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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幼棣，学者、作家。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编，工业采访室副主任，教科文、政治采访室主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现已退休。主要着作有《怅望山河》、《后望书》、《大国医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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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朱幼棣先生的《后望书》第三节略长，由于篇幅限制编者节选了前四部分。可点击阅读原文链接登陆爱思想官方网站或者下载爱思想APP阅读全文。

幅员辽阔的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城镇最多的国家。

也许，中国传统的文化城镇，在爆破和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已经掀向它的"最后一页"。

欧风美雨正扫荡着中国大小城镇。摩天大楼森林一般生长，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正在消失殆尽。

一追寻中国城市的血脉

中国国家的概念起源于古代城邦--一座城市便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广布在城乡，但主要凝聚和保留在城镇里。这是孕育我们智能和生命的地方。

"不积圭土，难成高山。"中国城镇延续绵长，历史从未间断，中国的 2 000多个古城镇，几乎每一城市都可以追溯到久远，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即使遭过战火焚毁、洪水的淹没，古城中仍存在不同时代的大量历史文化古迹，像涝灾过后沃土上生长出蓬勃的新一茬庄稼一样，城市的修复与重建同样是生命与文化的延续与生长。有人把建筑比做凝固的音乐，那么城市就应该是一部凝固的乐章。

把中国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简单地归结为"农耕时代产物"、走完了历史进程的"木构建筑"，"从自己的娘胎里孕育不出自己的民族建筑"等等，是"博学"的无知与浅薄。

把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特色的消失，产生不出东方的经典，归之于缺少规划和设计大师，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城市大规模建设的高潮中，中西方文化强烈的碰撞、古老与现代的对接之中产生不出大师？

我们不妨略作回望。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势衰微，城镇凋敝，战乱不已。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宗师的吕彦直、梁思成、杨廷宝等人，都崛起于那个时代。这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科学现象。

他们几乎都有相同的经历，留学海外归来，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既采用现代建造技术，又能创造性地发扬中国传统民族形式。中山陵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向海内外"悬赏"--即招标征集设计方案。方案不是由国民党领导人拍板决定。但事先已经过各界广泛的讨论，发表文章，确定了中山陵"开放式纪念"，和"至大、至德、至善"的指导思想。要求其风格为中国"古式"或"中西合璧"。那时没有业主和业内人士的概念，特聘的四位顾问，即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专家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和雕塑家李金发开会评审。交通部南洋大学为交通大学前身，凌鸿勋曾留学美国三年。虽然在美铁路公司工作并在加伦比亚大学学习，但他大抵并没有为学位而是为中国现代化的本领而求学，是继詹天佑之后我国着名的铁路专家，设计的铁路超过１ ０００条，勘查过的公路超过４ ０００条。当时年仅31岁的建筑师吕彦直也没有什么名气，他在上海报名应征，在４０多个设计方案中被评为第一。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李金发评价说："造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王一亭说："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吕彦直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并聘吕彦直为陵墓建筑师。

我们看看吕彦直这位设计大师的简历，就可知道他的方案被选中，绝非偶然。吕彦直于1894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自幼喜欢绘画，八岁丧父，九岁随姐姐侨居巴黎，在那里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1928年回国读书，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之后，他充任美国名建筑师墨菲的助手，参加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大)和北京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与此同时，他还对北京明清故宫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亲手绘制了不少故宫建筑图，从而对我国清代古建筑及欧美建筑风格特点都有了全面直接的认识。到1925年投标中山陵时，他已有了7年建筑设计的实践经验，其中重要的有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大楼、南京最高法院、东南大学科学馆等等。这位年轻的天才，在中山陵建设未竣工时，即因辛劳而早逝。

千百年来，中国的城市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些定式和规律。

先说规划。古代中国城市也许没有单独的规划局、城建局这类的政府机构，但多是按严格规划建设的。都城、州府和地区的中心城市、边防重镇，更是如此。都城的设计，更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和审定，府尹与太守之类，是做不了主的。

