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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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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生活写作定居于上海。当年这座有着“东方之巴黎”美誉的国际大都市，不仅吸引着世界各地众多作家、诗人、记者，同时也是不少革命家、仁人志士与地下工作者施展才干大显身手的绝佳舞台。鲁迅由于赫赫文名和左联盟主的文坛领袖地位，自然而然也成为上述不少身份迥异人物关注的焦点，他们纷纷前来拜望、采访、与之交往。

当年侨居上海以“汉堡嘉夫人”身份公开活动的年轻德共党员，笔名为鲁特·维尔纳。她不仅是共产国际的红色特工，而且还是闻名世界的国际谍报大王佐尔格于三十年代领导的秘密小组、在上海进行出色情报活动的重要一员。因其工作的极其特殊和绝对保密，她的真实身份以及和鲁迅的交往、合作、友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却鲜为人知。这从2005年最新编辑修订的18卷本《鲁迅全集》的相关注释中也可得到印证，全集第17卷42页对“汉堡嘉夫人”是这样概括介绍的：原名鲁特·维尔纳，德国人，德共党员。当时随丈夫罗尔夫·汉堡嘉（又译汉布尔格）居住上海，通过史沫特莱结识鲁迅。鲁迅曾支持她筹办德国作家版画展”。可以看出，由于史料匮乏，她与鲁迅的交往友谊不仅概括得极其简略，而且其真实身份也未能完全明确点明，甚至连生卒年也空缺未能注出。其后2009年12月出版的具有相当权威性的《鲁迅大辞典》中，这一辞条的阐释虽较全集略多数语，但仍然没能注明其生卒年与特殊身份，而且还张冠李戴地说她曾“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开设瀛寰图书公司”因此这里确有必要对她与鲁迅的相识合作、友好交往，以及其传奇式革命斗争经历和后半生成为以笔名鲁特•维尔纳而名扬世界的德国知名女作家，做一相对较为全面的介绍。

与鲁迅结下深厚友谊的“汉堡嘉夫人”

汉堡嘉夫人（1907一2000.7.7）诞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位经济学家，主编过《财政通讯》，同时也是从事德国工人运动的活跃人士，母亲为英国人，是一位画家。他们共养育了六个子女，其中五人是共产党员。她的全名应叫乌尔苏拉·汉布尔格（Ursula Hambuger），鲁特·维尔纳是她后来从事小说创作时所使用的笔名。受父亲影响，早在中学时代就关注并参与柏林的工人运动，19岁时加入德共，还参加德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的文艺活动，又在柏林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图书馆工作过。她的一个名叫尤尔根·库钦斯基的哥哥还是当代德国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1930年夏，其丈夫罗尔夫·汉堡嘉前来上海应聘英租界的市政建设工程师，她经请示上级党组织，于7月随同丈夫离开德国经莫斯科、满洲里至大连，复乘船抵上海。同年苏联十月革命节时，经人介绍结识德国《法兰克福报》驻上海着名记者、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这样，23岁的她与被茅盾称赞为“美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女儿“的史氏，因志同道合而结成亲密的朋友。很快又由于史氏热情引荐，认识了以“德国着名记者”为掩护的苏联谍报大王“理查德.佐尔挌博士”。经其考验后推荐，成为共产国际一名杰出的红色特工。1931年4月她的新家法租界霞飞路1464号（即今淮海路，后来改为1676号），就变成情报小组接头开会的秘密联络点。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和开展工作需要，她谨慎地通过一些关系广结人脉，认识了上海的不少中国革命者、知名人士、左翼作家和翻译家，如陈翰笙、宋庆龄、丁玲、董绍明（秋斯）和蔡咏裳夫妇等，建立起真诚的友谊。1932年夏上海异常炎热，史沫特菜、宋庆龄曾与她相约同上庐山牯岭避暑，史氏事先还预约租好了一座小别墅（一说是佐尔格事先精心安排）。宋庆龄后因故未能如约前往。因汉堡嘉夫人同史氏时常或单独多次看望孙夫人，故宋庆龄还送过其一件类似中国旗袍的绸制“衣裳”，她不仅高兴地穿用过多年，还在沈阳从事秘密工作时，曾特意着装这件“衣裳”与日本人打交道，进行周旋。丁玲与其友情，中间虽曾一度中断多年，却意想不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得以恢复，彼此重新建立联系。

也正是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一时期，她与鲁迅相识，多次会晤，彼此合作，结下深厚情谊。他们初识于何时何地呢？据鲁迅日记最早出现“汉堡嘉夫人”的记载，是1931年6月11日：“晚冯君及汉堡嘉夫人来，赠以《士敏土之图》一本。”其中冯君即冯达，时任史沫特莱的秘书兼翻译，一段时期他还曾是丁玲的生活伴侣；《士敏土之图》即德国画家梅斐尔德为苏联着名作家革拉特珂夫风行一时的小说《士敏土》所作木刻插图，1930年由鲁迅编选并作序言，于9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影印出版。但我们尚不能据此就断定她与鲁迅只是从此时才开始有所交往。据其回忆，早在1931年初，她曾应史沫特莱之约，以笔名为鲁迅主编的杂志写过一篇介绍德国进步作家5部作品的“书评”；可惜因年代久远，杂志与书评的名字都已失记了。不过她还清楚地记得，其后又曾用化名写过《德国工人手里的毛笔和钢笔》等文章，介绍20年代德国工人作家与工人画家的情况。因此，鲁迅对其思想立场与为人爱好很可能通过史氏早已大致有所了解，故现在她受邀初来鲁迅寓所造访寸，即赠送珍贵的《士敏土之图》作为友谊记念也就不难理解了。一次她送海婴一件带轮子的木鸭子玩具，作为慈父的鲁迅见到后高兴而感动地一再称赞说：这是一件多漂亮的礼物啊！

