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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明代的政府
    洪武皇帝的遗赠
　　明代的二百七十六年间（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从原来的大约八千万人增至大约一亿六千万。有破坏力的内战多能予以避免，教育、哲学、文学、艺术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反映了士大夫社会的高文化水平。然而，元明交替的光景并不好。明朝政权起初是军事化的，为的是要将蒙古人逐出，并且抵挡在境外，继而试图维持境内安定，避免来自中国境外的影响。推翻蒙古人的汉族复兴主义并不打算延续宋代，而是在理论上企图回归汉唐的盛世，不过事实上却持续着元朝的某些风貌。
　　明朝的气质始于其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心态。自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在位的洪武君，原是佃农之子，少时贫苦，曾乞讨为生，做小沙弥时跟寺僧学识字读书，后来加入反元的宗教组织。他起兵反元之后，以武力消灭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其它反元势力。在儒生襄助之下，发布了檄文，施行了受天命的仪式。一三六八年赶走了内讧分裂的蒙古诸王，在南京建都即皇帝位。（见地图17）
　　这位新的专制君主的人品，虽然一如其它开国皇帝般受到赞颂，总体而论似乎是中国的一个劫难。洪武皇帝相貌丑陋，精力过人，脾气暴烈，而且多疑猜忌，唯恐有人图谋不轨。牟复礼（Frederick Mote，见CHOC 7）认为，明朝统治形态的许多独有特色源自「这位奇怪而强有力的人的个人特性。」
　　洪武皇帝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最大规模、最多样化的国政之上，维持中央控制权。为达此目的，他颁下了无数规范子民行为的忠告，包括法律、典章、祖宗训示、一系列堂皇的教谕、乡村法令、礼仪规程。爱德华·法默（Edward Farmer）认为，这许多规章形成了一幅理想社会秩序的蓝图，还包含了支撑这个秩序的奖惩条款。洪武皇帝不怎么像黩武者，倒更像理论家，满脑子的概念。
　　至于实际行动方面，洪武皇帝基于个人经验，了解农村的疾苦，尽可能用政策压低田赋、种植树木防止水土流失、维修黄河长江上的堤堰、在谷仓中储粮防饥、编里甲以杜绝盗匪、鼓励士绅济助贫病者。但是他的经济理念只限于传统儒家的看法，以农业为富国之本，认为商贸是剥削的、可耻的，并且以节俭为皇帝的主要德行。
　　太祖洪武的政府曾试图培养自给自足的小区，让大众自己管理自己，让军队自己屯田供粮，由人民服徭役自筑道路或供衙门差遣。皇帝本人的俭省也延及官吏，只发放有名无实的微薄俸禄，迫得官吏们只得谋取法外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因此，太祖的不增税（no-new-taxes；布什语）终不免导致贪污腐败。
　　但是，太祖关注的重点仍是军事。由于中国必须防止蒙古势力复兴，便因袭了元人兵制，在重要据点设卫与所，将军民分籍，军职世袭。军人屯田自供粮饷，并且随时备战。蒙古王公原是各有大封地的一个分散的贵族阶级，明太祖则是将带兵的人封赐成为一个武官贵族阶级，职等和俸禄都优于文职大臣——至少在他疑心武官谋反而大开杀戒之前是如此的。