这些古代城市规划基本上遵循着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无论是商业城市还是行政中心，都有周密的规划，建设的"次序"也十分严格。先做供水和地下排水系统，后做街道和地面建筑；先造钟鼓楼、寺庙、学宫等"公共建筑"，形成城内型制宏大的标志性建筑物，再建店铺民宅。我在山东临淄就考察过两千多年前齐国都城规模宏大的下水道遗存。县、州、府和都城中的有寺观、学宫、坛庙--这些都在今天成了名胜古迹。

再说建筑。

建筑风格与艺术价值并不取决于材料，而是格局、建构、造型和细节表达的内涵。中国地域广大，建筑的材料多样，从来没有排斥过"石构建筑"和新的建筑材料--隋代李春的赵州桥，明代寺院广布的无梁殿，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等等。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云南地高爽，虽远处南疆，气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筑兼有南北之风。……滇西大理、丽江一带，石产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筑者亦多。"看来，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大师已经把大理与丽江古城纳入了视野。而我们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场大地震后，才在危房的抢救中，发现了丽江的惊人之美。丽江古城风貌的保存，还有一个原因，即缺乏资金，不能大拆大建，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勉强修旧如旧，这终于为后代留下了青春不老的"丽江印象"。

中国传统城镇的凋敝，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衰落同步。

随之而来的是，在炮火、烟尘和残垣断壁中，在五光十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自信丧失和迷失。

令人可悲的是--正如梁思成几十年前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所说的，"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满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着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这与战争炮火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19世纪末，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否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中达到了顶峰。

和北京一样，中国的许多城市建设并不缺规划，有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制订。我不清楚历届政府做过多少次调整、修改和重新制订。据调查，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制定城市规划的"寿命"，平均不到12年。

城市规划的"短命"反映了决策者、制订者的知识、观念和眼光。规划的思想脉络是什么？规划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有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执行？

规划是人制定的，人既可以制定，当然能够修改调整。但在商品经济中，现在修改或调整规划，充满了其他不确定因素，规划部门成了最有权力的行政机关。几位老乡，准备在城南建一座商城，看中了一家工厂的仓库，双方达成了联合开发的协议。后来到规划部门一看，这片土地在规划图上却画着一个蓝汪汪的大湖，厂长也不知有此规划。这里根本没有水，只有一条臭水沟从仓库墙外流过，20年了，污染未曾治理。可规划上是水上公园，商城肯定不能建。好在现在有专门办批文的公司，花了100万元委托他们，搞到规划部门批文，允许建临时建筑。而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流进谁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

良田改工业用地，工业厂区改建小区和商品房，预留的绿地变别墅，其前提都要有规划--而这里的潜规则，都需要花钱。

某一省会城市的规划局长空缺，几个地方官员争着到京城活动跑官，请上头的相关领导或秘书"发话"，有的带了几十万"活动"经费，"同伙"的有一个是我的熟人。在宾馆喝茶的时候，我问，这个职位值那么多钱？他说，与市公安局长差不多吧，可能还更实惠一点，一年挣个200万没问题。我不禁哑然。

有的地方换一届领导就出一个规划。城市规划往往交给设计研究单位，只要拿钱就干活，领导要怎样制订规划就怎样制订。贪大求洋，翻来覆去。一纸规划实施起来有多少约束力？能约束的也就是一些小商小贩和居民的违章建筑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学建筑工程设计教育的悲哀--"现在是业主教育设计师的年代"。

同样到具体的建筑物设计也是如此。这是给一些公费出国考察团编的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参观拍照"。一些单位的官员、公司老板往往拿着出国时拍摄的某个欧式建筑照片，让建筑部门按此模样建造。设计单位为了挣到钱，业主单位怎么说，设计人员就怎么画，施工单位当然也就怎么做。

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时尚跟风、弄雅成俗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很难指望业主对建筑有多少文化上的理解。还有些专家学者，在洋风劲吹之下，"虽然对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之心理"，他们把这种"鄙弃厌恶"上升和包装成学问，是迟早的事情。

