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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起知识分子，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主页君想到的“毕竟是书生”“最是文人不自由”等带着无奈悲凉的话。

余英时写有关于知识分子系列有分量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便是将“知识分子”的提法一律换成“知识人”。2008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他提到其中原委，“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我要恢复人的尊严。”

今日微信，分享雷颐为新作《孤寂百年》所作导论的部分。编排微信时，被提示无法保存，“不能有违反公众平台协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逐一试，费了好大劲，才发现问题出在“tui党”这词上。看者如有做微信的，可能也遭遇此，要注意了。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士”的传统，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更有独立精神、强烈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传统的士转变而来，这种“关怀”自然格外强烈；更加以现代中国政治的腐败黑暗、内忧外患不断，时处民族危亡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不深深地关心、卷入现实政治。

儒学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共认的政治参与的唯一原则，与之根本不同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却是信仰各种各样根本不同、甚至互相敌对的“主义”。各派人物都以自己所信的“主义”为原则、为理想，然而，在现代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怀抱各种理想的知识分子往往处境尴尬，甚至难免悲剧命运。

然而，在靠“力”而不是“理”取胜的现代中国，他们深度参与政治，却又无力真正改变政治。梁启超以政治参与登台亮相，一生的大半时间都在从政，但在他的晚年，却对政治深深失望，退居学苑。1912年10月初，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回到国内，面对已经实行共和的现实，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党政治”。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他组织了进步党，与国民党对峙，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等职，参政院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参政员。在民初政坛上，他活跃非常，俨然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似可一展平生抱负，但实权其实一直掌握在袁手中，他不过是个“台面”人物。

袁氏称帝后，梁启超是“反袁”的重要人物；反袁斗争胜利后，政治更加混乱，军阀彼此争战不断，在如此这般混乱的政局中，梁氏又支持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曾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此时，他又以为能倚段之实力实现自己政党政治和用现代理财方法建设国家的理想。但是，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理想就完全破灭。所谓国会，完全被段祺瑞玩弄于股掌之中。财政大权，也全被段掌握，而他这个财政总长实际形同虚设。此时，他对政治失望已极，终在11月中旬辞去财政总长一职，最后从自己深卷其中二十余年的政坛中抽身而出，转入学界。

这一段本想利用袁、段等这类大独裁者和军阀实现自己救国理想，结果反被他们利用、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经历，不能不使他格外痛苦。他痛定思痛地反省道：“别人怎么样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明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那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这，确是梁氏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在梁启超之后，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震惊于国内政治的黑暗，不得不参与政治，与丁文江等人在1920年代初期想依靠军阀组成“好人政府”，改良中国政治。结果，他们也被军阀视为掌上玩物。胡适沮丧地承认依靠军阀政治改革的梦想失败：“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丁文江心有不甘，依然幻想“改造军阀”。几经活动之后，于1926年5月被军阀孙传芳任命为新设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似乎给他一展平生抱负和发挥行政才能的机会。但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他终于辞去职务。他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

梁、胡、丁三人的感叹如出一辙，当非偶然。近代中国正是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代，旧秩序已轰然倒塌，新秩序远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建立起“文治”的政治架构，实际是“有枪便是草头王”，一切都是“枪杆子”说了算。“文人”想对实际政治发生影响，不得不依靠、利用“武人”，然而结果却总是被“武人”所玩弄，被“固有的旧势力”利用。不过，他们往往明知此种努力不仅很可能无裨于事，甚至会弄脏自己的“羽毛”，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又使他们不得不深涉政坛。此中的是非曲直，的确值得再三寻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笃信英美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忽然一反以往地力主在中国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他们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政府的“好坏”问题，而是“有没有政府”的问题。在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之时，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高效、权力集中的独裁政府，领导人民团结对外。这种主张，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民主与专制的激烈论争。胡适、张奚若等坚持民主自由理念，丁文江、蒋廷黻等则主张“新式独裁”。当然，这场争论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对实际政治的直接影响，而在于它揭示了思想上“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面临的困境，实际上预示了十余年后他们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同是主张“新式独裁”，蒋廷黻、傅斯年等选择了国民党，而钱端升则选择了共产党。同是主张“民主政制”，胡适选择了国民党，而张奚若则选择了共产党。对他们来说，不论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选择，做出丧失“独立性”的选择。

虽然胡适选择了国民党，但他的政治思想却并不为国民党所容，他在台经历并不愉快。由于主张自由民主，卷入雷震案，必然触怒当局。由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之名发布了题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极机密”的特字第99号“特种指示”，对胡适进行了严厉批判，胡适屡被指为“匪谍”、“共党帮凶”……相映成趣的是，海峡此岸作为对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进行思想改造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运动”，更是轰轰烈烈。总之，他们只能或“彼”或“此”，但却又都不被“彼”“此”所容；选“彼”者反被指是“此”的“帮凶”，选“此”者又被指是“彼”的“走狗”。

在中国现代大舞台上，最强劲、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最后必须在国共之间做出选择时，多数选择了共产党，除了“故土难离”的客观因素外，共产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对共产党的好感，当然也是重要原因。闻一多在1940年代中期的转变，就是典型的案例。

“闻一多拍案而起”是我们这一代从小就熟悉的故事，深深地“定格”在脑海中。当我第一次听到闻一多长孙、我的同事、闻一多研究专家闻黎明说闻一多早年曾坚决反共产主义时，确实相当惊讶。闻一多由敌视、反对共产主义到对政治心灰意懒、毫不关心，最后急转为共产党“拍案而起”、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确具代表性。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愤怒谴责张学良，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19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他开始呐喊，开始由学者转变成争民主的斗士。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抗战时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生活的贫困化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是广大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当然，每个人的转变又都有着不尽相同的个人因素。

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有三个人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然当年闻一多对罗严厉批评国民党甚为不满，但二人私谊仍在，罗对他一直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正是在吴的细心“工作”和多次动员之下，闻一多也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大社会学系当教授，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

在共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张申府起了重要作用。出生于1893年的张申府，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迅速转向共产主义，译介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初，他参与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他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同年年末，他遵照陈独秀的指示前往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在此，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初春，张申府回国来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并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正是由于张申府的极力推荐，周恩来回国不久便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但张申府身上始终有着浓重的文人气质。1925年初，张申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人争执而负气提出tui党。1935年在国难当头之时，他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曾是着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人之一，并因此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倾尽全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我认为，他发动的以“中国化”为核心的“新启蒙”运动，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重庆，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发表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与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连续发起宪政座谈会，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他参与了民盟的组建工作，任中央常委兼华北总支负责人。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张申府一直反对内战、力主和平。当共产党节节胜利、即将进行淮海战役时，张申府仍在《观察》杂志上一如既往地呼吁和平，要求双方停战。结果，自然受到胜利在望的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人的批判，并被开除出盟。共和国成立后，张申府供职于北京图书馆，也未能逃脱“右派”厄运，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

早在1915年先后到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9年春，他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利用此职务之便，他领导了中国农村调查，在他领导下参与调查的不少人，如钱俊瑞、张稼夫、孙冶方、薛暮桥等，后来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调查与研究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学理支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应运而生，在观念、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本书中的十二位人物，思想、观点、立场不同，命运迥异，但都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中的“沧海一粟”。对他们的言与行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透视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代知识分子作用、使命、命运的理解。

综合 2022-01-09 18:5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