　　必须在文与武两者中做一选择的时候，明太祖尽管法令多又爱说教，却站在暴力的这一边。一三八○年间，他发现宰相谋反，将宰相斩首之后，其亲族也全部处死，前后总共杀了大约四万人（有「关系」的害处在此）。以后连续处死大臣，加上好几次的整肃，杀人之数可能达到十万之多。其后果是可用的人才丧失与恐怖统治，儒家好仁好礼的政府根本无从施展。大臣受廷杖的刑罚羞辱，在明朝已变成常例。受刑者要伏倒，手脚被人扯住，露出臀部由司刑的人役边打边唱杖数。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有损人格、有害生命的仪式了，因为几杖之下便会皮开肉绽，感染生疮是难免的。一五一九年间，因为进谏皇帝勿再流连南方不理朝政，有一四六位臣子受了廷杖，其中有十一人因而致死。一五二四年，大臣们反对以追赠先皇与皇后的名号称皇帝的生父母亲——因为他的皇位继承自堂兄，结果有一百三十四人受廷杖，其中十六人丧命。这些令人觉得，皇帝和臣子们经常陷于皇帝的暴力解决不了的制度性争斗之中。
　　明太祖的判断错误，大体上可溯至他非巩固维持个人控制不可的决心。由于他一心一意要独揽大权（这乃是自古留传下来的一个必要），便于一三八○年取消中书省，废了宰相，使身为皇帝的他成为全国民政与军事的「总经理」（CEO）。这么一来，他有了控制权，但也有了极沉重的负担。明朝行政制度的研究权威贺凯（Charles Hucker）指出，曾有一度，太祖在八天的期间收了一千六百件奏章，其中共计有三三九一条请示的问题。按每天十小时批阅两百件的速度来算，每件奏章平均看三分钟时间。以前的朝代中，这种每天例行的公务，由宰相带领一批属员去处理。在明清两代，这个重担落到了皇帝身上。既然皇帝不见得都是超人，皇帝的办公室通常成为一个瓶颈，政府因而更容易堕入无效率可言的例行公事。
　　明太祖废除宰相和中书省，等于将文官层僚斩了首，而文职官僚及其工作必须由外廷的首长宰相领导（外廷即指六部、监史台，以及京中其它官署）。因此，明朝的皇帝不得不藉助于身边的随侍者（内廷）来理事，进而变成行政、军事，以及其它特殊事务都要靠太监去办。到后来，宫中太监人数高达七万。
　　财政问题
　　洪武皇帝给后世子孙留下的最怵目的缺陷，按财政史学家黄仁宇（1974）看来，是财务方面的。首先，国库和皇帝可动用的御库并没有分开。明成祖（一四○二～一四二四）在内战中篡得皇位后，迁都到北京，因为这儿是他个人势力所在的地区，而且是可以北控蒙古的战略要地。环绕紫禁城四周的京师面积将近七点八平方公里，其中有五十多个供应铺，雇用工匠人役大约十万人，专为宫内提供服务，所服之务也没有公私之分。这种情形正符合了一项事实：皇帝的个人生活和仪礼性质的行为，都是政府活动的一个部分，应受儒士、道学家的监督和评判。
　　在太监的管理下，宫中开销无来由地扩大。皇帝的亲军卫「锦衣卫」的费用也是如此。锦衣卫除了负有保护皇帝的任务，还是一个特务机关，主管令人闻之丧胆的镇抚司，专门查办政治犯。一三八二年锦衣卫设置时卫卒有大约一万八千人，后来扩增到七万五千人。
　　姑不论洪武时代的朝廷或以后的皇帝如何，明太祖本人是力求节俭的。他规定的田赋约为农产量的百分之十，税率不重。这似乎是善意的轻税，使政府岁入匮乏。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就是使政府发挥不出功能，帮助不了百姓的经济生活。太祖却期望地方小区代中央政府之职，负责各种各样与税金相关的私人花费。为了纳税与管制之便，农民自一三八一年起按里甲制编册，每里之中有十户户长担任甲长，其上再有一位里长。由里长甲长负责全里内的税收和各种差役事务，并且要负责更新户口「黄册」登记的土地人口数据。里长甲长都是轮流制，每十年轮过一回。
　　这个巧妙的安排和相互监视保安的「保甲」制一样，都有重大缺点。这是饱学的行政官设计出来教导百姓如何履行多种义务的蓝图；却详尽得没有改动的余地。到了必须适应地质实况和乡村生活的人际关系时，弊端开始出现。不用多久，就腐化得千疮百孔了。这个不可收拾的综合症候群还包括税收、军备给养、通货供给等，都或早或迟变得失效无用。在这一切问题之下的，是死守着太祖定下的旧制不改。以至于明朝行政后来无法配合中国需求转变的脚步。
