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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2-0005-14
　　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孔子既是时间人，又是空间人。从时间上来说，孔子跨越了两千多年，经过多次文化交流，形成了四种类型的儒学：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今天已经到了形成多元融和型儒学的时候了。从空间上说，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文化遗产。除了中国儒学，还有日本儒学，日本的孔子；韩国儒学，韩国的孔子；新加坡儒学，新加坡的孔子；……甚至也有法国的儒学，法国的孔子；美国波士顿儒学；西儒……这些儒学都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国外的儒学也会进一步融和，多元融和型儒学的出现也是毋庸置疑的。从时间上说，从空间上说，多元融和型的儒学的出现都是必然的。
　　　　一、儒的恒定性与变通性
　　儒学本来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演变成中国封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普世伦理。正像乔羽所写的《千古孔子》的歌词所说：百年千年万年，昨天今天明天，多少亭台楼阁早已作化瓦砾一片，多少功名利禄早已化作过眼云烟，你仍旧是你，你仍旧是你，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永远活在众生之间，活在众生之间。……在孔子的思想里，已经蕴涵了一些可以称得上普世伦理的内容，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今天的人们还很难做到，即使到更高的社会形态，能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孔子和其后继者将儒学凝固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定的孔孟之道，这就是三纲六纪。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六纪是诸父（父亲的兄弟）、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诸舅（母亲的兄弟）、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稳定了。在当代社会里，仍然存在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只是需要加以变通，使这九个关系都照顾到相互之间的利益，不要再强调单一方面的主导关系，比方说君臣关系要演变成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相互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人民是相辅相成的。其他关系，也要互相照顾到对方的利益。父子关系，演变成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诸父演变成父亲的兄弟姐妹，兄弟演变成兄弟姐妹，诸舅演变成母亲的兄弟姐妹。这样，辨证地处理这九个方面的关系，任何社会都可以保持稳定。这正是儒学恒定性的一面。
　　但儒又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儒学根据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儒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对此是有力的证明。
　　儒最初本是一切术士即知识分子的通称。《论语》中有“君子儒”、“小人儒”之称，儒都是术士的通称。经过孔子、孟子、荀子诸位大师的努力，形成了儒家学派。在《庄子》中，儒已经有了学派的意义了，如《田子方》中的“儒士”、“儒者”，就是戴“儒冠”、穿“儒服”的学者，《徐无鬼》中的“儒墨杨（朱）秉（公孙龙）”已明确是指学派了。
　　儒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改变形态，所以从战国至清代就有了汉儒、唐儒、宋儒、明儒、清儒等不同时期的儒家学派。近代以来，则产生了新儒家。
　　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儒家学派的思想内容，也是因时而进，与时并进的。因此，儒是分为不同层次的。
　　儒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儒学虽然产生在中国，但影响却波及到海外。在东方，形成了范围十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然而，虽同属“儒教文化圈”，中国儒学与东方儒学也是有区别的，中国以外的东方儒学，包括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儒学。在中国儒学、东方儒学之外，还有属于西方世界的“西儒”。可见从世界范围来说，儒学也是划分成很多层次的。
　　事实上，即使是中国儒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划分为很多层次的。如果从文化交流和学派的纯杂程度来分，儒家学派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这些学派的形成是受文化交流影响所致。即使是独尊儒术型，也离不开交流，只不过是对交流有所选择罢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董仲舒最早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做到独尊儒术，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杂糅了许多属于阴阳五行等齐学的内容。这说明独尊儒术是非常难的，连提出者也做不到。从儒学道统来说，真正恪守孔子学说的，有战国时的孟子，唐代的韩愈，宋代的安定、泰山、横渠、涑水四派，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儒道互补型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教思想互补，如北宋濂溪、百源诸派，另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互补，如魏晋玄学。
　　三教合一型是宋代以后儒家学派势力最大的一派，程朱、陆王诸派概莫能外。
　　四教会通型的儒学是明代以后出现的儒学新派别，有两种类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和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基督教的会通不是成功的，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学派。伊斯兰教的会通是成功的，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学派，如刘智、王岱舆、马复初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都是四教会通型的伊斯兰教学者。
　　至于近代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和的产物。新儒家把西方的形上学套进儒学的框架，企图构造出新的儒学。但他们在焕发儒学生机和普及儒学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梁漱溟影响较大，而他之后的新儒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流于虚空之学。但他们的贡献是开启了多元融和的先河，从而使在海外的新儒家在最近一些年，走出了一条新路——多元融和之路。
　　这些事实统统说明，儒学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儒学绝不会停留在孔子的地步。孔子是与时并进、自强不息的。
　　　　二、新儒家多元融和的成功范例
　　儒学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当代新儒家。尽管国内有些学者还不承认有新儒家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新儒家是当今集合在孔门后学的人，他们都是“蠢材”，也有海外学者认为新儒家有一种恪守道统的傲慢。对新儒家的褒贬说法歧义很大。事实上，新儒家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根据杜维明教授的说法，“当代新儒家”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当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国论坛》（联合报系的知识性杂志）1982年在台北召开的以“当代新儒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五位学人的思想为评断的对象。不过，众所周知，即使严格地定义当代新儒家，至少方东美、钱穆及冯友兰的思想也应列入考虑。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所指涉的范围旁及学术、知识、文化和政治各领域，包括的人物就相当多了。
