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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是日本海洋战略的重点，包括南海主权声索国、其他东盟国家和区域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等三个方面。

1.日本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

2011年第四季度是野田内阁“繁忙的外交季节”。2011年9月27日，野田首相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发表以加强南海安全合作为核心内容的联合声明，同意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确认“连接世界与亚太的南海极其重要，该海域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关注事项”，“拥有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等共同的战略利益”，强调“航行自由、无阻碍通商、遵守现存国际法及冲突的和平解决符合两国及整个地区的利益”，为此要继续进行两国事务级海上安全保障磋商。“共同拥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并作为自由而活跃的市场经济国家共同发展”以共同的“战略利益”和“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和维系双边合作的两大支柱。日菲签署《日菲安全保障合作声明》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日方决定提供数百亿日元贷款和10亿日元无偿资助，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两艘全长100米、1000吨级的巡逻船和10艘长40米、200吨级的小型巡逻艇，帮助菲海岸警备队提高行动能力。 将日菲海洋安全合作及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日菲加强海洋安全合作的战略因素主要是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其双边军事合作、经贸往来、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现实做法、基本动因、主要影响和未来走向主要有以下内容：

2012年，日本不断利用“军事手段”与菲律宾等国加强军事联系。日菲迅速落实双边海上安全合作的具体安排：将副部级政策协商升格为战略对话，举行第五次日菲外长+防长的“2+2”会议；推进防务交流与合作，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参谋长）与菲海军司令互访、海上自卫队舰队访菲、建立两国海军参谋磋商机制；加强海警合作，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巡逻机将帮助菲训练海岸警备队、提高其作业能力；建立有关南海问题的情报交换体制，达成共享海上情报协议；在菲律宾建立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的基地港。国际媒体普遍认为，日菲加强海洋事务合作以应对南中国海问题、目标指向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 按照上述双边海上合作协议,2012年1月，日本第十一管区那霸海上保安总部所属的巡逻机飞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国际机场，双方就南海局势交换意见，请菲海岸警卫队队员乘坐海保飞机体验飞行，指导菲方人员收集海上信息以及“警戒监视”。 3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方式，在2012年度向菲律宾提供包括1000吨级大型巡逻船在内的多艘船舶，协助菲在与中国有分歧的南海海域加强海上控制能力。日本外务省承认，这是自去年日本政府决定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之后，首次向他国提供武器。4月16日，日本自卫队首次参加美菲定期联合军演。5月18日，菲国防部长加斯明宣布：“日本正在提供援助，以(提升)菲律宾的海上能力”，将从日本采购10艘长约40米、排水量200吨的巡逻船，以提高在南海的“领土防卫”能力。菲海岸警卫队司令埃德蒙·陈称，这批巡逻船只将被分配给菲海岸警卫队使用。 加强菲律宾羸弱的海军能力有助于保护日本的海上交通线，能力提高的菲海岸警卫队无疑也将帮助日本在南海监视中国，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可能暗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虽然日本明知这些舰艇不可能改变南海的力量平衡，但力图借此唤醒菲律宾的海洋领土意识，提升菲律宾的海军实力，帮助日本实现在中国南海的战略目标，同时希望菲在南中国海部署更多可用的舰艇，使中国海监机构在东海与南海之间分散注意力。菲律宾信息署（PIA）网站5月27日宣布，日本海上自卫队3艘训练舰28日抵达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 当日出席在马尼拉湾克雷吉多岛举行的会议，29日出席菲海军举行的欢迎仪式，还将访问马尼拉警察局、港口管理局、海关、海岸警卫队和军队。日本军舰此次访菲一是表示支持美菲同盟，显示美日海军的战略一致性，二是意图打造与中国争夺岛屿以及海洋主权的日菲同盟，进一步渗透南海。

日本利用中菲南海争端不断通过“军事手段”与菲律宾加强军事联系，以进一步渗透南海。菲律宾虽极力遮掩，但日本3艘自卫队军舰前往马尼拉“亲善访问”，其目的不言而喻。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日本担心自己在东南亚的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一方面不断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淡化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寻求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渠道，影响该地区发展，确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为实现政治大国奠定基础。同时谋求通过与美国以及东盟各国的海洋安全合作牵制中国。4月7日，菲军方发言人宣布，菲律宾与美国将于4月16日至27日在菲律宾吕宋岛和巴拉望岛以西的南海海域举行第28次“肩并肩”联合军演。军演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旨在加强两国在应对恐怖主义、海盗、走私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合作。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表新闻公报说，这次美菲联合军演将首次引入多边参与机制，来自其他东南亚国家的20名代表将列席军演，日本自卫队也派代表参加了模拟指挥演习。日美两国还开始探讨共同使用菲律宾军事训练设施的问题，靠近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被认为是“最有利的候选基地”。 在美国积极重返东南亚之际，日本不断强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其牵制中国、防范中国崛起的意图彰显无遗。

安倍内阁上台后，继续推进与菲律宾的海洋安全合作。日本力图分享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红利，而菲律宾渴求地区联盟加强国防实力，故在东京的战略重组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2013年1月，日本外相与菲律宾外交部长在会谈中表达了对中国的“共同关心”。菲总统阿基诺表示强大的日本可以挑战中国的地区威胁，为平衡中国在亚太的力量，将坚定地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2月22日，日菲在马尼拉进行了外交官和海军高层会晤，商讨在中国南海进行军事安全、反海盗、渔业和海洋科学研究等合作问题。日本政府的潜在战略意图是，加强日菲伙伴关系有助于菲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菲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国，将对菲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日菲2012年双边贸易额130亿美元，日资占菲所获15亿美元外资的35%。同时日本扩大对菲政府开发援助(ODA)，建设马尼拉地铁和机场等基建项目，还向菲南部棉兰老岛注入ODA资金，帮助阿基诺对抗菲最大的反政府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日本还是监督菲当局与MILF和平谈判的两大组织“国际监督小组”和“国际联络小组”的成员。 总之，日菲双边关系已经从陈词滥调和花言巧语发展到真正的军事经济援助和海洋安全合作，未来走向不可忽视。