　　以税收为例，为了省却将各地收得的税赋送进京师的麻烦，安排好各缴纳地区直接把税收送到指定支销该笔税收的机关。其结果是，各路自行——或依法——进出的税收在全国交叉往来乱成一团。这套不能便通的既定办法却不受任何监督，因为没有一位从头到尾负责的官员。黄仁宇说过，明朝财政系统的主要顾虑「始终在求统治上的安定」。因为每个财税机关都从无数个不同的来源收税，地方官全都没有能力独立，也无力改善行政质量。因此也无人建立起有造反财力的根据地。「国家税收作业太分散，以致根本不可能被人操纵」。
　　如此散乱的税收花销制度，使中央政府起不了作用。大批衙役、书吏、小办事员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忙着收各季到期应缴的田赋。田赋的总额不至于对经济构成过重的负担，真正的累赘在于收取的效率太低，税收机关冗员太多。换句话说，有上百万的中间人是靠着投入这个税收系统的繁琐过程维生的。
　　又如大运河的养护并没有预算经费可拨，完全由地方徭役负责，中央政府不给分毫。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国内有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运谷船，由十二万一千五百名官吏军役负责调度。由于这些运输兵难得有酬劳可领，就只好在谷船上私带货物牟利。总之，国库每一笔收入都在实收之前就预定好应收之数。甚至田赋尚未入库，应领该额的部门就被扣上已支销的帽子，毫无便通的余地。一旦发生水灾之类的事故，就必须以处理危机的方式另募专款。
　　此外，明代夸赞军人屯田自给的卫所制度的记录并不可信。按黄仁宇说，军人距离自给自足还远得很。明代记录所述的是理想，不是事实。军官根本没作记录，明朝史官则只顾要面子好看。整个的军人屯田制度只是一套未经筹备、调查、实验就拟出来的计划书。既未设置主控机关，管理也不严密。被迫进入军役的民户经常弃逃，兵士们没有固定的饷可领，只是偶尔拿到不定期的奖赏。这种制度不过是把军人再变回农人。军人的权势结构不振，是因为军方的饷给被削减了。军人们因此把自己的田出售或抵押，军中无饷可发的情形日甚一日，人数也因为逃兵而减少。边区需要补充兵额的地方，卫所数目降到了原有的十分之一。但是由于军人自给的这种不切实际的传奇一直存在，就不能废除或调整筹资的旧法。
　　再看通货制度，赶不上贸易成长的速度，也是失败的。起初，中央政府靠发行纸钞支持财政。明太祖却不明白，无限量发行纸钞会导致通货膨涨，只管拿纸钞当赏赐。到了一四二五年，纸钞只有其原值的四十至七十分之一。后来纸钞终于废而不用了。其间，政府一直禁止银两的使用。
　　中国的铜币是浇铸的而不是冲压的，所以每一枚都需要以手工修边。明代铜币需求量虽然比宋代大得多，铸造量却远远少于宋代。政府的铸币机构经常是完全不发新币，只好由民间的伪造者来代劳了。后来铸币的职权转给了各省，但是省级铸币掺铅又造成币值降低，铜币供给量始终不符需要。中央政府对发币处理不善，导致伪币充斥，币值从原来的一千钱兑一两银子，降到了六千钱兑一两银子。总之，正当贸易成长扩大通货需求之时，明朝政府却拿不出恰当的币制配合，是大大失策。
　　十六世纪时，对外贸易成长导致银的输入，虽然时有间断，但输入量很大，主要来自日本和（经多条不同路径转来的）美洲大陆。因此，中国原来的商品经济变得货币化了，纳谷与徭役在后来改行的「一条鞭法」之下渐渐合并，全部改为纳银。地方居民按里甲制必须负担的丁粮，渐渐并入田赋折算。需服差役的时候，财力负担得起的人不必去做修路之类的公共工程，可以出钱雇人代做。
　　不幸的是，从日本和美洲流入的白银并未带给中国白银通货。铜钱和银子一并通用，形成类似复本位的制度。人们日常交易都用铜钱，即便政府不能不贬它的值。拿白银来铸币以维持通货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明朝政府从未有过铸银币的打算。用一块块银子缴税并不是计划决定的，而是因为其它通货都不管用了，逼不得已才用银子。纯银块的流通非常不便，因为各地用的「两」，单位大小不同，甚至各行业各官署衙门也有不同。有时候，一个城市同时通行着二十种不同的银两，主要商品——如盐或棉布——各用各的银两，买卖外地的货物又要用别种银两。流通中的每锭银子还要秤，要验纯度。这些条件造成银两单位杂乱，兑换方式繁多，操作钱的人可以从中取利，而且可以支配想投资做计划生产事业的人。
