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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34年4月出生于美国的克里夫兰，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博士学位，博士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博士论文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耶鲁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的文学理论专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

1985年，杰姆逊访问北京大学，引发了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热潮。2002年，他再次登上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台，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不久前，78岁高龄的杰姆逊开启了他的又一次中国巡讲，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文汇报》进行了演讲和座谈，本文是其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资本论新解”。

这次演讲的特殊之处需作一些说明。演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部分谈的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验与政治，两部分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是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相关性。

《资本论》：一本关于失业的书

我对马克思如何来呈现事实不感兴趣，对那些据说是他从事实中推演出来的相关规律也不感兴趣。此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足以证明马克思对于资本描述的正确性。

《资本论》第一卷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的完整图画。对我来说，《资本论》第一卷主要的、形式意义上的问题关乎再现/表征的问题，即如何从个别元素、历史过程和各种角度来构造一种总体性；尤其是如何公正地对待这种总体性；作为一种关系系统，它不仅是非经验性的，而且是完全处于运动之中的，不断扩张，处于总体化运动之中。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来说是本质性的，也是其独特经济本性最为核心的部分。然而，永恒的崩溃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结构来说也是本质性的：于是，在这儿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机器，它不可避免地会崩溃，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实存，它必须不断地用扩张自身、扩张自己控制领域的方式来修复自身。

曾有人认为货币可以解决《资本论》第一卷（论商品）的等价问题，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解答，因为货币并不是一种解决方式而是一种中介：货币是二元性的，它被用于表达一种关系，可实际上却隐藏了这种关系本身。这种货币的神秘本性解释了为何如此多的乌托邦围绕以下原则组织架构自身：摆脱货币就将摆脱所有问题。如果货币是一种真正的解决，那么诸如商品及劳动的“合理价格”这样的东西就是可能的，因而社会民主自身是可能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补资本主义，从而将它改造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另一方面，蒲鲁东的伟大口号：“财产即偷窃”——也让人无法满意，因为它假定以无政府主义精神摆脱货币将废除更深层的问题，可是货币仅仅只是这一问题的症候而已。货币、财产、资本主义自身依赖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至少它们依赖一种结构性的悖论（劳动价值论告诉了我们这一悖论的答案），因此无法用法令或修补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然会转入生产过程——资本与新的资本只能在这里得到生产。有了生产自身，它很快就将我们引向了劳动价值论的秘密之处，引向了解答。这里的问题表现为：突然间引入了时间——虽说依旧是量化的、静态的、非辩证的方式。劳动价值论导向了所有关于利润率、劳动小时数以及那些有趣的变量组合的计算（这满足了马克思自己的兴趣，他对于数学与微积分的兴趣可以排在第二位）。然而突然之间，这些探究撞了墙：工作日的限制、法律对于工作日的限定、工厂法所要求的限制，突然间阻碍了资本必然的扩张。

因此，论述必须进入一个新的论域，一个新的层面，问题和解答在这里都充满着强度：赞美集体性或协作。马克思兴高采烈地称之为“赐予资本的免费礼物”：协作劳动以辩证的方式成倍地增加了价值和产品。这当然是亚当·斯密的发现，而在这里它成了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并非赋予生产以价值，而是赋予集体生产以价值。论协作的一章是《资本论》第一卷跳动的心脏。

然而，这一赞美是短命的。当协作转化为机器时，这一赞美人类的原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弗兰肯斯坦所创造的怪物。然而，这一全新现象从根本上转化了整个问题。它导向一种更复杂的新的时间理论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毁灭”了过去的理论，同时又导向以下问题的新解答：新的立法阻碍了绝对剩余价值，使之停滞。——提高生产力，强化价值生产却不延长价值生产，这一理论名为“相对剩余价值”论。

辩证地看，这一本来可以让马克思总结自己着作的新解答——机器、工业技术，却导致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两难。这一两难有两种形式：首先，节省劳动的装置突然导致了劳动者（特别是童工）工作时间令人震惊的上升。其次，节省劳动的机器本该压缩劳动者的数量，不过是以让工人失业的形式进行的。在这一事例中，我们的两难局面具有了另一种形式：如果价值源于劳动，假定劳动者越多，那么所生产的价值也就越多，可资本家为什么坚持压缩劳动者的数量？