中菲在黄岩岛对峙期间，日本政府虽然没有公开选边站，但却在背后积极援助菲律宾。日本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地点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域高调介入的战略意图主要有三点：一是密切配合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作为美军在亚太地区重新部署的一环，驻菲日本自卫队可以与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遥相呼应”。二是积极拉拢菲律宾等与美国有历史渊源、与中国有利益摩擦的亚洲国家，背靠美国、狐假虎威，形成共同应对中国的多边机制。三是利用地区冲突，扩大在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的发言权、主导权，证明自身的国际存在和影响力。四是通过插手南海争端问题，给中国施加压力、制造麻烦，牵扯和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谋取有力地位和实际利益。菲律宾在南沙群岛问题上与中国存在矛盾，日本则在侵占中国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冲突，这是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因。日本外务省官员就此指出：“日本与菲律宾在安全问题上存在共同利害。”

2013年7月，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的会谈是日菲两国防长近10年来的首次会晤，讨论的一个重点便是所谓的两国同中国存在的“领土争端”。加斯明表示，日本是菲律宾在防务领域重要的“战略伙伴”，正在准备修改相关法律，将菲军事基地更大程度地向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开放。“允许美国军队在菲律宾基地停留更长时间，同时还允许美军将军事设备带入菲境内，以便菲律宾和美国军队今后可以经常举行‘高水平’的联合军事演习。”同样的待遇也适用于日本。小野说，他同加斯明一致认为应该“依据法律和规则”解决有关问题；日菲两国将加强在“防卫偏远岛屿、领海以及保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合作”；日军将配合菲律宾军方采取相应行动。菲律宾《询问者报》报道，根据达成的协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菲律宾海军的高级将领将进行互访；允许日本海上自卫队船只使用菲律宾港口；加强两国军方在人员培训和情报搜集方面的合作；促成两国军方定期举行副部长级高官会晤。日菲两国都认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非常重要”，两国将加强合作，帮助美国实现在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

迄今为止，日本已经与菲律宾开展了具有实质行军事内容的海洋保障合作，除了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海上巡视船之外，还帮助菲律宾海岸警备队重建部队机制，并派出教官培训菲律宾警备队员。日菲在加强双边海洋安全合作的同时，共同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军事演习，建构区域性、制度性的多边安全机制，成为日菲共同战略、利益需求以及安全合作的新内容和新特点。日本政府公然插手南海问题，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拉拢与中国有领海争端的国家共同对付中国，一方面在东海海域寸利必得、与中国争夺海洋利益，另一方面在南海问题上高调介入，配合美国、拉拢东盟国家，积极参与围堵中国的姿态已经昭然若揭。

2.日本与越南的海上安全合作

2011年10月24日，时任日本防卫相一川保夫与来访的越南国防部部长冯光清在防卫省举行会谈，这是越南国防部长时隔13年之后的首次访日。双方会谈结束后签署并交换了有关强化防卫合作与交流备忘录，特别提到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活动“不断扩大”，意在对中国进行联合“反制”。一川称：“签署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大国越南加强防卫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石。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深化日越两国的合作。”冯光清表示：“日本与越南成为战略伙伴，这种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日越还签署了海洋战略安保协议，一致同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统一协调的政策，应对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动作”。双方在会谈中还就制订多国间海洋安保协定的内容等交换意见。 10月31日，越南总理访日期间，日越双方再次确认开展海上安保合作的方针，越南希望日本等地区外国家积极参与解决南海问题。2012年7月14日,日本外相玄叶在河内会见越南外长,表示将帮助越南训练海岸警备人员、增强海岸防御能力。这是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爆发新的冲突后，日本继续通过援助支持东盟国家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是日本外交抗衡中国之方针的再现。

2013年5月，日越举行首次以海洋安全保障为主要议题的双边协商，日方出席者为外务省、防卫省的审议官级别的官员。日本将越南视为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越南也如此看待日本，希望双方共享关于中国动向的情报和分析。越南政府人士表示，将与正在应对中国在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威胁的日本加强联合与合作。，并期待日本提供巡逻船。越南希望日本海上保安厅提供10艘旧巡逻船。由于日本并没有现成的旧巡逻船可以提供，打算新造巡逻船供给越南。 越南与日本的对话将首次具有建立“对华牵制包围圈”的共同目的，出席者的组成及议题都将与日菲海洋对话类似。日本政府欲借此强化日越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密合作，称“要与越南联合对抗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日本政府计划用ODA资金援助的方式，向越南出口1000吨以上的高性能海上巡视船，以协助越南加强“在南海的维权力量”。由于日本的ODA资金只能用于非军事项目，因此，日本政府将在本月举行的日越首次海洋安全保障会议上，建议越南政府将其海上警察部队从越南人民军中分离出来，建设为单独的非军事组织，以便实现日本海上巡视船的对越出口。 日本政府要求外国军事机构改变组织结构，在战后日本外交史和安全政策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一事态表明日越海洋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密切，作为充实“有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不仅实现双边对话的机制化、制度化，而且级别提高至副部级；更有甚者，日越双方都不再讳言其海洋安全合作的动因和目的，公开宣称希望通过对话密切协商，加强双方战略关系，进一步牵制在东海和南海加强领土主权要求的中国。以中国最为假想对手、以遏制中国为政策目标来加强双边安全合作，不仅是日越关系发展的动因和趋势，也是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开展东南亚外交的新重点。

