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杨连宁:中国人为什么只恨贪官,不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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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人恨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恨自己没贪上。因而,只办贪官、不改制度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国人不愿过一种谁都贪不上了的没劲儿生活。


譬如中国人满世界自诩说,我们中国人的家庭亲情比西方人浓厚。其实,这也是中国人在为自己的“啃老”“坑老”辩护,在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内亲外疏的潜规则护短,为中国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护犊子。


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官治、官有、官享”而非“民治、民有、民享”的。维护宗法血缘、亲缘价值的至高无上,是历朝历代的制度选择。每当面临选择时,“肥 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则,成了保底的底线。不由分说,统治阶层历来都会依照保亲不保疏、保内不保外,保己不保人,保族不保国,保权不保民的原则,做出于己有 利的选择,放弃于己不利的选择。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是所有专制国家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公权力的私有化,也决定了权 力的自利本性会被绥靖、被骄纵、被放大。


“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事实 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1792年访华的马格尔尼还看到, “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你发现官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诈欺,早已成了中国社会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溃败的主要病兆。在华生活了22年的另一个“中国通”史密斯发现,官方 常会猜疑“所有的团体都想秘密谋反”,民间则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的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了”。一百多年过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 这一类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吗?淡化了吗?没有吧?


国内的“官治、官有、官享”状态,是官民奉行同一个价值观与行为 规则的结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类人格缺陷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官贪民刁”的恶性互动?因为官民同根,谱系一家嘛。所谓官,不就是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 废”的老百姓吗?所谓民,不过是渴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候任官员罢了。中国古有“富不为官”一说,潜台词就是“贫则当官”——出身越是卑贱的草 根一族,越是执迷于当官掌权,鸡毛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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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取消了科举,做官也没了障碍,靠血亲、人脉、小圈子与人身依附飞黄腾达 的,比比皆是。但凡一个人,只要你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又能卖身投靠,“向上爬”并不难。“向上爬”作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标,支持了“一朝有职 级,终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潜规则,也支持了“一阔脸就变”“富易妻,贵易友”的潜规则。国内这种官贵民贱、权大法小的常态,与西方官员“上得厅 堂,下得厨房”的常态,不是大相径庭吗?


文革曾把干部们整肃得人人挨斗,个个褪皮,一时不敢再当干部,连干部子弟都一度避 之不及;可如今呢?干部子弟当工人、当农民的还有吗?别说井下挖煤的,工地上盖楼的没有干部子弟,你能从工厂的流水线上或餐馆酒店的服务生里给我找出个把 干部子弟来,也得花你一番功夫,还不一定有收获呢。当年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干部不在少数,如今也有贪官被惩治得家破人亡,但正如朱元璋的扒皮揎草也无法阻遏 “有人漏夜赶科场”一样,文革把不少干部整得家破人亡,也无法阻遏如今中国人要前仆后继地当官。


正因为“百代皆行秦政 制”,数千年全都奉行这种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关进笼子里,令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功能。“中国人主体未达到人格状态,最易于培植专制主义,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长期以来,宗教,道德,法律联在一起制造‘恐惧’,人或是生活在恐惧中,或是用恐惧来统治人。以‘恐惧’ 为主要范畴的专制主义,禁闭了人的意志与思维”(黑格尔语)。


很显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政策刻意 训练出中国人的奴性,两千年日积月累的笼子禁锢,把冷暴力弄成了中国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一种自虐生活方式。连家长也都习惯了从小就打骂训诫孩子,习惯 了左不准右不行地发布禁令,而不是鼓励孩子去探索什么尝试什么。被关进笼子里的中国人成了“类人孩”(余世存语),发生了近亲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 能力退化甚至种群退化,退化出一种匍匐在权威脚下的“无限谄媚、无限雌伏”(王小波语)精神,无疑是热暴力与冷暴力交替施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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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塑造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 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 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陈独秀语)。


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坏人做坏事;因而大 众对于贪腐的敏感,远远大于对制度性缺陷的敏感。其实,决策错误造成的资源浪费比贪污可怕得多,制度缺陷造成的资源错配与贫富不均,远比官员贪贿严重。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千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1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


又譬如“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通货膨胀被用于壮大国家资本”(刘易斯语),国家的投资榨空了民众的消费,所造成有亲有疏的苦乐不均,远比贪腐严重。然而中国人仍旧是只恨贪官,不改制度。究其深层原因,不是由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民族性格决定的吗?

【转载自凤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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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载 2015-10-02 19: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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