户口流亡的严重性,并以太仓为例,批评了当时的弊政;耿裕的《灾异疏》记述了光禄寺的厨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后来又增添一千五百名,可见当时官僚机构的庞大和统治者的腐败。这些史实,对研究的明代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书中录存了《徐文定公集》六卷,特别受到后人的重视。徐光启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精通天文、历算、火器、兵机、盐?、水利、农政等实用之学,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人,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贡献。 


 此书在清代被列为禁书,清代《违碍》、《禁书》两目均着录。   原因之一是因为书的主编陈子龙是一个抗清志士。明之后,一直在南方从事抗清活动。在太湖组织义军,事败后,投水自尽。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掩饰清代先祖同明朝的关系,把建州部族说成一个从来都是独立的部族,从没有臣服过明王朝,而大量禁毁明末清初的诗文。此书恰好收入了清朝统治者最不愿为人所知的一些历史文献。例如王琼的《王晋溪本兵敷奏为计处夷情以靖地方事》,揭露了建州左卫一些首领“做贼”的行径;张学颜的《张心斋奏疏抚辽疏》和《申饬边臣抚夷疏》,道出了建州领袖王台、王杲对明朝的不同态度;杨道宾的《扬宗伯奏疏海建二夷■期违贡疏》和《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说明了建州和海西两部对明朝的朝贡制度、时间、人数和努尔哈赤的兵力情况。   熊廷弼的《敬陈战守大略疏》、《上叶相公书》、《答友人书》,更具体地说出了李成梁如何设计杀努尔哈赤的祖父塔失,又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远交近攻,日益强大的原委;姚希孟的《建夷授官始末》更是原原本本的阐述了建州和明朝的关系。所有这些真实的史实,揭穿了清统治者的谎言,当然地遭到了禁毁。此书卷帙繁重,当时印本就不多,再经过明末清初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后屡遭禁毁,流传至今就成为稀有的珍本了。此书收集的文集在千数以上,有些文集已没有传本,只是通过此收的选录才得以保存至今。今有一九六二年中华局出版的明末平露堂刻本的影印本。 


皇明经世文编 - 《皇明经世文编》成书时代及其士风


1. 全书504卷补遗4卷。   2. 编辑时间在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二月开始,十一月便编成,时间极为短促。   3. 在这年之前二十年中,后金崛起,明军屡败,民变四起,山东白莲教徒,陕北李自成、张献忠闹得正凶。这部书编辑的时候,正是明朝内乱外患尖锐的时代。黄澍序:「南寇北奴,日益滋大。」是最好的说明。   4. 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尤其是江南的城市社会,正是一片繁荣景象,逸乐文化是主流,讲究食衣住行情色的高水平消费生活,奢靡享受,行乐纵欲,声色犬马。   《陶庵梦忆》序:遭时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   张岱《自为墓志铭》: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美童;指时供人狎玩的美男子,或称为男妓),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戏班),好鼓吹(音乐),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指虚掷光阴于闲茗棋戏之间;橘虐,今之围棋也),书蠹诗魔(痴爱诗书),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嫏嬛文集》卷五,光绪三年首刊本。)   5. 儒生、士大夫中大部分人对现实问题不关心,更谈不上研究。   (1)黄澍(湖广巡按御史)序说:乃文人柔弱,既已论卑气塌,无当上旨,凡而呫哦诵记,自章句而外无闻焉。指出文人伊伊哑哑,除了章句之学以外,什么也不懂。   (2)陈子龙序说: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儒生是古非今,讲形式不求实质,训诂、词藻,成天揣摩,至于当前现实问题,世务所急,却从不用心,连是非得失也搞不清楚,结论是士无实学。   (3)至于作了官的士大夫呢,徐孚远序说:今天下士大夫无不搜讨缃素,琢磨文笔,而于本朝故实,罕所措心,以故掞藻则有余,而应务则不足。语云:高论百王,不如宪章当代。(宪章:效法)同样是只讲词藻,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现实。   (4)许誉卿序更慨叹地说: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经,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问舍求田,出则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他们没有作官以前,读的是经书,和现实无关;中了科举以后,在家搞房子买田地,做官搞好关系作巧宦,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毫不关心:国家有事,怎么能依靠这种人呢!与柳如是齐名的王修微(号草衣道人,明末广陵诗妓)离开茅元仪之后,嫁给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三垣疏稿)。  