3.日本与缅柬老泰及文莱等五国的安全合作

这些国家与中国没有海洋权益纠纷，日本对他们以加强双边关系为重点，具有为整合东盟集团对日立场而“提携后进”的意义。（1）对缅甸经济安全合作并举。对蕴藏巨大商机、战略位置重要的缅甸，安倍继承野田政府恢复日元贷款大力促进日企进军缅甸的经济合作政策，同步推进经济与安全合作。2013年10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训练舰首次停靠了仰光港，实现两国防卫人员的交流。两个月后，安倍向吴登盛总统表示：决定为建设缅甸铁路、上下水道和灌溉网等４个项目提供632亿日元贷款，进一步促进“防卫当局之间的合作交流”。日本针对中国早期参与缅甸经济开发的优势，鼓励日本企业“抱团”出击，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过程中，诱导缅甸进行海上安全合作，加强在缅甸战略要地的存在。同时在政治上支援缅甸的“民主化”。（2）拉拢柬埔寨和老挝。11月16～17日安倍“为防止两国完全倒向中国”，排除异议出访柬、老，分别与两国首脑进行会谈并发布了所谓的共同声明。安倍此行主谈三个议题：1.向两国提出派自卫队支援清除战争时期遗留的地雷和哑弹。两国总理分别对该建议的“重要性”“予以确认”、“共有认识”，均未接受自卫队前去扫雷，柬方同意日本帮助其培养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人员。2.安倍希望与两国建立“2+2”框架，日柬首脑同意“充分利用两国外交与国防当局间的协商”，促进“支援能力建设”等两国防卫当局之间的合作，日老首脑关于“追求外交与防卫当局的安全保障（PM）对话达成一致”。3.安倍力促在“南海问题”上合作，日柬“希望早日缔结在南海有利于有效解决争端的有实效的行为准则”；日老“希望早日缔结有利于切实保障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的行为准则”。安倍的随行者向媒体吹风：“曾经反对在东盟系列会议上提出南海问题的柬埔寨，在两国首脑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明确写入早日缔结中国持消极态度的‘行为准则’，是此次外访的最大成果”。媒体闻风而动，共同社说：日柬共同声明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针对扩大海洋活动的中国”。《读卖新闻》断言：安倍承诺向老挝提供90亿日元的贷款，“两国首脑加强合作与中国对抗”。然而，外务省公布的两份“共同声明”皆为自编的“首脑会谈主要成果总结”，不但没有联手抗中的表述，而且证明安倍与两国建立“2+2”框架的目的仍未实现。12月15日安倍再次与柬老总理会谈，向通邢承诺提供约100亿日元贷款用于老挝基础设施建设，力促老挝与日本建立“安全保障对话”框架；对洪森表示新增3个援助项目提供总额138亿日元贷款，双方还签署了3份无偿资金合作文件。过去13年间没有日本首相访问这两个“亲中”的国家，安倍将两国作为遍访东盟十国的最后两站，力争提升安全合作不留死角。此外，安倍还向文莱国王提出加强能源合作与防卫对话的希望，对政局持续动荡的泰国几乎“零”投入。

安倍对柬老缅三国不惜投入巨资促进经济与安全合作，普及“2+2”框架，竭力在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打入楔子，破坏中国地缘政治优势的企图昭然若揭。日本为拉拢利用东盟打造“中国包围网”，将中日东海争议扩大到南海，用经济援助拓展日本经济的发展空间，换取各国支持日本对抗中国，不能不使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多数国家提高了警惕。

另外，日本早在2008年10月9日就与印尼签订了《日本与印度尼西亚关于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声明》。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2011年11月14日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蒂会谈，双方就构建多边框架解决南海纷争达成共识，在11月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共同提出该主张。《日本经济新闻》社论特别指出，作为三个与日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东南亚国家，菲律宾与越南、印尼一样，都是在海洋管辖权问题上与中国存在纠纷的国家。 日本政府的东南亚外交突毫不隐讳开展对外海洋合作，拉拢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抗衡、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政策措施和明确目标。

4.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

与印度的全面合作，是日本政府基于地缘战略的考量，从亚洲的东、西两个方向遏制、围堵中国之战略构想的主要内容。日印两国一直在海洋安全问题上展开密切合作，2004年11月26日《关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共同声明》、2006年10月13日《日本与印度关于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声明》，建立了定期的安保与外交对话机制。对于日本来说，人口众多的印度不仅是巨大的市场，还是与日本没有历史恩怨的国家，更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念和战略利益的国家,是日本天然的战略合作伙伴，借助对印外交牵制中国是日本亚洲外交的重点。

