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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聂树斌案复查听证会在济南举行，在这场持续10个多小时之久的听证会上，占尽上风的论调，当属早先流传于网络之上的“聂树斌案疑点重重”。

其后，《今日报道》、《深圳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先后发文，声势滔天，一致认为“聂案”起码存在着十大难以自证之处，令人大惑不解：

疑点一：在没有任何人指认、指控聂树斌实施了强奸等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聂树斌何以会成为嫌疑人？

疑点二：为何受害人家属一方坚持认为“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

疑点三：为何受害人家属与自首人王书金申诉不断，执法部门却答复渺茫？

疑点四：为何聂树斌未能供出现场的重要物证——“一串钥匙”，而自首人王书金却对这个隐蔽性细节了如指掌？

疑点五：执法部门为何故意弄掉为期五天的审讯笔录？

疑点六：在审讯期间，狱友纪某为何经常看见聂树斌遍体鳞伤？是否存在刑讯逼供？

疑点七：94年的现场笔录中出现了多处“新华路”、“新华西路”的名称，而该段路在当时的名称为“石获南路”或“石获公路”，新华西路一名应只存在于2001年之后。案发地点究竟在哪？

疑点八：聂树斌在被“执行死刑”之后，为何竟还能“继续上诉”？

疑点九：为何《讯问笔录》日期标注混乱，页码涂改严重，《现场笔录》显示警方多人参与现场勘查，却仅有一人签字，也未见证人签字或盖章？《现场笔录》描述内容与现场平面示意图为何自相矛盾？

疑点十：河北办案方为何先前一口咬定“聂树斌案板上钉钉”，而当听证会举行前夕，又突然承认“办案程序存瑕疵”？

看完以上种种质疑，我这个愤青当然坐不住了，第一时间跑去知心好友徐东那里发牢骚：“你认为聂树斌案真相如何？”

徐东不屑一顾道：“像‘聂树斌’这种案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他言语间的冷漠与麻木虽然令人厌恶，但我深知，实情大抵如此！近几十年中，中国何曾少过“聂树斌”？河北农民李志平被蔑以“故意杀人”，两次被判处死刑，羁押近七年，取保候审长达十六年，出狱十六年难讨说法。湖北黄爱斌同遭此厄，一审判处死刑，羁押近三年，死刑判决书被撤销后，奔走四年难讨清白。安徽农民赵新建更是两次判处死刑，两次发回重审，第三次判处死缓，八年后真凶落网，才得以还其公道。湖南农民杨明银被蔑以“抢劫杀人”，屈打成招入狱十年，真凶落网才获自由。山东陈世江屈打成招被判死缓，入狱八年才得以平反，出狱后仅得微不足道的赔偿和一句道歉了事。河北徐计彬因政府机关血型误检，被诬为强奸犯，判刑入狱八年，十五年才得以昭雪。内蒙古个体老板姜永盛被指贪污，入狱7年，出狱17年才获拨乱反正。比来，更曝出“农民赵作海案”、“ 佘祥林杀妻案”、“ 裴树唐强奸案”、“ 呼格吉勒图案”等，莫可称数！

笔者十分清楚，古今中外都有冤假错案，并不稀奇。令我稍感讶异的是，按照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着名论断，“诬构良善”、“赃贿如山”、“作法为害”等等恶象，理应发生在王朝建立的一二百年以后。所谓的“新中国”，方创不久，不过七十余载，正当“壮年”，是绝不该“但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的。

徐东仿佛窥出了我内心中的些许惊惶，道：“导致这种现象的症结，恰在于司法体系长期以来，执于‘先入为主，杀良冒功，谋身固宠’的思维理念。而这恐怖至极的 ‘十二字方针’，你可以从着名的酷吏譬如郅都、周兴、来俊臣身上探根寻源！”

为了释惑解疑，鄙人不得不摒除燥心，连夜攻读了《制度与德性之间》与《中国酷吏史》，恍然有顿悟之感，对司法体系的办案质量问题何以如斯严重，总结有二：

一，“罗织经”式文化根深蒂固。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是司法战线上的“一哥”，他们惯于“有罪推定”，他们喜欢把天下人都看成是强盗。来俊臣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罗织经—制敌》这一篇中讲道：“人都有敌人的。敌人，是与他有利害冲突，生死不能相容的人。不能认清敌人就无法分辨朋友，不能制伏敌人就不能成就事业，这是最大的祸害，一定要根除它。

君子和小人为敌，也就变成小人了。小人和君子友善，也就变成君子了。名声是虚的，有智慧的人不会计较别人的毁谤和称赞；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愚蠢的人才只是求取好的善名。

人们共同的敌人，不能说一定是我的敌人；上司的敌人，虽然是我的朋友也要与他为敌。亲戚的缘故，不能说就是我该亲近的人；刑罚的缘故，如果是我的亲人也要舍弃。在不知不觉中迷惑敌人，以等待时机。在敌人没有行动的时候制伏他，这就是抢先占有有利时机。最深的祸害，以和敌人友善最为严重。假如把天下人看得像强盗一样，对待亲人像陌生人一样，交接朋友超过了对仇人的态度，纵然人们厌恶我，却能躲避祸害，会有什么损失呢？

以上是来俊臣先生的三观，那么他的方法论又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对《中国酷吏史》和《旧唐书》的阅读，可以明白无误的发现，来俊臣们的绝招有三种，其一是篾人谋反，其二是诬人淫邪，其三是“瓜蔓式”牵连。

万国俊曾经对来俊臣说：“把人抓起来容易，让他身死名败却很困难！”