皇明经世文编 - 《皇明经世文编》继承的传统


1.「经济」是经世济民之意。其包含的范围,从国家的治乱盛衰到民众的布帛菽粟,都在讨论、策划之中。关注“经济”,是中国士人(不论其入仕与否)有忧患意识、有社会责任感和有历史见解的优良传统之一。   2.明代关注于此的学人很多,即以“经济”名书而有所编集者,有陈九德(巡按浙江御史)的《皇明名臣经济录》(分为十目,取奏疏事迹上有关治道的分别编列,时间从明初到正德末年止),李伸编其曾祖父元人李士瞻《经济文集》,冯琦等编《经济类编》,张文炎编《经济文钞》,张链编《经济录》,陈子壮编《昭代经济言》、《经济宏词》等等;冯琦(礼部尚书)《肃官常疏》,陈述当朝官场腐败之风,指出“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国家之大患也。”列举祸患之表现,条陈贪污之手段,分析治理之不易,论据确凿,说服力强,并提出治理腐败的具体措施,向皇帝直言进谏:“有才无守者,不得滥与荐章,已列脏迹者,不得止拟降调。……后来勘问,定须明正法典,勿致曲为宽纵。”   张链[明](约公元一五五六年前后在世)字伯纯,自号太乙,武功人,康海之甥。生卒年不详,约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在世。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进士。官至湖南按察司佥事。着有《太乙诗集》五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陈子壮(1596年-1647年),字集生,号秋涛。南海沙贝村(今广州白云区金沙街沙贝小区)人。原籍广东南海沙贝乡,其父陈熙昌,进士出身。陈子壮出生广州九曜坊之杲日堂故宅,四岁能文、七岁能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年)进士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魏忠贤欲延为己用,被陈婉拒,魏忠贤大怒:「何物陈子壮,竟敢逆我意!」天启四年(1624年),自翰林院去浙江主持乡试,策论〈历代宦官之祸〉,为魏党所忌,遂罢职,定居盐仓街。崇祯时,官左春坊左谕德,升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后因朱姓案下狱,不久罢归乡里。崇祯十年(1637年)在广州白云山辟云淙书院,次年修禊南园,与其弟陈子升及黎遂球、区怀瑞、曾道唯等12人修复南园诗社,世称南园十二子。后在禺山书院授徒讲学。弘光时,为礼部尚书。隆武二年(1646年),广州城陷,陈子壮与弟陈子升捐资募兵,在南海九江举旗誓师,永历帝授以东阁大学士。后兵败被俘至广州,佟养甲下令将陈子壮锯死,与陈邦彦、张家玉合称广东三忠。谥号文忠。其弟陈子升携母匿藏深山,其母知子壮已死,自缢死。子壮之妾张玉乔被李成栋纳为内宠,常思反清复明,不久自刎死。   3.最早有黄训所编《皇明名臣经济录》十八卷,以开国、保治、内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列目,即以朝廷、内阁、六部有关之事分类。有饶天民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序:   取国初迄正德末,诸名臣所建白着述,凡言而可行,行而可久,及纪实而可鉴戒者,咸编辑成书,故以《经济录》名。   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匪录焉,弗可也。然录以经济,匪是焉,弗录也。盖文不载道者,拟之虚车;其不经济者,同夫画师。月露风云而无益理乱之数,将焉用之!兹录,斯录焉之意也。《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夫文何足以行远?凡所以远其传焉者,亦经济之文之为耳。   4.万表《皇明经济文录》四十一卷,有编者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自序收录的标准:十分注重这些“文”的社会效果和借鉴价值。   凡先臣谋渊虑,忠言嘉猷,久而无弊者,则录之;达权处变,安危定乱,保扶社稷者,则录之;老成谋识,深达国体,曲当时宜,不愆旧章,则录之;言由深衷,事专毗主,犯颜无讳者,则录之;论事必原始详夫沿革之因,可备征考者,则录之;议论剀切,深究时弊,有所建明者,则录之;言悉民隐而处置或未一一尽当时,亦录之。   若夫繁词、泛论,不切机宜,或论事琐屑、非关大体、无裨经济者,皆略焉。   万表(1498年-1556年),明朝政治军事人物。字民望,号鹿园,浙江鄞县人。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逝世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享年五十九岁。家世以功勋显赫于当时,为世袭的宁波卫指挥佥事。万表十七岁的时候,承袭宁波卫指挥佥事。万表是个文物全才,常与唐顺之等学者切磋学问。正德年间,参加武试、会试,都及第;其中正德十五年(1520年),中进士。先后担任浙江把总署都指挥佥事,浙江把总署都督运,浙江掌印都指挥,南京大教场坐营漕运参将,南京锦衣卫佥书,广西副总兵左军都督漕运总兵佥书,漕运参将,淮安总兵,官至漕运总兵,曾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万表精熟前朝前代历史典故,并十分通晓当时的国事。嘉靖十三年(1534年),在苏州娄门抗击倭寇,大胜,有军工。万表精通经术,着作也宏富。   6. 陈其傃《皇明经济文辑》二十三卷,有编者天启七年(1627年)自序。   (1)上距黄录、万录约七十年左右,不仅在时间上相距较远,而且在选编的体例上也有所不同,据此可见明代“经济录”一类文献的另一种风格。   (2)内容则分为圣学、储宫、宗藩(卷一),官制(卷二),财计(卷三~卷六),漕?(卷七),天文(卷八),地理(卷九~卷十),礼制(卷十一~卷十二),乐律(卷十三),兵政(卷十四~卷十五),刑法(卷十六),河渠(卷十七),海防(卷十八),九边(卷十九~卷二十二),四夷(卷二十三)等,其结构立意,颇近于“正史”的志。   (3) 有真文章然后有真事业   夫宇宙有真文章然后有真事业,以真事业为真文章者,远之炳蔚昭宣,垂辉万世,而近亦布帛菽粟,实庇一时。   (4) 太平之胜算,救时之石画   太平之胜算,救时之石画,果安在哉?其愫窃有志焉。因取我朝先正文,择其有裨于实用者,汇而读之。大抵本经史而约之以时制,光明正大,博古通今。妄谓事业、文章,无逾此者,日久成帙。   6.明经世文编继承了这个传统,规模更大。