近年来，印度与日本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2011年10月28日，印度外长克里希纳访问日本，与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举行自2007年以来每年一度的“日印外交部长级战略对话”，并为野田12月访问印度做前期准备。玄叶外相在会谈一开始就强调：“日本与印度要作为战略伙伴在经济、安全等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如何防止崛起的中国并为此进行防卫交流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双方一致认为，考虑到中国的海洋活动，有必要在南海地区建立安全规范和行为准则。日本希望通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来促进中国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从会谈内容看，日印两国“战略合作” 的新变化在于：焦点话题从经济中心转向经济、军事并重，不仅讨论了缔结核能协定等经济领域合作，也深入讨论了军事合作的方式和内容；11月2日，印度国防部长与日本防卫相举行会谈，话题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举行联合训练。2011年12月28--29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印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谈，就如何确保印度洋的“航行安全”、扩大两国贸易和投资等问题进行协商，签署了“加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确认了全面广泛的合作关系。野田发表演说时也突出海洋安全问题，宣称：日印两国都是亚洲的海洋国家，海上安全对于两国而言是事关生死的利益，要进一步扩大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在经济合作方面，日本承诺投资45亿美元建设1483公里长的“德里--孟买间产业大动脉”，向印度提供17亿美元的日元贷款；双方签订了1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决心共同努力使日印贸易额从2010年的15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50亿美元；达成了加快签署原子能合作协定的共识。 日印合作进入到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2012年是日本与印度建交60周年，日印两国借助这一契机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印度与日本的“战略接近”通过举行首次双边海上军事演习以及日本参与印美联合海军演习而得到明确体现。2月28日，日印双方为落实上年11月防卫大臣、国防部长会谈和12月日印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开始磋商夏季双边联合军事演习事宜。日本防卫省官员明确指出：两国加强军事合作是为了牵制积极进出海洋的中国。 从这一轮日印两国“战略对话”与互相合作的重点可以明显看出，日印战略合作的新变化：一是话题从经济中心转向经济、军事并重，二是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作为纽带，三是明确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战略认同。4月27日,日本决定向印度出口水上飞机，以加强印度的海洋监视能力。 这是日本政府2011年决定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防卫装备转为民用和出口以后又一次事实上的突破，证明了日印海洋安全合作从文字协议到落实行动的速度和深度。日本海上自卫队6月5日宣布，9日与印度海军在神奈川县附近海域的相模湾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海军参谋长）杉本正彦称：“希望此次联合军演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稳定。” 印度海军司令库马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通过联合军演加强海军兵力和舰船实际运用方面的合作。双方一致认为确保海上航路安全是两国共同利益。很明显，两国首次举行双边联合军演旨在制约海上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对于日本来说，人口众多的印度不仅是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是与日本没有历史摩擦的国家，在亚洲国际格局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野田强调指出：“日本和印度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在众多的领域实现互补互惠的可能性很大”。《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政府拉拢印度共同插手南海问题，与印度强化关系的背景就是中国在经济、军事两方面同时抬头。 对日印战略合作、海洋安全合作以针对中国的潜在动因作出了准确的解读。

2013年1月安倍访问印度，双方达成多项经济援助和安全合作的协议。日印安全合作包括：国防部长年会、副部级国防政策对话、三军参谋长会议、2+2（国防+外交）会谈、部长副部长和局长级的多层次会谈，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制度性定期对话机制，并在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期间共同提出海上安全合作倡议。《日本经济新闻》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称，美国将日印扩大安保合作“视为深化日美同盟的一环而表示欢迎”，从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及牵制中国的角度出发，美国期待印度行动起来成为南亚的一极。美国的幕后支持更增强了日印背靠美国展开安全合作的信心。日印两国已正式启动局长级海上安全磋商机制，于2013年1月29日举行了首次海洋对话，讨论外交和国防部门如何开展海洋合作，将考虑联合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有关东盟国家共同制定对华战略。日方介绍了日中钓鱼岛争端的情况和日方立场，印方则热心于南海资源开发，对日本先进的海洋科学技术感兴趣，双方对于海洋合作的重心显然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日本对印外交将以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以经济援助为杠杆，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为纽带，以加强海洋安保合作为重心，全面加强战略合作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印近年来都大肆进行海洋扩张，日本企图把“日本海”变成“日本的海”，印度也图谋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把上述海域变为排他性海域，独占海洋性权益，是日印海洋合作的动因之一。同时日印还分别插手本来与他们无关的“南中国海问题”，试图拉拢更多的外部势力进入南海海域以抗衡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使南海问题“国际化”，纳入多国对话机制框架以制约中国。可见他们并不满足于“日本的海”与“印度的洋”，更要把“日本的海”与“印度的洋”通过南海海域连接起来，在海洋安全理念、海洋权益获取和海洋战略构建等各方面，试图通过海洋包围大陆、围堵中国，在日趋激烈的海洋权益争夺中掌握先机、占据主动。

同时，日印两国都积极与美国展开军事安全合作。美印日三边对话于2011年12月在美国华盛顿启动，2012年4月在日本东京进行第二次对话，10月29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三次对话，会谈之频繁、议题之广泛，极为引人注目。在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大棋局中，战略核心是美国与多个传统盟友的同盟关系，战略重点是拓展伙伴关系、编织各种“三边安全网络”。在亚太国家国际影响力上升、美国权力资源下降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必须依托传统盟友并拓展伙伴关系，通过构筑多结点伙伴关系与制度性安全网络，维系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政府非常关注与美国和印度的对话，期待就加强合作以防范海洋活动日渐活跃的中国达成一致，共同牵制中国。日美印三国海军联合训练机制就是三边安全合作的实现路径之一。三国间的安全战略合作通过制度性定期对话机制和定期联合军事演习，正在不断的加强和深化。美日印在亚太的共同利益与目标包括：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和平解决争端；确保规则被遵守，以及“政治与经济行为遵循开放模式”。三方认为在西起波斯湾、经由印度洋与马六甲海峡直至中国南海的国际航道上拥有共同利益。在美印日三边关系框架中，美日是传统盟友， “美日确认两国正在加深同印度的战略关系，而发展中的美印、日印关系更加引人注目。美国在敦促日本提升安全能力的同时，也希望印度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2013年2月26日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与战略重心的东移，随着印度的经济崛起及其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美国将印度视为“真正的全球性伙伴”，“美印关系必须成为亚太世纪的基石”。美印日三边对话机制符合印度增加区域内影响力的战略需求和一直以来坚持的“向东看”政策，也符合日本从亚洲西南方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图谋。随着美国推进“重返亚太”战略，美印日三国之间的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水平逐步升级，三边对话为美国向其战略合作伙伴深入解释“重返亚太”战略提供平台，海上安全合作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尽管目前美印日三边对话级别不高，但随着三方共同利益的逐渐汇合，三边对话的内容将不断充实和扩大，制度化、常态化程度也会有所提升。

