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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他认为自己“正在成长为一个伟大作家”。去年他因《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他对是否获得这个奖有种无所谓的态度。有人认为这个奖至少可以为他的新书带来更多的销量,但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给它带来了什么呢”? 这个时代,不想看戏都不可能 作者 | 萧三匝 刘震云坐地铁前来,他有宝马车,只是不常开,来得匆忙,头发有些乱。 “拍个照片吧?” “好。” 他悉悉索索地翻随身背的旅行包,三分钟后,摸出来一把刨花梳,“我得梳梳头”。 他以前小说的主角都是男的,在新书《我不是潘金莲》里,着力写了一个叫李雪莲的女人。李雪莲开始上访生涯之前,办了七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找了个美发馆拾掇头发。 刘震云的书首印量不断攀升。当年《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到《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潘金莲》已经是50万。而且《潘金莲》上市才一个多月,已加印了10万册。按刘的预估,下本书首印就会是60万、70万。 长江文艺出版社是他相对固定的合作伙伴,他很信任该出版社的“金大姐”,“金大姐她会摆(题材),就这么简单。” 金大姐就是知名出版人金丽红。1989年底,金丽红还在华艺出版社。彼时她策划做一个中国当代着名作家新作大系,邀请王蒙和从维熙担纲主编。首批推出的13个人是张抗抗等如今60岁以上的作家。第二批就是刘震云、王朔、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从维熙推荐的刘震云。这个榜单,争议与反响都极大。 此后,刘震云的小说除了《一腔废话》,都是金丽红出的。金2003年到长江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以后,把刘震云这个作者资源也带了过来。 如今,刘震云与长江文艺的合作模式是:刘震云写作前会告诉长江文艺他的计划,写完以后,长江文艺会提修改意见。 《潘金莲》原来的结尾不是现在这样的,书稿拿到长江文艺北京图书中心以后,该中心总编辑安波舜就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刘震云修改时也参考了安的意见。《潘金莲》的书稿其实在《一句顶一万句》之后不久就已经写完,但长江文艺准备拿《一句顶一万句》申报去年的茅盾文学奖,安波舜感觉《潘金莲》“写得太好了,太有冲击力了,我们要把它放出来的话,那刘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能否评上茅盾文学奖很难说”。出于出版周期等方面的考虑,安波舜建议《潘金莲》今年出版,刘震云也同意了。此外,按刘震云的想法,新书书名就叫《严肃》,他提供了几个备选方案,其中一个是《我不是潘金莲》,但长江文艺上下都认为《我不是潘金莲》比《严肃》强得多,刘震云虽然开始时有些顾虑,后来还是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见。 金丽红与刘震云是一种“相互感激”的感情。因为与金丽红合作默契,刘震云后来还把顾城的《英儿》和吴小莉的书推荐给金丽红出版。 “刘老师人品特好,总想着让我们也有利益。王朔不是说嘛,‘最好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金丽红眼中,刘震云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既有要求,又很自律的人。他住顺义,离出版社远,金丽红每次要派司机去接他都不让。在出版社时,到了饭点,金丽红要请他,他都坚持到街边小店吃炸酱面。 金丽红觉得,刘震云之所以走得长远,是因为他不忘本,着眼的都是“国家与民族的大问题,微言大义”。这么多年来,刘震云“在本质上从来没有变过,变的只是写法”:他年轻时的作品如《一地鸡毛》是典型的白描式现实主义;《故乡》系列有意识流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从《手机》、《我叫刘跃进》开始,到《一句顶一万句》、《潘金莲》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潘金莲》讲了个简单的故事。 刘震云喜欢轴人,女主角李雪莲就是一个轴人。她为了超生一个孩子,和丈夫秦玉河办了假离婚。哪晓得孩子生了,秦玉河却弄假成真,和别的女人迅速结了婚。为了给自己的背叛找到借口,秦玉河还反诬她是潘金莲,“天知道这个二胎是谁的”?李雪莲于是上访,诉求很简单:“上面”要判定她当初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他们得复婚,复婚以后她再和秦玉河离婚。 接访的人基本上都很严肃地对待这案子,不过离婚证是真的,他们又怎么能随便改判呢?李雪莲要让别人相信她不是潘金莲,从县法院上访到县政府,到市政府,一直到两会期间的人民大会堂。既然领导都管不了她的事,她后来干脆把每一级领导都告了。一个芝麻大的事最后惊动了国家领导人,领导人一发火,没想到下面的人把与这案子有关的省长、市长、县长、县法院院长、县法院专职委员、县法院审判员一干人等都给办了。 事情搞得如此惊天动地,李雪莲就成了新任领导的祖宗。她不知疲倦地上访,领导们就只能不知疲倦地截访——截访史简直就是领导干部对一个草民的求情史。 