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八旗子弟的奋斗:历史漩涡中真实的庆亲王奕匡 知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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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大清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年轻时代的奕匡升迁迅速,倒不完全是因为攀附上慈禧这棵大树,主要在当时宗室中举目皆是纨绔子弟的情况下,他办事认真勤快,尤为突出。从贫困八旗子弟一路奋斗到朝廷重臣,可以称得上能力之外的资本基本为零,非常的励志。末代皇帝溥仪将奕匡评为“丧吾大清者”,这个说法正确吗?


文/刘清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二十六,光绪、慈禧去世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封奕匡为亲王世袭罔替——奕匡因此完成了从辅国将军到世袭罔替亲王的“十级跳”,也成为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


奕匡,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二月二十九,祖父永为高宗弘历(乾隆皇帝)第十七子,封庆亲王;父亲绵性为永璘第六子,袭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在清朝 十二等级爵位中属第八等。奕匡为绵愍第一子,按照清代减一等袭封的制度,他本可以袭爵第九等的镇国将军。但事有凑巧,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奕匡的 五伯父绵悌辞世,诏命12岁的奕匡过继为绵悌嗣子。虽然绵悌曾为第七等的不入八分镇国公,但死前因坐事已被降为镇国将军。如此一来,奕匡只能袭爵为第十等 的辅国将军。


庆亲王一支,原本已被边缘化:永璘因行为不端,死后赐谥为“僖”(按照谥法,“僖”非善谥,指有过、小心等);奕匡年少时,袭本支郡王爵的奕匡采因为“服中纳妾”被查处,父亲绵性借机行贿以袭王爵,被发觉后贬往盛京戍边,副都统职位被革。家中丑事不断,生父远戍盛京,奕匡少年时,家中贫困异常,“几不能自存”。或许,正是落魄光景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后来的奕匡对财富如此醉心。


咸丰二年(1852)正月,以兼奉伯父庆良郡王绵祭祀,奕匡被赏给贝子衔。从辅国将军到贝子,3年间,跨越了5级,应该说这是一次相当大的飞跃。《清实录》中奕匡的第一份差事,是咸丰八年以贝子身份带领侍卫十员代表皇帝前往祭奠礼部尚书徐泽醇。咸丰十一年,24岁的奕匡成为咸丰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意味着,这位年轻的宗室贝勒从此进入了皇室的圈子。



奕匡缘何得以升迁?


咸丰年间奕匡命运的转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奕匡善书写会画画,帮慈禧的弟弟桂祥给慈禧写信,由此夤缘慈禧。但从咸丰二年奕匡即连越5级晋为贝子、咸丰九年出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的史实看,奕匡的提拔更多是因为咸丰,而非慈禧。毕竟,当时,慈禧只是一贵妃,咸丰健在的情况下,她没有多少干政的机会。


奕匡的升迁,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年轻时办事认真,这点在举目皆是纨绔的宗室里,尤为突出。同治二年(1863),奕匡受命前往守护清东陵,并负责看护当时暂厝东陵附近隆福寺的咸丰灵柩。清东陵在河北遵化,距北京120公里,在当时可谓寂寞荒凉。但奕匡在东陵的工作,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为了给咸丰陵墓种树,他于同治二年十二月上折奏请户部银两,但户部推说此项银两归直隶总督划拨。最后奕匡不依不饶,多次上折,才促成直隶拨款。


从同治二年到光绪五年(1880),十多年间,尽管奕匡已升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但始终兼任守护东陵的职务。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光绪五年二月,奕匡在隆福寺暂安殿值班期间得病,上折请假。为此,朝廷才赏假20天,派灵桂前去替班。


光绪十一年九月,慈禧派醇亲王奕匡总理海军事务,同时让奕匡、李鸿章会同办理。时为庆郡王的奕匡,看来对海军事务颇为上心——内务府挪用了海军衙门不下银十万两。由于是皇室所用,多年来,无论是奕匡还是李鸿章,都视若不见。光绪十五年,奕匡等上折催要。这年六月,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下令,让内务府迅速还清以往所欠的九万两和今年应还之款。


年轻时的奕匡,也多少有些莽撞和激情。光绪十年三月十七,奕匡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意味着,他从此前只负责皇室内部事务中解脱出来,首次参与国家政务的管理。这一转变,无疑扩大了他的仕途空间。


奕匡之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直由恭亲王奕匡兼管。这年三月十三,慈禧为了削减奕匡势力,借口中法越南战事不力,开去奕匡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令其家居养病。就在此时,上任仅七天的奕匡,在二十四上了他平生最为出格的一次奏折——请求以军机大臣兼管总理衙门,折中“设立总理衙门以来,恭亲王军机大臣兼管已二十余年”等为恭亲王回护的字句,被翁同在日记中评为“意在恭邸而不敢显言”。


帝都的庆亲王府。


此折一上,慈禧果然十分不高兴——批评奏折“语多失当、迹近要挟”。虽然只是对奕匡等上折八人“传旨申饬”,相当于现在的通报批评,但显然把他吓得够呛。此后,奕匡再无此类出格事情,而是始终站在慈禧阵营——不论是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还是光绪二十六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这样的立场,更是确保了他在仕途上的一路升迁。


奕匡担任过哪些职务?