从日本政府争夺东海资源和岛屿、介入南海问题、开展安全合作以及“绕行中国”外交的一系列动作来看，日本的海洋战略及亚洲外交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就是实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的“南进战略”，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方面，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网”，并基于这一战略态势展开对中外交。日本以中国为战略对手,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及遏制的政策，不仅将使中日两国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必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1.日本政府发表《海洋基本计划》大纲

2012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综合海洋政策总部会议，发表《海洋基本计划》大纲，其海洋战略进一步法制化、制度化、明确化。这份大纲包括7个方面，以“确保海洋安全”和“开展与海洋相关的国际合作”为重点，列举了主导制定海洋秩序相关国际规则的必要性，强调 “为确保日本周边海域、海上交通之路及离岛安全的强化解决措施”等内容，探讨了建立保护日本籍船只免遭海盗袭击的新机制，以及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海洋监视等内容。根据《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政府将在距离中国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自卫队“沿岸监视队”，增强对中国的“警戒监视”力度。《海洋基本计划》于2013年年初启动制定，作为2013年至2017年日本海洋政策的指南，以保证海洋安全和资源，强化海上安保体制，提高应对中国等外国船只的能力。

加强西南方面军力、防范中国，是日本近年来国防政策调整和军力重新配置的重点。日本防卫省在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中就曾明确提出，为应对军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将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其“西南海域”的“动态防御力”，在“距离中国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队”。2011年11月，野田政府召开说明会，提出强化“日本西南诸岛动态防御力”，首次明确2015年实现在与那国岛部署大约100人规模“沿岸监视部队”的计划，并将相关费用计入2012年度日本预算草案。2013年2月，在日本围绕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安倍内阁正式提出作为今后日本政府海洋政策指导方针的《海洋基本计划》方案，明确写入为守卫“日本领土和领海”，强化对“日本离岛”的“保全警戒体制”，要在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方案明确表示，为“维持海洋秩序”，要“切实推进海上保安厅以及自卫队舰艇、飞机的部署计划，在确保持续性活动的同时，努力确保人员配备工作”。方案要求日本相关部门在未来3年内加强海底稀土等海洋资源蕴藏量的调查工作，努力实现在2018年海底矿产“商业化”的目标，还新增了有关加强“日本专属经济区（EEZ）”法制化管理等内容。

《海洋基本计划》作为一份计划性、纲领性的文件，主要规划未来5年日本海洋发展战略，属于阶段性战略文件，战略意图在于强化海洋综合安保管理体制，维护海洋秩序，确保海上运输安全，打击海上犯罪，确保日本周边海域和海上通道的安全。但值得关注的是，其针对中国的指向性非常明显：一是强调海洋安全保障，其重要考量就是针对钓鱼岛可能发生的不测事态完善国内法，明确提出要对进入“日本领海”的外国政府船只采取行动，所谓“外国政府船只”显然包括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维权执法的公务船，此举无疑将增加中日海上摩擦冲突的风险；二是把推进国际协商、保证海洋安全列为战略重点。联系到近年来日本插手南海问题的所作所为，日本很可能以“日本周边海域”、“海上通道航行自由”等模糊概念，搅局南海事务，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复杂化。然而，单方面强化国内立法、而不是对话协商来解决与周边邻国的海上争端，不仅无助于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缓解或解决，而且有加剧东亚地区安全危机之虞，从长远看，对日本的海洋安全利益也毫无裨益。

2013年7月，日本与英国签署了交换军事和反恐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日本将日英军事合作定位为“仅次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日本认为，英国对于东南亚地区和南中国海的情况有长期深入的了解，日英军事合作有助于获取更多关于中国的情报，有利于遏制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日英双方还商定于11月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并尽快签署双边海上安全合作协议。 显然，日本与老牌海洋大国英国的海上安全合作有着鲜明的战略目的和现实的利益需要，即以中国为假想对手，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海洋安全合作，无论是空间的扩展，还是内容增加，或是措施的强化，竭力达到遏制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

毫无疑问，安倍的海洋战略试图推动更多的国家卷入与中国的海洋纠纷。他声称：“南海日益变成北京的内湖，就像是鄂霍次克海之于苏联。这片海域之深，足够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停泊他们的核动力潜艇、发射他们的核弹头，中国最新拥有的航母也足以让邻居们感到害怕。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退让，那么南海局势将更加严峻，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贸易国的自由航行将受到严重威胁。美国海军将发现自己难以进入这个区域。” 安倍的海洋战略并不仅仅局限在东南亚，他认为：“当下的东海和南海争端意味着日本的首要外交任务是扩大战略边界。”而“印度是毗邻东海的力量，它的阿曼达和尼科巴群岛坐落在马六甲海峡的西端。马六甲海峡是40%的世界贸易的通路。日本和印度正在建立定期的双边军事对话关系，并开始着手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三边会谈。”安倍这样描述其战略构想的空间范围，“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了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维护海洋共同利益的四边形。我做好准备付出最大的努力，在最大限度上发挥日本在这个四边形中的作用。当然，没有什么事比重新构建对美关系更重要的了。在美国重新追求亚洲战略平衡的今天，美国需要日本，正如日本需要美国一样。” 在地缘战略的构图中，这个所谓的“菱形战略”构架，针对的难道不是中国吗？