外来的"和尚"念的自然是真经。对外国设计师高报酬，言听计从；对国内建筑师压级压价，颐指气使。在重大工程的招标中，国内建筑设计单位与外国建筑设计单位联合，实际上仅仅为了给他人搭建一个平台，中国建筑师的设计仅作陪衬，他们的创造与创新的机会一次次被无情地剥夺。这无形中加剧了一些国内建筑师随波逐流的心态。

在恶劣无序的建筑市场角逐中，为数不多的建筑精英们无暇集中精力创造出更多的好作品，而是把精力和才能放在谈判桌内外，放在"开拓"市场上。只有获取足够的订单才能求生存，才能过好日子。他们不像教授学者，而更像游走叫卖的商人小贩。建筑师文化思想和独立精神之流失，是中国当代建筑也是城市的悲哀！

于是，拆、建；拆、建。一座座城市终于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二城市化的提速与负载

争论"破坏性建设"，还是"建设性破坏"本身没有多大意义。

几乎所有的城镇都经历着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推土机、挖土机、打桩机、混凝土和塔吊的森林、时髦的玻璃幕墙与钢铁的构建，广场喷泉雕塑和绿地……摩天大楼、立交桥，以及城乡间低矮的棚屋、高低不平的土路，老街旧城的废墟，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最常见、最壮丽，也最破败的风景。

现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多少？

有人说还很低，只有30%～40%。

其实，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已经达到了70％～80％。北京、上海、天津绝大多数的县已经变成了城区，乡镇变成了街道和社区。广州、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等大城市，像一个个巨大的磁场，把周围的乡镇都吸为城区，西安市甚至把百里外的临潼都吸入了城区。北京、上海取消了农业户口，浙江即将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

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就有水流、路径和方向的问题。

"亡其国，先亡其史"，这从来都是外来闯入者狠毒的一招。重温历史，不堪回首中的回望--在时间的坐标中，才能找到今天的定位参照。

两千年的时光依稀。100多年，不算太遥远，半个世纪，更能精确地计算与测距。城市的扩大与停滞，大跃进与大跨越，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一再交错进行的变速成了中国发展的钟摆一般的"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实际上采用农村与城市两元分隔的模式和管理方法。农村与城市发展，农村、城市的行政组织管理，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都通过计划安排，用高度集中的行政办法进行协调解决。户籍与粮票--地方粮票与全国粮票--则把没有"粮票"的农民，一年四季固定在乡村与土地上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领袖与诗人理想的农村田园风光。

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高潮中，我国中西部大批工矿型城市出现了。兴办工矿企业到农村招工；城市无法解决就业问题，靠"上山下乡"缓解失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和粮食产量"放卫星"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城镇首先精简居民，动员来自农村的职工返乡，并对全国城市规模进行了压缩，4年中撤销建制市40多个。对城乡人口流动，特别是大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实行了严格控制和限制。

潮涨潮落的中国经济，在"文化革命"中更是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表3.1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

在建国后前30年中，我国城镇人口仅增加了约1?郾3亿。

２００７年春天，我到英国访问，从伦敦、剑桥、曼彻斯特、爱丁堡和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在２０多天的行程中，我再次想到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当时一个重要的指标是钢铁的产量，而现在则是ＧＤＰ。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大大超过英国，ＧＤＰ按照购买力评价实际也已经超过英国。但我们是不是缺失了什么？--文化、传统，还是城市的历史风貌？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与旅游业的兴起，科学、文化与历史显得如此的重要！

1980年后的20年间，城市化在中国提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减缓的势头。城镇净增人口约2?郾5亿，这还不包括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

农村劳动力的富裕一直是存在的。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人均不到一亩耕地，即使是中部许多农村，一家人也只有几亩地。在我的家乡，种地几乎到了绣花般"精致"的程度。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空前解放--这种"解放"的具体表现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在向城镇迁徙转移过程中，长期受到束缚的创造力和智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它与土地资源一样，在一波又一波开发中升值增值，并转化为巨额资本，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有力双翼。

