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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废墟的挥寻者        

                            ——钱理群论
　　 
　　                          
                                                于仲达

　　 他（王瑶）是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因而，学术对于他，首先是一种自我生命的挣扎，并且是自我力量的一种确认。

　　> －－钱理群 
　　> 几十年一直纠缠我的灵魂，使我坐寝不安的感情重把已经卸下，我还要再期待什么呢？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这样永远惶恐而紧张下去么？
　　> 而我却还要这样走下去，走下去……这大概就是我的宿命吧？幸耶，不幸耶，只有他人，后人去评说了。
　　> －－钱理群 
　　> 钱理群先生不以庞大的知识体系名世，却以其精神魅力感染青年。当代学界有两种“思想家”都是不健全的，一类把思想作为一种手段而随意“揉捏”、“不求真”；另一类醉心于纯思想领域内的设计与构筑，在自己的天地里自足，少务实；而钱理群先生正是继承了鲁迅的可贵之处自觉达到了“求真”和“务实”的统一。钱理群先生不是那种技术知识分子，在他那里，学术不再是一般知识分子意义上的“吃饭”的工具，而是对国家、民族、青年是一件很紧要的事，他和身上褪掉了中国庸俗知识分子“做戏的虚无党”的气息，潜下身子，治力于学术的建设。作为一个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钱理群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现实条件和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的。
　　> 真正开始“研究”鲁迅，是在60年代初，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大学毕业以后，由北京“发配”到了贵州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城，又面临着那个饥饿和平年代。物质的饥饿，使我又捧起了鲁迅的书。1962年第一早晨，我空着肚子，在一间又小又冷的屋子里，拿起笔，开始写我的《鲁迅研究札记》①。
　　> 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小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着先天性的缺陷……这就是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可以说是在“血水里渗（过）”“碱水里煮（过）”……②
　　> 坦白地说，我对此感到十分的痛苦与无奈，正因为如此，看到一切比我更深刻、更富有创造力的讲谈，我都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尽管也不免暗含着几分嫉妒与对已无能、无力的沮丧……③
　　> 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自觉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一所小小的中等专业学校作语文教员……
　　> 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冯川旺”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⑤
　　> 于是，我就在这样一个荒诞的疯狂的年代，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以一个混乱、迷惑的的心灵，与我的两个“精神之父”－－毛泽东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了。⑥
　　> 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女学生，因为同意对“反革命分子钱理群”的定罪，认为“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立即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愤而采取了与《家》中的鸣凤同样的抗争方式：投湖。……从此，一具沉灭的死尸横血在钱理群与青年之间，一座有形无形的坟压在他的心上。⑦
　　> 那横卧在贵州高原上的死尸以及苦难坎坷的流放生活，成了钱理群先生终生思考的基础和出发点，他在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时，他在研究鲁迅时，都愤不自禁触及到这段不堪忍受的往子。人生短短几十年，钱理群却有整整十八年在贵州流动，两肆班白才得以免返北京。那段岁月却成了压在他心头永远的“坟”，这座“坟”别具深意，负担着特殊的生命体验，载着“挣扎”的生命轨迹，他信赖文学，想借文字启示堕落的历史，扩展萎缩的心灵，当他有能力对已逝历史作出反省时，他便再也不能爆发了：
　　> 于是有了我的第一次“反戈一击”，面对八十年形成的几乎渗入灵魂，自由的观念、准则、理想、信仰，第一次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同时有了我的第一次“挣扎”，第一次灵魂的呼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⑧
