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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人恨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恨自己没贪上。因而，只办贪官、不改制度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国人不愿过一种谁都贪不上了的没劲儿生活。

譬如中国人满世界自诩说，我们中国人的家庭亲情比西方人浓厚。其实，这也是中国人在为自己的“啃老”“坑老”辩护，在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内亲外疏的潜规则护短，为中国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护犊子。

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官治、官有、官享”而非“民治、民有、民享”的。维护宗法血缘、亲缘价值的至高无上，是历朝历代的制度选择。每当面临选择时，“肥 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则，成了保底的底线。不由分说，统治阶层历来都会依照保亲不保疏、保内不保外，保己不保人，保族不保国，保权不保民的原则,做出于己有 利的选择，放弃于己不利的选择。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是所有专制国家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公权力的私有化，也决定了权 力的自利本性会被绥靖、被骄纵、被放大。

“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事实 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1792年访华的马格尔尼还看到， “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你发现官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诈欺，早已成了中国社会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溃败的主要病兆。在华生活了22年的另一个“中国通”史密斯发现，官方 常会猜疑“所有的团体都想秘密谋反”，民间则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的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了”。一百多年过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 这一类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吗？淡化了吗？没有吧？

国内的“官治、官有、官享”状态，是官民奉行同一个价值观与行为 规则的结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类人格缺陷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官贪民刁”的恶性互动？因为官民同根，谱系一家嘛。所谓官，不就是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 废”的老百姓吗？所谓民，不过是渴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候任官员罢了。中国古有“富不为官”一说，潜台词就是“贫则当官”——出身越是卑贱的草 根一族，越是执迷于当官掌权，鸡毛上天。

近代以来取消了科举，做官也没了障碍，靠血亲、人脉、小圈子与人身依附飞黄腾达 的，比比皆是。但凡一个人，只要你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又能卖身投靠，“向上爬”并不难。“向上爬”作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标，支持了“一朝有职 级，终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潜规则，也支持了“一阔脸就变”“富易妻，贵易友”的潜规则。国内这种官贵民贱、权大法小的常态，与西方官员“上得厅 堂，下得厨房”的常态，不是大相径庭吗？

文革曾把干部们整肃得人人挨斗，个个褪皮，一时不敢再当干部，连干部子弟都一度避 之不及；可如今呢？干部子弟当工人、当农民的还有吗？别说井下挖煤的，工地上盖楼的没有干部子弟，你能从工厂的流水线上或餐馆酒店的服务生里给我找出个把 干部子弟来，也得花你一番功夫，还不一定有收获呢。当年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干部不在少数，如今也有贪官被惩治得家破人亡，但正如朱元璋的扒皮揎草也无法阻遏 “有人漏夜赶科场”一样，文革把不少干部整得家破人亡，也无法阻遏如今中国人要前仆后继地当官。

正因为“百代皆行秦政 制”，数千年全都奉行这种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关进笼子里，令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功能。“中国人主体未达到人格状态，最易于培植专制主义，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长期以来，宗教，道德，法律联在一起制造‘恐惧’，人或是生活在恐惧中，或是用恐惧来统治人。以‘恐惧’ 为主要范畴的专制主义，禁闭了人的意志与思维”（黑格尔语）。

很显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政策刻意 训练出中国人的奴性，两千年日积月累的笼子禁锢，把冷暴力弄成了中国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一种自虐生活方式。连家长也都习惯了从小就打骂训诫孩子，习惯 了左不准右不行地发布禁令，而不是鼓励孩子去探索什么尝试什么。被关进笼子里的中国人成了“类人孩”（余世存语），发生了近亲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 能力退化甚至种群退化，退化出一种匍匐在权威脚下的“无限谄媚、无限雌伏”（王小波语）精神，无疑是热暴力与冷暴力交替施虐的结果。

两千年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塑造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 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 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陈独秀语）。

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坏人做坏事；因而大 众对于贪腐的敏感，远远大于对制度性缺陷的敏感。其实，决策错误造成的资源浪费比贪污可怕得多，制度缺陷造成的资源错配与贫富不均，远比官员贪贿严重。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千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1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

又譬如“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通货膨胀被用于壮大国家资本”（刘易斯语），国家的投资榨空了民众的消费，所造成有亲有疏的苦乐不均，远比贪腐严重。然而中国人仍旧是只恨贪官，不改制度。究其深层原因，不是由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民族性格决定的吗？

【转载自凤凰新闻】

网载 2015-10-02 19: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