日本海洋战略的军事对策和作战预想，在实施上大致分为三个程序和步骤：一是使用海上保安厅这一准军事力量打头阵力争控制局面、不使扩大；二是出动自卫队应急反应部队，应对局部中低烈度的武力冲突；三是出动陆海空三军，进行大规模海空一体反登陆作战，确保在冲突失控升级情况下，独立坚持3天以上，等待美军介入和驰援。平时则不断强化和展示日美军事同盟的有效性来威慑和吓阻中方动武并作为以上三个步骤实施的政策支持。

日本海洋战略和安全防卫政策的嬗变动向和演进趋势，对地区战略平衡和中国安全环境来说是一种“负能量效应”。“国防正常化”虽被日本解释为内政问题，但具有特定历史经纬并在右翼思潮和狭隘民族主义指导下“正常化”及其未来走向，却是世人不能不关注和担心的。日本海洋战略和安全防卫政策在国家政治领域，体现为一条推动修宪、摆脱“战后体制”以便为发展军力和对外动武松绑的“正常军事国家”路线：在对外关系领域，则体现为一条推动保守亲美以及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以渲染中国威胁并以“防华”和“制华”为主要目标的“武装崛起”战略。这些政策所带有的越来越多的军事成分，愈来愈明显地以围绕防范和制衡中国而展开，是造成中日安全关系陷入困境的主动性原因。

目前，日本的保守势力、民族主义者正试图利用钓鱼岛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上的对峙，挑动公众情绪，进行国内政治动员。安倍在日本政论月刊《文艺春秋》2012年12月号一篇题为《走向新的国家》的文章中指出：“民主党执政三年，与中国、韩国以及俄罗斯的领土问题，是日本外交败北的象征。”因此安倍选择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他说：“我担心有那么一天，侵入日本领海的中国舰艇的数量会超过日本。到了那时，中国很可能会对外界宣称已经实际控制了有关岛屿。或许并不独自占领，而是退一步要求与日本共同管理，共同开发……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态发生，(日本)有必要以法律手段应对侵犯领海主权的中国船，必须增加防卫预算，利用海上自卫队的旧军舰巡逻。”虽然安倍在文章中也表明不会让局势恶化：“有民主党的某阁僚抹黑我说‘安倍晋三当了首相，中日就会发生战争’。这实在是一个非现实的担忧。别忘了，我第一次执政时首次出访的就是中国。为了崭新的中日关系，我与中国领导人达成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两国有必要坚持这个共识，并且以此作为考量，去解决发生的政治课题。”安倍对“战略互惠关系”一词作出以下注解：“中日之间的老关系是‘友好第一’，即便那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也要维持‘友好’。但我认为友好应该是通往利益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若将本来是手段的东西当成是目的，就是本末倒置。”他说：“中日两国以海为国界，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自然会有起冲突的时候。不过，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有着切不断的依赖关系，日本企业投资中国固然从中获利，但也为中国创造出超过1000万个就业机会。” 言下之意，日本处理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首先要考虑和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一旦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发生抵触，日本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不会顾及友好而投鼠忌器，将坚持不让步、不妥协、不友好的强硬对抗立场。在外交理念上把友好与利益对立起来，用二者必取其一的哲学思想和行为方式处理中日关系，体现了传统日本外交“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僵化狭隘的思维方式和作茧自缚的行为模式。这种外交思维和安全理念，不仅缺乏对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潮流以及和平外交的真正认知和理解，也不具备广阔宏大的天下襟怀和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不仅难以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行为把矛盾、对立转化为协商、互利，也无法用来维护日本的长远国家利益，更不能为世界和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出具有普世意义的公共产品。

2.关于日本海洋战略的分析

综上所述，日本的海洋战略依旧遵循冷战时期的传统地缘政治游戏规则，其“冷战对抗型经济结构”也需要一个外部对立冲突的冷战式国际环境，“冷战式的对抗型思维”将成为日本制定和实施海洋战略的主导性、长期性思维方式，而对抗型思维也就决定了其应对国际局势变化所制定和实施的海洋战略和外交政策，在行为模式上更具冒险性、破坏性、投机性与功利性。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熟练地利用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习惯在东西方之间选择战略伙伴的老牌帝国，日本十分清楚和善于利用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为自身谋取最佳的战略发展契机。岛国生存经验告诉日本，对处在经济停滞、国力下降，却20年来始终难以走出困境的日本来说，美国的战略东移不啻于一次千载难逢的巨大战略机遇。因此日本不仅对美国的重返东亚战略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密切关注和巨大支持，而且还以超过任何一个美国盟国的巨大热情和绵密心思，对美国的东亚战略进行了自我预期式的过度诠释，创造性地发挥着特有的战略想象力和对未来结果必将有利于日本的无限憧憬。被传统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和冷战式思维所扭曲的安倍政府，给日本走出困境开出的药方是：联合海洋国家，牵制、围堵大陆中国。