　　当代大陆和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徐复观、方东美等人创建了新儒家学派，他们的学术贡献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他们的学术着作大多是在大陆和港台用中文出版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很难被西方的学术社群所理解，陈荣捷作为沟通中国的学术界和西方学者之间的桥梁，通过其典范性的翻译注释和专题性研究，使西方学术社群在最高层面上理解了中国儒家的学术思想。[1]
　　但是真正使美国人更多了解新儒家的恐怕还是所谓的波士顿儒家。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过去在美国社会中，华人很难进入上层，但是在现在，经过华人的长期努力，华人精英的成就越来越大，在美国上层社会中显然有了华人的身影。科技界、学术界都有一些杰出的华人人士在为美国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学术角度来看，到今天华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学术在发挥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汉语成为美国人喜欢学习的热门外语。有一大批美国年轻人，也在跟华人精英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有个通例：假如要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是美国高等学术界的精英中的精英。只有成绩最高的学生，才会被接受研究中国文化。这些华人精英把中国文化带给美国人，使美国也出现了中国学。甚至美国也有了儒学，影响达到世界范围的就有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波士顿儒家和以夏威夷为中心的夏威夷儒家。
　　波士顿儒家我把它命名为对话派儒家。该派以查尔斯河为界，分为两派，以南乐山等人为首的对话派是注重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以杜维明为首的对话派注重儒学与伊斯兰教等东方文明的对话。波士顿儒家是在美国波士顿形成的儒家研究学派，一开始被认为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但现在在学术界已经出现了波士顿儒家的说法。而且，2000年已经出版了南乐山的《波士顿儒学》的着作，正式宣告了这一学派的确立。这一学派的特点是主张对话，因此也可以称为对话派儒家。
　　波士顿儒家以查尔斯河为界，形成以南乐山与白诗朗为首的河南派，以杜维明为首的河北派。河南派以波士顿大学神学院为中心，南乐山是该神学院院长，他不认为儒学只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有关，而西方学者只能研究儒家，不能成为儒家，他宣称自己就是儒家。他对当前儒家思想在比较哲学和神学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和贡献具有强烈的兴趣，从其原创性的哲学目标出发，力图在丰富而复杂地吸收柏拉图、皮尔斯、美国实用主义、泛亚洲佛教和儒家思想、基督教神学而形成的孕育体之内，对古典的西方理性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传统重新注入活力，因此他日益迷恋于儒家思想的分析。波士顿儒家的出现，就是源于南乐山关于全球现代思想的丰富资源之中。而白诗朗认为，儒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运动，儒学将成为欧洲思想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在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找到听众。
　　河北派以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为代表，他注重孟学，沿着思孟、陆王、牟宗三的系统，强调心性修养的重要性，着力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他领导之下，中美两国学者不断开展文化交流。杜维明对于儒学如何进行第三期发展的问题也谈得较多，认为儒学要有第三期的发展必须对西方文明所体现的而儒家传统所缺乏的价值做出创建性的回应，比如，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传统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其次，还要解决儒学和当前中国文化的相关性问题，以及儒学在中国大陆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生存条件与再生契机问题。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儒学还应“和世界各地的精神传统进行互惠互利的对话、沟通”，比如可以和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耆那教、锡克教、神道教及各种地方宗教进行交流，“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2](P467-468)
　　夏威夷儒家我把它叫做诠释派儒家，以成中英为代表，郝大维、安乐哲、田辰山等人均属于该派。这样分，并不是说杜维明就不涉及诠释，也不是说成中英不涉及对话。而是说杜维明以对话为主，成中英以诠释为主。从美国的儒学来看，本来还有余英时，对儒家的历史研究和韦伯的儒学观有很深的研究，发展下去，能够大有作为，能够形成一个儒家的历史学派。但是可惜的是，余英时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有传承关系的学派。形成这一学派，还有待时日。这样的历史背景为今天的儒学适应全球化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夏威夷儒家恐怕在本文以前还没有人提出过。但是2002年我与成中英教授、田辰山教授在青岛参加“全球化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与他们交谈时提出了这一概念。起初成中英教授感到突然，但是后来一想，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
　　不管是对话派还是诠释派，美国的新儒家都是把中国的儒学和东西方的文化有机融和起来了。他们的贡献，不仅使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了儒学，而且使儒学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内容，使动态的儒学向着多元融和型迈进了一大步。这应该是儒学的进步和发展。如果说大陆新儒家把儒学往形上学方面发展，从而使儒学的生命有所窒息的话，那么美国的当代新儒家则在延续儒学的生命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正是大陆当代新儒家的“山穷水尽疑无路”，开出了美国当代新儒家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新儒家任重道远，成中英教授在《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3]中提出了新新儒学发展的10条原则，其中有4条原则是需要融和多元文化的，尤为重要的是第2条：在古典儒学与现代理性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主客分合自如的知识论与动态的知识系统观，包含科学研究、工业技术开发、社会经济发展的网联与互动；第4条：在古典儒学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基础上，发展及持续地扩展一个体用相需、持体致用、利用明体的方法论。另外还有第6条和第8条。新儒家面对的是全人类，自然会对全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加以系统地整合，这样一定可以创造出成先生所说的新新儒学——多元融和型儒学。新儒家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是一种必然趋势，也只有这样，世界化的儒学才会走出中国，被世界所接受。
　　收稿日期：2002-12-02
文史哲L济南5～18B5中国哲学蔡德贵20032003蔡德贵　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中心、漳州师范学院教授 作者：文史哲L济南5～18B5中国哲学蔡德贵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0: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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