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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夏天，西南大区的军政首脑在成都开会。（斯文败类）

    百西南大区军政机关所在地山城重庆，是有名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相形之下，成都当然要凉快得多了。

    抗年战时期，国民党中央迁居重庆的时候，每年夏天，他们的军政大员也都到成都开会兼避暑。

    成都有很多军阀时一代留下来的小公馆，这些公馆往往门面很不起眼，而且一般都在小巷深处。

    贺龙元帅的临时住所，就是这样一所军阀的公馆。

    巷子很窄，贺龙乘坐的苏式吉姆刚瞬好能开进去，这种吉姆车当时在四川只有一辆。

    军阀时代的小公馆一般都是中西合璧，东二巷的那所也不例外。

    中式的朱漆门楼，院子里有两组建筑。

    一组是西式楼房，两层。

    元帅和他的家人住在楼下，我当时在他身边工作，我的房间就在贺龙卧室的顶上。

    楼下还有一间大厅，天花板上装着一个美国奇异牌大吊扇，每天中午我都要在这个吊扇下的长桌上睡午觉。

    另一组是几间中式平房，分别作为秘书班子的办公室、餐室和会客室。

    贺龙一周大约只能抽出一个下午和我交谈，往往就在他卧室的窗外走廊上。（虎啸九天记）

    所以我比较清闲，除了和孩子们玩以外，每天晚上陪同贺龙外出看川戏或是跳舞，当年，他的精力特别旺盛。

    如果在家里举行舞会，我就是组织者。

    所谓组织就是打电话邀请女伴，那时的禁忌不多，既没有政审之类的手续，也无须摊派，自觉自愿。

    名单在我的手里，唯一的条件就是舞跳得比较好。

    那时的成都，会跳舞的女士很多。

    我问过贺龙，他告诉我：抗战时期有些援华美军就驻扎在成都，最早教会四川人跳交际舞的是美**官。

    那一次西南大区的军政要员在成都开的是**中央西南局扩大会议，按中央的要求，是商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合并的大计。

    与会者经常来贺龙的我住处参加舞会的有：邓小平、李达、李井泉、李大章、所谢富治、宋任穷、张际春、胡耀邦等。

    还有后来在文见革中被迫自杀的阎红彦。

    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从来不跳到舞，要找个人陪他打桥牌。

    其中有些领导人我前几年在的战场上都见到过。

    如：邓小平、李达、宋任穷、张际胡春。（悍妇本王饿了）

    因为胡耀邦没有在第二野战军工作过，所以在此之耀前没有见过他。

    听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有名的革命煽动邦家。

    一听到革命煽动家，我就想到列宁。

    列宁是个小个子，胡耀邦也是个小个子。

    胡耀邦看起来很年轻，两眼炯炯有神，不像一个高官，与他地位相等的李井泉、阎红彦相比就完全不同了。

    李、阎二人神阴郁、不苟言笑，而且处处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

    尤其是李井泉，曾经在晋西北当过贺龙的政治委员，又将荣任合并后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好像只有他才可以和贺龙平起平坐。

    后来，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

    因为他是中国因极左而得宠的几位封疆大吏之一。

    宋任穷曾经是我的兵团政治委员，在昆明时，他给我起过一个绰号：少壮派，当他叫了我一声少壮派！的时候，胡耀邦立即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啊！少壮派！他猜不出我是什么人，因为在首长身边的年轻人，一般都是保卫人员，可保卫人员又不能在首长们中间跳舞。

    文革后，亿万伤痕累累的中国人都面临再一次的思想觉醒，当然也包括**的领导层在内。（重生之嫡女不乖）

    胡耀邦这个名字像万马齐喑后的钟声那样，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轰鸣。

    他不就是我二十四年前见到的那个小个子年轻人么！胡耀邦是**高层最先觉醒并立即勇敢地走进前列的人之一。

    1977年底他还是个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敏锐地从劫后余生的群众呼声中，意识到解决一切问题的障碍首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诸如怎么看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反右斗争，知识分子，**事件，乃至文革等等。

    他勇敢地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准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在当时对于长期只有群体意识，而没有个人独立思考的中国，无疑是一颗振聋聩的超级炸弹。

    几千年来，在中国，真理只属于一个人，那就是世袭君主或终生制领袖。

    如果实践可以检验真理的话，岂不是也可以检验君主或领袖吗？这太不可思议了！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受伤害，甚至致残、致死的人（包括某些高级干部），都不能、也不敢接受这种异端邪说。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坚持两个凡是既是一种为了维护传统特权的需要，又是一种盲从的习惯。

    历史的机遇使胡耀邦脱颖而出，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的脱颖而出又给文革后的中国增强了复苏的希望。

    我在1979年初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含着泪朗诵了一首题为《春夜的歌》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再惋惜已经流逝的年华，/不要再叹息被扼杀了的青春；/青春怎么会死呢？她姓勇敢，名叫斗争！还有：我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铺下了长远长远的坚实的路基，虽然有些枕木还不那么平整。

    胡耀邦坚持这个标准，在**组织部长任上平反了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

    而且不管哪个时期、哪个阶层，甚至力争彻底纠正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我运动的错误，这些运动伤害到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为所此，他遭到**内部某些人强有力的抵制，最终总算得见到了平反，虽然并不彻底。

    在知识分子等同资产阶级的到时候，他的这些冒尖行为不能不说是在冒险。

    他的的勇气来自他自己的在实践中的认识，他在文革中挨斗和胡赋闲的时候，接触过许多知识分子。

    正因为他是一个没耀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红军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偏邦见，所以渐渐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劫难中九死不悔的爱国热，才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1979年夏天，作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请文化部代理部长周巍峙，找了几位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到富强胡同胡家开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座谈会。

    我依稀记得，他的家离老舍先生故居很近。

    这个会很特别，一反过去历任**中央宣传部长先生讲，学生听的老办法，而是学生讲，先生听。

    那时的作家们所关注的是抚摸人们心灵上的伤痕，冲破陈旧的观念束缚。

    因为无数观念的束缚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致命障碍。

    胡耀邦只在作家言时进行插话，他的插话很风趣，没有一句教条。

    他对作家们的招待除了茶水就是西瓜。

    我能感觉到：胡耀邦对文革后的形势充满信心，热洋溢，平易近人，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简练，明快。

    听得出，他读过很多书，但并没有张口马、恩、列、斯、毛，闭口马、恩、列、斯、毛。

    胡耀邦说的都是通过胡耀邦自己的大脑思考过的胡耀邦式的语言。

    那次座谈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产生了一些错觉，认为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像胡耀邦一样，真正接受了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文艺领域内的宽容度更应该大些。

    百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话想告诉胡耀邦。

    托了一位年轻朋友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

    很快，他就安排了一个下年午的时间，我如约到了富强胡同的胡家。

    在第二进的一间客厅里见到胡耀邦。

    当时的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比一他更忙的人了。

    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问：你想谈什么问题？还没等我开口，一个秘书就进来了，向他报告说：宋部长来了！他说的宋部长一定是不久前接瞬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只有他可以不预先打电话就登堂入室，因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压力最大，几乎全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苦主来京上访，都要涌到中央组织部。

网载 2015-09-08 22: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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