随着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演变，日本的海洋战略把南海与东海挂钩，应对中国崛起的安全考量比重日益增加。从地缘政治和安全的角度看,美国将兵力配置后移到关岛一线，而日本前出到中国近海,为美日联盟承担更多的防卫任务,充当了遏制中国的前哨和先锋。日本之所以敢于与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积极争夺，跟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密切相关。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日本政府的战略考量更具非限定性、多样性、前瞻性，具有超越海样问题和中日双边关系，兼顾地区安全格局、外交资源配置和长远战略目标的深远意义。日本海洋战略将目标转向亚洲、把重心锁定中国，争夺东海、插手南海，其深远战略意图在于，在地缘战略上从东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等多个方向包抄中国，对中国形成多边制约的机制网络，确保日本在亚太地区新格局和新秩序的建构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导作用。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是多管齐下：鼓吹“中国威胁论”，挑动或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将区域性历史性的遗留问题多边化、国际化；推行价值观外交，以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为支柱，构建地区多边机制围堵遏制中国；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为美国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与相关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形成军事安全方面的区域化合作机制，形成对华进行军事威胁和遏制的网络。以前日本介入南海大多是民间企业的经济行为，比如参与石油开采；如今其介入方式已经上升到政府主体、扩展到战略层面，涉及到外交安全和军事援助等各领域。很明显，日本的海洋战略有意形成牵制中国的南海、东海两翼策应之势，制造南海和东海的联动效应，借扩大南海问题的国际影响给中国的海洋政策施加压力，力图将有关南海问题的争议摆上国际论坛，拉拢更多的南海主权声索国壮大声势，让中国的海洋政策陷于以一对多的孤立和被动的局面。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日本在海洋拥有的利益可谓生死攸关。日本位于东北亚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北边与俄罗斯在北方四岛的问题上悬而未决；西边跟中朝韩都有历史遗留的领土争议和由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情感问题，与中国在东海还有地缘战略利益矛盾；在东边，日美同盟始终具有美国担心日本强大以后会威胁美国利益、对日本进行制约的“瓶塞”作用。考虑到日本资源匮乏，南海是日本走向世界的必经之地，日本对南海的战略利益需求不言而喻。重大战略需求产生结构性战略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东南亚地区，侵占南海诸岛，正是为了争夺南海，太平岛上至今还留有日本战时修筑的栈道，日本在南海采油也有很长的历史。今天，尽管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战略企图和实现路径仍未改变。南海连接着有“世界海运咽喉要道”之称的马六甲海峡和可以直通内陆的台湾海峡，这条航线是日本进口中东石油以及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欧洲、西亚与非洲国家贸易往来的必经航线，堪称是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能源与经贸大动脉”。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南海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180个，潜在石油总储量约为550亿吨，天然气为20万亿立方米，绝对堪称“第二个波斯湾”。早在1978年，日本就与越南就南海海底石油开发进行合作。在越南已经开发的白虎油田、青龙油田、大熊油田、东方油田的勘探开发历程中，几乎都可以看到日本石油企业的身影。南海周边多国既为日本提供大量资源，也充当日本产品消费国的重要角色。因此，日本在南海绝不是“边缘角色”，而是一个隐藏极深的重要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介入南海的程度甚至比美国还要深。

从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日本政府的海洋战略有着内在的矛盾和先天的不足。作为海洋岛屿国家，日本的生存仰赖于海外资源的进口，其外交必须能够确保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和海上航行的自由安全；但日本依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保障对国家生存性命攸关的海外贸易和海上航行的安全；因此外交战略的理性选择无非是：既保持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和平稳定，维系地区格局的力量对比均势；也与全球最强大的海上霸主结盟，依靠外部力量保证海上航线的安全。一百多年来，日本的海洋战略基本上选择了后者，20世纪前、后半期，先后与当时全球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英国、美国----结成日英同盟、日美同盟，并在同盟关系的框架内设计、制订和实施海洋战略。冷战期间，日本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海外战争，从朝鲜到越南，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国主导的战争几乎没有日本不参与的；冷战后，日本全面加强日美同盟关系，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军事力量配置，强化双方在军事安全方面的通联性和一体化，以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方面的广泛合作来平衡和抵消日本在经济贸易方面对亚洲国家的不对称性依赖，在积极配合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名义下，让美国为日本的战略冒险背书，妄图制造中美战略冲突，将东亚战略格局拉回到冷战的对立对抗中（或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半冷战，或演变为一场局部性的热战），让中美在对抗中互相削弱国力，为日本的冷战型经济结构创造得天独厚的国际环境，从而走出长达20多年的发展困境，成为新冷战的最大赢家而再度崛起。如果说，作为海洋岛屿国家与全球最强大的海上霸主结盟是利益所在、势在必行，那么日本政府海洋战略及其外交政策的意识理念、政策方针、策略手法，却恰恰与其维护海上航行安全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日本总是刻意制造海权与陆权的对立，以海洋国家对亚洲大陆边缘的管理控制为前提，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作为与全球海上霸权国家结盟的条件，以替美国分担安全责任义务和成本为利益交换，依靠盟国的强大海上力量确保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结果造成了与亚洲大陆国家的关系紧张和对立。这个地缘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方针、战略利益考量与外交行为能力的二元背反，构成了日本外交安全政策及海洋战略的两难选择。

因此从长远观点看，日本外交和海洋战略试图通过在钓鱼岛的挑衅和在南海的搅局来升级中日危机，以迫使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倾向日本，并加强日美安保同盟防范中国的政策倾向，实行“促美压华”政策方针，在战略上是错误和危险的，对日本国家的根本利益并无裨益。