在这一点上，整个过程的真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马克思将决定性地阐明他所谓“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他在同一文本脉络中称之为“绝对”规律的东西。以下是我的引用：“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当我们记起这一正式的响亮的表达——“产业后备军”——仅仅指失业者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更具戏剧意味、更容易获得的辩证悖论。它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是：增加财富和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增加失业者的数量。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评价整部《资本论》的意义了。这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抵达《资本论》概念顶端的是以下命题，即产业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出数量巨大的资本——这种资本在潜在的意义上是无法投资的，另一方面制造出人数不断上升的失业人群。当前第三阶段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的危机可以充分证实这一情况。

并没有描绘社会主义的样子

我想补充的是，资本无关乎劳动：它关乎过度劳动，非人的过长的劳动时间以及前者被限定之后童工的大量产生都是例证。资本也与这一着名的“产业后备军”相关，也就是说，与失业者相关。这里并不涉及Harry Braverman论泰勒制、劳动与垄断资本的经典着作所指向的严格意义上的劳动。然而，以下想法是错误的：历史发展已使这一资本主义总体性的19世纪再现变得陈腐过时：正相反，从马克思的着作中凸显出来的资本的时刻，恰恰在未来的运动中得到了仔细的勾勒——这些空间一方面是信用和金融资本，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马克思自己关于帝国主义的描述只是简单地谈及诸如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殖民地，虽然你可以从这一论原始积累的尾声中推导出我们所谓的今日帝国主义）。

因此，我必须下这样一个结论，《资本论》并不是一本政治着作，除了建议工人组织起来之外，它关于资本的说明并没有任何政治后果。除了在第一部分举了一个假想的例子——联合起来的工人社会——之外，它并没有描绘社会主义的样子。然而，让我更为充分地来解释一下：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大概除了列宁之外，马克思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本能与政治思考无人能及。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主义者，这是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良好的机会主义。为了改变和废除资本主义，他可以向任何可能的道路开放：联合、暴动、议会选举中获胜、回到农村公社，甚至是资本在危机中自我毁灭，等等。如今每一种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社会民主派到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马克思整个方案的可行的候选者，而他的议程则是随历史情境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而改变的。然而，在《资本论》里却没有任何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资本论》依然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科学而非意识形态。

人们常常哀叹马克思主义似乎只是纯粹的经济理论，没有为合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留出足够的空间。而我却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总是附带性的。政治只应该是永远警惕的机会主义的事务，却不是任何理论或哲学的事务。在我看来，甚至当前以种种方式重新定义大众民主的努力也偏离了资本主义的本性与结构这一核心议题。永远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政治解答或政治体系，但是可以有更好的经济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需要把精力放在后一方面。

后现代：空间正在消除时间

接下来，我想首先转向后现代性中的日常生活领域，也就是转向主体性构造领域以及某一尚属推测中的新的后现代主体领域。毋庸置疑，信息技术的出现——此种发展完全改造了工业生产甚至是劳动自身——必然会带来主体性的改变，主体醒着的时间完全消耗在各种类型的电脑显示器前了。

就主体性和个人经验而言，我们对时间的经验正被替换为对空间的经验。可事实是，我们在自己的主观意识里、在现象学的经验和生存体验里都感受着时间的存在。因此，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这种时间感却要屈从于空间的统摄？我想，不仅是柏格森，还有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这些现代主义者都迷恋深度时间。这种迷恋实际上根源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于是造成了迟缓的乡村时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及工业化节奏共存的情况。因此我们说，后现代是现代化的完成，是乡村的消失的结果（农民成为计时工人，原始农业变成农业产业）。在更充分的现代化中，工业劳动力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区分都被抹去。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都成为雇佣者，一切东西都进了购物中心，空间不过是表面的无限延展。现代化不平衡发展在过去是由区域和民族国家体制造成的，现在则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文化自身成为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样，和全球化的联系就十分清楚了：如此辽阔的全球规模绝不可能在以帝国主义、大都市和殖民为代表的现代阶段出现，只有当殖民体系解体了，它才有了出现的条件。