正文说的是下台县长史为民的故事。 史为民下台后,在县城开了个小饭店“又一村”贴补家用,专卖“连骨熟肉”。这一年,老史的姨妈去世,他千里奔丧,往回走的时候正逢春运。他本打算慢慢安排归期,但在北京时接到了牌友老布的电话,叫他赶紧回去打麻将。麻将对他来说本来就重要,更重要的是老布告诉他牌友老解得了脑瘤,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年后就要开刀,所以这最后的一次麻将对老解来说很重要。老史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赶紧赶回家。但春运期间买票难,他只有干着急。这一瞬间他大概想到了李雪莲,就在包里掏出了一张纸,上书几个大字:我要申冤。四个警察在一分钟内摁倒了老史,他被协警遣送回了老家,还没买票。回到家后警察发现他竟然是假上访,问他行为动机,他的回答是:“玩呢”。 一个人逐级上访为了讨个说法,一个人为了陪牌友打最后一次麻将冒充上访者,前者还是后者下台的原因。 按刘震云的话说,他的小说让人看后会脱口而出一句评价——“这孙子!”他对这个评价很受用。 但他不承认自己幽默。“我的语言不幽默。语言幽默是个特别浅的层次,说相声没问题,演小品没问题,但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局限于一种语言幽默,挺讨厌的,那你改说相声就完了。真正的幽默是第二层——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比如《潘金莲》第一章第一节李雪莲去找王公道,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上访;第二章第一节王公道找李雪莲,也是攀了半天远亲,是为了不让她上访。好多人看了乐得肚子疼。但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还不是幽默最高的层面,最高的层面是你后面的认识。为什么这事儿表面那么庄严,背后这么荒谬?荒诞感不是靠一个人巧舌如簧说出来的,真正的幽默是没说出来的东西。小说中的认识,一定跟生活中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小说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刘震云的看法跟所有人的看法是一样的,那所有人为什么要看刘震云呢?” “这是一个喜剧时代。生活本身就挺幽默的,你不想看戏都不可能。”刘感叹,比如,在中国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领导在台上讲话,手里拿一叠文件在读,下面的人坐着听,拿的是同一文件,他在不停地记。“他念的跟你手里的一样,你记什么呢?我是领导我就急了,难道我这个文件还不够吗?你还要再写点什么发挥一下吗?如果你没发挥,你记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不集中精力听我念呢?如果你记的跟我念的是一样的话,那你是骗谁呢?你骗台上的领导,那你不把领导当傻逼了吗?我是傻逼能当官比你大吗?”生活已然如此幽默,他只需要做“生活的搬运工”就行了。“搬运工需要特别老实,机场一搬运工,卸下来一行李,从里面拿出点东西装你自己包里,这不行啊。另外,你也不能往顾客包里搁东西,搁大麻和摇头丸,一样进监狱。” 搬运很简单,不简单的是怎么码放。刘震云现在看别人的作品,就看人家码放素材的水平,一看马上就知道他行不行。“你把好几个八爪章鱼放到一块儿,它们之间会编织出一种不同的形象。” 码放能力其实就是结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潘金莲》,刘震云没有明说的话立马噼里啪啦蹦出纸面:县长史为民就跟李雪莲见过一面,对话不会超过十句话,为什么李雪莲能让他从一个县长变成饭店小老板?整个故事中,官员们并无过错,他们很严肃地对待李雪莲的上访,为什么反倒是有错的李雪莲给他们带来了霉运?国家领导人虽然发了火,但并没有指示让一干官员或停止升迁,或即刻下台,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仕途发生了巨变? 这说的已经不是上访的事了。 刘震云说,这个国家什么都不缺,就缺思想,缺远见,所以会三天两头修路,会三天两头塌桥,官当到了相当高的级别还贪钱。他希望从小说家的视角关注现实,而故事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在他看来,把故事、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不过是初级作家干的事儿。况且,“真正创造故事的是政治家”。 在《潘金莲》首发式上,评论家雷达说,《潘金莲》写的是“中国官员的生态,包含着极为尖锐的对现实的干预,对人民疾苦的呼吁。” 最早概括出刘震云的文学观的大概是摩罗,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说,他在1997年写过一篇研究刘震云的专题论文,标题就是《喜剧时代的批评家》。在他1998年的成名作《耻辱者手记》里,就曾断定刘震云是当代中国文坛不可多得的大作家。“看一个作家是不是大作家,主要是看他与他的民族、他的时代的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或者说揭示得有多深。” “我可是北大毕业的。”刘震云说,他的文学观与北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吴组缃教授曾告诉他赵树理与鲁迅的区别:两人都写乡村,但赵树理是通过村庄看世界,而鲁迅是通过世界看村庄,所以立意高下有别。