　　> 钱理群对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着同样丰富的生命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他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之化，并且化作于自己的自由。因此，学术对于他，首先是一种自我生命的挣扎，并且是自我力量的一种确认。钱理群追问道：“一个世纪我们个人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在精神（思想文化）上的收获甚小？”“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面对苦难被重复乃至麻木，或者被故意遗忘，或者被刻意美化，钱理群正视苦难、发掘苦难、提升苦难，而拒绝遗忘、拒绝美化，注重批判如彻底化，成了他思考，述的核心问题，而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中发扬鲁迅精神传统，努力实现学术与生命的同构，在学术中重拾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针对“贬鲁”风波，他坚信，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文化资源仍然具有尚得开掘的潜力。20年来，钱理群所做的工作，集中一点就是“讲鲁迅”，并试图“接着谈下去”。当然，除了“讲鲁迅”外，他是讲曹禺、堂吉河能、哈姆茉特、周作人、路翎、穆旦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钱理群试图勾勒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正如余杰所说，他的笔实际上透过了对象本身，在写一部活生生的“钱氏心史”。他关注、思考与研究的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反省与总结等，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导的续接。在钱理群的笔下，学术不仅仅是为伤残失败者提供情感发泄心理裣心灵安慰，更是心灵的伸展与出击，更是灵魂自救的保障，多少年来，钱理群用他的笔吐露着真实的灵魂与自由，发表了一些真的声音，他在随笔中大谈深渊、荆棘心夹欲谷、火坑、死亡、困境、绝望、寂寞、寒冷、饥饿、侮辱、监狱、嘲笑、憎恨，他怎用一些让人发疼的字眼描述知识分子，谐如：耻辱、尴尬、奴隶、陶醉、萎缩、怯懦、依附、顺从、膜拜、软弱、逃避、恐惧、奴化、猥琐、依赖、苟安、卑下、污浊、驯服、安之若素、麻木不仁，他拒绝“完美”，让人相信有扶陷、有偏颇、有弊病、有池，才是生活的常态，者正常的人生。钱理群也像鲁迅一样堵塞青年“逃避不完美的人生痛苦”的一切退路，他鼓励青年走入“无物之陈”中去“反抗绝望”。
　　> 钱理群曾说，20世纪占国有了鲁迅，这真是我们民族的大幸，对于他这一辈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果没有鲁迅精神的支撑，几乎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十年浩劫中成长出来的知识分子，每个人的心灵上都遭受到了深刻的伤害，而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这种“伤害”却是在知识分子自愿接受“改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 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对于他的许多理论的接受，开始确实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盲从。⑨
　　> 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挥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⑩
　　> 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⑾
　　> 但20世纪中国却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感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⑿
　　> 竟然有了如此浓重的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阿Q气”，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对现实愚昧、反动努力的法懦的屈服。
　　> 于是，他一遍遍地咀嚼着耻辱，一遍遍地重复着鲁迅的话：“自己明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那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一次一次的抽打灵魂，钱理群入手到了自虐的程度。他的随笔少有高蹈虚空的形而上的思辨，而是用血肉贴着本土撞击，这种粗砺的文字往往鞭打出身上的奴性和懦性。想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知耻辱，自察自省的意识和自觉，想当当代知识分子独立不移的品格，我总是首先想到钱理群。