来俊臣回答道：“构敌於为乱，不赦也。害敌於淫邪，不耻也。”

意思是：在犯上作乱上构陷敌人，这是不能赦免的罪名。在淫秽邪恶之事上加害敌人，这最能让人鄙视他。

的确，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谋反”一词的司法定性最为模糊，杀伤力也最大，适用范围也最广。“它”既能扣给赳赳武夫，也能扔给文弱书生，甚至于政界之外的鳏寡老幼，也能套陷其中。

同样，在以外儒内法为核心的教条主义政府内，渎乱人伦这种栽赃通常是越抹越黑！

有一个令我们耳熟能详的笑话，就反映了这一点——赵某问徐某：“你跟张姐离婚了？”

徐某：“没离婚！”

赵某：“哦，那就好好过！”

徐某：“我们俩没关系！”

赵某：“哦，还是离婚了！”

当然，篾人谋反、诬人淫邪虽然恶毒，跟罗织经中的“瓜蔓”之术，还是难以相提并论。

来俊臣在书中这样自述成功的心得：“事情不是很大，就不能让人震惊。案件不是牵扯人多，功劳就不能显现。君主用它来求取安定，臣子用它来邀功取宠，这里的冤情一定会有，却是不可能避免的。

真正显达是能让他人也显达的显达，真正的祸患是能使他人也致祸的祸患。不是自己挣来的显达不要倚仗，只要是他人的祸患就不要放过。罪名没有实证，用其它的罪名来替代；恶行没有显露，用他人的恶行来依附。心腹的祸害，把他诬指为是敌人的同伙；情感上怨恨的人，陷害他是奸诈邪恶的小人。

官吏的朋友，在以官吏为敌的百姓眼里便是帮凶；亲人的朋友，在和亲人有仇的仇人眼中也成了敌人，所以说敌人是变化不定的。显达时的朋友，败落时就是敌人；贫贱时的朋友，富贵时就是敌人，所以说朋友是暂时的。因此说权力是不可废弃的，废弃了就失掉了根本；同情心是不能随便施予的，太随便了就会招人忌恨；与人交往不能过於亲密，太亲密就会产生疑虑；心里话不能说出来，毫无保留就潜藏着祸患。”

在魏征、虞世基等人编纂的《群书治要》中，曾记载着六种邪臣：一、安官贪禄，不务公事，此为「具臣」；二、溜须拍马，曲意逢迎，此为「谀臣」；三、巧言令色，嫉贤妒能，此为「奸臣」；四、巧舌如簧，挑拨离间，此为「谗臣」；五、专权擅势，结党营私，此为「贼臣」；六、幕后指挥，兴风作浪，此为「亡国之臣」。来俊臣可谓集六者之大成了！

他的人虽然已经倒下去了，但他所编写的“特色”法律和整人手段依然没有消亡，且深远的影响着后世法官。

二，“厚赏重罚、荣誉同轨、赏罚敬信、奖惩公允”的机制远未建立。

当然，我们古代司法干线上的也不都是鹰暽天下的魑魅魍魉，也有求真务实、为民请命的耿介之士。譬如包拯、宋慈、陈亮等等。其中陈亮值得着重提一下。

陈亮是南宋时期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生活在金人侵扰、朝廷屈辱苟安、国势危殆的时代，一生力主恢复，反对议和。他在法制建设上提出了赏罚亦利、执法公平和宽简刑罚以及法律的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有所利而为善，有所畏而不为恶，赏以劝善，刑以惩恶，此圣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权者。

这句话传诸后世，虽然引起了不少争议和贬斥，不过他点出了“法度”的两大核心要素：一是义理，二是事功。法律的制定要是不以义理做依据，不用事功做保障，老百姓怕要沸反盈天了。

什么是“义理”？用墨子的话来说就是：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富不骄贫，壮不夺老。这是七不准则，很是浅显易懂，不再多做解释。

现在的法律它不讲“义理”，它讲求“礼之用，和为贵”，一切都要那么和谐！怎么才能和谐？那就需要执法工作者和官媒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经常使用两招，一是搅混水，二是各打五十大板！

这套办法在处理“周秀云”案件中显得尤为突出。官方媒体和执法人员他不管周秀云大姐是不是弱者，他也不管包工头剥削了周秀云多少血汗钱，更不管周秀云是因为遭受到了何种程度的凌虐，其亲朋才愤而骂街！

官媒和民警直到周大姐死的那一刻，还死死的揪住微不足道的细节不放：既然你骂脏话了，那就是双方都不理智，那就是双方都有责任，双方必须互相检讨！——这是什么混蛋逻辑！

从以上这件事我们能够看出，“特色”执法者已经将“义理”这种人伦血液从法律条文中抽空了。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另一项要素“事功”还在不在？！

所谓事功，亦即要“厚赏重罚、荣誉同轨、赏罚敬信、奖惩公允”，也就是所谓的“赏以劝善”。

不用笔者细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现在替“聂树斌”、“周秀云”们奔走呼号、竭力维权的法律工作者和民间媒体会有“事功”吗？！我想即便最终能够证明其冤，这些正义之士得到的也无非就是几句道谢的话。而在此期间，这些正义力量还得时时刻刻面临着“约谈”和“关停”的危险！为政如此，还大言不惭的谈什么“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的伟大蓝图？！

小结：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去寻求善治，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在信守法度，惩恶扬善，富国强兵这些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到了现在，司法领域内所谓的“特色先进工作者”，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的人。整日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老百姓能不怨愤和害怕吗？！

天涯观察 2015-08-23 08: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