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虽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塌。在君主专制时代，反贪斗争犹如“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开国之初狠抓反贪，中后期“寻租”之风愈演愈烈，到了执政末年则是民不聊生，始终无法走出轮回怪圈的尴尬。

贪污横行与汉武帝加强反贪力度

武帝时期官场的腐败表现在许多方面，贪官们把其触角伸向任何能够伸去的地方。首先是侵吞土地。因为土地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以武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将土地视为私产，随意征用。为扩修上林苑，他不惜挖掘百姓的坟墓，拆毁人家的房舍。大小贵族官吏，利用手中的特权，以强取、贱买等手段，千方百计侵吞百姓的土地，强占国家的土地，也抢夺失势贵族官僚的土地。如丞相田蚡就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肥沃土地。

其次，官场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如太尉田蚡一时权倾朝野，贿赂络绎而至，他照收不误。韩安国因对匈奴战争的失误而免官后，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结果被重新起用，先任北地都尉，后任大司农，成为中二千石的高官。大行王恢因与匈奴对战马邑失利，汉武帝准备严惩。他于是以千金向田蚡行贿，希冀通过他向武帝说情，以免死罪。因为田蚡对音乐、狗马、田宅特别钟爱，行贿者于是投其所好，一时间献到他府上的“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再次，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汉武帝任用张汤、赵禹修改增删过的法律繁密苛酷，“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于是执法者可以随意引用解释法律条文，根据关系与行贿多少量刑判案，“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如此一来，必然是“罪同而论异”，罪重得释与罪轻冤死者不在少数。一批人数众多的酷吏走上执法岗位，他们“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视法律为儿戏，随心所欲地行事。如此执法办案，贪赃之事必然司空见惯，一些执法之吏也就迅速暴富。

又其次，是军官的侵吞战争物资，克扣军饷，刻剥士卒。由于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军需物资数额庞大，战争造成了军官势力的膨胀，也为他们的贪污创造了条件。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就是通过克扣军饷，侵吞军用物资和虚报军功请赏而富极人臣。最后，由于汉武帝垄断货币铸造，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工商政策，给主管官员创造了侵吞国家财产，内外勾结，贪污牟利的机会。如张汤就与长安商人田信等勾结，偷漏国家经济情报，使之牟取暴利等等。

由于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严重腐蚀了官僚队伍，动摇汉皇朝的统治基础，迫使汉武帝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加大反贪力度。为了改变官吏中武力功臣及其后裔较多的问题，武帝下令推行察举选官制度，令郡国守相、二千石以通晓儒家经典为标准，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于朝廷，经考试后任官。与此同时，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加大监察力度，鼓励吏民越级上书，诣阙言事，从制度上保证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时刻处于监督之下，使腐败能够被较早发现和惩治。为了反贪，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以法外的酷烈手段对付贪残之吏，使之付出血的代价。在加大反贪力度的同时，武帝还有意识地表彰廉吏，公孙弘、赵禹、尹齐等一批公正执法，廉洁自律的官员得到好评，被树为百官的表率。

唐代后期的反贪实践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受到沉重打击。肃宗卖官鬻爵，出售僧尼道士的度牒，乱征商税，甚至没收富商豪族的财产。为了配合增加收入这项重要工作，作为主要反贪机构的御史台，也在反贪的名义下，敛聚财物。监察御史毛若虚，向肃宗献策，要求将所有犯人的家财，全部没收充公。在得到肃宗认可后，他就滥用职权，按照犯人的家财来确定赃款数额，任意征剥财货，以至每天都有进奉，由此受到肃宗的赏识，提升为御史中丞。监察御史敬羽，捕逐钱货，不亚于毛若虚，而其滥用酷刑，又在毛若虚之上。胡人康谦，资产亿万计，肃宗任命他为试鸿胪卿，负责管理山南东路的驿站。因其富有，被人诬告暗通安史叛军，敬羽遂严刑逼供，二日之间，康谦鬓发皆秃，膝盖被打碎，人也完全变形，看见他的人都以为是鬼物而非人类，最后还是被敬羽所杀，资财也被全部没收。代宗即位后，捕杀敬羽，而敬羽在临刑的时候，从衣袖中拿出几张状纸说，有人检举州县官吏犯贪污罪，恨不得审理其事，希望主持州政的人，不要将此事不了了之。大概他始终认为，惩治贪官污吏，将其财产全部充公，并无过错。反对贪污受贿，不是整饬吏治，而是以敛聚财货为目的，这是肃宗时期反贪工作的突出特点。