大约也是1930年，曾任职柏林一家书店职员的年轻德国妇女，跟着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国丈夫在莫斯科生活一段时间后，一同来到中国上海。她带来了好几箱进步的德、英、法文书籍，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2号开办了一个不大的西文书店做掩护，从事秘密工作。这个书店即瀛寰图书公司，也即鲁迅日记中简称的“瀛环书店”。而书店的老板就是与汉堡嘉夫人同龄、两人相处得如亲姐妹一样的德籍少妇——叫伊蕾娜（一译伊萨，lrene）。受其邀请，汉堡嘉夫人曾以好友身份经常协助书店工作过。鲁迅于1930年12月2日和1931年1月15日曾两次在该店购买了《列宁回忆录》与左翼作家、《炭坑夫》的作者路.米尔顿夫人的理论着作《形式的本质及其改变》等共十余部德文版书籍。翌年12月鲁迅获悉由公司经理伊蕾娜主办、汉堡嘉夫人积极协助筹办的德国作家版画展览会将要在瀛环书店举办时，十分高兴并大力支持。他特置40 个大镜框，主动借与汉堡嘉夫人，并提供自已珍藏的多幅名作供展览会使用。为筹备此展，汉堡嘉夫人曾多次造访鲁迅寓所。原订1931年12月7日开幕的展览，因置换大镜框和筹集展品费时等原因，一直延期至1932年6月4日方始展出。为此鲁迅曾先后撰写《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与《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象》两篇文章进行宣传和解释。此次展出之作品，计有包括名家珂勒惠支、梅斐尔德、格罗斯等在内的原拓版画百余幅。鲁迅于开幕式当天亲往公司观赏后，又购德译俄语中篇小《Wirinea》一本始归。

凯绥·珂勒惠支是享誉世界的德国女版画家。罗曼·罗兰称赞其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鲁迅则说“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晚年多病的鲁迅曾殚精竭虑多方设法搜求其原拓版画，并亲自编选作序后，于1936年7月以“三闲书屋”名义，用珂罗版和宣纸自费精印了103部。而“其中40本为赠送本，不发卖，30本在外国，33本在中国出售”。且头40本都由鲁迅亲笔手书按顺序编号并加盖印鉴后，分赠中外亲朋与年青的中国木刻家作为友谊纪念和欣赏学习。鲁迅挚友许寿裳、史沫特莱以及远在纳粹德国已失去讲授与创作自由的画家珂勒惠支本人等，均曾喜获这一罕见珍本。而交往时间并不长且早已离开上海的汉堡嘉夫人，竟也欣喜地收赠到一部。原来她也是珂氏作品的爱好者，对其艺术造诣颇为推祟，所以她像史沫特莱一样，曾费心尽力地帮助鲁迅搜寻过珂氏的版画创作。据她晚年回忆，鲁迅还在画册扉页题写了“友好赠言”，因此她对该画册“双倍珍贵”，后终因战乱不慎丢失，令她深感惋惜。耐人寻味的是，大约早在1933年夏季以后，汉堡嘉夫人就奉调离开上海，她立即千里迢迢将幼小的儿子送托亲人照料后，便只身前往莫斯科接受特殊培训，真不知三年后的鲁迅是通过什么关系与特别途径将画册稳妥地寄赠到她手里的？或许仍不排除还是经由挚友史沫特莱设法辗转传递赠送给她的！

二战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后，汉堡嘉夫人回到民主德国工作和生活。年届半百时她决定辞掉公职，并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开始小说创作，且大获成功，实现华丽转身，变为一位深受读者欢迎与爱戴的德国女作家而名扬世界。1981年鲁迅诞生100周年之际，莱比锡一家出版社隆重推出该社第二部鲁迅作品选《写于深夜里》。此前，民主德国虽早在1952年就曾出版从俄文转译的《鲁迅小说集（含小说散文共9篇），但其后出版的鲁迅着作翻译，大多为选译的若干篇小说与散文。而德文版鲁迅选集《写于深夜里》则选收鲁迅的多种文体作品，计有“小说、散文诗、杂文30篇”，外加“书信10封”；该书由定居德国的华人杨恩霖教授与德籍学者康拉德.赫尔曼合作翻译，为使这本较为精准厚重的选集锦上添花，出版社特邀早年在中国生活工作过的鲁迅友人、此时早已是知名女作家的谍报英雄鲁特.维尔纳为该书撰写序言。她在这篇“导言”里亲切地回忆起三十年代初期与鲁迅的交往、友谊，称赞他是“很慈蔼，平易近人”，“具备很高的文化教养”，“热爱着民族并且为民族而战斗的作家”。强调鲁迅“最后几年生活在上海，时常得防备着被捕甚或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可也就是这时是他作为作家、翻译家和半合法或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家的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与艺术造诣，她也极为推崇和称赞：“他的作品产生于沉重的非法斗争的革命岁月，是那时中国文学中的最优秀之作”，其短篇是“诗意的、晶莹剔透的”；而那些“来自乡村的机智的、精妙绝伦的短篇小说”曾“深深地感动了我”。“导言”最后还对鲁迅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犀利、辛辣杂文的现实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无疑，以她当时的声誉和威望，写下这篇言简意赅的“导言”，对于引导德国广大读者正确了解中国作家鲁迅及其作品、宣传与弘扬鲁迅精神，是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与重要意义的。

本文节选自《新文学史料》（微信号：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1期。

东方历史评论 张小鼎 2015-08-23 08: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