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谁反对启蒙，为什么需要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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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教授最近出版了新着《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这是《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中的一种。该基金会丛书编辑小组在此书的编后记中说：“时至今日，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历史的抉择，是固步自封、放大中国特殊论，还是继续沿着启蒙的路径，回归人类主流文明，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大问题。”这话一点没有夸大，中国今天确实处在发展变革的十字路口，此书是一部可以引起思考与争论的着作。
纪霖教授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为专长，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有密切而灵敏的观察，他在书中对中国近年来反西方主义的泛滥，对摩罗立场转变的深层次分析，对近十年国家主义思潮的出现，都有中肯和精到的论述，为我所熟悉，也为知识界称道。不过，为繁荣和发展学术思想计，我不打算发表我的赞同、支持意见，只想谈谈个别不同看法，以及我认为本书应该涉及但没有谈到的两个问题。
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值得重视的，纪霖教授认为有一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类似的启蒙运动，他称之为新启蒙运动，但各种启蒙观点只具有“态度的统一性”，整个启蒙内部充满了矛盾，启蒙的诸种价值之间存在冲突，这隐含和预示了分化，到了九十年代，分化开始明显，于是出现了反思启蒙和反对启蒙。
我认为，这个论断不正确，没有经验事实根据。
九十年代发表反启蒙观点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在八十年代主张启蒙的人物，他们的反启蒙观点并不是因为强调、突出启蒙的某一个侧面而反对另外的侧面而来。让我们考察一下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和人物。
张颐武在1995年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沉溺于启蒙话语中，即是处于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之中。他断言，到了九十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能力丧失崩解”，“八十年代的激进话语变成可追怀的旧梦，消逝在历史的裂谷的另一侧”。
张宽在1996年说：“从后殖民的角度来重新看‘五四’运动，就会发现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
汪晖在1997年揭露新启蒙在根本上具有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常常不再诉诸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直接从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中汲取思想的灵感，它把对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理解为对于传统和封建主义的批判；不管‘新启蒙思想者’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欲求的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以上三位，由于年龄和资历的原因，在八十年代还不曾就公共思想文化问题发言，谈不上是新启蒙人物。他们在九十年代发表反对启蒙的观点，与八十年代启蒙的任何派别都没有关系，不是由启蒙内部演化而来。众所周知，张颐武被称为“张后主”，鼓吹的是后现代主义；张宽倾心介绍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而汪晖的理论框架是西方的新左派理论，这些理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兴起时还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
再看两位年长而着名的学者。
杜维明在1990年提出要“化解启蒙心态”，他说：“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纪，启蒙心态的弊端有目共睹。我们除了要忍耐救亡的迫切感以平常心来进行启蒙的补课，还得从根源处对现代西方文明作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启蒙心态（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一切生灵所带来的危机要靠世界各地的精神文明来化解。”请注意，杜维明即使在说上面这些话时，也称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传人，既是启蒙的受惠者又是启蒙的批判者。他的立场准确说来不是反对启蒙而是反思启蒙，但不管怎么说，他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扮演的角色是鼓吹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不是启蒙，他在九十年代反思启蒙的观点绝非由八十年代的启蒙演化而来。
王元化在1999年说：“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杜维明的立场相同。我们知道，王元化先生在八十年代担任《新启蒙》丛书主编，可谓新启蒙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有所转变也不是启蒙思想自身的发展。他明确地表示过，他的思想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受海外文化保守主义和反激进主义的影响，二是在审读朱学勤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博士论文时受其启发，开始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学说。
纪霖教授有一个关于八十年代统一的启蒙阵营由于内在学理上的原因在九十年代产生分化的理论模式，他把知识界发生在九十年代的重要或不重要的争论往里面填，但任何人如果对这些事件稍有了解和分析，就会发现它们的性质与纪霖教授的论断并无关系。显然，纪霖教授对这些事件作了过分和一厢情愿的解读。
他说，思想界的断裂通过以下三个阶段的分化完成。1990-1992年为第一阶段，主要论争是在《学人》上关于学术规范的争论，以及《二十一世纪》上关于激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两场争论没有涉及启蒙，争论双方没有发表反思、反对启蒙或扞卫启蒙的言论。第二阶段开始于1994年，发生了关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纪霖教授介绍这场争论的背景说：“市场经济本来是八十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呼唤的理想之一，但当市场真正来临的时候，启蒙者自身却成为了可怜的祭品。”我不同意这个解释，更重要的是，即使它正确，事实上这场争论也无关启蒙本身。第三阶段是始于1997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启蒙倒是十来个话题中比较不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争论的参与者是九十年代的新人，涉及启蒙话题时分歧在于对过往思想的评判，而不是原来的启蒙人物对自己立场的扞卫或者修正。
