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现存的最早一部汉族诗文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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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现存的最早一部汉族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是现存编选最早的汉族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选的，故称《昭明文选》。萧统，是个很渊博的学者。着作多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的《昭明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着作。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着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后世注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唐显庆年间李善注本，改分原书30卷为60卷；一是唐开元六年(718)吕延祚进表呈上的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本。近代以来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及中华书局以胡刻本断句，于1977年出版的影印本。

萧统（501～531年5月7日），字德施，小字维摩，南朝梁代文学家，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萧衍长子，母亲为萧衍的贵嫔丁令光，又称丁贵嫔。于天监元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于531年去世，死后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昭明太子”。后人将其编撰的《文选》也称为《昭明文选》。

萧统在东宫做太子时，东宫藏书近三万卷，一时“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着名文人，如刘孝绰、殷菩、土殇等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受到他的礼遇。萧统编有或着有《文集》二十卷，典诰类的《正序》十卷，五言诗精华《英华集》二十卷，历代诗文而成的总集《文选》三十卷。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萧统笃信佛教，着名的佛教大乘经典《金刚经》，其中“三十二分则”的编辑，即为他所作。原本长篇连贯的经文，经过他整理成为容易传诵理解的三十二个分则，各段并补充浓缩精要的副标题。

《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全书收录作品514题。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 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汉族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着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汉族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萧统的文学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陶渊明的8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18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汉族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从选录的技术角度来说，《文选》也存在缺陷。书中入选了一些伪作，例如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南朝宋人颜延之已经怀疑，刘知几、苏轼决其为赝品，至近代而成定论；孔安国《尚书序》同样也出于晋人的伪造。同时，书中还有不少误标序文以及误标题目的情况，前者如汉武帝《秋风辞》、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等，题下注明“并序”，实则序文显系史传文字；后者如刘峻《重答刘秣陵诏书》并非答书的原文，陆机、陆云各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李善在注释中就已指出顾彦先应是全彦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为拟妇答夫的语气。此外,还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当等等，也是这个选本的不足之处。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汉族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

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着即有90 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沽、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首先对《昭明文选》作注释的是《昭明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义》，这是隋代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稍后，在隋、唐之际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 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着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着作是唐高宗显庆（656-661）年间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麓”。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 种，前后数易其稿。高宗显庆三年（658) ，书成进呈．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凡作品有旧注而又可取者，即取旧注入书，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对旧注的补正，则加“善曰”以志区别。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蔽。《新唐书· 艺文志》载有他的另一部着作《文选辨惑》 10 卷，已佚。

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作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 人。据吕延作在开元六年(718）的进书表中说，李善的注释只知引用过去的载籍，而没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释清楚，因此在他的组织主持下，由吕延济等重新作注。吕延作虽高自标榜，而五臣的学力不逮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着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此外尚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23 卷，撰人姓名无考，书中引据，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陆善经注、《文选钞》、《文选音诀》，今皆不存。

李善注和五臣注问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两者合并刊刻，称“六臣注”。公元1094年（北宋哲宗元佑九年）旧历二月的秀州州学本是第一个五臣与李善合并注本，其后的六家注本（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后）如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后，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后）如赣州本、建州本，又据六家注本重刻，只不过是将五臣与李善的前后次序调换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对后来很有影响。

宋代时“文选学”已渐趋衰微，有关的专着大都是摘录排比辞语典故，如《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一些比较认真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笔记、诗话中。元代的着作不多，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刘履的《选诗补注》。明代文选学成就无多，张凤翼《文选纂注》杂采前人众说，稍有可取。

清代朴学大兴，学者在专攻经、史、子部之外，发其余力于《文选》，不论校勘、音韵、训诂、考订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较为重要的研究专着,如：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 8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 1卷。分门别类，就《文选》的各种问题加以论述；胡克家《文选考异》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为底本,据宋吴郡袁氏、茶陵陈氏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梁章钜《文选旁证》46卷、朱珔《文选集释》14卷、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从音韵、训诂、考订等不同方面对李注作补正发明，尤以梁、胡二氏的着作更为精博；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重在文义的评论，虽不脱八股文积习，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 8卷和骆鸿凯的《文选学》。

清嘉庆年间，胡克家据尤袤刻本，又据宋代吴郡袁氏﹑茶陵陈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写成《考异》十卷。以后的传本多以胡本为底本，如1977年中华书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等。

今天所见《文选》版本，除上述唐写本《文选集注》外，尚有唐写本《文选》白文、《文选》李善注、《文选音》，均敦煌残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为北宋明道本，已残。传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华书局影印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此外尚有日本足利学校藏明州六家注本，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影本影印发行。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歼，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