　　财政体制结构似乎一直跟着明太祖力求节俭的意念走，因为他坚信营利本身就是邪恶的。经商的利益根本上就与社会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必须竭尽可能予以遏止。同时，国家不可求「自富」，因为，依这个天真的观点看来，政府有所获利自然就意味着百姓有所损失。所以政府发展不出可能有的经济力，反而以政治上的控制力为治国的基础。结果明朝便始终不肯建设起运作财政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财政力量，甚至连投资做公共运输设施都不肯。在如此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不免就时常要征用百姓来服差役。
　　黄仁宇指出，大体上看，明代中国若有某一地区显示可能因企业或外贸而成长的趋势，政府不但不觉得应该给予支持，反而反对这种成长，因为它造成的不均衡「终久将危及全国的政治协调」。倒不如把所有的省分都压低在较落后地区的水平。
　　黄仁宇认为，宋元两代都比明朝老于世故，行政质量也都高于明朝。「唐、宋、元皆未实施过明朝这么僵化的财政结构」，也不像明朝给最高层政府官员这么少的业务责任。「明朝制度代表中国财政史上一个重大的突变。从此以后，政府财务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持政治现状，不再表现出任何动态性质。」明朝面对航海世界的退缩，正是此一卓见所述情形的写照。
    中国闭关自守
　　南宋和元代都眼见了中国在造船、航海科技，对日本及南亚、东南亚海陆贸易各方面向前大步跨进。到了一四○○年间，和中国有海上贸易的国家地区已经为人们所知有百年以上的时间，中国商人输出的货物有丝绸、瓷器、铜币等。明成祖五度北上远征蒙古的同时，命令大太监郑和循海上贸易的航路南下出使。郑和本姓马，是回教徒，父亲曾至麦加朝圣。他带领一批有能耐的太监，为执行皇帝派下的特殊任务而远征南洋。
　　郑和自一四○五年至一六三三年间的七次航程都不是等闲之事（见地图18）。南京附近的造船厂，仅是在一四○三到一四一九年间就造了两千艘船舰。其中包括近一百艘大型的「宝船」，船长在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多公尺之间，横宽在四百五十到将近五百公尺之间。据密尔斯（J．V．G．Mills，1970）估计，每艘宝船的排水量必在三千吨左右。这种有四至九根高达二百七十公尺桅杆的船，有十多个不透水的舱格，有艉柱舵，舱房可能多达五十个，可载四百五十至五百人。一四○五年至一四○七年的首航舰队大约共有三百一十七艘船，其中六十二艘是宝船（一五八八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不过是一三二艘船）。郑和率领从属太监七十人，医疗人员一百八十人，占星官五人，军官三百人，兵丁两万六千八百人。前三次出使航至印度，途中港市都曾停靠。第四次越过印度远抵荷姆兹（Hormuz）。后三次都到了非洲东岸各港，最远到达马林地（Malindi，在今肯亚东南附近）。而宋朝的瓷器和铜币早在郑和之前已经来到此地。远征船队的分遣部队还有额外的航程，有一支曾到达麦加。郑和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带着进贡的使节回中国，事后并且送这些外使返回其本国。虽然也有一些贸易活动，但主要还是进行与大约三十个国家的外交往来关系。郑和出使虽未摆出武力侵略架势，但亦曾数度用兵。