但是就今天的现实而言，我们应该谈论的倒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商业，不是一般的跨国公司，而是新的巨型国际商业集团出现所依赖的信息技术。在电脑化时代，空间的距离是如何正被翻译为实际存在时间的共时性的，也就是说，空间正在消除时间。投资、期货、廉价兜售国家货币、剥夺和并购，把未来打包作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这些都被最新出现的交流工具加速实现着，柏格森主义所谓具有绵延特征的时间轨迹已荡然无存。时间的停滞严重地改变了或切割了人类的经验。

我将这称之为时间性的终结，一切终止于身体和此刻。值得寻找的只是一个强化的现在，它的前后时刻都不再存在。我们的历史观也受到影响。从前的社会没有一个像我们现在的社会这样，有着如此少的功能性记忆和可怜的历史感。这一切和今天个人主体的转换干系重大。在后现代性第一次萌动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宣告了“主体的死亡”。他们看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无法和庞大的体制力量抗衡而日趋衰落，同时也看到这种个人主义体现的是具有占有欲和侵略性的自我，而把这种自我唤起的资本主义竞争如今也已衰落。身体是资产阶级文化在消耗殆尽之前的最后现实，是转变、变化和变异的最后发生地，是主体的昂扬自信的激情消退后残留的一点点心情。

政治在本质上反映为掠夺土地

回头反思使我们看到，作为第三个资本主义阶段的全球化只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激烈的反殖民运动另一个面向。资本主义在前两个阶段首先建立了民族工业和市场，随后进入帝国主义和抢占殖民地时期，并迅速发展了世界经济的殖民体系。这两个时期的一个共同标志是对他者的建构。首先是各式各样的民族国家把人民分成相互竞争的群体，人们的民族认同只能建立在对外国人和民族敌人的憎恨上，而各自的身份认同则通过相互指认为他者来完成。但是不久，特别是在欧洲，民族主义迅速放弃狭隘的民族立场，允许少数族裔和操不同语言的人发展自己的民族方案。

这种渐进的扩展不可与后来的全球化相混淆。帝国主义体系是把殖民地的臣民当作他者来殖民的。种族的他者意识和充满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对落后的、贫弱的臣属文化的轻蔑将殖民地的人民视为前现代的人，将统治性文化和被统治文化区分开来。他者的世界体系就在作为第二个资本主义时期即帝国主义和现代性阶段建立起来了。

显然在反殖民运动中，这一切都逐渐烟消云散了。臣属的他者们一向无权为自己辩护更不用说来管理自己了，现在则第一次如萨特所说，用自己的声音宣告自己存在的自由。一刹那，资产阶级主体和这些从前的他者们泯然一体了，整个世界被一种新的无名所统治。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不仅仅是成千上万某个国家的公民，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几十亿人。

那么这一切与政治是什么关系呢？既然我们一直在讨论空间，我不妨就简单提出一个看法：今日之世界政治皆与房地产相关。后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夺，在地区和全球范围都是如此。无论我们想到的是巴勒斯坦聚居地和难民营问题，还是原材料及其开发政策，或者生态问题，联邦制问题、公民权和移民问题，在大都市同时也在法国简易居住大棚、巴西贫民窟和小镇上发生的中产阶级化问题，今天的一切都和土地相关。按马克思主义术语说，这一切变化归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残余的封建制以及农民阶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农业、农业商业以及农场工人。

那么时间去哪了？它在我们瞬间拥挤的手机电话和短信发射中，在西雅图、胜利广场和威斯康辛的群众游行人群里。这样的时间，正如我的朋友迈克·哈特和托尼·奈格里所说的，标志着乌合之众的出现。这已不是延绵时间里的政治，而就是此刻和现在的政治。奈格里让我们看到这种时间乃是一种构成性力量而不是被构成的力量。总而言之，这种新的此刻已成为后现代性的标识，一切都停留在此刻和身体里。在这新的无处不在的空间和短暂此刻的辩证法里，历史、历史性和对历史的感觉都成为失败者。过去已经不在，未来却无法憧憬。很显然，历史的消亡为我们的政治和政治实践罩上了阴沉的暗影。

上海大学文学院朱羽、北京大学中文系蒋晖 译

来源: 财经微信号

凤凰读书 杰姆逊 2015-08-23 08: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