德宗讨伐叛乱诸镇的战争失败后，政治态度发生根本转变，不仅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以求得暂时的安宁，而且疑忌大臣，宠信宦官，迷恋和追求个人财产，从而使贪污腐化再度猖獗起来。他的这些做法，引起许多官员的不满，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一小批不满现状的官员，聚集在皇太子身边，针砭时政，讨论改革措施。他们的这种做法，得到皇太子的支持。因此，当顺宗即位后，便支持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小集团进行改革。二王首先将残暴掊敛的京兆尹李实贬为通州长史，消息传出，市井欢呼，皆袖藏瓦砾，遮首等候，欲痛击之，李实绕道而行，才得以逃脱百姓的惩罚。接着，顺宗在即位赦诏中宣布，除两税正税外，不得擅自另行征税；除正常的土贡之外，不得另进钱物，包括盐铁使月贡钱在内的各种进奉，全部取消；因欺诈勒索而引起公愤的宫市、五坊小儿也全部罢去。由此人心大悦。然而二王的改革，触动了许多既得利益者，因此遭到宦官、大臣和部分节度使的强烈反对，很快就以失败告终，顺宗也被迫传位于太子李纯，即唐宪宗。

唐宪宗即位后，在惩治贪官污吏方面，也有所作为。元和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劾京兆尹杨凭，在其担任江西观察使期间，贪污僭侈，由此贬杨凭为临贺县尉。同年，监察御使元稹弹劾已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人违制擅赋，中饱私囊，宪宗下诏迫缴严砺生前贪污的赃款赃物，涉及此案的七个州刺史也都受到责罚。元和五年，右金吾大将军伊慎贿赂宦官第五从直，求为河中节度使，第五从直担心事情会泄露，遂向宪宗告发。贬伊慎为右卫将军，与此事有牵连的三人被处死。元和六年，前任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贪污数千缗，被人告发，赐死。元和八年，宰相杜黄裳生前受贿卖官的事情，被御史台揭发，涉及此案的人员，大多受到惩处。元和十二年，京兆尹窦易直，贪赃枉法，贬为金州刺史。但是对于宦官的贪赃枉法，宪宗却没有予以严厉的惩治。

唐宪宗以后，官僚集团内部形成以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对立政治派别，在其将近四十年的相互倾轧中，不乏假借贪污受贿以打击对手的事例。其结果，使得正常的反贪斗争，举步维艰。唐宣宗时，牛、李党争结束，但是以宰相令狐为代表的高级官员却肆意贪污，货贿盈门，法纪荡然无存，宣宗虽屡颁反贪诏令，仍于事无补。僖宗以后，在王仙芝、黄巢大军的打击下，唐王朝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皇帝和朝臣，再也没有可能开展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

两宋民谣中的颂廉反贪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往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否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华、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但他们也深知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且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至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因大将张俊所领士兵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不仅如此，他还派人到海外贸易，获利几十倍。于是，张俊成了当时的一大富翁，仅“岁收租米六十万缗”，而且“家多银，每以千两铸一球，目为‘没奈何’”。但人皆怨之，把他叫做“钱眼内坐”，给他取了个“铁脸”的绰号。“铁脸”者，“无廉耻，不畏人”之谓也。

洪武时期的反贪风暴

朱元璋认为官吏廉洁与否关系到民心向背和国之存亡，元朝就是亡于贪官污吏，为此他立下了“杀尽贪官”的誓言，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朱元璋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如《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他还亲自组织编写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以下多总称《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大诰》三编选录了当时全国刑事案件中的官民事例，连同《大诰武臣》共236个条目，其中150个条目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