咸丰九年十一月出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意味着奕匡有了第一个实缺职务。奕匡属镶蓝旗,在满洲八旗中属最末一级,副都统为正二品,虽然汉八旗地位低于蒙古八旗和满洲八旗,但奕匡没有经过其他职位历练而直接出任,表明咸丰对其的信任和赏识。


从此,奕匡开始了其在八旗中的完整历练——清朝满洲、蒙古、汉军共24旗,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从咸丰九年(1859)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40年间,奕匡先后出任和兼署过11旗的都统,其中包括地位最高的满洲上三旗中镶黄旗、正黄旗的都统,成为宗室中少有的熟悉军队之人。


也因此,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光绪推行戊戌变法时,当朝廷根据顺天府府尹胡、出使大臣伍廷芳的奏请准备参照西法精练陆军时,就派奕匡负责训练八旗骁骑营。当时的谕旨中,对奕匡的评价为“向来办事认真、熟谙武备”。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开战。总兵卫汝贵临阵脱逃,清军陷于被动。在此情势下,庆亲王奕匡曾于八月奏请统带劲旅关征战。但光绪以其“总理海军,兼管各项差使,责任繁重,且夙夜在公,趋承左右,未便远赴军营”,没有同意奕匡所请。


除了八旗都统外,奕匡还出任过哪些职位?根据《清实录》,除像办理咸丰、同治、光绪、慈禧丧仪以及同治大婚册封副使、慈禧六十寿辰办理大臣等临时性差使之外,奕匡至少还先后出任过25个皇室内廷和政府外朝的职位,如御前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理海军衙门大臣、管理陆军部事务大臣、军机大臣等等。也就是说,宣统三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前,除了总督、巡抚之类的管理地方事务职位,奕匡在内廷和中央机关算得上拥有较为完备的从政履历。在这些职务当中,有不少是同时兼管的——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奕匡升任军机大臣后,以“任重事繁”为由,上折请求辞去兼差。后经慈禧同意而辞去的,就有御前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等9个之多。


奕匡负责过的差事中,有一项可谓今人所熟知,那就是建立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筹建京师大学堂时,奕匡就负责建设京师大学堂工程事务。大学堂建设期间,正是奕匡的奏请,光绪下令内务府修葺地安门内马神庙地方空闲府第,作为大学堂暂时开办之所。



天津的庆亲王府,这是奕匡之子载振所修建,载振其实是个够“洋派”的王公子弟,当年曾掀起出洋考察之风,所以这所宅邸中西风格结合,相当洋气。


围绕奕匡的那些褒贬


1917年,移居天津的奕匡病殁。他的家人上折请谥。溥仪说:“是丧吾大清者,何谥为?”数请,乃谥曰“密”。据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如此定义奕匡,“庆王就是以办理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奕匡”。随着《我的前半生》的流布,溥仪对奕匡的这一评价也广为人知。

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因受御史江春霖等参劾,奕匡上折请辞。时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没有批准,反而下旨对奕匡给予高度评价——既追叙其促成与八国联军的和谈使朝局转危为安、“厥功尤伟”,又赞扬其在光绪、慈禧接连驾崩时“决疑定计”,稳定朝野。


两份前后矛盾的谕旨,哪一份说的才是真正的奕匡呢?在《清实录》中,对奕匡的公开评价,有过多次。


最早的一次,出现在光绪五年二月,奕匡的亲生父亲绵性病故,清廷决定赏还其生前被革的副都统衔。个中原因,是因为奕匡工作勤慎,“奕匡在御前大臣上行走有年,尚属勤慎”。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公布三年一次的官员政绩考察结果,其中评价奕匡为“谨沈忠纯,力持大体,竭诚筹划,悉协机宜”——此类考察并非全部是走过场,比如宣统元年的考察中,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就因为声名平常被勒令“原品休致”,也就是按原级别退休。而在那次考察中,奕匡被评为“谨慎忠纯、勋劳懋着、竭诚筹划,悉协机宜”。