　　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这几次奉命出使与达加马（Vasco da Gama）或哥伦布的探险之旅的性质不同，航行的路线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非洲以东海上贸易的既定航线。第二，中国的远征为的是外交不是商业，当然更不是为了海上劫掠或殖民。郑和与各国互赠礼物，招徕进贡国，携回地理信息和科学上的新奇事物，如长颈鹿就被当作祥瑞之兽展览。第三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四三三年停止这种出洋远征之后就再没有后续了。而且兵部侍郎更于一四七九年将七次出使的记录数据销毁，中国的海外商业行动受到严格禁止，直到一五六七年才开放。航海时代在全球各地初现曙光的时候，明代中国本来已经遥遥领先他国，却不肯继续向前。欧洲人再花了将近五十年时间才摸索到起点上。一四三三年以后，再过了三十七年，葡萄牙人才到达西非海南端的黄金海岸。而哥伦布率领总吃水量四五○吨的三桅船队伍出航，则是在一四九二年。
　　爱德华·德雷耶（Edward Dreyer）详述过中国这些伟大的航海行为如何受阻于儒生出身的大臣们，这些读书人理论上就反对贸易与对外接触。黄仁宇亦指出，明朝财政窘迫，无力担负这样耗费不赀的海上外交。例如，明朝于一四○七年正式将安南划入版图，后来却因为安南作乱反明，朝廷苦厌兵事，不得不于一四三一年承认其为独立的藩属国。此外，明成祖为抵制科举出身的文官把持朝廷，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任用太监，也引起京师官吏的妒忌。
　　到了十五世纪中叶，京师又面临蒙古势力再起与边境的骚扰。一四四九年间，一名专进谗言的大太监说动天子御驾亲征，结果被蒙古军俘虏。蒙古人要以明帝为条件进行交易谈判之时，明朝却迅速立了新帝。此后明朝便在蒙古人的威胁下渐渐束手无策。据阿瑟·华德伦（1990）研究，朝臣们曾有无休止的政策讨论，一面恐惧对蒙古人出兵，一面却又不肯允许蒙古人与中国贸易以减少其南下侵扰。一四七四年以后，以至十六世纪期间，明朝进行的长城修筑，留下了吾人现今所见的有几百个岗哨卡的万里长城（见地图17）。就军事用意而言，这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却表达了中国长期受外患折磨的心态。
　　造船只限于小型船舰以后，明朝海上势力渐衰，替中国南海上的海盗打开了壮大之门。这些海盗名为「倭寇」——日本人，实际上大多是中国人。明朝非但不以武力反攻，反而强制执行了使自己蒙受重大损失的海岸闭关，目的要使海盗因补给枯竭而退，结果仍是徒劳一场。这套国防政策还包括限制外贸，规定所有外来商贸都要装成进贡的模样。据撤拉辛·维拉蒲（Sarasin Viraphol，1977）所述，中泰商人运售的暹罗稻米必须做出与进贡使团相关的样子输入。进贡制在明朝达到高峰，但是这种自卫形态意味着的不是势强而是衰弱。
　　总之，反商主义与恐外症（xenophobia）占了上风，中国自此退出了世界舞台。武人势衰了，大局由文官主控。逢到昏君当朝的时候，替皇帝查案、问刑的太监势力就会构成太监独裁，以恐怖手段压制文官。明代中国手握海上扩张的优势条件，却被保守的理学儒士掐死，简直就像是故意错过近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这班船。
　　这个贬抑的评价来自二十世纪末，正当科技与经济成长在全世界的各个生活层面都造成无数混乱，却还找不出可以将人类文明毁灭延缓的秩序原则之际。明朝独立而自足式的经济成长，以及其相对的平静安乐，也许终将受到历史学者的推崇，在我们看来是失败之处，或许别人看来是某种成功。
    朋党政治
　　政治家兼哲学家的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在士人的思想领域中博得了许多追随者，启发读书人走向理学的一个新趋势。王阳明是大学者也是文韬武略兼备的大臣，曾平定宁王之乱，致力于利用乡约建设地方小区。而乡约正是最接近儒家尚古风的一个制度。在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的是与朱熹同期的陆象山的学说，比较不讲究躬行实践，而是侧重致良知的内在德行修养。他认为本原世界是一整体，既在人心之外，也在人心之内。因此，人应当让致得的良知导引自己的行为。这种说法带有佛家的弦外之音。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按威勒·彼得逊（Willard Peterson，1979）解释，其实是要求「道德知识与社会行为的统一」。阳明学说在日本和中国同样有深远的影响。