　　> “我可能受鲁迅影响太深，任何一点对我的侮辱都不能忍受。但我的抗争经常遭到白眼，显得我好象有些“不正常”。人们都习惯于当奴才了，你稍丧达一点抗争，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周围的人都觉得你是可笑的……所以要维护做人的尊严，在中国会成为一种很尴尬、荒诞可笑的事情，你产生不了悲剧感。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传统的国度里，思想者的命运是孤单的。他无法凭借个人的力量成长壮大，钱理群只能挖掘鲁的精神资源来支撑自己。带着受辱的体验和记忆，他发现，人们在形形色色的精神施暴面前，处处显示出麻木、忍从的奴相。跟阿Q似的，在对他人的更加肆无忌惮的报复中，赢得精神的补偿。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性循环？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没有记性？难道还要永久这样下去吗？
　　> 于是，钱理解接过鲁迅先生的旗帜，开始发掘珍贵的世纪思想遗产：
　　> 在鲁迅的观念中，“把人当做人”还是“使人成为奴隶”是区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和尺度，这边是他观察与思考一切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⒀
　　> 而鲁迅最感痛心的，也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以帝王为中心的绝治权势的这种依附关系。⒁
　　> 鲁迅正是要穿透“皮肤”的伪饰，剥落出血淋淋的骨肉的“真实”，凝视那历史、文化、生命中最深层的“真实”。⒂
　　> 人本性是软弱的，怎寻观“避重就轻”……总是选择、突出、强化后者，而回避、掩盖、淡化前者。⒃
　　> 王先生也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⒄
　　> 鲁迅曾说，在中国要求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中国办事之难，就难在到处都是“无物之阵”。⒅
　　> 而一个只会做戏的民族是可悲的，并且是危险的。⒆
　　>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是永远的思想探索者，是一个不知停息的“精神流浪流”，如同鲁迅所描写的“过客”。⒇
　　> 在中国，是自己被人吃，同时也吃人，不仅自己的精神自由受到贬抑，同时也贬抑别人的精神自由。(21)
　　> 鲁迅说过，奴隶们受够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只要他一旦有权，会采取成法自然也难说。奴隶们过去被别人残杀，他就懂得了一个道理：对人就得杀，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22)
　　> 中国人不过是随风转舵而已，是什么也不信的“虚无党”……鲁迅强调整个中国的天地是一个戏场，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做戏的历史。(23)
　　> 大家都清醒地知识语言的虚伪性，却仍要继续维持这个虚伪性，因为已经形成了游戏的规则。(24)
　　> 中国人总是扮演两个角色，或自己做戏，演得别人看，或看别人做戏，演戏与看戏构成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25)
　　> 世界在剧场的虚声中告终，不给人任何悲壮感和力量，只得人滑稽、可笑感，中国就要终结在这种嘘声中……。(26)
　　> 中国人惯作奴才，却不悟自己为奴，极窖鸟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或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或即当奴隶，又要体面，或作阿Q的精神胜和法，或作奴才的破坏……钱理群特别概括和分析了帮用、帮忙、帮凶、扯淡、“二正”、隐士、君子、雅子、革命小贩、“革命工头”、“奴隶总管”、文坛三户、狗、猫、“夏三虫”，等形形色色各类知识分子，特别深刻剖析了知识分子奴性的根源，并通过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作对比，启示一个真理：人必须有一个信仰，一个内在的精神支撑，才能不成为奴隶。
　　> 钱理群在考察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时，不无悲凉地看到，知识分子灵魂的渍灭和独立品格的丧失。学术对钱理群来说，成了反抗荒诞挣脱传统梏梏的一种手段，处处可见他的一颗挣扎的心，一种摆脱精神奴役的渴望，一种成为真人的努力；钱理群在剖析曹愚的戏剧生命流程时，不无悲哀地指出，剧作家自愿放弃自己独立意志与独立思考，向自己力图反叛的既成规范和模式归依。以“反叛”开始，又以“归依”告终，曹禺从坚持“自我”到丧失“自我”，削足透履，将“个人话语体系”纳入“时代规范”之中，经过“自戕”式的处理之后，剧作者也陷入了与他的剧中人，类似的“被捉弄”的命运。
　　> 从此，曹禺真的与“旧我”（其实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自我生命与戏剧生命，彻底决裂，不仅完全抛弃了自己多年来春恋的人物、思想和情感，而且也要把本改变原有的戏剧观念、追求以及写作方式，走一条所谓“全新”的路－－历史却无情地证明了，这条路并不“新”……(27)
　　> 无论是50年代写作的《明朗的天》，还是60年代的《胞剑篇》，甚至包括70年代创造60《王昭君》无一不是“主题先行”：根据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先砸定一个明确的理性原则－－“知识分子改造”之类，然后根据主题的需要，去搜集材料，进行“筛选”，再用作家的写作经验、技巧，将“主题”敷衍为“形象”……(28)
　　> 所有这些努力，都带有苦苦“挣扎”的意味，给人一种注重的悲凉感，仿佛曹禺论定要与他的人物共命运拟的。
