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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大学的一位院长在纪念周上公开讲演“民主”，说“校长为政府之代表，有资格谈民主；教授为校长所聘，可以稍谈一点民主；至于学生则根本不能谈民主。”

　　可惜无法亲聆那位院长先生的“高论”，不知他所说的详细理由是什么。但从这简单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不难推论一些出来。能够代表政府的校长(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长并没算在内)，当然“有资格谈民主”，而且只要能够代表政府而决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资格，某院长本人即为实例。因为他们这类的先生们所谈的不过是括号内的“民主”，也可以说是“政府主”或“××主”，与人民利不相关而害相连，大谈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们的言论不一定都能够代表政府，有的谈到民主就要认真起来(这是每个爱好真理的学者所必有的态度)，这样会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校长聘的，双方都应该顾及到一点情面，只要在不大妨碍校长以及校长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谈一点民主”的。至于学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赋有特殊使命来挂名读书的人们，都是年少气盛，遇事更其认真，说起话来，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顾忌，若让他们来谈民主，就会要真正的彻底的来谈一下，这是与校长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谈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能谈民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训青年的文章中，我们又看到这类的话，要我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来贡献给国家和革命。乍看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头一个问题暂且不去讨论它，只就第二个来说。要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就来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么样的自由可拿出来贡献和牺牲的。今天青年有集会结社、读书阅报的自由么?完全没有。有谈话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么?也完全没有。也许可以说，青年不是还有失学、失业、饥饿和死亡的自由么(目前这样的“自由人”真太多了!)?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乐于“牺牲”而唯恐“牺牲”不掉的，试问教训青年要牺牲的先生有办法让他们“牺牲”这些自由么?否则叫青年贡献什么和如何贡献给国家和革命?说到平等，青年并没有和一切别的人争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许多等级的不平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做牺牲品的。至于所谓“个人的平等”，在我这个笨人看来真太难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发生，自然更想不到还有“个人的平等”是应该贡献出来的了。

　　话说到这里可以转回来，我们不要骂那位院长所说的都是屁话，而应该说他所说的正是实情；也不要以为这位名人对青年的要求太过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实”。

　　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虽然有时也要牵着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们来唱唱“爱自由、爱民主”的歌调(但紧接在后面的总要露出那些什么第一什么集中之类的狐狸原腔来)，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黄元真 2012-08-21 17: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