为了通过世界看村庄,他认真读过康德、尼采、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迪卡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到现在他都觉得这些哲学家“很伟大”。他们影响了他,一个显见的例证是,西方当代哲学曾经是语言哲学的天下,而刘震云几年前就曾告诉本刊记者,他的“一字头”系列小说(如《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探讨的就是人与语言的关系。 有人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搞了一个排名,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钱钟书之后就是刘震云。 “哎呦!非要跟他几个排一块?其实我心目中不是这么排的。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柳永、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蒲松龄、鲁迅、刘震云,(这么排)不行吗?”听说这个排名后,他如此回答。也不知是为了找补还是揶揄,他接下来一句是:“当然,林语堂也不错,林语堂英语挺好”。 他认为自己“正在成长为一个伟大作家”。去年他因《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他对是否获得这个奖有种无所谓的态度。有人认为这个奖至少可以为他的新书带来更多的销量,但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给它带来了什么呢”? 不过他还是那个天天买菜、有事没事都往河南老家跑的中年男人,他的狂有收束,他清楚自己的边界。 中国作家网主编刘颋长期关注刘震云的创作变迁,在她看来,刘最近几部作品最大的变化是,作为作家的刘震云正在从作品中隐身。 刘震云很高兴有人能看出他的变化。他说,变化是从《一句顶一万句》开始的,那时他认识到了作者的见识永远是偏颇的、主观的,最主观的东西是最站不住的,他必须把主观还原成客观,所以作家不应是一个诉说者,而应是倾听者。 “作家想一部比一部写得牛逼,我觉得这特别肤浅与自私,一定是作品往前走,作者往后退。我越往后退,觉得眼前越开阔。过去你会看到刘震云带着一帮人在往前走,现在你会发现,书里的人物在哇哇地往前走,作者可能在这个队伍里正东张西望跟人聊天呢。我觉得这是作家最好的状态。有人出于对家庭的反感,说我爹不是东西,我跟他吵架了,动刀子了,出走了,我觉得这不是作家该扮演的角色。有些作家开始评论社会现象,跟现实的事贴得特别紧,那就不是说往前走的问题了,他已经跳过来了。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家特别多,这样的作家一定特别肤浅。”刘震云说,他不会写杂文、时评一类的文章,不会做那种让他讨厌的、通常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我的话基本上在小说里都说完了”。 他甚至不愿意尝试散文、诗歌写作,理由是“如果你没有深入地研究,想散文写的跟韩愈似的,那是不可能的。真正好的散文,是非常需要功力的。诗歌?这么多年你都不跟李白、杜甫打个电话,怎么能一下就写好?就把小说写好,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他不拒绝导演把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他说:“影视让我的作品知名度呈几何级数扩展,让我拿到第二次稿费。钱对作家不是最重要,但也是相当重要的,可以维护他的自尊。如果是在寒酸状态下,写出的作品也是寒酸的。” “现在有没有导演想改编《潘金莲》的意向?” “会有,但是我觉得困难会很大。”刘震云暂停几秒钟后,“但是,一定有,关键问题是能不能碰到个伟大的导演,一个伟大的导演一定能把它拍成特别好的电影,因为它不是一部政治小说”。 本文选自萧三匝《刘震云:这个时代,不想看戏都不可能》,转载请注明来源。
“如今严肃文学(作品)能卖5万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都只能卖5千册、一两万册。我觉得,在中国,像我这样(畅销)的作家肯定是不多的。”他有些小得意。生活本身就挺幽默的,你不想看戏都不可能
小说到此结尾,刘震云就不是刘震云了。他用了267页铺陈李雪莲的上访史,但这267页只是整本小说的序言。而正文,只有16页,三四千字。这种结构赢得了与他熟识多年的评论家张颐武的一顿猛夸:“我建议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鲁奖主要奖励短片小说——记者注),把前面的拿去得茅盾文学奖,。”正在成长为一个伟大作家
刘震云有些狂。
再说说电影《温故1942》。多年以来,在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影片里,刘震云都是编剧,他眼中自己不是编剧,而他改编的只是自己的小说。“今天的饭是在你们家做,也是在你们家吃,跟饭馆可不一样,所以你就不能叫厨师,专门在饭馆做饭才能叫厨师。另外,原来你老蒸蛋羹吃,但今天说能不能变个鸡蛋炒西红柿?我说行啊,这就是我与编剧的关系。如果有导演说让我改编个别人的作品,我马上会问:‘你谁啊’?”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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