陈子龙(1608—1647),明末官员、诗人、词人、散文家、骈文家、编辑。陈子龙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六月初一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初名介,后改名子龙;初字人中,后改字卧子,又字懋中;晚号大樽、海士、轶符、於陵孟公等。崇祯十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论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明亡,继而任南明弘光朝廷兵科给事中。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五月十三投水殉国。陈子龙不仅是明末着名烈士与英雄,也是是明末重要作家,具有多方面的杰出成就。他的诗歌成就较高,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伟丽秾艳,直追齐梁初唐;或合二种风格于一体,形成沉雄瑰丽的独特风貌,为云间诗派首席,被公认为明代最后一个大诗人(“明诗殿军”),并对清代诗歌与诗学产生较大影响。陈子龙各体诗歌中,成就最突出的是七言律诗与七言古诗。陈子龙亦工词,为婉约词名家、云间词派盟主,被后代众多着名词评家誉为“明代第一词人”、清词中兴的开创者,着名词评家谭献、龙榆生等人均对其词作评价甚高。陈子龙的骈文也有佳作,《明史》称其“骈体尤精妙”。陈子龙的奏疏与策论都有很深厚的功底,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的小品文自成一格,《三慨》等作品真切感人又寄托自己缠绵忠厚之情。陈子龙也是明末着名的编辑,曾主编巨着《皇明经世文编》,删改徐光启《农政全书》并定稿,这两部巨着具有很重要的史学价值。


网载 2015-09-06 23: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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