首先，日本认为美国为了维护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同盟关系，关键时刻会选择支持日本的逻辑是不可靠的。美国一直以来的态度是：在领土归属上不持立场，但同时又提及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反映了美方既不愿同中国对立，又需要顾及同盟伙伴的复杂心理。对于日本来说，始终因为没有得到美国终极承诺而心存疑虑。中日危机升级恶化，美国就会面临不得不干预的局面。在中日之间美国不可能选择中国，这是日本某些人士的逻辑。但是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务院亚洲事务高官的贝达在回忆录中明确写道：“设想中日会为了这些岛屿开战是荒唐的，或者认为美国会被迫卷入同样荒唐。”而且很有可能，美国在危机可能失控之前，就会转向遏制日本从而避免战略摊牌。2012年年末美国邀请中国参加2014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即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希望进一步加强美中军方合作，防止战略误判的意愿。

实际上，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维护四点战略利益：一，尽最大可能维护贸易开放和航行自由。二，加强同盟军事实力维护地区安全。三，避免因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而引发中美之间的战略误读甚至冲突或战争。四，促进地区稳定，建立规避、管控和解决海洋争端的机制，合作开发海洋资源。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存在的分歧，同为地区大国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而最小规模的中美军事冲突也会极大地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因此，地区内各国为维持稳定需要减少猜忌、进而规避冲突：一，避免外交冒险政策，停止激化事态的单边行动；二，专注于共同利益，尤其是渔业协定、油气开发和贸易等资源和商业问题；三，扩大安全互信机制（CBMs），包括渔业和商业协定的执行、海洋安全和危机管理，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助（HARD）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等。但日本政府有意忽视中美战略利益，故意夸大中美矛盾分歧，试图逼迫美国在中日争端中选边，制造美国力挺日本的战略局面，终将害人害己。

第二，日本忽视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崛起讨论的多元性，放大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将导致战略误判。日本国内知识界和舆论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呈一边倒倾向，他们似乎认为美国的对华认知也与日本相同，殊不知这种判断来自一厢情愿的自我期许和有选择的报道。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是多元的，信奉“中国威胁论”的仅是其中一种。奥巴马政府既高调“重返亚洲”，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也高度重视中美高层互动和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好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多元诉求。美国的亚太战略在如何管控东亚海洋争端、处理一系列重大利益分歧时所考虑的问题也是多元的：一，中国的东海和南海战略是什么？中国日趋强硬的态度是否是中国的一种新战略？新一代领导层是否会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是趋于保留上一届政府的强硬方式，还是寻求新的外交途径？二，美国应该如何判断中国的外交行为？是否所有行为都代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策？如对待民事执法机构、资源勘探平台、商用渔船是否应该与军舰区分？如果是的话，该如何区分？三，美国在基于不损害地区稳定和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能在多大范围内理解并接纳中国的安全困境、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和其他利益？美国政府一贯清楚地阐述其战略思考：美国理解中国行使领土主张的权利，但不能以破坏地区稳定为代价，为维护地区安全，美国需要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合作，并准备通过一种广泛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手段实施"再平衡"战略。美国战略家们在冷战时期的威慑理论，过于夸大了苏联威胁，不仅造成大量战略资源的浪费，也无助于自身安全，美国政府在看待今天中国时不会不吸取这些教训。而战后以来缺乏战略思维训练的日本却很容易情绪化、选择性地用放大镜看美国对华警戒防备，用显微镜看美国对华合作意愿，进一步强化日本已经一边倒的对华负面认知，从而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和政策决定。

第三，日本在对外关系上过度依赖美国，回避或拖延制定长远的对华战略，不仅会失去同中国建立长远关系的战略机会，而且可能会失去美国的信赖。日本为了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近年来主要采取强化日美同盟、建立自由国家联盟、构筑欧亚“自由繁荣之弧”、“菱形框架”、价值观外交等政策手段，说到底其着眼点都是针对中国，但缺失的正是日本对华外交的长远战略，上述外交政策行为短期内可能会给日本带来某种“安心感”，但日本不可能永远回避如何定位中日关系远景的战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决定日本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恰恰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美关系朝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明确远景目标迈进时，日本政府的消极回避态度只会使自身在急剧变动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处于孤立境地。

最后，从国际战略的层面分析，所有发生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争端都可以视为地缘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结构变化所导致的表象。随着争端各方在战略上重估目标、建构角色、自我定位，各国的外交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中国、日本、东亚各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远比专属经济区的划定或岛屿归属权问题更具深远的战略影响力。因此，有关各国都需要就管控海洋争端制定出一个更具统筹性、包容性的战略，不能让政策声明、外交对话和军事部署各自为政、互相干扰。东海和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的关切点，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逐步推进，未来东亚地区的海洋争端将会更加复杂。鉴于日本政府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提出的“海空一体战”新战略，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强大的制约，有利于强化日本在地缘战略层面上与中国的竞争态势，因此力图在日美同盟体制框架内，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强有力支撑而积极配合，全力遏制中国的海洋进出。在日本众议院大选前夕，日本媒体更是鼓噪：海洋国家战略应成为大选的主要议题，确保海洋的自由与安全事关日本的生死存亡，日本海洋战略的目标是确保周边海域对有所国家的开放性，而不被特定国家所支配，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则是日美同盟。可见，所谓“海洋自由与安全”的冠冕堂皇之背后，是日美合作、主宰海洋的真实意图。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完成，随着钓鱼岛争议升温、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新变动，日本将更为积极地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和拉拢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加大与中国争夺海洋权益的力度和频率。中国的周边海洋战略形势将可能进入一个更为严峻的多事之秋。中国若想要解决东海和南海争端，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同样也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协调、妥善处理好周边关系和大国关系的战略，同时必须作好必要的充分的心理、政策和物质等全方位的准备！

作者简介：林晓光，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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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爱思想 林晓光 2015-08-23 08: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