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图景与八十年代大为不同，在舞台上活动的角色也多有改变，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不是学术、文化、思想的自然演进，而是八十年代末一场惊天动地的震撼带来的结果。那场政治、社会震撼在思想文化方面产生的余震是在反对“全盘西化”口号下进行的对启蒙的全面清算。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同时发生的是西方各种反启蒙思潮登陆抢滩。纪霖教授在书中也提了一句：“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被迫进入冬眠状态”，对启蒙的反思以痛苦和尖锐的方式提前来临。但在具体分析中，国家意志的无比威力和西方思潮的挪用这两个重要因素却完全缺位。对于自诩为“批判知识分子”的人来说，国家意志是令人尴尬、需要躲避的话题，对于鼓吹“中国特性”、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人来说，拾西方理论牙慧是需要掩盖的。纪霖教授在分析九十年代的反启蒙时不谈这两点，是目盲还是心软？其实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在分析今日国家主义的兴起时，这两个因素依然是至关重要、显而易见，但同样被纪霖教授忽视了。我认为，对这两种思潮（以及其他思潮）的出现，解释的基本点应该是中国的现实——经济、社会状况，思想文化状况（包括国外思想的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以及现实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牵强附会、曲里拐弯、晦涩难懂的理论，以及理论体系的自我展开与运行。
纪霖教授在书中说，在今日中国，有三股思潮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在解构启蒙思潮。第一是国家主义，第二是古典主义，第三是多元现代性。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尤其是其中的古典主义，我认为纪霖教授是过分看重了。已经有一些论者指出，对施特劳斯古典主义的鼓噪具有装神弄鬼、在小圈子里秘传的性质，既无意义，也不可虑。当然这一点是见仁见智，我不强求纪霖教授。
但是，纪霖教授完全没有论及林毓生——王元化——朱学勤这条从自由主义路数出发的反启蒙路线，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可以不同意我以下的分析，但不应该忽视它的影响和对启蒙的内在威胁。
纪霖教授把扞卫启蒙的希望寄托在自由主义身上，他建议（我认为他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都不是很准）自由主义应该：一、发展自己的国家理论；二、有自己的伦理学说；三、有自己的文化哲学。我同意，当今中国坚持和扞卫启蒙的主体是自由主义（现今主张启蒙的要么是纯正的自由主义，要么与之相近），可以想见，如果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批评或反对启蒙，那可能是对启蒙最具有杀伤力的，甚至可能挑起这样的问题：真正的自由主义到底是应该支持启蒙，还是应该否定启蒙？
林毓生在他的主要着作中没有使用反对启蒙的表述，但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认为“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他把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思想传统称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显然，这与反启蒙没有多大差别。
王元化虽然只是主张需要克服的是启蒙心态，仍需继承启蒙任务，但八十年代的启蒙标杆性人物大谈启蒙的毛病，自然被广泛地看成是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一种重要转向。
朱学勤的思路是从否定“文革”到否定“五四”及其启蒙。他认为，毛泽东是“五四青年”，“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我认为，今天知识界否定‘文革’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挖掘出来……它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里面来。”
我认为，虽然论证起来会比较费力，但以上思路对启蒙的非难是可以应对的（很遗憾不能在这里进行），但有两点考虑可以使我们不必为启蒙的生命忧虑。
第一，自由主义的反启蒙思路不会被那些真正敌视启蒙的人利用，因为利用这个思路意味着认可它的自由主义前提。第二，我们早已抛弃了把理论视为“钢铁般铸成的一个整体”这种陈旧观点，反启蒙观点的存在并不会导致自由主义的毁灭。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启蒙观，如杜维明在“化解启蒙心态”中一开始就说的那样，承认并高度评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乃至自由、人权、个体人格的解放的价值，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事实上，在中国自由主义内部，对启蒙的不同态度没有成为追求以上价值的障碍。
在书中，纪霖教授批驳了反启蒙的思潮，为自由主义开出了使启蒙起死回生的药方，但他没有阐明在今日中国仍然需要启蒙的理由。我认为坚持和弘扬启蒙在今日中国非常必要，有充分的理由，以下不是论证，而是十分简要的重申，当然是卑之无甚高论。
首先，“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需要启蒙的理由仍然成立。当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之后，阿Q们、华老栓们、祥林嫂们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变成公民，中国事实上是向旧制度倒退的沃土，中国当然需要启蒙。虽然“五四”的启蒙搞得轰轰烈烈，但被外敌入侵和内部的战乱所打断，外敌入侵使得对自由、人权的争取让位于加强中央领导力量和领袖的独断地位，内乱使得各党各派以组织纪律代替个性的发扬，以思想舆论的高度统一压制意见争鸣。“文革”不是启蒙的后果，而是启蒙缺失的证明。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的恶果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两个凡是”的猖獗就是证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在党的路线层面进行，八十年代的启蒙不过是要将这场运动深入和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用常识取代教条，从“整体意志”和“历史必然性”中拯救出人性。这场运动阻力重重、屡遭挫折，最后中断。启蒙是中国未竟之事业。
当今中国的状况说明我们需要启蒙。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问中国时，他在西安问一个小女孩是否知道美国总统是干什么的，女孩说是管美国人的，真是稚童吐真言。克林顿告诉那个女孩，应该说是美国人民管美国总统，这时他无疑是在从事极为必要的启蒙。同样，当全国的媒体和万千网友同声批驳某位地方官员的言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也是在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