　　> 40年代的“流亡者”文学出于“寻找归宿”的本能的心理动因，通过“想象”将作为“归宿”的国家、民族、家庭、土地、人民、传统……讨论、抽象化与符号化，并赋予宗教的“神圣灵光”，从而制造出关于国家、民族等种种现代“神活”与现代“崇拜”。这必然对“磨难”的“美化”，对“痛苦”、“牺牲”的“神圣化”与“自我”的“英雄化”。真实的“生存痛苦”在“想象”中转挂成了虚幻的“精神崇高”，“苦难”没有引出更深刻的觉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可能产生鲁迅式的“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尘的人生”的勇士，从孤独、无望的“旷野”里，走出的是一批又一批“使徒”。王瑶先生受“文革”思潮重压，被迫删改自己的着作，被迫不断做检讨，被迫参加对学术界（文艺界）的无休止的批判运动。身处逆境，其受苦难，努力寻找“间隙”，虽不断挣扎，但终归失败。
　　> 包括钱理群本人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他们被迫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钱理群通过省察自身精神奴役创伤，揭开了灵魂的伤疤，解剖了渗入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从而重新拾起知识分子丧失的尊严。令钱理群感到鼓舞的是，鲁之后，精神界战士的思考仍在继续，穆旦从鲁迅那里接受了作为新文化本质的反叛状与异质性，他得以从传统诗歌思维中突围，从而成为最善于表达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情绪、审美性趣的中国现代新人中的第一人；食指则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自由的歌唱，保持着孤独的“流朗儿”的姿态，坚持着不懈的精神探索，他继续维护着向命运挑战的个性，虽是屡经挫败，绝不软化，始终坚持着相信未来，热爱生命的信念。
　　> 正是在经历了禁止一切独立的思考，扼杀个体生命的自由意识，以及消灭知识与知识分子为目的的“思想改造”之后，作为知识分子的钱理群终于有了认识自己的呐喊，开始摆脱不了无休止地反省自己的宿命，正好赵园所说：“在我，最猛然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己的生命”。学术在这里，不过是生命的实现方式，是对“人”（自我）的生命深度与力度的永远追求。这样的学术同时又是“介入”式的，它的“问题意识”产生于现实，它的思考却是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学理性的，是更根本也更超越的学术的价值正是实现于“现实性”与“超越性”二的张力之中，这在人是既向往连带着生活的，文学的感性自油，充溢着、喷发着人生气息的研究境界，又追求理论发现，追求对象，对自我超越的姿态的。赵园宣布，“我们首先是‘人’，然后者以‘学术’为业的人”，追求“人生意境与学术境界的合致”时，实际上就是在要求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钱理群和赵园一样，这一代学人学术上带有强烈的自省性，更要鲁迅批判传统的直接继承，怀疑与否定不仅指向外部的一切奴役体制、观念，更指向自身的奴性，钱理群更关心作为创造者的知识者的心灵状态，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天马行空的狂想，放纵的艺术想象”而感到遗撼，正表明了一代学人是怎样地期待着被长期压抑的学术的创造力的大释放，向荣着为人与治的大人格、大境界啊！钱理群之所以成为钱理群，还在于他以同于现代人的选择的同时，更是顽强地维护自己“这一个”的思想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以及个性生命的不可侵犯性。钱理群敢于揭露学院学术的负面，自称不过是学院里的精神流浪汉，并且以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作为后盾与支撑的，而徐无鬼、摩罗、蓝子们好比一个个精神的“困守着”，他们正是在于中国大地的困守中，获得自己的生命意义的。思想者别无选择，无可违振动地辗转于八方挤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欢重与压抑、痛苦与失望、庸俗和琐碎之中。钱理解在其学术研究中扮演了一个绝望突围者的角色，他反抗着命运，反抗着历史套在生命脖子上的“枷锁”。

　　> ①④⑤⑥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305页、307页、309页
　　> ②③钱理群《拒绝遗忘?自序》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3页
　　> ⑦余杰《铁屋中的呐喊?挣扎的心》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258页
　　> ⑧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再版后记》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 319页
　　> ⑨⑩⑾⑿钱理群《拒绝遗忘，我与鲁迅》汕头大学1999年版227、228、229、233
　　> ⒀⒁钱理群《拒绝遗忘，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第6、7页
　　> ⒂⒃⒄钱《拒绝遗忘》、《野草》、《思想哲学》18、24页
　　> ⒅⒆钱《拒、《野草》里加哲学》29、30页
　　> ⒇《拒、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51页
　　> (21)(22)《拒，说食人》60、67页
　　> (23)(24)(25)(26)《论演戏》85、87、89
　　> (27)(28)钱《知识者与文学“被改造”的标本》157

网载 2015-09-13 15: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