进入本世纪后，城镇化进一步加快。

这是一组数据：从1978年～2003年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7?郾92%提高到40?郾53％，提高了23?郾6个百分点。近几年中国城镇化速度是前31年的3倍多，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速度的两倍多。目前中国设市城市达到了660多个，建制镇2万多个，城镇总人口达到了5亿多。据预测，在未来15～20年内，我国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将增加一倍，城市化平均水平将达到60％以上。

中国城镇化速度快、范围大、影响广。在连天的大潮涌浪中，人们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制度设计的情况下卷入其中。

四五千年的历史，农业革命、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中国大地上多次出现过众多的城镇，灿若群星。

疆域辽阔，气候和地理不同，人口民族众多，风情民俗迥异，注定了中国的传统城镇多姿多彩。江南水乡古镇乌镇、同里、周庄、西塘、南浔，与山西的平遥、祁县、代州各不相同，与陕北的榆林，更不用说云贵高原上的青岩、大理、丽江等等古城古镇，风貌各异，差距极大。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同一性，正是体现在这些差异中。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是由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推动，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发生的。动因和背景的趋同，打破了地理与区域的限制，不说强势文化--强势与文化无关。真正强势的是经济，特别是对"贫穷惯了"的古老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实际也是最直接的别无选择的抉择？

推进"城市化"还是提"城镇化"仍在争论。

在毫无准备、方向莫辨中，中国的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和膨胀期。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撤地改市，撤县建市。增加ＧＤＰ、开发区和工业区、招商引资、通过开发土地筹集资金和扩大财政收入，还有各项经济指标和政绩工程。至于要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人开出的方子就是把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一再提速，中国的城市实在不堪沉重的负载！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不仅仅是口号和领导的决心，而且不断变成了现实。

现在，全球有几个国际大都市？

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竟有３００多座城市的领导提出了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三"大手笔"们的挥写

"大手笔"，是不少城市领导对政绩工程的得意之谓。

书法与文章基于汉字，笔法基于笔形。"手笔"源于手执毛笔写汉字三大关纽。凡大家名人的文章、写的字或作的画，气势宏大，才有可能成为"大手笔"。当代书坛某些人手执拖把，蘸几十公斤墨汁，在地上画"巨书"--其实与大手笔无缘。

大手笔也需师承。

就书法而言，初唐诸家承"二王"，少师承颜柳，南宫、雪松承晋及初唐，苏、黄亦有承者。即使移地动天，总揽风雨，不变与变，总有轨迹可寻。--今天的"大手笔"，或许真的与作文作画作字无关了，与一个人的学识造诣无关了，只剩下了"办事、用钱的气派"。

到过许多城市，领导们言谈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动词是"打造"。

历史给了一些人登上城市建设舞台的机遇。从上任伊始，就以自己的理念和意志，不遗余力地"打造"城市--仿佛城市只是一块"烧红的铁板"。写到这里，脑海里不禁出现了这样一幅景象，铁匠们呼呼拉动风箱，在烈焰的窜动中，用钳子夹着烧红的铁板翻来覆去，挥动铁锤，火花四溅，随意"打造"。这个动词可以与许多名词组合，比如打造新区、打造中心商务区、打造国际会议区、打造城市品位，甚至还可以打造意在推介自己政绩的"城市名片"。

幸运，也是不幸。即使不是全部，但绝大多数政绩工程、腐败现象都与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与拆迁、征地有关。在这些"前腐后继"的故事中，多数人的命运也仅仅是无可奈何听命于天。

无论是新的小区，还是"拉链式"街道和"地标式"建筑，无论是新的建筑形式还是新的形式、新的内涵，城镇总不能长久地烤在"火焰"上，不能忍受"砧与铁锤"无休止的敲打--能打造的只有一个躯壳，而决不是灵魂。

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城镇的风格特色，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和文化范畴。