　　明亡以后，清朝后来的批评者攻讦阳明学说太抽象、被动、唯我。因而促成一种观念：明代学术思想培养了理直气壮贬低实用工技的态度。朱熹和王阳明两家理学正统，都教导明朝的为官者肯定合乎道德的言行为治国的根本，却将科技视为匠人与等而下之者的事。
　　道德问题随即提供对立朝臣党派相互抨击的题目。而朝中派系之争也激起大臣们的道德说教，批评皇帝偏离正道，与奸宦斗争。派系倾轧最严重的事例多发生在明神宗万历的四十八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二○）。
　　神宗在位的最初十年中，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励行严改，也累积了中央国库的资本。只要神宗支持，他便不怕得罪人，拿坐领干薪的冗官开刀。他的目标不在变法革制，而是要建全国家财政。不过，他的做风直来直往，蔑视因循的常俗，死后遭到弹劾抄家。
　　神宗皇帝听怕了大臣们的说教与相互攻击，索性不上朝了。后来更使出阻碍或不理朝政的报复手段，连续多年不见大臣、不批奏章。他也不肯任派应该补缺的官，以致中央政府里的人员都不足。总而言之，神宗想扔开当皇帝的职责，却竭力搜刮饱入私囊。若就皇帝为国政运转主轴的角色而论，他这样和朝臣做对的行径不但是一塌糊涂，而且是叛国。
　　明神宗的一意胡为，加上掌大权的宦官贪污，激起长江下游诸省的另一个层次的党争。这个区域不论上缴田赋的分量或入朝为官的人数都超出了土地面积比例。就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改革运动兴起。一群清高的儒士因为以道德为首要关注，对大小官吏都发出有成见的抨击。政府的实际问题他们看不见，只顾鼓吹儒家名教为绝对的准则，对他们要攻击的靶子发出责难。很难说是那一边比较有理，因为争论重心是道德问题和人身攻击，涉及实际行政问题的很少。一六二○年代，神宗死后当权的太监（魏忠贤）以惨暴手段倾陷东林党，但仍有一些幸存者后来留下对他不利的最终定论。正当明朝极需要有力的领导之时，明末的党争却造成决策分裂与朝廷停顿。
　　十七世纪初期，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加上本来已在推展中的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贸易，都在响应日本与中国商人及官吏的行动，形成活络的国际贸易。在中国内部，大规模的陶瓷、丝绸、棉布生产，伴随着盐谷贸易广布、都市增多、从事地区间贸易而更富裕的商人阶级的扩大，同时发展。白银流入中国乃是促成这种成长的唯一因素，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明末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都市生活发展，乃是社会、文化、经济各方面将出现活泼有力新生的前兆。但是，商业活动和西方接触却带来巅覆政治秩序的威胁。十七世纪初的日本便是以断然的态度，对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关闭了自己的门户。在中国，新起的朝代取代了明朝，却继承了明朝对外贸和西方接触的焦虑不安。中国明末的新生之望，似乎已经消磨得没有了。
　　

费正清 2013-08-22 10: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