第二，重典惩贪。朱元璋认为，治乱世必须用重典，对贪官污吏尤其应当严惩。前面所说的《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就是重典惩贪思想的反映。《大诰》三编中的许多酷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等30余种都为《大明律》所未设。同一犯罪，尤其是贪污罪，《大诰》三编的处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了。朱元璋还创立了“剥皮实草”之刑，规定贪污60两银子以上者，砍头示众，并剥皮实草，将之挂于公座之旁，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

第三，对于贪官污吏，即便是功臣宗亲，朱元璋也一律严惩不贷。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时，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强迫番禺知县道同释放犯法的土豪和亲戚，并诬告道同致死。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将朱亮祖及其侄子朱暹依法处死。

第四，查办大案要案。最为有名的两桩大案是“空印案”和“郭桓案”。

第五，在反贪运动中，朱元璋还规定百姓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即使没有文引（明代过关卡需要的凭证），关津也要放行，不得阻挡，有敢阻挡者，一律处死，而且株连九族。又鼓励人民加强对官吏的监督，规定如果地方官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百姓联名赴京告发。

“廉俸”与官吏侵贪

清朝的俸禄制度大体上沿袭明朝，明朝的官俸定额是比较低的。但根据明清两代官俸比较研究表明，明初各级官俸的数额都要高于清朝各级官俸的数额，明正一品官的俸额为清正一品官的三点八七倍，明最低的正九品官的俸额也为清正九品官的一点三倍。如此微薄的岁俸，难以赡养家口。就清代总督为例，其家中人口少则十几人，多则四五十人，“大多人口甚众，日常生活开支已极浩繁，而且还要负担幕僚们的费用及衙门的一切陈设消耗等费。实际上地方各级官员的俸薪所得与家庭的实际支出距离很大，中央各级官吏相差之数亦不亚于地方官，这种低俸制对清朝的吏治起破坏作用。

其次，清代地方各级政府没有经费预算，尽管地丁合一的田赋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并由州县征收，逐级解送，地方各级不得随意动用。如有重大公务军需，应逐级察报，督抚具题，户部核实，经皇帝批准方可支领。否则挪移、冒支、截留等均要定罪。而地方的工程项目，日常公务开支就无经济来源，地方官往往倡以“公捐”的办法来解决，这往往成为地方官勒派下属，下属剥削百姓的借口。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将原来全部被地方官吏贪污的耗羡银两确定比例提解归公、上交藩库。在此基础上，把各省归公之后的耗羡银两的大部分拨给各级官员养赡家口之用，其余部分用来弥补地方钱粮的亏空和解决行政经费的困难。“养廉者，君恩豢养以呵保其廉隅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的俸禄制度及养廉银制度并没有扼制住官吏的侵贪势头，更没能使吏治澄清。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养廉银制度也存在许多弱点。养廉银作为政府给予各级官员的生活补贴，并没有从国家的正项收入中支出，而是用非法征收的耗羡银两来支付，实际上是对“私征加派”的承认，是政府对官吏贪污行为的妥协。这种妥协的结果导致“耗羡归公必成正项，势将耗羡之外又增耗”成了现实，成了养廉银制度最后失败的祸根。其养廉银制度内容的不完善表现在府县官员的养廉银额数太低，尤其是不入品级的吏胥差役未定给养廉银，于是，他们照旧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另外和俸禄一样，养廉银定制以后，永无变化，并没有随经济的发展、物价的提高而增加，给官吏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和其他制度一样，养廉银制度的推行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随着最高统治者的更迭，往往使其流于形式。

雍正帝去世后，乾隆虽然表面上继续遵循这一制度，但实际上并不像其父那样勤于政事，严于吏治，对官员侵贪的防范有所放松，虽然严办了不少贪官，但还是没能扼制住侵贪愈众的势头，最终出现了如同和坤那样的大贪污犯。

文章摘自王春瑜《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节。

凤凰读书 王春瑜 2015-08-23 08: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