通读清廷对奕匡的历次评语,频见“老成谋国”、“谨慎忠纯”、“勤劳”、“认真”之语,这些多为评价其工作态度的,但客观而言,较少有对其工作能力的评价。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奕匡此人,办事尚属谨慎认真,但能力一般。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朝廷筹设官立银行,掌广东道监察御史蒋式奏请亲贵将钱存入官立银行,同时参劾奕匡在英国汇丰银行有大额存款。蒋式原折,目前在清宫档案中未见,但《清史稿》有如此记载,“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匡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匡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钜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


蒋式此折一出,关于奕匡“细大不捐,门庭如市”的说法不胫而走、流传至今。三月二十五日,清廷下旨派左都御史清锐、户部尚书鹿传霖带领蒋式前往汇丰银行确查。而据后来的奏报:汇丰银行答复,银行往来账目,从来不给外人查看;问汇丰银行和庆亲王有无往来,回答是从未见过;而蒋式自己也承认消息“得之传闻”。应该说,这次调查是很不深入的。最后的处置结果,是让蒋式回“原衙门行走”,奕匡则照旧当差。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奕匡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进入清朝权力中心。但不久,奕匡即遭到为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被参劾。此后的弹劾,交章迭起,虽难以统计确数,但肯定不少。仅御史江春霖自己的统计,他在光绪朝就先后8次上折参劾奕匡。


众多的参折,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参劾奕匡任用私人、徇情枉法的。如光绪二十九年,朝廷惩处办理广西军务贻误人员,广西巡抚王之春被革职,提督苏元春交刑部治罪。八月,御史王乃徵奏参王文昭、奕匡向两广总督岑春煊去信,分别为自己的姻亲汤寿铭和希贤说情,使得二人非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得以留办军务。再如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新任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上折奏劾徐世昌夤缘贿赂奕匡载振父子,从而获得东三省总督一职。还有宣统二年正月,御史江春霖上折直言奕匡为老奸,批评奕匡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其中提到像“江苏巡抚宝、陕西巡抚恩寿、山东巡抚孙宝琦则其亲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则其侄婿,浙江盐运使衡吉则其邸内旧人,直隶总督陈夔龙则其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则其子载振之干儿”,并说袁世凯与载振结拜兄弟等。


二是参劾奕匡大肆收受贿赂的。像蒋式除了前文所说的参劾奕匡将120万两存入汇丰银行外,早在光绪二十九年就曾上折,批评“奕匡素有好货之名,入直枢廷以来,收受外省由票号汇寄之款闻已不下四十万两,……贿赂公行,门庭若市”,甚至透露俄罗斯人为了能在中国获得更多利益,持外交经费500万两来京献给奕匡,“该亲王亦复收受,诚不解何以丧心病狂至于此极。”还有,光绪三十二年,掌户科给事中陈田上折奏参袁世凯跋扈、奕匡庸臣将引藩镇之祸。其中说,“臣闻袁世凯之初交通奕匡也,山东巡抚、前直隶布政使杨士骧为之居间,行贿赂十万金。”此后,奕匡为了袁世凯办事方便,力荐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奕匡自知无才,不敢担当,惟袁世凯之言是从。”


众多的参折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御史赵启霖之折。赵启霖奏新授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为了讨好奕匡及其子载振,买歌伎杨翠喜献给载振;此外,段芝贵还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筹措银10万两,送给庆亲王作为寿礼。二十五折上当天,清廷即下旨免段芝贵新授的黑龙江巡抚一职和原来的布政使衔,并让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查。四月初五,载沣、孙家鼐上奏了调查结果——歌伎杨翠喜为兵部候补郎中王益孙于二月初十在天津以3500元所买,现正在其家内服役;王竹林与段芝贵并无往来,所办商会年终入款只有七千余元;商会其他商董也证明佐证,给段芝贵措十万金之款不但未见而且未闻。


但关于此案的内情,民间却有另外的版本:慈禧下旨调查后,奕匡父子赶忙向袁世凯求援。袁世凯派心腹连夜将杨翠喜从北京送至天津,又派人威胁利诱王益孙自认为杨翠喜夫婿,同时让王益孙在包括《正宗爱国报》等京津报纸上刊登启事,驳斥“杨翠喜已由某大员献与某贵胄”的谣言。此外,又嘱商会王竹林不可承认与段芝贵有经济往来。于是,赃证俱销,无迹可循。


此案在当时轰动一时,载沣和孙家鼐并没有亲赴天津,而是派正红旗满洲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前往调查。案件结束后,载沣等还将十七本证人证言、商会账簿以及杨翠喜卖身契等咨送军机处备查,以昭慎重。应该说,有如此之多的证言、证据,载沣等的调查更符合事实真相。