我们并不比古人高明，也不比后人聪明。当代，在"塑造"几百个中国"现代化"城市的同时，轻视历史，忽视文化传统的倾向十分普遍。

建筑设计既不考虑与周边的文化生活融合，更不考虑与当地的环境气候适应。建筑创新和建筑艺术基本谈不上，建筑理论也不起作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热火朝天的新区建设，有多少历史文化名城、沉淀着深厚历史的文化街区，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建筑物，遭到了无法挽回的破坏和拆毁。尽管有一些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可往往收效甚微。强者最终还是胜者。

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大同小异的城市着色。城市建筑的趋同化、城市风格和特色的消失……与此同时，仿造移植欧美之风盛行，不伦不类的建筑物大量出现。许多地方的酒店直接抄自欧洲城堡。有的小区原封不动地"照搬"国外小镇。这就是品位？

"豪华衙门"风生水起，屡禁不止，难道仅仅是"公仆意识"、"忧患意识"、"节俭意识"的缺失？有的办公楼气派得像宫殿，有的办公楼漂亮得像公园，不少办公楼都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河南郑州市惠济区政府建了个占地５３０亩，状似"白宫"的办公楼；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办公楼形如天安门；连仅有１２名在职职工的重庆市万州天成交通局，也建起了两栋建筑面积７ ０００平方米的"欧式"风格建筑。① 在青海省的一偏僻地区，我见到当地的法院竟照搬美国国会大厦的外形，其后面是一片荒滩。

在仍然贫穷的淮北的一个县的旷野上，有一座规模不小的"世界公园"。埃及的金字塔，纽约的世贸大厦，巴黎的凯旋门、雕塑等等，在这里一应俱全。真让人张开嘴巴就合不拢。

1996年秋天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地方上特意把考察淮北水灾后农村重建情况的中央领导一行领到这里参观。县委书记口若悬河地介绍自己的杰作。中央领导问，怎么想起建"世界公园"？这位书记说，是县领导到深圳考察世界公园后，决定集资建的。中央领导指着问，这座凯旋门是怎样修建的？这位书记咧着嘴"憨厚"地笑笑，说，是照一个挂历上的照片式样画出图纸建的。--我在人群中听了，顿感愕然。

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同采访。

我问一位当地乡干部："到这里来参观的游客多吗？投资怎么收回？"

他小声说，开始几天人还不少。一些农民听说园里有"光着身子的女人"，想来看个新鲜，就是池边的那几个雕塑。现在呢，没人来了，10元钱一张的门票，掏不起。看了光屁股的，就得饿肚皮了。他停了停说："不管怎么说，搞开发的老板，低价弄了这么一大片地，今后不管干甚，都发财了！"

浓云低垂，四野寥落，细细密密的雨丝不断从脸上滑落，在乡间的村路上走着，一头雾水，又湿又冷。

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如何延承历史的文脉，城市现代化如何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现代文明如何与东方灿烂的文化相衔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难以破解的课题。不管沿海还是内地，逛了一座城市，等于游历了几百座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严重下降，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粗陋和荒诞，豪华和铺张，在很多城市，很多建筑群落中集合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主要领导以及开发商起主导作用。官员或老板在城市建设中颐指气使，建筑师并没有发言权，更不用说广大城市居民了。不断改变的设计、规划，以及不断出现的败笔和失误，中国的城市已经很少能找到历史文化演进的踪迹了。

四拆！拆！拆！

其实有些很相似。毁灭以改造的名义出现，破坏以建设的名义出现，商业开发以保护抢救的名义出现。

中国多数城市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大拆大建。

大发展时代，也是大破坏时代？近年来的大拆大建，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除了一些领导的"政绩观"、"权力观"外，更多的与"城市改造"、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的商业利益、某些领导个人获得的好处，统统搅和在一起，动力不断，以致难以遏止。

大草坪、大花坛，城市变得千篇一律，布局相仿、建筑雷同，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辨中国还是欧美。为什么要拆掉古建筑，为什么不同时期、包括近现代建筑不能和谐地共处在一个城市！？

除了极少数城市和古镇外，已经没有完整的文化风貌。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城市的恢复和建设，是对"破旧"盲目的冲动，而经济条件又不具备，所谓的"立"也大多是因陋就简。"文化大革命"其实不在革命，而是对文化的蹂躏与割断。有些做法，如破"四旧"，似乎已经终结，可为什么相似的行为还在延续？如果说，过去主要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是"政治"冲动的话；而今天，却主要是官员的"政绩文化"，与开发商商业利益的双轮驱动。

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其文化和历史集中在市中心的三条坊、七条巷。"三坊七巷"是南后街两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7条坊巷的简称。"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三坊七巷"占地约40公顷，有居民3 600多户，14 000余人。这里坊巷纵横，屋宇精致，匠艺奇巧，集中体现了闽越古城的民居特色。走在浓荫蔽日，石板铺地的小巷上，穿行在白墙青瓦的老屋间，会使人神清气爽，生出很多遐想。

这里是闽江文化的荟萃之地，明清古建筑错落群集。更有林则徐、邓廷桢、左宗棠、郑孝胥的故居，严复、冰心等也是从这深幽的小巷中走出，走向了全国。这里有43处国家级、地方级的历史文化遗存。1992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教授阮仪三曾为福州做过城市规划，也通过了专家评审，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正式批准。大概是领导之间意见不同。

规划做出一年后，房地产开发热升温。"三坊七巷"位于福州市中心，寸土寸金，房地产开发商一眼就看出了其升值的潜力。领导要招商引资，要拿出最好的地块。他们请来香港李嘉诚投资开发"三坊七巷"。消息传开，福州的许多居民想不通，专家们更是联名在报纸上呼吁救救"三坊七巷"。《光明日报》以显着的版面做了报道。

香港豪富李嘉诚有钱，有地位，是请来的上宾。旧城"改造开发"工程，是要把整个"三坊七巷"重新"深翻"一遍，方案是在四周盖一圈３８层的住宅楼，中间再建一个大商场。这一来，整个城区的环境都将改变。

李嘉诚请香港着名的建筑师陈藉刚先生任首席顾问。陈藉刚先生得知阮仪三搞过一个规划，又持反对态度，于是便找到阮教授征求意见。阮先生把话说得很重："别干了，干了，身败名裂！"还送给他一本书《名城鉴赏与保护》。这使陈藉刚先生深受触动，后来他坚决请辞，退出了设计，不再参与"三坊七巷"的改建。箭在弦上，已绝无后退的可能，李嘉诚又找了别人接替陈藉刚。开发工程破土动工，旧房子不断拆毁。众多专家继续奔走呼号，新闻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一时沸沸扬扬，成了"焦点"问题。

房地产开发需要"滚动"，滚动不起来，资金周转就不灵。38层的大楼已盖了８层。李嘉诚只好停手不干。可当地有的领导仍一意孤行，准备在全国找几家大的公司，重新包装，接着开发。阮仪三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再次大声疾呼。据说由于一位中央领导看到了电视节目，过问了此事，才峰回路转。

建设部部长亲自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福州"三坊七巷"问题。会上，一致认为福州违反了国务院批准的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是知法犯法，建设部要求"三坊七巷"的开发工程全部停止，重新规划，重新审定。终于，在成片的瓦砾面前，日夜工作的推土机和挖掘机停了下来，除一坊两街被毁外，大部分街区终于得到了保存。

十余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保存下来的"三坊七巷"的文化和旅游的价值。

福州的"三坊七巷"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在新的一轮大拆大建中，许多文化古城失去了风貌，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建筑被破坏殆尽。

浙江定海古城被拆毁了。

贵州遵义古城风貌也受到严重破坏。除遵义会议旧址那幢楼房外，整条街区的其他房子都被拆光了，重新盖起所谓民国初年式样的房子，还开辟一个大广场以便举行大型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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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爱思想 朱幼棣 2015-08-23 08:47:54