受此事件影响,时为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被迫于四月初六请辞包括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一切差使。不仅载振上折,奕匡还“面奏、再三吁恳”慈禧同意载振辞职。五月,奕匡本人也作出姿态,请辞军机大臣要差。慈禧同意了载振的辞职,但挽留了奕匡,并以“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访察,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为由,将御史赵启霖革职。


如同赵启霖此折的命运一样,众多对奕匡的参劾,统统都被清廷认为“空言妄议”、“风闻奏事”、“臆度之辞”等等。上折的御史或被革职,或被传旨申饬,或被勒令回原衙门行走,而奕匡,始终屹立不倒。言辞最激烈的一次,是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载沣刚刚出任摄政王不久,掌户科给事中陈田再次上折,直言袁世凯不可留任军机大臣的六大理由,批评奕匡违背亲王禁止交通百官的祖训结交袁世凯。此折上后,载沣于当日下旨,解除袁世凯一切职务,令其“回籍养疴”;而对奕匡,则没有任何处置。


关于奕匡传闻之真伪


将奕匡戏称为“老庆记公司”的说法,在奕匡当政时即有。奕匡是否真的将120万两存入汇丰银行虽难以凿实,但其家资丰厚也是毋庸赘言。宣统三年二月初一,奕匡第八女嫁给度支部大臣绍英长子,绍英的后人马延玉说,自己曾听祖母说,奕匡所送嫁妆,囊括了女儿过门后的各种生活用品,少说也过百抬,其中还有一张紫檀木大床!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把钱存入外国银行,不仅奕匡如此,也是晚清其他高官的惯例——据《那桐日记》,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时为外务部会办大臣、步军统领的那桐,就到华俄银行存款。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九,他主管的工巡总局,就将公款银5万两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年息为五厘五。


其实老佛爷挺会玩的,艺术照颇有创意,这慈禧扮观音照,李莲英扮招财童子,左边这位就是奕匡的四女儿。


奕匡是否整天忙于请客和被请呢?由于奕匡本人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详细的情形已无从考证,但据在那桐所赴的应酬中,确实有不少是奕匡或其子载振出面邀请的。而且,整日忙于应酬的,并不仅仅是奕匡——据《那桐日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记载,除去正月走亲访友较为特殊不计,其余11个月,那桐的应酬为152场,最多的二月份,“赴约”高达24次,几乎日日不空;中午已有一约、晚上再赴约的情况也时常出现;而且,像九月份,应酬玩乐到深夜“子初”才回家的情形就有5次请那桐前去赴约的,有奕匡及其子载振,也有李鸿章、袁世凯、徐世昌等等;娱乐的方式,除了喝酒,还有听戏、听清音、看洋影(即电影)、看舞会等等;应酬的地点不乏高档场所,六国饭店、庆王府、颐年殿、东来顺等等,都留下过那桐玩乐的身影;设局应酬的名义,有生日寿宴,有升官贺宴,有娶妻、嫁女、添丁,甚至还有赏菊之约、同年之约等等。


奕匡是否曾将麻将引入紫禁城、手把手进行推广并派小老婆进宫陪慈禧打牌呢?清宫档案中,一时难以找到这方面的史料。但有一点可资佐证,那就是故宫所藏的慈禧合影中,经常出现奕匡的三女儿和四女儿,尤其是四女儿的身影。


溥仪将奕匡评为“丧吾大清者”。但其实,葬送大清的,主要并不是奕匡,而是慈禧、咸丰等。奕匡的贪腐,某种程度上是慈禧所纵容的。以崇文门正监督一职为例,光绪十七年,奕匡已出任过一次。这是京城“第一肥缺”,慈禧的弟弟桂祥等先后出任过。一般认为,此缺一年可贪墨至少十万两。也正是为了防止过分贪腐,设计为一年一任命。


慈禧同奕匡的三女儿、四女儿及李莲英等在中海乘平底船。


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开始,奕匡连续三年出任崇文门正监督一职。或许,这是慈禧为了酬答奕匡在庚子议和中的功劳而有意为之,但又何尝不是视“一年一任命”制度为具文、纵容奕匡贪腐呢?这点,慈禧难逃其咎。再比如,奕匡热衷吃喝玩乐、喜欢听戏,可是从咸丰到慈禧再到隆裕,哪一个不喜欢听戏呢?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咸丰逃至承德避暑山庄后几乎每天都要听戏,甚至纡尊降贵亲自动笔修改戏词;无论是慈禧还是隆裕,除寿辰、年节外,每月初一、十五召戏班听戏几乎是雷打不动的节目。


从这个意义上看,奕匡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对大清的一种伤害。但伤害更大的,是咸丰、慈禧等缺了对制度规矩的尊重,少了对自身职责的担当。


原文删节版载于《凤凰周刊》


知道主义 刘清华 2015-08-23 08: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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